燕園人在回憶錄裏提及張東蓀以“賣國”的罪名得罪當局，最後瘐死秦城。還提及了罪行是“提供了9兵團的入朝時間”。其實這是垬對張先定罪後，再潑的汙水。當時張的行為裏根本沒有軍隊具體的部署消息，張也不知道這類消息。張隻是找了一個據稱是有“遠東情報局”背景的人，托他與美國溝通，避免中美兵戎相見，說辭裏有一句：中共可能會介入朝鮮衝突。當時9兵團入朝部署十分急促，宋時輪先於部隊到沈陽向高崗要十萬件皮大衣，高崗的答複：立時三刻你讓我上哪兒去找十萬件皮大衣啊？！結果是9兵團軍列出關後，各地在車站上工作的幹部紛紛將自己身上穿的棉襖脫下來甩到車上。當然不解決問題。9兵團最大的傷亡來自於凍傷，也和情報沒關係。本壇裏有小人書愛好者可以找找當年的小人書《楊根思》，裏麵的誌願軍戰士都戴著大簷帽。本鯊那時就曾有疑惑：那麽冷的天，我戴著羊剪絨的皮帽子還冷，楊根思戴大簷帽，不凍耳朵嗎？
張東蓀的一生都是以獨立人士的身份做調停人，抗戰前國共衝突時他在報上發表文章，要求當局容忍垬，一致對外；北平被圍後又以調停人的身份調停林、傅，保全古城。
1949年之後，他仍以為可以獨立知識分子的身份調停中美關係，以免（中國）生靈塗炭。太幼稚了！
近年來陸續有材料披露老毛和張之間前有在北大圖書館讓毛返工；後有全國政協唯一投反對票的心結。但是這些心結與張（家）後24年悲慘遭遇有何必然聯係，我輩自然沒有例證。還是那句話，張東蓀比起胡適來眼光差遠了。人們可能還不知道，其實胡適才是最早向國人介紹“共產主義”的，比張東蓀還早。
其實張東蓀早在被冠以“賣國”之前就已經被老共所唾棄了，劉清揚（?）不是很早就和他分手了？焉知不是從周、鄧（穎超）那裏獲得了內部消息？
胥誌義：“賣國”是子虛烏有的帽子
發表於 2018 年 03 月 15 日 由 舟巷
“愛國”與“賣國”，向來是思想交鋒與爭論的主題。“愛國”的口號常提，“賣國”的帽子也常有。但何謂“愛國”？何謂“賣國”？實質內容是什麽？恐怕到現在我們也沒真正弄明白。愛國不是愛朝廷，愛政府，這個已有很多人寫文章，說的道理也很深刻。但仍未擺脫“國”的束縛。因為國本身無所謂愛與不愛，國所包含的實質內容，比如利益、文化、製度等等，才是我們愛的本質內容。但利益、文化、製度與國是不同的概念。
一，國家是什麽？
國家是什麽？搜百度的“國家”定義，一大堆。仔細梳理起來大體有四種：
A，民族論。國家是指擁有共同的語言、文化、種族、血統或者曆史的社會群體，此為民族論。在這個定義中，一個國家沒有具體邊界。這個定義無法解釋多民族的國家，也無法解釋一個民族多個國家。
B，地理論。國家是指被政治自治權區別出來的一塊土地（包括海洋）。此為地理論。地理論比民族論更具體。它或有民族論的內容，因為相同民族更容易組成一個國家。但地理論用地域給出邊界，可使國家具體化。
C，工具論。國家是維護一種社會秩序的工具。它包括行政當局、軍隊、警察、法庭等，此為工具論。把國家當作工具是馬列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列寧有一經典定義：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
D，契約論。國家是通過民眾討論，確立一種契約建立起來的。此理論來自西方自由主義。美國便是由原英屬的十三塊殖民地（洲），通過討論並確立一種契約（憲法）建立起來的。然後陸續有新的地區（洲）認可這種契約並加入進來。
盡管國家的定義多種多樣，但是否一定要愛“國”，則很可疑。
語言、文化、種族、血統或者曆史，確有愛的存在。我愛黃皮膚、黑眼晴，愛方型文字、李杜詩篇，愛漢文的含蓄和意境高遠。但並不等於愛由這種血統或文化形成的國。文化與種族可能確實是國與國之間的區別，中國與美國英國，確實文化不同、曆史不同、血統不同，卻不一定以國來代表這種不同。國是有具體邊界的，文化或種族則沒有明顯的具體邊界。國與管控權和管控地城相關，文化或種族隻與血統和曆史相關。國是排它，並相對固定，文化或種族卻是兼容的，不同文化種族互相交織影響。國一旦被暴力或其它方式改變，原來意義上的國便不複存在，文化種族卻是始終存在。顯然，愛某種文化或曆史，並不一定要用愛國來表示。也不宜用愛國來表示。愛中華民族、中華文化，能同時表現為愛“大清國”、愛“中華民國”、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嗎？在“中華民國”時代，把愛中華民族說成愛“大清國”，會被當成反動分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把愛中華民族說成是愛“中華民國”，也會被當成反革命。同樣，在他國的華人，愛中華文化，並沒有背叛他們的國家。中國人信西方的“上帝”，也不是賣國賊。所以，國是國，民族文化是民族文化，兩者必須分別開來。
地域的邊界確實是國的具體體現。所以我們把捍衛“領土完整”，看作是愛國的重要內容。但“領土”與邊界雖然指的是一塊同樣大的土地，內涵上卻有著本質的區別。“領土”有私有的含意，這一塊土地包括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是我的或是我管理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不能丟掉，讓給他人私有或他人管理。捍衛“領土完整”是捍衛管理者的權力和利益。談不上愛“國”。如果你一定要愛，那是愛朝廷或愛皇帝了。邊界則是管理的地域劃分。是依管理的優化原則來確立的。按照管理優化原則，一個國可以拆分成幾國，如近代的民族獨立（有相近文化更利於管理）；幾國也可以合並為一國，如現代的歐盟建立（可以實行經濟一體化）。所以地域和其邊界雖然是國的表現形式之一，卻不是我們愛的內容。清帝國疆域廣闊，是愛新覺羅家族的榮光，與中國百姓有何幹係？大英帝國的沒落，或許削了英女皇的麵子，卻沒妨礙倫敦工人增加收入。蘇聯解體，分解為多個國家，對經濟發展、人民幸福、民主自由的確立、民族矛盾的消解等等，有好處還是有壞處，這個可以去研究。根據這種研究，你可以說解體好，也可以說解體不好。但我們現在痛惜蘇聯亡國，並不是基於這種認識，而是把一種領土（專製製度下的表述）或邊界（民主製度下的表述）看作國的本質象征，而不是形態特征。正如把人的高矮胖瘦看作是人一樣。
“工具論”與“契約論”都涉及國家政治製度。都是把政治製度的描述當作是國家的描述。民主體製與專製或威權體製孰優孰劣？社會主義體製與資本主義體製孰優孰劣？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孰優孰劣？這是製度之爭。一個國家實行那種製度更好，與愛國不愛國也無關係。讚揚美國的民主製度，並不是讚揚美國。反對中國的專製製度，也不是反對中國。喜歡“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喜歡“私有經濟”，還是“公有經濟”，大可去爭論，甚至為了“理想”去革命，與國有何聯係？喜歡美國的製度，要求在中國實行美國的製度，你可以說美國的製度不好，但你無法說喜歡美國製度的人是“帶路黨”，是“漢奸”。同樣，讚賞中國現行製度的，你愛的是這種製度，何嚐是什麽“愛國”？如果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被壓迫的階級一定不愛國。如果國家是通過民主確立一種契約建立起來的，你愛的隻是這種契約，卻誤認為是愛國。國家與製度並不是一個概念，國家隻是一個符號，一個稱謂，有什麽可愛（當然也沒有什麽可恨）？製度的內涵則是活生生、充滿異議、與每個人利益相關，由此方帶來人的愛與恨。但我們為什麽要把製度與國家捆綁在一起？難道中國實行了美國的製度，中國就變成美國，“國將不國”了？
國家是管理的地域區分，或地域的管理機構，本身不是價值判斷的依據，所以並不存在愛與恨。
二，“愛國”更多是一種情感
為什麽會出現“愛國”或“賣國”的口號？是政治家為了政治目的利用民眾的情感製造出來的。
歐洲杯足球賽，總統和國民一起大叫加油，球迷則相互掐架，這是不是“愛國”？隨便說說當然可以，但實際隻是一種情感。一個江西人在廣東生活，與廣東人產生矛盾，其他江西人就會站出來，抱團對抗，基於同鄉即地域情感；華人在他國遇上說華語的，倍感親切，人到老年，就有“落葉歸根”的鄉思，都是文化情感；漢人獲諾貝爾獎，作為血統相同的其它漢人，自豪一把，理所當然，此即血統情感；兩軍對壘，任一方的軍士，都希望自己一方獲勝，反映的是團體情感。上述這些情感，是一種普遍存在、並無法責備的社會心理。
但這種社會心理是中性的。並不包含對與錯、合理與不合理、正義與非正義的判斷。江西人與廣東人打架，隻指明江西人和廣東人，無法說明對與錯；此種文化與彼種文化實無利害衝突；缺乏實質內容的民族械鬥，不可理喻；兩軍對壘，隻講勝負，不問正義與否，軍隊隻是工具。正是由於這些情感隻具中性，但又有動員力量，利用其為某種政治經濟，甚至於個人的目的服務，便是傻瓜也懂的方法。國外商品進入中國，在商品的製造、包裝、宣傳中加入漢文化因素，利用的是文化情感。足球藍球職業賽實行主客場製，則是企業家巧妙利用人的地域情感。它既可增加比賽的精彩，又可增加票房收入。這種比賽卻不是兩地或兩城市真正的利害相爭，球迷為此掐架出於情感大可理解，卻不必當真。
已經形成的國家中的人，同地域、同團體，也大體同文化、同血統。用這些情感來凝聚人心，打擊敵人，以達到政治家的目的，便是“愛國”與“賣國”出現的原因。
“愛國”首先是由專製統治者提出來，並長期強化宣傳出來的。專製製度下，國是專製統治者的私產。為什麽國要叫“國家”？實質就是家天下。爭天下為什麽叫“逐鹿”？就是把“天下”當成獵物。這種爭奪不僅表現在一國內部，也表現在國家之間。曆史上專製國家之間的戰爭，絕大部分是暴力集團爭奪統治權和統治地盤。誰的拳頭硬，誰的地盤就大。為什麽現在世界上有的國家大，領土廣闊，有的國家小，有如彈丸？其實大多沒有什麽道理，它形成於曆史上的暴力爭奪。這些專製統治者，為增加爭奪的力量，把民眾裹挾進來，利用民眾同地域、同團體、同文化、同血統的情感，把地域、團體、文化、血統與國等同。本是暴力集團統治地域的爭奪，被說成是國家之間的對抗。“愛國”由此而生。
這種宣傳幾千年，可謂根深蒂固。希特勒更使其發展至極端。為了達到統治全世界的目的，他杜撰日爾曼民族血統的高貴，和其它民族血統的低劣，以動員和強化德國人的民族情感，為他爭奪世界統治權的個人目的服務。並發展為屠殺其它種族的邪惡犯罪。世界反法西斯的戰爭，與曆史上的戰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它擺脫了暴力集團爭奪統治地盤的叢林爭鬥，注入了正義的內容。即種族平等，尊重人權，反對暴行等。英、法、美等國正是基於這種正義而奮起反抗。但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並不一定完全是為此目的。比如蘇聯就很可疑，因為它與德國曾有瓜分波蘭的協議。但二戰總體上說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的戰爭，既非暴力集團瓜分世界，也非民族國家對抗。
中國的抗日戰爭，本質是反法西斯反掠奪的鬥爭，隻是表現為民族之間的對抗。所以抗日的“民族”英雄，應該是反法西斯反掠奪的英雄，抗日中的“漢奸”則是法西斯掠奪者的幫凶。用“民族”英雄和族群背離的“漢奸”，來表達反抗壓迫者與幫助壓迫者的行為，都不能體現其行為正義與邪惡的實質意義。為正義而抗日是真正的人民英雄，抗日戰爭中的“漢奸”受到懲罰，也非他們背叛民族，而是他們背叛正義。我們不是抵抗日本這個民族，而是抵抗壓迫和掠奪。把抗日戰爭說成是民族戰爭，隻把它看作是一種民族械鬥。將抹殺抗日的正義性。
直到現在，我們仍沒有從民族情感中擺脫出來。對抗日戰爭反法西斯的內涵認識不足。反法西斯是正義與邪惡的交鋒，並不是中日兩國或兩民族的對抗。沒有這種認識，對抗日戰爭的反思，將增加民族仇恨，妨礙正義意識的樹立和張揚。美歐則完全把二戰看作反法西斯，而不是國家或民族之間的戰爭，所以並沒有把德國看作另類。而德國直到現在，還在追究納粹的反人類罪犯。說明他們的正義意識已經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民族情感。
地域、血統、文化、團體情感可謂人之常心。它可以有，卻應在正義之下。隻講情感，不問正義，世界永遠不能擺脫叢林社會。江西人與廣東人打架，江西人抱團對抗，如果江西人確實有理，便不是江西與廣東的地域對抗，而是對與錯的對抗。中國人民的權利利益如果確實受到侵害（不是指統治者而是指人民），人民團結起來，奮起反抗，便是天經地義。但這不是“愛國”，而是愛正義、愛人權、愛公平。
三，“賣國”是一頂子虛烏有的帽子
當我們潛意識中把愛某種血統文化，或愛某種製度，或愛國家的某種地域範圍（比如大國或帝國），甚至愛某個領袖，當成愛“國”，國家就是個筐，什麽都可以往裏裝。國家的概念則產生變異。“愛國”成為一種容易走極瑞的動員口號，“賣國”則成為攻擊對手、壓迫民眾、並且是子虛烏有的帽子。
林彪逃離中國，王立軍進美使館，是否“叛國”？離開這塊土地，脫離某個國家有罪嗎？他們或有其它行為，而構成犯罪，但與國有何幹係？“叛國罪”從何說起？中國人想到國外謀生，為何成“偷渡”，並以此獲刑？一個國家的製度，限製人的自由流動，是侵害人權。因為製度被迫“偷渡”，“偷渡”就是一種莫明其妙的“罪行”。中國人與外國人有通婚、交往，能說是“裏通外國”？血統與文化互相影響並非固定不變。經濟人際社會交往更是人之常情。用國的邊界限製交往範圍，也是侵害人權。“裏通外國”何償不是莫須有的帽子？“顛複國家”，國家能夠顛複得了嗎？你可以顛複掌握國家機器的政權，但你能顛複國家機器嗎？你可以顛複一個國家的製度，但你能顛複這塊土地嗎？既然國家不等於政權，為什麽“顛複政權”，要說成是“顛複國家政權”？是否一個很輕的罪，扯上國家，就變成很嚴重的罪？
李鴻章簽割地條約，被認為是“賣國”。他賣的是誰的“國”？當然是滿清朝廷的“國”，朝廷的管理地域縮小了。這些地本來就是滿清暴力集團打出來的，送不送給他人是滿清統治集團的事，與中國的老百姓有何幹係？如果說他有罪的話，隻是他沒有問過被割地上的人民，願不願意接受外國人的管理。如果外國人對老百姓更凶狠，他便有罪，如果外國人對老百姓更好，老百姓還要感謝他。所以凡是兩個專製統治集團割城爭地，隻是他們的私事，與國有何關係？那來的“賣國”？
有人說，民主國家難道不要領土完整？就可以隨便把土地送給他國？如果某塊土地無人居住，當然民主國家不會輕易送人。因為土地是一種資源。但目前世界上除南極之外，幾乎沒有無人居住的土地。所以我們現在說的領土，基本上是指有人居住的土地。有人居住的土地，土地的主人便是居住於此的人民。這塊土地便不是一種資源，而是一個社會體。他們通過民主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機構（民主國家普遍的地域自治），並認可某種契約，即認可某個國家。如果他們不願脫離這個國家，國家的當權者能有權力把這個社會體送給他國嗎？如果別國想用暴力把這個社會體納入本國管理，這個社會體的人和這個社會體所在的國家一定會進行反抗。但這不是捍衛“領土完整”，而是捍衛這個社會體人民的民主選擇權利。蘇格蘭鬧獨立，卡梅倫隻能勸說，並用大家庭的情感來引導，卻不能動用武力鎮壓，因為這是蘇格蘭人的權利。澳大利亞為留不留在英聯邦而展開一場全國大辯論，讚成與反對的各有理由，說明民主正在緩慢卻又不可逆轉地摧毀傳統的國家觀念。
“叛國”或“賣國”，不僅在法理上難以成立，而且是利用民眾的地域民族團體情感，打擊人的一種手段。一個專製者，為了打擊政治對手，往往無中生有的說對手是“賣國”。這不但使自己好象站在真理一邊，也使對手陷入民眾的某種情感包圍之中。崇禎皇帝說袁崇煥與韃子勾結，處死於菜市口，那些有著濃厚民族情感的人圍觀，爭食其肉。可見民族情感力量的強大。中國人現在爭民主自由，那些“五毛”不是來討論民主自由究竟好不好，而是開口大罵民主自由人士是“賣國”，就是想利用大多數中國人都有的民族地域團體情感，以圍剿民主自由人士，阻礙民主自由觀念的傳播。即便是民主自由人士，也不敢丟掉“愛國”這個屏障，說實現民主自由就是“愛國”。其實實現民主自由是愛人權、愛自由、愛民主、愛法製、愛公平正義，並不是“愛國”。
當“愛國”成為一種主義時，國家便成為一種神、一種膜拜的偶像、一種要為其獻出生命的圖騰、一種社會個體行為的主宰、一種侵害人權的棍棒。專製者最喜歡製造這種神。因為專製製度下，他就是國。把國神化，便是把自己神化。中國要擺脫專製，走向文明，真是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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