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蔥歲月話倉惶——文革雜憶
·珊 伊·
〔作者簡介：自幼隨父母南下廣州，文革期間，在海南度過青春年代，１９７８年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世界史專業，１９８０年代在廣州工作，後赴加拿大新不倫瑞大學專修加拿大曆史，獲碩士學位，遷移美國紐約市工作、生活，在紐約市公立高中擔任曆史教師多年，現已退休。〕
文革發生那年，我１６歲，正是青蔥歲月開始，一夜之間，我從公主變成了灰姑娘。母親突然成了第一個被市報點名批判的走資派，父親被北京南下的革命群眾定成為大叛徒。我在文革時的最大的夢想，就是忽傳父母是好人，淚飛頓作傾盆雨。可是，這種希望越來越渺茫，我發現文革發起者與父母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永遠不會交合。抱著滿腦子的疑惑和不解，我開始了自己的倉惶歲月。
文革中的我，兩眼茫然，不知命運要把我帶到何方？
文革前，我的父親是機關的大首長，他手下的秘書、司機和辦事員見了他點頭哈腰，而且對我也是一樣的畢恭畢敬。其實，做公主的滋味很難受，任何一個有正常心態的少女都接受不了這種來源不明的恭敬。後來鬧文革了，機關裏那些阿姨叔叔們全變臉了，公主成了灰姑娘，遭人唾棄。我走在機關宿舍大院裏，很想有頂破帽子遮擋自己滿臉的尷尬和難堪。
至今，我仍記得一個小場景。姐姐和我到煤店裏買煤球，兩人抬著回家。一位鄰居叔叔看了感慨一句：難為呀！以前的公主現在要自己抬煤球。他的妻子原來是機關的清潔工，文革造反出了名，成為知名的群眾組織代表，到北京開會，還見過周總理呢，正所謂烏鴉變了鳳凰。當然，文革結束後，她的下場也不好，被審查了好久。
還有另外一個場景，也是令我終生難忘。文革中的一個普通的盛夏夜晚，兩個姐姐都不在，家中隻有父母親和我。深夜一時，我突然感到有人開燈。睜開眼，看到是母親和一群陌生男人。他們用很生硬的語氣要我起床，說是紅衛兵要抄家。我馬上坐起來，下意識地看了一下自己，還好穿著睡衣褲，沒有不雅的感覺。然後，他們就開始在我家翻箱倒櫃。
我呆坐在一旁，看他們在忙活。不知為何，我一直沒有害怕的感覺。大概，一年前，我也參加過破四舊的抄家，已經習慣這種革命行動。過了一會兒，我就盯上了一個男生穿的用家織土布縫製的長褲。那布料顏色很特別，灰中帶紫色，還有細細的條紋，在百貨商店裏是絕對買不到的。無聊中，我突然想到該不是《紅旗譜》裏朱老鍾常穿的紫花褲褂吧。於是，我浮想聯翩起來。
突然，我被一聲喝斥驚醒：某某，看你過的是多麽奢侈的生活！原來是紫花褲褂在說話。這群人是北京人民大學的紅衛兵，本來想到我們家，找到父親與所謂劉少奇叛徒集團的相關資料。結果，他們一無所獲。在我家的相冊裏，幾乎沒有所謂的黑照片（指父親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合影），卻找到很多父母親用蘇聯愛好者牌照相機為大姐拍的美女照片。大姐是機關院裏很有名的靚女，對鏡頭的感覺很好，照片上的大姐變換著姿勢和服裝，甜美地朝著他們微笑著，卻惹怒了這些從莊稼院走出來的貧下中農子弟。他們一怒之下，將照片撕得粉碎。足以見證文革時人們仇視美好的變態心理。
後來，他們又發現我們家的幾盞台燈的燈罩很特別，正麵是用細竹篾編製，裏麵襯的是白紙，繪製著精細的國畫小品。於是，燈罩也成了他們革命的對象，被他們破壞盡矣，連存放在儲物間的備用燈罩都沒放過。
其實，他們不知這些東西都是父母從廣州中山四路的江南土特產商店買回來，都是出口轉內銷的次貨商品。因為便宜，而且燈罩上的國畫小品又很精致，父母多買了一些，存放起來。接著下來，他們毀壞了父親的葵製南洋帽，就是電影《紅色娘子軍》的洪常青戴的那種華僑帽，練功夫用的長槍，客家農婦的勞動帽（竹帽圈外沿圍著打摺的黑布），還有其他的東西。在整個過程裏，他們圍著父母不斷地咆哮如雷，義憤填膺。那是一個漫長的夜晚，他們離開時，已接近天明。
很多年過去了，那晚的情景還印在我心裏。我反複地想，那群紅衛兵見到許多自己沒見過的事物，為什麽要那麽憤怒？我喜歡父母給我們的生活，卻發現這些革命群眾看到自己無緣享用的物品，竟然如此不以為然的，意欲毀之而後快。
還有一件發生在文革期間的事情，也令我難以忘懷。那時，廣東有個農民組成了全家紅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天，他們就在我家旁（就是那棟拍過電影《廖仲愷》的１２號樓）的市委禮堂表演。本來，我也想去看看，因為沒有票，被守門的革命群眾拒之門外。我和姐姐怏怏地回到家裏，一晚上聽著從禮堂傳來的喝采聲和笑聲，想著那麽多人都歡天喜地他們的表演，我們像前朝遺民，既不高興又無可奈何。像全家紅宣傳隊這種表演，既毫無專業水平又毫無美感，但是大眾不喝采，他們怎麽會大紅大紫？社會大眾與我的疏離感令我惶恐不安，想盡快逃離這種現實。
很多年後，我才醒悟過來。文革時期，對我來說是災難，但是對那些名不見經傳的草根百姓來說是一次很好的釋放和解脫。還是毛澤東說得對，從來沒有見過人民如此意氣風發，鬥誌昂揚嘛。我敢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是很多草根民眾的人生黃金時期。因為，文革是一個讓普通人有機會突破社會階層藩籬的時代，也是小人物可以隨意挑戰大人物的時代。
四十多年前，社會中的資訊手段很少，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都可以輕易地向老百姓隱瞞事實的真相。那時的美國，算是世界最先進的國家，也才開始用電視這個媒體手段影響老百姓對政治事件的看法，例如越戰、民權運動，大量的視覺資料直接影響了人們的感覺和觀點。
在中國，由於資訊手段仍非常落後，當時社會各階層之間還是非常隔閡的，極度缺乏了解。例如，在北方莊稼院生活的農民永遠想象不出北京高官的生活是怎樣的，享用什麽樣的物品。所以說，文革給了小人物窺視大人物私生活的時代。如果不是文革，那些北京人民大學的學生們怎麽有機會南下廣州，到我們家開了一次洋葷。
文革中，我很想做毛主席的紅衛兵，卻被父母的突變弄得不知所措，戴上紅袖箍，都有做賊一般的感覺。卻因為緣分，我在華師附中，結識了一幫由部隊幹部子弟、省市機關的高幹子弟和工人子弟組成的“精英”紅衛兵們，有了一段“血色浪漫”式的文革經曆。
２００５年的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老友們一一的給我發來的“伊妹兒”來信。信中提到過去一些中學和下鄉時代熟人的凋零，甚為唏噓，其中也有黎猴子患癌症已去世的噩訊。
我與這位高三的師兄並無私人交往，卻有記憶。他的正號是黎建軍。在我的記憶中，他的身材細瘦，個頭不算高，大眼，臉狹長，鼻峭直，唇薄。不過，他笑起來，薄唇向左右扯開，竟有點猙獰的感覺。那時，我就覺得他有點娘，因為他穿寬褲腿的藍色練功褲或舊軍褲，配著又是一副清秀麵容和苗條身材。他出身軍人家庭，父親是從江西興國走出來的老紅軍，性格其實是粗獷、開朗的。
文革之前，他僅留給我一次記憶。那時，他的班級在附中的晚會上表演舞蹈飛奪瀘定橋，幾個男生在禮堂兼食堂的小舞台上又翻又跳，加上校管樂隊的伴奏，熱鬧非凡，整個晚會的情緒被他們的表演攪得高漲到極點。我記得黎猴子就在其中。總之，後來我在校園裏看見他，就想起那天他們的表演。
文化革命發生後，黎猴子屬於先保校長後保工作組的學生的領軍人物，人人皆知。我也是此時才知道他的尊名大姓。再後來，“革命形勢”進一步發展，原來的老保卻成為反對軍管的激進派（旗派）。附中的旗派形成之前，原來的保守學生中的幾位中堅分子，組成了一個“一二二六”戰鬥隊（就是所謂老六），黎猴子也是主要成員之一。
我比較多了解黎猴子，是從我成為“老六”後進成員以後。“老六”內部，好像以高中學生為主，初中學生跟著湊熱鬧居多。由於“老六”成員人數從沒超過５０人，其中有許多人是原來高中部有名的學生幹部，其中又有不少人的父母是省級幹部甚至軍隊領導幹部，很有點貴族味。
“老六”的隊部裏，有一張乒乓球桌，我們常圍坐在桌前胡聊。我的許多人之初的見識就是從此時開始積累的。我印象較深的是一次，高中的男生談到中國何時進入到現代化，他們用了工作母機這個概念，談到中國要實現每一個生產大隊都擁有一部工作母機，大概需要一百年的時間。從這張乒乓球桌走出了好幾位標新立異的“思想家”，如小鐵、幸幸等，大概，黎猴子也算一個。
有一天，“老六”的三位高中男同學結伴，到廣州郊區偷了貧下中農的小艇子，駕舟沿珠江而下。他們要學習列寧年輕時乘小船沿薩馬拉河飄流、遊曆俄羅斯大地，享盡千古風流。這幾個家夥半夜出發，乘著天黑，真的偷到了一隻小艇。拂曉時分，三人在船上，飽賞了河上黎明的美景，還順手偷摘了幾顆荔枝。然而，他們三人自半夜以來，就一直處於興奮狀態，在晨風的吹拂下，疲勞襲來，竟然不由自主地在船上睡過去了。
待三位漂流者從美夢驚醒，他們已是一夥殺氣騰騰農民的甕中之鱉，這些人自稱是郊區貧下中農某革命組織的成員，令他們暗暗叫苦。因為不巧，一二二六戰鬥隊與這些貧下中農還不是一個派別的，難道這次就死定了。誰知絕望之中，他們又看到了一線生機，貧下中農們從他們穿著（舊軍裝）和言談（說普通話），錯誤判斷他們是廣州名氣很大的“某某兵”。三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順水推舟，說他們都是華師附中的某某兵，並要貧下中農打電話去附中證實。他們給出的附中電話號碼並沒有錯，問題是這部電話一直就擺在一二二六戰鬥隊的隊部，其實早被非法占用了。
電話接通，朋友們馬上明白了他們三人的危險處境。於是，一位看上去稍微成熟一點的高中男生，換上一身稍微幹淨些的舊軍裝、戴上軍帽，冒充某某兵的負責人，趕到了出事地點。雖然是倉促上陣，這位假某某兵負責人對角色理解非常到位，機智地與貧下中農們周旋，將幾位比他還高一年級的同學安全地帶回附中。
我記得，三個男同學回到學校時，我們圍著他們問東問西，好像他們是凱旋的英雄。當時，我心裏止不住有點遺憾，要是他們不睡覺、讓船兒繼續順水漂流該有多好呀。三位當事人，現在有一位去世了，兩位是爺爺輩的退休老人，幾十年前，他們都是才過２０歲的小青年。
說來很奇怪，我們“老六”成員在很年輕時就在一起，有著很深厚的友情，竟沒有一對可以從友情發展為婚姻的隊友。雖然，其中有過程的不少，都是無疾而終。這種不合情理的現象連我們的長輩都有意見了。很多年後，我在街上遇到另一位戰鬥隊成員的母親。她很不滿意地說，我和你父母都很熟，你和我兒子在文革時又在一起，為什麽我們兩家做不了親家？
為什麽？我也不知道。別人怎麽想，我不清楚。就我來說，在學校時，覺悟真是很低，沒有往這方麵想過。後來，我們離開學校，有的人參軍，有的人上山下鄉，相隔萬水千山，更談不上了。
１９６８年，老六最後一批離校的成員聚在一起合影留念，她們都很快成為了被放逐下鄉的知識青年。
文革期間，我和“老六”的戰友們還有很多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我記得，有一次，大家一起到廣州市郊的十九路軍墳場，裏麵有一個羅馬風格的環廊，我們繞著環廊的羅馬式大柱子嬉戲，好開心呀。這個環廊後來出現在１９８０年代一部電影《蘇醒》的鏡頭裏，這部戲的女主人公是由陳衝扮演的。
上山下鄉回城以後，我和“一二二六”的朋友們時有來往，但日愈疏遠。這時，我已長大了，對事對人都有自己獨立的看法，不願總是與過去糾纏太多。我獨自行路，走了很遠，很少回頭想過去的事。上世紀８０年代初，我回到廣州工作，忙就業，忙結婚，忙生孩子和養孩子，一忙就是八年。
１９８０年代末，我聽到一二二六的一位高中學姐突然放棄了她在國內官場的燦爛前途，辭職到香港發展去了。我聽說她是受不了國內官場的腐敗風氣而憤然出走的。她經常接待北京來的官爺，除了安排他們吃喝玩樂，還要被迫為他們張羅到按摩院開心，覺得人格很受侮辱，隻好一走了之。
當時，我也在政府衙門裏做低級職員，經常受小人的閑氣。她的故事讓我很受震動，不久，我辦了出國留學，離開了官場。至今，我不後悔當時的決定，隻是後悔離開中國太遠。
我有很久一段時間沒有與一二二六的朋友們見麵，聽說大家在國內都不錯。我一直保存著文革中用小鐵照相機拍下的那些舊照片，小鐵的照相機暗盒跑光，弄得我們在照片裏像是騰雲駕霧。美國長大的孩子們很不解，問我，那些照片的白霧色是藝術處理嗎？我說，不是，照相機壞了。她們又問，為什麽照相機壞了，不換個新的？咳，她們不懂，就這破爛貨在四五十多年前也不是一般人就能有的。
老六成員再次相聚，大家都是進入老年之人。
看了電視劇《血色浪漫》，我很感慨。比較鍾躍民們，我們一二二六戰鬥隊朋友們的青春“浪漫”不足，而“血色”冷酷有餘。我們沒有鍾躍民們那麽痞氣，而是滿腔熱情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很認真地投入文革，所以命運對我們回擊更無情一些。
我們中間有人因為思想過於活躍，在青春時期曾失去人身自由。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有被不公正對待的經曆，父母文革挨鬥，自己又被誣蔑為所謂“五一六”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身負雙重的壓力。這個經曆是我們永遠的青春噩夢。我們中的最不幸者，小鐵同學，在文革結束後，仍然長期生活在政治壓力的陰影下。英年早逝的厄運不止一次降臨我們戰鬥隊成員身上，悲哉，哀乎！
我在文革中的“血色浪漫”歲月其實很短，隻有一兩年。１９６８年，情況更加惡化了，我的父母雙雙被關押，我們姐妹成了文革孤兒。同年，我和二姐走上了上山下鄉的道路。
我忘記了很多關於４６年前我是如何離開廣州的細節。那場離別已成為中國知青運動的經典場麵，相片和很多當事人的回憶都很清楚地描述了整個過程。
我能記住的就是，我在離開廣州的前一天，突然很想到關押母親的市郊九佛農場探訪她。於是，我拉著二姐，一人騎一部自行車，向著目的地出發。走到一半，二姐說她不想去了，要回家。當時，我並不知道第二天就要上船往海南島，不過，我很不願意中途而棄，連勸帶拉終於把二姐硬扯到了九佛。
到了那裏，我們遇到的尷尬更大。看到母親像犯人一樣，被帶到我們麵前，二姐再也無法忍受，毫無顧忌地哭了起來。這場麵，讓看押她的人員都點措手不及，會麵馬上被叫停，他們把我們帶到一旁。一個負點責任的看押人員，過來和我們談話，要我們端正態度。來人竟是二姐所在中學的團委書記，此君文革前曾來我家告過狀，說二姐拒絕參加民兵訓練。新仇加上舊恨，二姐狠狠地瞪他一眼，轉身不去理他。
我見狀，隻好自己迎上去，聽他一番教導。他對著我說了些大道理，無非是要相信群眾、相信組織雲雲。他也很不客氣地說，你們姐倆在這裏哭，影響很不好，希望我們要注意影響。無論他說什麽，二姐連一眼都沒看他，唯我馬馬虎虎地應了他幾個諾，算是打發了這位“教育者”。然後，母親又被叫了出來，會麵繼續進行。
記得，當時我告訴母親，二姐和我都定了要到海南島。她也沒有太強烈的反應，說了句“好好鍛煉”而已。但是，母親很小聲地叮囑我們，千萬不要失去信心，她的問題遲早要解決的。整個過程不過持續了幾十分鍾，母親就被帶走了。二姐和我一出農場，飛身上車，急速地向廣州進發。天好像在下雨，我覺得二姐一直在流眼淚，我們默默地騎車，很久都沒有說一句話。
我並不難過，但一種莫名其妙的憤怒在充塞著我的心，我再也不想在廣州呆下去了。這個城市帶給我的痛苦和難堪太多，幾乎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我想，還是快點出發到海南吧，到一個遠一點的地方，不要讓我再看到那些令自己煩惱的事情。
我們回到家裏，天已暗了下來，大姐很匆忙地告訴我們，學校來電話，說附中到海南的同學明天就要出發。我們姐妹三人潦潦草草打發了晚飯，刻不容緩地開始收拾行李。
家裏沒有大人，父親不知下落，母親關在“牛欄”裏，大姐成了我們的家長。在廣州這個城市裏，父母除了工作之交，沒有任何親友，家裏出了許多大事，隻有我們幾個孩子自己擔著。如果不是父母在情況惡化前，很有先見之明地轉了些錢，存入大姐的銀行戶頭裏，我們真是連置辦行裝的錢都不知到哪裏籌去。
其實，我們也沒買什麽。我在華師附中住校，被鋪、蚊帳、水桶都有；衣服也沒添置，反正也是到農村勞動，帶新衣服去反而不合適。大姐帶著我隻買了些小日用品，還有一些零食，最奢侈的是為我買了一鐵罐奶油蘇打餅幹，那圓圓的小餅顏色黃澄澄的，很是誘人。
學校很早就告訴我們要做好準備，待命出發，所以該帶的東西早就買好了。現在，說要走，不過是要把東西放進箱子裏而已。很多年前，母親給我買過一個皮箱子，質量很差，實際上是塗了漆的紙皮箱。我把所有的衣物雜品塞進那隻舊箱子，再將蚊帳和鋪蓋打成背包，往水桶裏放了牙刷、漱口盅、毛巾、飯碗，行裝就準備完了。
第二天大清早，天色陰沉，但我的情緒還好，那種自我放逐的欲望還使我有幾分興奮。兩個姐姐和我，提著那幾件紮得鬆鬆垮垮的行李，出了門。到了廣州客運碼頭，也就是長堤，我微微感到吃驚，人很多，場麵出乎意外的熱鬧。每個要走的人都有數量可觀的送客，除了家人，還有同學和朋友。看到不少人都亮出家夥照相，大姐說聲：糟糕，忘了拿照相機。我反而不在意自己這麽匆匆忙忙地離別廣州，我實在無法發思考更多，隻盼望著快快結束這個過程。與別人相比，送我的人很少，因為，我的很多同學好友都要與我同一條船到海南去，而家中隻有兩個姐姐。
想到要和兩位姐姐分手，我還是生出幾絲愁緒，不由地握住她們的手。三姐妹手拉手走在送行的人群中，有點紮眼。幾位我似識非識的附中男同學，經過我們身邊都好奇地回頭看我們。後來，由於行李沒紮好，整個箱子蓋竟散開了，我們幾個七手八腳又將箱子重新合起來，想辦法再紮好。這一忙亂，把我的那幾分離愁竟衝淡了，直到上船，我還在擔心箱子會不會再散開。
以後的事，我都記不十分清楚了。我記得船開的時候，很多同學都擁到甲板上向親友們揮手再見。開始，我打心眼裏笑這些同學太柔情。後來，我卻忍不住跑到甲板上，擠在其他同學背後，想找兩個姐姐，卻看到站在彼岸上的記者們不斷地朝著前排的女同學們拍照。熱鬧了一陣，船走遠了，記者們也放下了手中攝影機。我很快就回到了房間，和同一房間的女同學們聊上天了。
我當時真是很興奮。因為是第一次離開家人，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生活。我很高興地打開了餅幹罐，請同行的女孩子們分享，別的人也拿出自己帶的零食，所以，在船上，我們的嘴幾乎沒有停過。整個紅衛輪，充盈著青春的氣息，我在船上遇到一個老海員，他笑眯眯地對我們說，第一次離開家，看把你們樂的。說畢，他表情複雜，欲言又止，歎了口氣說，就不想爸爸媽媽了？！我看著這位慈眉善目的海員老伯，心情有點複雜起來，然而，少年壯誌不言愁，我挽著其他女孩子的手，向他揮揮手離開了，很快就忘記了老伯伯的歎息。
我再次回到船舷，回頭北望廣州，它已經很遠了。那時，我想將來，還是很樂觀的，海南再不好，總比天天見到那些凶神惡煞盯著我們不放的機關“革命群眾”要好。我的家早就不成家了，父母都被關押，已經工作的大姐對我和二姐也是心不在焉，後來才知道此時她已和姐夫在悄悄地談戀愛。我唯一的寄托就是離開，與附中的同學們結伴到海南去。我就這樣離開了此岸——廣州，向一個陌生的彼岸——海南島進發。
但是海南島不是世外桃源，我初到海南時，也想按規則出牌，比如，一切聽領導的話呀，好好接受再教育什麽的。後來，越看越不對，我的率直性格和家庭問題，還有文革時與“老六”戰友們一不小心寫了批判林副統帥好友的材料，使我成了一個被遺忘的人。
許多知青來到海南一年兩年後，都有了上調的機會，先是武裝連和宣傳隊，後來是醫院、廣播室、學校、拖拉機隊等，留在生產連隊也成了骨幹。我所在的生產連隊的廣州知青人數很快由最初的十幾個人變成五六個人，其中包括我。我的想象力告訴我，如果我在這裏生活下去，我的命運會像那些農場的老工人一樣，永遠是一個割橡膠的工人。所以，大概是我到海南的第三個年頭，我為自己做了決定，對上山下鄉不再寄任何希望：首先要保持健康，幹活不能傷了身體；其次要天天讀書，保持腦力；最後，我要盡早離開海南，不能等得太久了。
在我處於最無望的時候，母親以她的智慧和耐心成為我的守護神，安撫在海南屢遭挫折的我，幫助我終於走出了人生的低穀。讀小學和初中時，我很少認真地與母親交流過自己的想法，她實在很忙，沒有心境去了解我的內心世界。我在下鄉時，她先是被關押在機關的“牛欄”裏，後來又去了五七幹校，成了“靠邊站”的閑人。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我們母女倆才有了比較多的時間在薄薄的信紙上交談。
我最初與她通信時，她還沒有“解放”，我們所有的來往信件都要經過看守她的革命群眾的審閱。為了不讓別人抓辮子，我在寫信時很認真地在信紙的上端抄上一段“最高指示”，然後再寫“媽媽，你好”一類的問候話語。在信中，我不敢提及任何敏感話題，惟有以我們在海南生活細節為主題，能寫多少算多少。
原來，我是最不喜歡寫記述性文字，但看到失去人身自由的母親對一群年輕人在海南的生活有那麽濃厚的興趣，我也就盡量多告訴她一些有趣的事情。寫著寫著，我發現母親竟然成了我的熱心讀者，有時她還告訴別人我在信中談到的趣事。她將我的去信很整齊地迭放在一起，存了起來。
這是母親的好習慣，她將自己在文革受審期間寫的交代材料的底稿也都全部保存了下來。４０年後，我還把她的材料整理成為一份絕無僅有的自傳性文字。我在給講她故事的過程裏，也練了筆，學會了對生活細節觀察和描寫。
然而，由於我在海南的遇到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開始停止寫那些讓母親很興奮的小故事了。這時母親的情況有了改善，她的長篇自我檢查被機關革命群眾和軍管會通過了，被宣布結束審查，做了比較正麵的結論，她又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員。所以，我在給她的信件裏，不需再回避敏感話題。我開始比較坦率地在信裏發上山下鄉的牢騷話，對自己的前途表示擔憂。此時，我大概是疲倦了在每封信的上端抄最高指示，漸漸地省略了這個很令人厭煩的步驟。我的小故事也淡出了信裏的字裏行間，更多的是討論式的文字。
這時的母親也有她的煩惱，父親仍然下落不明，大姐自行和姐夫結了婚，她很感落寞卻無法向大姐傾訴她心中的不快。她在信裏表達了對大姐的不滿和失望，讓２０歲的我突然感到了自己對家庭負有的責任，突然感到自己長大了。我在信裏安慰母親說，家裏沒有了大姐，還有我在。
當時，我和母親都處於人生的失意中，精神的溝通使我們非常接近，甚至有相依為命的感覺。我和母親有著很不一般的感情，大概就是通過此時的家書往來建立的。很多年後，已愈九十高齡母親在外出旅遊突然身體情況惡化，我們姐妹都不在她身邊，我更是遠在美國。而我卻在睡眠中感受到不安和難過，成為唯一預知她將要離開人世的家人。
母親對我在海南表現出消極情緒很感擔心，她改變了對我在讀初中時的那種專斷態度，對我的痛苦和懊惱表示理解，但她希望糾正我的一些想法。在母親的信裏，對我提出的疑問往往有很詳細的解答，她不希望我對基層黨組織有任何的不滿。但我也很固執，每次回信，都找出很多理由反駁她的意見。我們的信件不停地來來往往，每一個星期我都收到母親的信件，甚至，我在一個星期內收到過母親寫來的兩封信。
雖然，我的想法很早就開始與母親的正統觀念分道揚鑣，但母親花費很多心思為我寫的信件卻給了我很大的精神安慰，讓我感到親人的關心和愛護，成為我在艱苦勞動和生活之中能夠堅持下去的支柱。
後來，母親也感到，我不可能再走尋常路在農村待下去，既然如此何不把精力放在自身的學習提高上。她開始鼓勵我多讀書，多思考問題。從此以後，我在寫信時，常告訴她我看了什麽書，有那些感想。
母親自己也很愛讀書，知識很豐富，她的來信文筆清晰，馬列主義理論功底深厚，對我有很好的影響。那時，我視母親為自己的導師，什麽不懂都寫信請教，她都能給我解答得一清二楚。在母親的幫助下，當時還很年輕的我已養成多思的習慣，這對我的一生都有很正麵的影響。人在２０歲左右，正是開發大腦思維能力的最佳年齡，錯過此時，會貽誤終生。我在２０歲大好年華，有幸得到母親的悉心指導，思維保持活躍，經常練習將自己所見記錄下來，還練習將自己所想所思變成文字。
我在海南時，母親依靠鴻雁傳書，彌補了我在文革前所受教育的不足。幾年以後，我參加全國統一高考，作為報考外語專業的考生，我的語文和政治答卷卻給北大招生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無論是論證和敘述都很清晰，讓他們很感意外。
北大的招生老師很坦率地告訴我，他們是在很多案卷中翻出了我的資料，經過與其他學生的考卷反複對比後，才決定錄取我。我想，在接受教育方麵，我是幸運的。上山下鄉的生活突變，使絕大多數的知青都不可避免地經曆了學業荒廢，而我的母親卻用她一筆一筆寫出來的家書繼續對我進行係統教育。母親鼓勵我多讀書勤思考，改變了我的命運。
文革期間，讓我最不能釋懷的是父親的不幸離世。１９７４年，已被宣布解放的父親帶著二姐到北京探親，給北京那些正在受審的老戰友們打了一劑強心針，紛紛奔走相告。父親四十幾年前坐監獄時，曾任獄中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發展了一個有為的青年入黨。這個青年在解放後，成為文革前中央組織部的副部長。文革期間，他受到所謂中央專案組立案審查，態度非常不配合，被中央組織部的造反派視為眼中釘。
父親在中組部的老朋友正告那些整他的人，說自己入黨介紹人已沒有問題了，他的問題也一定會解決的，這番語言竟然惹怒了那些整人專家。在１９７５年，四人幫掀起反擊所謂鄧小平右傾翻案風。於是，當時的中央組織部的專案人員通過中央專案組某領導人向偉大領袖密告，說父親案件與６１人大案非常相似，卻已被解放，到處招搖，擾亂人心。於是，中央專案組打著最高領袖的旗號，責令廣東省委對父親再次審查，將父親的案子轉至中央專案組辦理。
霎時間，父親和全家再次陷入天昏地暗之中，父親的健康急轉直下，查出患了癌症。
但是，在１９７６年裏，中國事情的變化之快超過了我的想象。初春，周總理去世，我感到中國要完了。秋天，毛澤東去世。那時，我絕沒有想到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後，竟然會很快地轉向另一個方向。
四人幫被打倒之前，我隱約感覺到有些什麽事已經發生。果不其然，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證明了我們的猜測。剛開始，我很高興，以為四人幫被打倒，父親的麻煩會很快結束，不料，幾個月過去一切如舊，父親的問題毫無解決的跡象，而父親的病卻越發沉重起來。過了１９７７年新年，又是春節，父親住進醫院再也出不來了。
無論醫生怎麽做努力，無論我們全家怎麽挽留，都已留不住父親，他自己早就放棄了。１９７７年５月，在他去世前一天，即５月１９日，常常全身出現抽搐，我就用手握住他的手。我們守候了一天，因為已經很晚，在護士的勸說下，我們回了家。他是在我們離去不久後去世的。
父親去世後，我們以家屬的名義，在廣州殯儀館為父親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那時，很多人都被告知，隻能代表個人參加遺體告別儀式，不能代表組織。經管如此，還是有不少人來了，有的長輩，自己不方便來，便委托子女作為代表，參加告別儀式。父親在文革時的難友，老紅軍賴大超叔叔特別讓我們全家感動。他的腿在文革中摔斷了，不良於行。但是，他堅決要親自為父親送行，就由另外一位公安局的老同誌背著，到了殯儀館，為我父親行最後一個鞠躬禮。
父親告別儀式，沒有任何講話，隻有鮮花環繞，大家以沉默表達對父親不幸遭遇的不滿。在我父親被中央宣布重新審查的過程中，隻有一位領導表示過公正的態度，他就是當時的廣東省委第一把手。他曾讓秘書再三扣壓中央組織部下達的重新審查父親的文件，並嚴格保密。
父親去世半年後，我參加了高考。１９７８年秋天，我走進了北京大學校門。１９７９年，父親平凡昭雪。對於我們家庭，文革帶來的１３年的痛苦和磨難，終於結束。
文革還給我們家留下兩件巧合之事。其一，父親在１９６８年被“革命群眾”扭送廣州警備區司令部，曾與著名作家歐陽山、詩人周鋼鳴關在一間牢房。１９８０年代，我姐夫學習寫作的恩師就是周鋼鳴的夫人，中國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黃慶雲女士。現在，我姐夫已是中國卓有成就的兒童文學作家。其二，文革期間，一位在大街上看到父親大字報的廣州某中學高中學生，竟然在十多年後，成為他沒有機會謀麵的三女婿。這位同學，出身平民家庭，屬於生來就要打地洞的鼠輩，卻娶了一位龍鳳之女，一直幸福地生活至今。
◇ 後記：
我在紐約工作的學校裏，有不多的幾位中國同事，但是來自兩岸三地，背景各有不一。一天，一位台灣來的同事問我一個問題：真實的文革到底是怎樣的？她的疑惑是來自與另外一位中國大陸來的老師交談。這位老師告訴台灣老師，其實文革也沒什麽。那時，她是個小學生，對中學裏的紅衛兵還很羨慕呢。而且，不用上課，天天操練，她日子過得滿開心。
台灣老師問我：她是不是很有問題呀？因為，她看過許多書和文章談起文革的罪惡，罄竹難書，沒有人說好。台灣老師問，這位大陸老師為何卻發出此種言論？
聽了台灣老師的言語，我很感慨，自己多年來的想法居然被她證實了。我一直思考，如果不看報紙和電視、或閱讀書籍，而是直接到民間去調查，有多少人會真的憎恨文革？我想，恨文革的人不會很多。隻要他們的家人不在文革中受到鬥爭，隻要他們的家人沒有成為上山下鄉的知青，他們就沒有理由憎恨文革。這位大陸老師大概就是屬於這種情況吧。
文革進行了十年，後來被迫結束，關鍵還是犯了眾怒。老百姓的生活長期沒改善，上山下鄉讓中國千家萬戶家庭的生活受到影響，自然就會有人要出來收拾殘局，這是被古今中外曆史所證明的規律。
這裏要說點曆史。英國的清教革命，殺了國王，萬眾歡騰，把莎士比亞的劇院都關閉了，同時還搭上餐館和美麗的貴族服裝。結果，行不通。後來，還是英國人，又在歡呼聲中請回來了王族後裔，繼續王朝統治。所以，現在才有英國溫莎王室的存在。所有的變化，沒有萬眾的支持，都成不了大事。
另外一個曆史場景，法國人鬧革命也是萬眾歡騰，昔日的窮女工一麵織毛衣，一麵觀測誰是反革命的分子，成為革命政府的最得力的告密者。最後，連最極端的革命領導人的羅伯斯辟爾都被告密送上了斷頭台，真不知道“革命該往何處去了”。於是，拿破侖出來了，使用專製統治維持社會安定，法國大眾還沒命地支持他。現在你到法國旅遊，還可以依稀感受到法國人對拿破侖曾經的瘋狂崇拜。
我總是認為，文革實際上是一種集體犯罪，是在一種很特殊情況下出現的曆史過程。每個經曆過文革的人都有自己難言之隱，有誰能承擔由文革帶來的不幸的責任？沒有，除非他是上帝！有人問文革還會出現嗎？我不敢有任何回應。但文革現象還繼續，中國目前的麻煩是集體腐敗。隻要權力落到了誰手中，誰就守不住。現在，手中有權的人想守住清白，真是比犯人頂住酷刑不招供還難。
我想，每一個參與過文革過程的人，恐怕在心裏都問過自己一個問題：文革時你在哪裏？都做了些什麽？我曾問過我自己這個問題？結果是不黑不紅，正邪摻半。我那時也是個紅衛兵，破四舊、鬥校長和鬥老師的事都幹過。但自己的父母親同時又是挨鬥的對象，家裏被革命群眾抄了好幾遍，本人還被發配到了海南島。我要控訴文革，理所當然。但是，難道我就可以撇清自己在文革時的所做所為嗎？
對於文革中、曾以狹隘之心批鬥我父母的人，我不想從道德的角度批判他們。因為他們也是人，有七情六欲。其實，我自己何嚐不是有狹隘之心。自從以１９６７年的那個夏日夜晚後，我對農村考出來的大學生就有了惡感和偏見。我發誓，今生今世絕不可以嫁給這類型的男人，這種狹隘觀念在我心中持續了很久，一直都不能釋懷。
我以為，文革曆史的研究必須要脫離“是”與“非”道德圈，才可以走進科學，成為學問。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先驅——杜波依斯博士，是一位在美國和在中國都值得紀念的人物。在他之前，美國曆史學家從來沒有以專業的學術角度來認識和研究黑人曆史。現今，美國高中課本中關於全球奴隸貿易的所有敘述和討論都是建立在他在一百年前所做的研究成果之上，課本上那些數據和許多史實的披露都是由他首次完成。他將黑人的曆史帶進了規範的學術研究領域。
他的學術研究為無數的黑人進入主流社會創造了條件。他深感，對黑人不幸的曆史進行單純的道德批判和揭露是無助於改變黑人在美國的社會地位，他是美國第一位對黑人曆史進行科學和係統研究的學人。
我本人在中國學曆史，到了國外學曆史，也曾經在中國和美國教曆史，我對曆史的認識至今仍然很膚淺，我所明白就是以上說的那點道理。但是，我很堅持自己的看法。我反對很多人對文革的那種道德式的批判，雖然就我家庭的背景和文革境遇，我完全有資格那樣做。但是，我情願選擇做一名比較冷靜的專業曆史研究人員，而不是一名控訴文革不幸遭遇的受害人。我相信，中國的文革研究最終也要走進規範的學術研究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