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中披露了中國文藝的一片禁區
著名導演馮小剛的新片《芳華》公映之後，評論紛至遝來。題目《芳華》很容易引起誤會，以為是劇中女子的名字。英文劇名譯作youth（青春）。《現代漢語詞典》和《辭海》都沒有這個詞條。在成語芳華虛度中可以作青春年華解，但是在沒有上下文的語境中語義極不明確。
從文革過來人的角度來看，發現其情節存在根本的政策性破綻。嚴歌苓的原作中沒有這個錯誤，是馮導演的改編太缺乏文革中“階級路線”的基本常識。勞改犯的女兒怎麽可能參軍，而且進入文工團，她招惹是非之後居然沒挨耳光，她欺騙領導之後居然沒有被開除？文革時代的領導絕不可能這樣仁慈，這樣照顧黑五類子女。當然，既然馮小剛改編拍攝了這部影片，觸及了這個難得觸及的主題，無意中披露了中國文藝的一片禁區：黑五類文學。
文革的階級路線非常嚴酷
影片女主人公何小萍（小說中為何小曼）是隱瞞了父親的階級身份（勞改農場的在押勞改犯），冒充幹部子女進入文工團的。後來父親在勞改營中病死，信件被團政委截獲，真相敗露。這種情況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不可能發生的，也就是說，故事的改編嚴重影響了作品的曆史真實性。
毛時代的階級路線是非常嚴酷的。嚴酷到什麽程度？當代的中青年觀眾幾乎難以想象。表麵的宣傳說對於出身與剝削階級的青少年，“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其實暗中的界限非常冷峻。何小萍這樣的出身，表現再好也絕對進不了文工團。政策的界限是內部掌握秘而不宣的。秘籍是什麽呢？從來也沒有公開宣布過，但是從內部流傳出來的說法，以及實際的結果，可以總結出基本輪廓。文革公開亮相的《公安六條》無意中公開了曆次運動中內部掌握的一些主要政策界限。特別是公開了“殺關管（逃）”的說法。殺，是處死，關是關押，管是管製，逃，是外逃。是對於專政對象的概括。六條中還提到了“其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實際已經把子女親屬都視為準階級敵人。
紅與黑：高端低端兩重天
在影片中，像蕭穗子的父親那樣受到隔離審查，停職反省，（人還在單位或幹校，還有工資，不是判刑勞改）這樣的處分，仍舊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或屬於未決之期；而何小萍的父親已經在勞改營中服刑，那就屬於敵我矛盾，屬於殺關管中的“關”：在押犯，反革命或在反右中拒不認罪反抗辯駁的右派。（嚴歌苓的小說中何小曼之父僅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處分後自殺身亡，不屬於敵我矛盾，改編後的影片中性質已不同）。從五十年代年開始，部隊就已經逐步清洗有殺管關親屬和海外關係的官兵。各地的招兵工作也都明確不收殺管關子女。到了六十年代城市招收飛行員、潛水員等軍事科技學員以及外國語學校招生，更是連社會關係（祖叔舅姨姑兄等）中若有殺管關人員也不準錄取。招收文工團員也完全一樣。這類政審標準，馮小剛的同齡人應該有所記憶。所謂“不僅看出身，還看表現”的說法對於殺管關子女，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們的表現再好，招兵，進重點學校，入黨提幹，絕對沒門。1965年清華附中的高考全優考生張明就因為父親在台灣（屬於在逃）沒有被清華錄取終於憂憤而瘋癲就是明證。開封地區則是在高考之前就在相應考生的檔案中加蓋不宜錄取的公章，參與高考對於殺管關子女其實沒有意義。文革期間，知青下鄉全麵鋪開。各級幹部比較有門路的都盡量讓子女走後門參軍以避過下鄉的厄運。更有門路的則設法安排子女進入部隊文工團，既能避免下鄉吃苦，又有文藝一技之長。所以文工團的空缺一時趨之若鶩，這樣的肥缺絕對是幹部子女激烈爭奪的禁臠。影片中陳燦、郝淑雯分別是副司令和軍長的子女，他們在言談中可以侃說“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這類高端話題，等而下之的皆屬低端人口。在這種等級鮮明的名利場中，哪裏還容得下勞改犯子女的非份之想！再說在反右以後，特別是四清以後，社會上的才藝培訓，音樂舞蹈戲劇美術曲藝都由省市區縣的少年宮和文化館囊括包管。在小學和中學的預審選拔中早已將出身不好的少年兒童淘汰出局，階級路線的政策非常徹底，何小萍這樣習舞的例外是不可能的。她作為在押反革命或極端右派的子女（六歲時父已入獄），隱瞞出身絕對是對黨和政府的欺騙。母親雖與父親離婚，但是從中央到地方從來沒有文件規定說“父母離婚以後，政治的反動影響就可以減輕或取消”。文革時代的思想界巨人顧準的妻子已經正式離婚，顧準政治上一直不肯服罪，所以“右派”長期未予“摘帽”。他們的子女也因此依然不願跟顧準發生任何聯係，至死不見，以撇清關係；由此也可見一斑。何小萍的父親死了。從階級鬥爭的理論出發，其反動影響更不可能消除，反而更加可疑。文革初期，高教部長蔣南翔的講話中就明白地宣布：“什麽人可以報考大學？隻要跟共產黨沒有殺父之仇都可以報考。”“殺父之仇”這樣的言辭本來是封建專製衛道士的措詞。怎麽忽然變成了社會主義教育家的口頭禪？
習近平怎麽會進入清華，當上工農兵學員？因為他的父親雖然挨整，但是還沒有定性。他的五名部下聯名為習近平開具了一紙走後門的證明信，“……習仲勳同誌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的前途”雲雲。反證出已定性的黑五類問題一定影響子女前途。也證明相關幹部都知道政策的實際界限。（文革初期曾有一段短暫的混亂）。
黑五類人員的子女，被毛澤東定名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就是生來就已帶有原罪。當時的可教育好子女的公開言論都是忙不迭跟家庭劃清界限，也有很多怨憤自己的父母。何小萍竟然還撰寫那樣動情的信件給獄中的生父，居然寄去自己的軍裝照片……這類情節都說明馮小剛缺乏毛時代底層人民生活的常識到了驚人的程度。影片中的“活雷鋒”男主人公劉峰的行為也是十分輕妄的。既然何小萍是他去上海接來的，就是去審核接納的。否則不用派人去接，被錄取的新兵可以坐火車到軍區文工團來報到。劉峰是作為黨員幹部去執行政審任務的，竟然隱瞞了何小萍的反動父親身份，這行為也太膽大妄為了。雷鋒是什麽榜樣？首先是階級鬥爭的模範。雷鋒歌曲中總是說“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鬥誌強“，而且要“奪過鞭子揍敵人”。幫著階級敵人的子女向黨隱瞞階級出身和曆史，這是什麽雷鋒？就算是劉峰隻學了雷鋒的皮毛，專做好人好事，動了惻隱之心，幫助了何小萍。不久之後政委發現了何小萍的身世秘密，勞改農場寄來了何小萍父親死亡的信件和包裹，也應該詫異，怎麽回事？雖然此時毛已去世，四人幫已被抓，他們也會追查，怎麽會有黑五類的子女進入了部隊編製，而且是文工團？畢竟解放軍部隊不吸收殺管關子女的規定一直沒變。林彪和黃吳李邱的子女全被部隊清洗，四人幫手下的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人朱永嘉（給姚文元海瑞罷官文章提供材料者）在被判刑之後，他的女兒也被部隊清洗轉業到地方。
著名導演張藝謀在改編影片《歸來》時犯的也是同樣的錯誤。情節安排中，先在押、後在逃的勞改犯陸焉識之女是紅色娘子軍演出組的主角，如果陸犯被抓，牽扯到女兒，就會撤銷她的演出機會。這個情節非常荒謬。因為父親是判刑多年的反革命犯，這個女兒的顏值再高，才藝再奇絕，也絕對通不過政審關，很少可能被招入歌舞團，絕對不會被安排進樣板戲演出組。嚴歌苓原作《陸犯焉識》中此女僅是科技工作者，倒是符合曆史真實的。
真實反映曆史反襯出改革開放的人道意義
關於階級路線，尤其是殺管關政策一般是掌握在人事保衛部門的專職幹部的手中秘而不宣的。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隻能默默地忍受，而不可能瞭解其中的具體規定。從實際的結果來看，其實還是異常顯豁的。時過境遷，很多人不複記憶，並不能說明它不存在。階級路線是一個非常嚴酷的政策。政策的刀尺比影片的描述冷峻得多。誠實地呈現曆史的真實是文藝現實主義的基本要求。說出真相並沒有誇大其辭。也恰恰是它的冷酷，所以才反襯出改革開放、從恢複高考開始廢除階級路線政策的人道主義意義。
毛澤東蔣南翔的階級路線厲行全國二十餘年，以一黨的利益和仇恨幹擾國家民族的人才培育和選拔，比皇朝專製的科舉製還要倒退和愚昧。曆代朝廷多少還標榜本朝“野無遺賢”。民諺有雲，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即使從所謂的“窮人翻身得解放”的角度來看，階級路線也是十分偏頗的。1949年以前的勞苦人民窮困無助，但窮困僅僅是窮困而已，社會上多少還有濟困扶窮的道德和同情。曆史上顏回、範仲淹、王冕、季羨林、吳晗、錢穆、錢偉長等學者都是清寒家庭出身勤學苦讀而成材。實行毛、蔣的階級路線以後，黑五類子女不僅在經濟上陷入窮困的最底層，而且還背上了剝削階級的惡名，在生產隊勞動的工分比人低，在教育上即使成績好也不可能升學，更不可能找到較好的工作，乃至大批出身黑五類的青年無以成婚。在刑事案件審判中也看出身，出身好的，可以輕判，出身不好的，雖然同案同罪，卻遭重判，嚴重違背法治原則。
曆次運動都是打擊5%的階級敵人。實際上總是還要擴大化。文革時期的全國人口已超過八億。5%就是四千萬。如果平均都有一個配偶和兩個孩子，就是一億六千萬。當時沒有計劃生育，如果有三個孩子，就是兩億人。扣除一部分重迭數字，即有些人既是黑五類的子女，又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估計總數也應在一億五千萬以上，占總人口18%-20%左右。著名電視主持人畢福劍在批評毛澤東的私人談話中說了一句為地主鳴冤叫屈的話，被解除了職務。實際上地主富農若沒有刑事罪行，僅僅因為多占有幾畝土地，不應該成為罪犯，大量的曆史反革命都是民國時期的行政人員和抗日軍人（例如著名詩人翻譯家穆旦）；右派分子也是因為響應號召幫助中共整風而提出意見，而得罪了當局。一個國家在和平建設發展經濟的時期，需要樹立這樣龐大比例的敵人和準敵人嗎？穆旦的三個孩子都因是曆史反革命子女僅僅完成初中教育。以階級鬥爭為綱，不以經濟建設為綱，從1949年開始就大錯特錯了。改革開放以後，地富摘帽，很大一部分反革命獲得平反，確切數字官方沒有公布。《芳華》放映之後，越戰老兵奔走相告。越戰老兵曾經浴血苦戰，應當得到補償和關注。然而，黑五類子女人數比越戰軍人人數多得太多，而且從未獲得補償，也絕少關注。
黑五類文學是人民文學的組成部分
一國一族的文學藝術不應該是一黨一派（中共和毛派）的宣傳戲台，更不應當是毛澤東江青的夫妻唱班，而應當是反映全民族社會生活真實的全方位絢麗畫卷。這一大批（占人口18%-20%）人民的生活情景和苦難煉獄也理應是中國文學藝術反映的內容。美國作家斯坦貝克的長篇小說《憤怒的葡萄》描述了1935年左右美國農民的顛沛苦難。一時間洛陽紙貴，卻遭到資方的禁毀。幾經抗爭，最後終於迫使美國國會通過了資助農民的議案。小說獲得普利策獎，還拍成了同名電影。當時美國的農業人口也約占20%。1962年斯坦貝克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文學應該出現黑五類文學。1949年的更迭時期，絕大部分的地主富農並無抵抗，大批國民黨軍政人員都放下武器，歸順了紅朝新政。可是卻依然遭到了殘酷的打擊和整肅。黑五類文學應該把鎮壓運動的真相形諸於文字。文革十一年（1966-1977），納粹的十二年（1933-1945），十分相似。紅衛兵和黑五類就相當於衝鋒隊和猶太人。中國也應當有文革時代的“辛德勒的名單”。隨著時間的推演，曆史將逐漸理性地看待國共內戰，一部分反抗中共暴政的現代伯夷叔齊，他們的錚錚鐵骨也不能讓曆史留下空白。黑五類青少年僅僅因為出身於所謂的反動家庭，受盡窮困、欺壓和歧視，他們的身心創傷從來沒有得到真實的描述和反映。因為他們長期的賤民處境，中國的文藝觸覺對於他們非常隔膜。嚴歌苓、張藝謀和馮小剛都沒有觸摸到他們的脈搏。在黑五類人民的群體中更有一大批忍辱負重堅貞不屈的現代婦女，沒有在暴政的高壓下低首下心，依然保持了人的尊嚴。她們冷峻秀雅的音容笑貌也將是中華民族婦女的典型形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