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我們失去了我們的街頭(2)

　　 街頭史革命之後是時尚 　　如同雞和蛋的關係，城市和街道在發生學上的糾纏常常掩蓋街道價值譜係的真實脈絡，而事實上，街道的盛衰史就是一場人類個性精神與公共價值之間的微妙博弈。 　　文/馬軍馳 圖/初哥 　　施裏曼在小亞細亞某處臨海的山坡上刨來刨去的時候，他內心總是浮現出海倫在特洛伊城“完美無缺的街道”上漫步的畫麵，這幅足以令他“雙手顫抖得不得了”的畫麵後來引導他找到了那座兩千多年前被阿伽門農焚毀的古城遺址。麵對那些錯落有致的黑色牆角，施裏曼看到了一個偉大城市的“軀體”，他確信，正是這些街道，成為特洛伊人不貪戀室內而熱愛戶外活動的原因。因為“看上去，任何一條街道或者街道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有足夠的陽光照射”。 　　街道之義 　　事實上，施裏曼的想象出現了空間上的錯誤，即使是在荷馬年代，更不用說是在城邦製大為流行的古典時代，人們對於廣場的熱愛遠勝於他們對於街道的迷戀。因為那時根本不存在汽車乃至大型馬車等運輸工具，僅僅供人或單列騾馬行走的街道狹窄而又起伏不平。喜歡誇誇其談的蘇格拉底總是快步穿過許多掛滿滴水衣物、飄滿人畜糞便氣味的街道，到人聲鼎沸、陽光燦爛的廣場去兜售他的真理。擅長演講的哲學家、小商販和遊手好閑之徒，是公共廣場最常見的三種人，由他們構築起來的城市公共景觀，直到羅馬帝國時代都不曾改變。 　　如同雞和蛋的關係，城市和街道在發生學上的糾纏常常掩蓋街道價值譜係的真實脈絡，但可以明確的一點在於：是廣場而不是街道，成為早期城市市民公共生活之源。考慮到宗教和政治在那個時代國家和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作為集會和發布指令最佳場所的廣場便有了不可替代的權威。的確，代表著城市權威意識、秩序和廣泛認同感的廣場創生了城市的公共生活與共享價值，但街道在後來迅速改變了這種價值的流向，正因為如此，那不勒斯這樣一個找不到寬闊規整的大型廣場的城市，會在文藝複興之後，成為魅力壓倒羅馬的人間樂土。 　　街道重新界定了城市的格調和精神氣質，令其數百年積累起來的公共性，被稀釋為一種高度個體化的訴求。看看《十日談》便可以知道，薄伽丘筆下快樂的那不勒斯偷情者似乎更喜歡街道某處僻靜的角落，而寂寞的思春者總是趴在陽台上，期待腳下的街道隨時出現奇跡——當然，奇跡從不落空。 　　所有的大小街道匯集於一個廣場，這是路易十四這樣的集權者最願意看到的城市景觀，但不幸的是，相對於廣場而言，街道的隱蔽性和多樣性為那些討厭甚至懼怕城市公共性壓迫的人提供了一個自由散漫的新空間。從廣場轉向街道，是城市最激動人心的一次自我拯救行動，這一行動在歐洲至少曆經200年的磨難，終於在19世紀的巴黎達到高潮。 　　街道之起 　　的確，如果從一場運動的角度看，街道的新身份是在19世紀的巴黎獲得的。 　　豪斯曼，一個兼有警察局長身份的城市集權主義者，把拿破侖三世交到他手裏的巴黎帶進了“一場巨大的投機繁榮之中”(本雅明語)。事實上，他恰恰是從街道下手的。他在一次集會的講話中表明了他對大城市飄遊不定的民眾的痛恨，他試圖突出街道的政治權威(作為意識形態)與商業繁華(作為想象性裝飾)的結合。不幸的是，他做到了。但是，這種軟硬兼施的結果反而歪打正著地催生了街頭自由主義的反抗萌芽。如城市研究者羅塞塔·布魯克所言：“事實上，權威的監督和輿論管製這兩種力量不但沒有壓抑街道的激情，反而照亮了黑暗萎靡的街頭生活，並奇跡般地催生了獨立的草根文化及其行為準則，最終，它把街道變成了一種神話。” 　　這種神話最為突出的表征便是：街道反叛意識和邊緣特質在19世紀被一種貌似革命的波西米亞風格所取代——盡管這個革命在當時並沒有很快開花結果。從露天廣場輻射出來的大小街道上的咖啡館裏煙霧繚繞，狂想家、失意文人或政客以密謀者的做派，一邊把酒暢想革命，一邊用詩歌和妓女調情。如我們在巴爾紮克、雨果或狄更斯小說中所見，那些曾經在下水道裏縮頭藏尾的鼠輩們終於掀開了井蓋，街道成了“革命”的策源地。 　　毫無疑問，本雅明是第一個把街道波西米亞風格加以詩化並使之彰顯的知識分子，他帶著童年時代對柏林街道的散漫體驗和溫暖記憶，一眼就看穿了豪斯曼式的繁華巴黎街道背後深藏的波西米亞氣質，並使那些可以統稱為“街頭拾荒者”的人們(他們中就有不少是大麻吸食者和戀屍癖)，在身份上得到一次富有革命意義的詩意認證。接下來我們看到的便是，這種“波西米亞氣質”混合著街道個人主義的放浪形骸和無政府主義虛弱的救世情懷，在1789年群眾街頭的血腥狂歡之後，在未來不到200年的時間裏發展成了兩個高潮：1871年(巴黎公社的街壘之戰)和1968年(索邦大學領銜的五月街頭抗議風暴)。 　　街道意識形態中革命隱喻的極致發揮，促進了街道公共意識的集體性出軌和街道無政府主義在個體意識及行為中的延伸、爆發甚至狂瀉，比起19世紀中後期的巴黎而言，若幹年後，美國青年在加州伯克萊校園或者紐約地下鐵裏的所作所為，簡直就是狗尾續貂。 　　街道在個人成長史上的意義，在19世紀以後的美國城市很快被強化為一種時髦的主流意識。“隻有在街道上，青少年在性意識方麵初步確立了自己的身份。過去，自覺脫離戀母情結的第一步，便是走上街道。”羅塞塔·布魯克的這一論斷，不僅成為《紐約黑幫》街頭景觀的哲學依據，同時也為我們觀察街道的叛逆品質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視點，於是我們看到：在城市日益秩序化和威權化的背景下，青少年們來到街頭，來到那些被廢棄的建築(多半是作為上兩個世紀工業意識形態象征的大型廠房和碼頭)或堆滿垃圾的後院，他們的行為顯示，似乎隻有這些由盛極一時的政策所拋棄的空間，社會下層的人們才能發展成一種風格及觀念。DMS、水磨牛仔褲、混合著無厘頭機智風格的塗鴉以及嘻哈大行其道，而隨著大麻、黑幫槍戰以及飛車黨等新老角色的加入，好萊塢很快就與時俱進地把街道弄成了比酷的新舞台。 　　街道之死 　　但即便如此，最新一輪的街道革命決不是由這樣一幫乳臭未幹的街頭混混們完成的，事實上，他們隻是上兩個世紀街頭革命傳統的寄生蟲。20世紀最有力量的思想家之一的鮑德裏安，提醒我們注意到一種消費性力量對街道文化致命的改造。 　　鮑德裏安繼承了本雅明的批判取向，但他選取的背景卻是全新的：在一個由電視和網絡主宰而不是由政治權力操控的美麗新世界，大多數以前熱愛街頭的群體開始迷戀一個在他們看來比現實世界更真實有趣的虛擬世界，他們重新回到室內，繼而淡出曆史——在廣告商的定位中，這是一個缺乏消費能力因而也是應該被忽略的群體。相反，門外的街道則成了那些“在外貌和生活習慣上爭奇鬥豔”的秀場。瑪麗蓮·夢露在紐約第五大道地鐵出口處被鼓風機吹起的裙子所形成的經典瞬間，隻是揭開了日後曠日持久且聲勢浩大的街頭時尚秀的序幕，而其中隱含的“看與被看”模式已經濃縮成一個關於城市欲望被重新整合的寓言。 　　現時代的街道出人意料地把“看與被看”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高度上來加以強調。幾乎所有城市的老城被漸漸廢棄或改造以後，街道變成一個更適合表演和展示的露天劇場或巨大櫥窗。這個劇場或櫥窗裏每天都會上演一種繁榮、絢爛、親民以及看上去極富創意感的街頭景觀來供大眾觀賞(如同他們在家中客廳觀看電視一樣)，並在這種對奇觀的消費中把自己變成一隻呆滯卻無比幸福的“土豆”——毫無疑問，街道成了他們更為愜意的“沙發”。 　　所有這些街頭商業喧囂背後讓人難以忍受的單一性，暴露了街道表現力和生產力的虛弱。鮑德裏安敏銳地注意到，“人、街道、時間作為場景全都悄悄地消失了，對於公共活動空間來講也是如此：社會的戲劇和政治的戲劇都在一點點被排擠，直到喪失殆盡，成為一個帶有許多分枝、龐大而虛弱的單一體。”借助於對巴黎那條著名大街的個案分析，他讓我們看到，在那種“裝飾著噴泉、行道樹、報亭、長凳並完全擺脫了季節與反常氣候變化”的漂亮的街道環境裏(他稱之為“後現代的拚貼”)，無數炫目的廣告牌、精心設計的商標或者櫥窗開始接管城市街道的視覺權，新的商業邏輯以及由商家與建築師合謀設定的消費秩序開始主宰街道，而其中洋溢出的“商業活力和美學感覺”更是適時地刷新著“公眾生活無與倫比的幸福感”。他相信，這種由消費所刺激和撩撥起來的幸福感在街頭彌漫之時，也正是那個“生產夢幻、詩意和感覺”街頭的死亡之日。 新周刊：http://news.sina.com.cn/c/2005-03-26/1747620345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