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五周年：木婚 （上)
結婚的第五年裏，主導我們婚姻故事的線索，是綠卡。在美國做異鄉人，恐怕人人都經曆過讓你歡喜讓你憂的辦綠卡過程。我們的綠卡故事有些特別，這不僅因為我們辦理的方式和大部分人不同，更因為我們在辦綠卡的過程中，奇遇了一位姓名古怪，長相獨特的律師。且讓我從頭細細道來。
我來美讀書時，父母已經出國多年，正在辦理綠卡申請。他們早年是以公派進修的身份出的國，辦起綠卡來很費周折，一個個繁瑣的手續辦下來，到他們終於能正式遞上綠卡申請時，我已經過了21歲，不能作為未成年子女和他們一起拿綠卡了。不過，在他們的綠卡到手後，還是為我排上了以永久公民未婚成年子女的身份等待綠卡的隊伍。這個等待的隊伍雖然漫長，但算算等我五到六年後博士學位到手時，應該也就差不多能拿到綠卡了，正好可以趕上找工作的需要。
然而這個永久居民的申請過程因為我結婚的決定作廢了。當初決定結婚時，不是沒有想到過對辦身份的影響。但我們的想法很簡單：我們不願等我綠卡到手再結婚，那樣老公以永久居民的配偶身份申請來美，將是一個更遙遠漫長的路。不如他現在就以配偶身份簽證過來，來了以後再轉成學生簽證的快而直接。至於我們將來的身份問題，就靠自己的能力走工作簽證的路吧。在感情和綠卡的天平上，我明顯地傾向了感情。母親對於我的決定隻有長長地歎了一口氣，她深知移民辦綠卡之路的艱難。但看我們一對小夫妻沉浸在新婚的快樂之中，那樣樂觀和自信，也沒多說什麽。
老公剛來美國的頭幾年裏，我們專心讀書，身份的問題暫時被拋在了腦後。如今，老公畢業了，因為身份的問題（隻有一年的學生簽證實習期），找不到符合他學位經曆的工作，隻好先臨時找了個工作幹著。這樣，辦身份的壓力就全落在我的身上，而且還有一份以前不曾預料到的緊迫感。那段時間，我的神經始終處於緊張狀態。偏偏此時，我的H－1簽證申請出了點問題。有天早晨正要去上班，係裏秘書打電話說申請被退回來了，因為她寄錯了申請費用。我的學生簽證實習期在申請遞出去後幾天就過期了，秘書說她不確定在申請重新遞上去之前，我去上班合不合法。
接完電話我的眼淚不知怎地就落下來了，這H-1的簽證辦起來都如此一波三折，後麵的綠卡之路還走得下去嗎？我的心情忽然變得非常悲觀與絕望。老公在一旁全聽明白了，他也不說什麽話勸我，就把手中抱著的女兒遞給了我。快一歲的女兒不明就裏地燦爛地笑著，一邊笑還一邊用小手摸著我的臉。我順勢親了她的手一下，她笑得更甜，並且主動把手送到的我唇邊讓我再親她。我的淚流得更多了，卻在淚水裏笑了起來。我把自己被淚水浸濕了的臉靠上她嬌嫩的臉頰，摟緊了女兒，一邊親著她，一邊對她說：寶貝，媽媽不在乎什麽身份不身份，媽媽隻在乎你。
從那以後，我再沒有為辦身份的事情流過眼淚。
然而我們還是要麵對現實：如果不能找到辦綠卡的捷徑，老公很快要失業，而我，也將不得不在老板麵前拚命努力工作，並且同時不斷想辦法去催辦理身份的進程。H-1簽證到手後的那段時間裏，我每天除了工作，滿腦子都在想辦身份的事情，不免也常常回憶以前那段被結婚中斷了的綠卡申請過程。
那天上班的路上，正碰上堵車，陷在車流裏無所事事，腦子裏不自主地又想起了綠卡的事情。想著想著，不由地氣憤起來：美國一向不是最標榜自己講究人權，重視個人應有的權利和自由嘛？怎麽這個原則到了我們這些希望申請移民的外國人身上就不適用了呢？比如說，我以前因為父母的原因排上了移民申請的隊伍，但卻沒了結婚的自由，因為一旦結了婚，就失去了按原來理由申請移民的資格。而現在，雖然母親已經成了美國公民，我又符合了美國公民已婚成年子女的條件可以再次申請親屬移民，但那個欄目下的隊伍同樣漫長，我既使是現在申請，恐怕也得像當年那個欄目一樣，至少等上五到六年。所以，如果要及早移民，就沒有結婚的自由，要結婚，就得犧牲早日移民的權利。想到這裏，我愈加不平起來，我們雖然不是美國公民，但憑自己的一技之長在這裏討生活，我們交納稅款，為美國做貢獻，我們遵紀守法，從任何角度來講也算得上是模範公民，但我們個人的私生活的自由，比如結婚等，卻不得不受到移民申請規定的限製。這樣的移民法規定，合理嗎？
這樣一路想著，越想越覺得應該找個地方谘詢一下。最起碼，也得找個人聽聽我的申訴，即使移民法的有關規定無法更改，我也得把自己的想法和人說說，要不憋在心裏實在悶氣。到了上班的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搬來電話黃頁，查找起本市專門辦理移民事務的律師的信息來。按律師的姓名字母順序，我挨個打起了電話。律師們的電話真難打通，不是秘書接電話擋駕，就是在客氣地聽我講了幾句後，說這樣的情況要當麵谘詢才成，要我和他們訂個約會，言下之意，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他們不願在電話裏透露任何有用信息，當然也沒時間聽我發泄對移民法的不滿。
在打了七八個無用的電話後，我真有點泄氣了。那一路因為堵車和關於移民事務的胡思亂想而激動憤悶的心情，已經有所緩解。我有些暗自嘲笑自己剛才的衝動了，綠卡的煩惱能讓人走火入魔呢，我該想想今天要做的實驗了。正要把電話黃頁合上，我的目光卻掃到了一個有趣的名字：天下居然有叫這名的人，而且還是個移民律師？這人的名和姓音譯意譯成中文是這樣的：阿呀啦（Ayala)木頭(Wood)。
就打這最後一個電話吧，我心想，看看這木頭律師怎麽說。沒準他會說：阿呀啦，這個問題好辦，我幫你解決了！（待續)
結婚的第五年裏，主導我們婚姻故事的線索，是綠卡。在美國做異鄉人，恐怕人人都經曆過讓你歡喜讓你憂的辦綠卡過程。我們的綠卡故事有些特別，這不僅因為我們辦理的方式和大部分人不同，更因為我們在辦綠卡的過程中，奇遇了一位姓名古怪，長相獨特的律師。且讓我從頭細細道來。
我來美讀書時，父母已經出國多年，正在辦理綠卡申請。他們早年是以公派進修的身份出的國，辦起綠卡來很費周折，一個個繁瑣的手續辦下來，到他們終於能正式遞上綠卡申請時，我已經過了21歲，不能作為未成年子女和他們一起拿綠卡了。不過，在他們的綠卡到手後，還是為我排上了以永久公民未婚成年子女的身份等待綠卡的隊伍。這個等待的隊伍雖然漫長，但算算等我五到六年後博士學位到手時，應該也就差不多能拿到綠卡了，正好可以趕上找工作的需要。
然而這個永久居民的申請過程因為我結婚的決定作廢了。當初決定結婚時，不是沒有想到過對辦身份的影響。但我們的想法很簡單：我們不願等我綠卡到手再結婚，那樣老公以永久居民的配偶身份申請來美，將是一個更遙遠漫長的路。不如他現在就以配偶身份簽證過來，來了以後再轉成學生簽證的快而直接。至於我們將來的身份問題，就靠自己的能力走工作簽證的路吧。在感情和綠卡的天平上，我明顯地傾向了感情。母親對於我的決定隻有長長地歎了一口氣，她深知移民辦綠卡之路的艱難。但看我們一對小夫妻沉浸在新婚的快樂之中，那樣樂觀和自信，也沒多說什麽。
老公剛來美國的頭幾年裏，我們專心讀書，身份的問題暫時被拋在了腦後。如今，老公畢業了，因為身份的問題（隻有一年的學生簽證實習期），找不到符合他學位經曆的工作，隻好先臨時找了個工作幹著。這樣，辦身份的壓力就全落在我的身上，而且還有一份以前不曾預料到的緊迫感。那段時間，我的神經始終處於緊張狀態。偏偏此時，我的H－1簽證申請出了點問題。有天早晨正要去上班，係裏秘書打電話說申請被退回來了，因為她寄錯了申請費用。我的學生簽證實習期在申請遞出去後幾天就過期了，秘書說她不確定在申請重新遞上去之前，我去上班合不合法。
接完電話我的眼淚不知怎地就落下來了，這H-1的簽證辦起來都如此一波三折，後麵的綠卡之路還走得下去嗎？我的心情忽然變得非常悲觀與絕望。老公在一旁全聽明白了，他也不說什麽話勸我，就把手中抱著的女兒遞給了我。快一歲的女兒不明就裏地燦爛地笑著，一邊笑還一邊用小手摸著我的臉。我順勢親了她的手一下，她笑得更甜，並且主動把手送到的我唇邊讓我再親她。我的淚流得更多了，卻在淚水裏笑了起來。我把自己被淚水浸濕了的臉靠上她嬌嫩的臉頰，摟緊了女兒，一邊親著她，一邊對她說：寶貝，媽媽不在乎什麽身份不身份，媽媽隻在乎你。
從那以後，我再沒有為辦身份的事情流過眼淚。
然而我們還是要麵對現實：如果不能找到辦綠卡的捷徑，老公很快要失業，而我，也將不得不在老板麵前拚命努力工作，並且同時不斷想辦法去催辦理身份的進程。H-1簽證到手後的那段時間裏，我每天除了工作，滿腦子都在想辦身份的事情，不免也常常回憶以前那段被結婚中斷了的綠卡申請過程。
那天上班的路上，正碰上堵車，陷在車流裏無所事事，腦子裏不自主地又想起了綠卡的事情。想著想著，不由地氣憤起來：美國一向不是最標榜自己講究人權，重視個人應有的權利和自由嘛？怎麽這個原則到了我們這些希望申請移民的外國人身上就不適用了呢？比如說，我以前因為父母的原因排上了移民申請的隊伍，但卻沒了結婚的自由，因為一旦結了婚，就失去了按原來理由申請移民的資格。而現在，雖然母親已經成了美國公民，我又符合了美國公民已婚成年子女的條件可以再次申請親屬移民，但那個欄目下的隊伍同樣漫長，我既使是現在申請，恐怕也得像當年那個欄目一樣，至少等上五到六年。所以，如果要及早移民，就沒有結婚的自由，要結婚，就得犧牲早日移民的權利。想到這裏，我愈加不平起來，我們雖然不是美國公民，但憑自己的一技之長在這裏討生活，我們交納稅款，為美國做貢獻，我們遵紀守法，從任何角度來講也算得上是模範公民，但我們個人的私生活的自由，比如結婚等，卻不得不受到移民申請規定的限製。這樣的移民法規定，合理嗎？
這樣一路想著，越想越覺得應該找個地方谘詢一下。最起碼，也得找個人聽聽我的申訴，即使移民法的有關規定無法更改，我也得把自己的想法和人說說，要不憋在心裏實在悶氣。到了上班的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搬來電話黃頁，查找起本市專門辦理移民事務的律師的信息來。按律師的姓名字母順序，我挨個打起了電話。律師們的電話真難打通，不是秘書接電話擋駕，就是在客氣地聽我講了幾句後，說這樣的情況要當麵谘詢才成，要我和他們訂個約會，言下之意，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他們不願在電話裏透露任何有用信息，當然也沒時間聽我發泄對移民法的不滿。
在打了七八個無用的電話後，我真有點泄氣了。那一路因為堵車和關於移民事務的胡思亂想而激動憤悶的心情，已經有所緩解。我有些暗自嘲笑自己剛才的衝動了，綠卡的煩惱能讓人走火入魔呢，我該想想今天要做的實驗了。正要把電話黃頁合上，我的目光卻掃到了一個有趣的名字：天下居然有叫這名的人，而且還是個移民律師？這人的名和姓音譯意譯成中文是這樣的：阿呀啦（Ayala)木頭(Wood)。
就打這最後一個電話吧，我心想，看看這木頭律師怎麽說。沒準他會說：阿呀啦，這個問題好辦，我幫你解決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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