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那一次看菊花，是我生平頭一次，但同時也是最後一次，跟在外祖母的身後去賞菊。第二年，還沒等到菊花盛開，媽媽奉命去參與醫學院剛剛籌辦的兒科係。我們家跟著媽媽，奉命搬到醫學院的第二附屬醫院中一棟被簡簡單單地稱為406的宿舍中。第二附屬醫院的職工，大部分是隨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赴漢遷校而來。口語中被大家簡稱為同濟。從協和的乙等宿舍，到同濟的406之間，有著一段對裹著小腳的外祖母來說，無比漫長，天涯海角般的距離。
而更重要的，卻還不是距離，而是菊花本身的命運。
正是一九五七年之後，漢舅開始奉命籌辦所謂“菊展”。
什麽叫“菊展”呢？所謂“菊展”，就是禁止菊花們自由自在地萌芽，生長，開苞，綻放。而讓所有的菊花們，嚴格地按照人的意誌，按人需要的高矮，大小，色澤，數量，花瓣，葉型等等等等，去統一地展示自己的美麗。一旦菊花擁有的美麗不為人所需要，沒能進入人的認可和選擇，那美麗便會和菊花本身一起，被無情地扼殺。
菊展當然美麗，而且美麗得既驚人也非人。那種美麗得帶點虛幻和囈狂的效果，酷似所有共產主義極權社會盛行的那種大型團體操和各類耗費大量民脂民膏舉辦的某某開幕式。長大之後，我看過很多次菊展。但最難忘，在腦海中深深鐫刻著的，卻仍然是跟著外祖母看的，一九五七年的那些自由自在的菊花。外祖母後來活了九十四歲，卻從沒看過菊展。即使去看，我估計她老人家也不會喜歡。甚至奉命親手籌辦菊展的漢舅自己也承認，他難忘的，仍然是自由自在地生長著的菊花。
外祖母當然無法知道，就在她老人家帶著我和二姐看菊花的時候，毛澤東親自發動並領導的那場反右運動，已經成功地剿殺了中國土地上最優秀，最出色，最老實，最正派，最有個性，同時也最有勇氣去展示自己個性的百萬知識分子。而那其中，就不幸包括謝孃孃的丈夫，那位無論對老人還是對孩子，永遠萬分和藹可親的內科醫師沈叔叔。
不光年幼的我和二姐，不明白什麽是右派。就是一年前已經光榮入黨的媽媽自己，都沒搞清楚，我們“偉大的黨”，究竟想幹什麽！
在我和二姐學齡前學會的，為數甚少的那幾個漢字中，大，小，多，少，上，下，來，去，前，後，左，右，右本是最後一個字，含義原本是方向。隻有天知道，黨和毛主席為什麽會突然間仇恨起一個再平常不過的方向。我唯一還有點印象的是，那之後，我和二姐學會了另一個嶄新的漢語詞匯，叫做“帽子”。據說，沈叔叔的頭上，被戴上了一頂“帽子”。我和二姐徒勞地看過很多次沈叔叔的頭，甚至不放心地用手摸過。沈叔叔的頭上除了濃密的黑發什麽也沒有。但他……卻是戴著一頂“帽子”的。
媽媽和謝孃孃，仍然是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她倆似乎並不覺得冤屈，反倒在心中為沈叔叔能繼續當醫生而感謝“偉大”黨的“仁慈”。很多年後，我長大了，這才慢慢明白，臨床科室中那些不幸被劃右的醫師們，為什麽竟還會在心中感“恩”，慶幸自己難能可貴的“幸運”。
以毛澤東為最典型代表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極權統治者，在知識結構上，擁有著巨大而驚人，同時又因為其極權本質而決定，永遠無法彌補的，先天性缺陷。
那個年代，官二代，紅二代，那些“自己的孩子們”，還遠遠沒能掌握西方臨床醫學的知識和技能。為了共產黨人自己的健康和益壽延年，他們還必須依靠一九四九年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為他們培養出的醫生。出於完完全全實用主義的思維方式，醫學院中所有隸屬於基礎部的前期醫學專業，解剖，病理生理，微生物，藥理，以及整個公共衛生，等等專業的教授，在共產黨人的眼中，統統被視為可有可無，甚至完全無用。那其中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高教一級和高教二級的老教授，他們在二十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像普羅米修斯那樣，在崎嶇的小路上不畏勞苦地攀登，為後世的中國從西方盜來現代醫學科學基礎知識的火種。共產主義的極權領袖們永遠沒法明白，臨床醫學原本是根植於基礎醫學，正如同生命根植於細胞。那些醫學基礎專業中不幸被劃為右派的老教授以及他們的學生們，要和臨床科室的右派們相比，遭遇悲慘得多，幾乎讓人不敢也不願回望。
我自己小學時代的同學中，有不少右派的孩子。即使是已經過去了漫長的半個多世紀，卻仍然是誰也不會主動去提起那段悲慘的歲月。大家小心翼翼地沉默，仿佛什麽事都沒發生，仿佛那些當年的右派們，自己身上真的還殘留著什麽原罪。隻有一次，我不小心和一位和我差不多同齡的同學聊起了反右。那位同學的父親，是一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在德國知名學府獲博士學位，四十年代便享譽海內外的微生物學家。誰也不明白，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為什麽竟會被劃右。是因為老人生性耿直？還是因為大大小小的共產主義極權統治者們對微生物學的極度無知？同學自己蹉跎歲月，因為他品學兼優的兄長，無論高考的分數多高，反正因為父親的“問題”無法上大學。他繼續努力，幾乎毫無意義。和我聊著，同學說，“我十歲的時候，就想到過要自殺……”。
那句簡簡單單的話語，讓我幾乎立即就感覺到缺氧和窒息。
謝孃孃家的嘉怡，我學齡前的玩伴，從童年時代起就是一個極為優秀，極為出色的孩子。無論在學習成績，群體交往，社會活動，還是體育技能上，嘉怡全都無懈可擊。記得是在文化革命最黑暗的歲月裏，忽一日，謝孃孃竟帶著滿臉舒心的笑容來找媽媽。嘉怡比我低一屆，是七零屆的。我所在的六九屆，隻要是醫學院的非紅五類的子弟，幾乎毫無例外地要下鄉。反正大家都一樣，也就無所謂了。一個月前，嘉怡的學校通知，她那一屆學生……大部分可以接著上高中。想起沈叔叔頭上那頂名義上已“摘”，但實際上卻永存的“帽子”，學校說的又是大部分，而不是全部。謝孃孃度過了好幾個星期忐忑不安，夜不能寐的日子。這一天，學校總算發話了，嘉怡也可以接著上高中。激動的淚水在謝孃孃眼中打轉，跟媽媽說話時，聲音都哽咽著。媽媽更是為謝孃孃，為嘉怡， 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媽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家的鄰居，我最好的朋友慧的弟弟智，就因為其父的所謂“曆史反革命嫌疑罪”，全班同學都能上高中，他一人卻被趕出學校。
我的媽媽，是一個城市生，城市長，道道地地的 citygirl。媽媽從小就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即使是我酷愛體育的哥哥和大姐，在乒乓球上也都遠遠不是媽媽的對手。大概是1973年，媽媽的一個好朋友，省體工隊乒乓球隊的一個教練，媽媽管他似乎是叫葉指導，奉命要到科威特去援外。臨行前，他到家裏來跟媽媽告別。想起童年時嘉怡的乒乓球打得極好，我問葉指導認不認識嘉怡。沒想到葉指導對嘉怡熟悉極了。葉指導說，嘉怡從九歲到十一歲的那三年中，三次獲得武漢少年女子單打冠軍，並多次作為團體冠軍隊的主力出場。中國的國家乒乓球隊，即使是在湖北省的這片土地上隻選一名隊員，要論球藝，也非嘉怡莫屬。
可惜！真是可惜呀！葉指導惋惜萬分地感慨。
我和媽媽都不出聲了。葉指導不說，我們也能明白他可惜的究竟是什麽。
果然，猶豫了一下之後。葉指導低聲地說，可惜的是，嘉怡是摘帽右派的孩子。摘帽右派的孩子，那是不允許出國的。不能出國，還打什麽乒乓球？
葉指導為嘉怡可惜的這一段短短的話語中，包含著多少赤裸裸的荒謬呀！
“摘帽右派”是什麽意思？有這麽一個古怪的罪名嗎？既是“摘”了“帽”，那就不再是“右派”。既然反正永遠是“右派”，那又何必浪費時間去“摘”其“帽”呢？是想讓“偉大的黨”，通過名義上的“摘”其“帽”，不時地享受一下那些可憐的右派們的感恩嗎？
“不能出國，還打什麽乒乓球？”那就更是黑色幽默了！那就是說，這個所謂的“國球”，原來根本就和中國人自己……毫無關係！
（我寫這幾句，當然和葉指導無關。葉指導自己，是一位心底非常善良的乒乓球教練。）
記得一年前，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五十周年的日子裏，無數還健在的，文革暴行的親曆者們，都在感人至深地呼籲，絕不能讓文化大革命的曆史重演！
而事實上，中國土地上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曆史，又有哪一段應該重演呢？
這其中就對中華民族道德精神層麵的負麵影響而言，最惡劣的政治運動就是反右了。
而反右，較起真來，卻並不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極權統治者針對知識分子係統性剿殺的開始，而是其終結。
1949年，知識分子的生活中，被引入了共產主義極權社會的特產，政治學習。1950年，知識分子在極權高壓下，被要求徹底肅清親美、崇美、恐美思想。一八四八年以降，事關中華民族文明進程的西風東漸，就此終止。1951年，通過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毛澤東親自啟動了赤裸裸地混淆常識，偽造學識，蔑視並踐踏知識的紅輪倒轉。1952年，通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國土地上係統地確立了知識分子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罪。知識分子在1949年前擁有的遷徙自由，隨之被徹底終止。1953年，通過批判梁漱溟，共產主義極權統治者公開宣稱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決裂。中國人，自此便成為無根之木和無源之水。1954年，通過批判俞平伯和胡適，人文社會科學在中國土地上全部可能的學術研究領域，都在共產主義的暴力裹挾下，步入了謊言和荒誕的歧途。1956年，通過捏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毛澤東開始直接警告並懲處所有共產黨內的知識分子異議者。
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終於被完全徹底幹淨全部地剿滅了。
從此，中國偌大的土地上，“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
這一黑暗肮髒荒誕卑劣的場景，一直持續到今天……
幾分鍾前，我打開微信，看到的通欄標題是：以鄧文迪為榜樣，就是號召孩子們耍流氓。我決定先不看鄧文迪，去看看趙薇。趙薇那篇更驚心動魄，說的是趙薇怎樣赤裸裸地利用色情，光速般的擠進了億萬富翁的行列。我隻好跳過趙薇，滿懷敬仰地去學習全世界人民的光輝榜樣馬雲。沒想到一大批如雷貫耳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及其子女們……竟然早就是馬雲商業帝國中的資深股東。忍痛與馬雲告別，我無可奈何地再往下看。看到的是一位正冉冉升起的學術明星的博士論文，幾乎全文，包括標點符號，都是一點也不走樣地抄襲而來。
一切能冠以“成功”二字的當代中國人，幾乎毫無例外地麵容可憎，財富可疑，行跡可鄙。
迷迷糊糊之中，我晃眼看到，已載入史冊的“八年抗戰”，……不知從何時起，竟變成了“十四年”！
“史學界”那些五七六六八九以降，茁壯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甚至幹脆節省了時間，專程為“十四年抗戰”這一嶄新的漢語詞匯，先去向臣民們“吹吹風”。因為他們的目的，他們肩負的使命，套用一個毛澤東時代的流行漢語，實在是太“昭然若揭”了。那分明是試圖把雖然金碧輝煌，但卻百分之百與日本人無關，赤裸裸的中國人自相殘殺的“紅軍長征”故事，強行納入“抗日救國”的宏圖大業。
而如果當今聖上反正言之鑿鑿地認為，“哪裏有侵略，哪裏就有反抗”，那何不把偉大的抗日戰爭，幹脆從《甲午風雲》算起……
看著牆上日曆2017那四個通紅的阿拉伯數，朋友們是不是會和我一樣，想起蘇軾的名句，“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難道真的竟是……指鹿為馬的秦二世元年？！
閑話少說，還是言歸正傳吧！
……十六年前，2000年冬天，為賀媽媽的八十大壽，我曾回武漢住過漫長的兩個星期。那也是我最後一次陪著媽媽，到協和校園中去散步，去看望謝孃孃和沈叔叔。
因為行動的諸多不便，媽媽和謝孃孃已經很難見麵了。但她們之間無話不說的友誼，卻通過電話，一直持續到媽媽去世。在後來那些媽媽還活著的歲月裏，隻要我回去，我總能萬分欣慰地從媽媽那裏，聽到謝孃孃和嘉怡的好消息。
媽媽說，謝孃孃是最負責任的媽媽，也是最最成功的兒童教育學家。嘉怡的女兒，也是在謝孃孃的身邊長大的。那孩子和童年時代的嘉怡一樣，也是一個十分十分出色的孩子。先是考進了中國最好的中學，北京四中。之後，又考進清華。最後，如願以償地去了美國……
媽媽感慨萬分地說，當年右派的那些孩子們……，人人都是好樣的，個個都能有出息。那真的是……小人之澤長不了，君子之澤斬不斷哇！
我的老媽媽說得多好：“小人之澤長不了，君子之澤斬不斷”！
誠哉斯言！
謹以此文，敬獻給一九五七年美麗而自由的菊花！
謹以此文，敬獻給一九五七年那些和菊花一般美麗而堅韌，卻無端地飽受摧殘的右派和他們更無辜的孩子們！
（全文完）
（文中所附菊花照片源自網絡，版權不詳）
2017年1月 寫於德國不來梅
作者投稿
華夏文摘第一三四八期（cm1702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