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283)
2010 (239)
2011 (277)
2015 (64)
2016 (320)
2017 (153)
北島：《悲情往事》
我是1985年初春在重慶認識張棗的，算起來已有四分之一世紀了。那時我和老詩人彭燕郊和馬高明正在籌備一本詩歌翻譯雜誌《國際詩壇》，與重慶出版社商談出版的可能性。除了張棗，我也見到了柏樺和其他幾位年輕詩人。那是一段難忘的時光。關於那次見麵，柏樺在他的回憶錄《左邊》有詳盡的記載。張棗當時年僅 23歲，是四川外語學院的研究生，清瘦敏捷，才華橫溢。記得他把他的一組詩給我看，包括《鏡中》、《何人斯》。大約一年後他去了德國，走前到北京辦手續，我和朋友們還接待過他。
1989年夏天我在柏林住了四個月，我專程去張棗就讀的特裏爾大學，他在那兒讀博士。他非常孤獨，我也是，我們同病相憐。《今天》在海外複刊不久，我請他擔任詩歌編輯，他前後編了十幾年，直到前幾年才淡出。很多著名詩人和新手的詩作都是經過他發表在《今天》上，功不可沒。
《今天》的另一位詩歌編輯是宋琳，住巴黎，而我先住丹麥，然後是荷蘭，離得都不遠。常常聚在一起。有一次，我們到特裏爾附近一座由磨坊改建的別墅開編務會。德國女主人是通過朋友認識的。在磨坊還見到一對教聲樂的俄國夫婦，女的是歌唱家。晚上我們喝了很多紅酒，大唱俄國民歌和革命歌曲，把他們夫婦嚇了一跳。
後來張棗拿到博士，到圖賓根大學任教，安家落戶。1995年夏天，我陪父母和女兒從巴黎去圖賓根找張棗玩。他待老人和孩子很好，張棗通過一張Isaac Stern拉的一組小提琴名曲的唱盤，成了我女兒的音樂啟蒙老師。直到現在我女兒還保存著這張唱盤。
張棗德文英文都好，但一直不怎麽適應國外生活的寂寞，要說這是詩人作家必過的關坎。比如，他從來不喜歡西餐，每回到他家做客都是湖南臘肉什麽的，加上大把辣椒。我們也常去當地的中國餐館。有一次，他甚至找朋友專程開車帶我到盧森堡去吃晚飯，那有一家很不錯的中餐館。他煙抽得凶，喜歡喝啤酒，每天晚上都喝得半醉。
最後一次見麵是2004年春天，我去柏林參加活動，然後帶老婆去圖賓根看他。他的狀態不太好，丟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機。家裏亂糟糟的，兒子對著音響設備踢足球。
自九十年代末起，張棗開始經常回國，每次回來通電話，他都顯得過度亢奮。大約在2006年，他要做出抉擇，是否加入“海歸”的隊伍，徹底搬回去。我們通過幾次很長的電話。因為我深知他性格的弱點，聲色犬馬和國內的浮躁氣氛會毀了他。我說，你要回國，就意味著你將放棄詩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說他實在忍受不了國外的寂寞。
搬回北京後，我們還是通過幾次電話，但發現可說的越來越少了，漸漸斷了聯係，有時能從朋友那兒得知他的行蹤。去年12月，柏樺告訴我他得肺癌，讓我大吃一驚，馬上給他發了電郵，他簡短回複了，最後一句話是：“我會堅持的。”
張棗無疑是中國當代詩歌的奇才。他對語言本身有一種近乎病態的敏感，寫了不少極端的試驗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敗，無論如何，他對漢語現代詩歌有著特殊的貢獻。他以對西方文學與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觀並參悟博大精深的東方審美體係。他試圖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新的張力和熔點。
柏樺：《初識張棗，“這人怎麽寫得與我有些相像”》
3月9日下午北島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張棗去世的消息，我一開始還不相信。不過，對於張棗的身體情況我還是比較清楚的，去年11月我打電話給他，他正在休息是他兒子接的電話，後來張棗回了我電話，然後他就去了德國求醫。在那最後一通電話中，我能感覺到他的不安，畢竟他的肺出了很大問題。整整三個月，時間在一秒一秒地經過，然後一切就突然結束了。在朋友那裏，張棗是一位非常開朗、隨和的人，但我知道他骨子裏是一個極其悲觀的人，他有一種爭分奪秒完成虛無的激情。而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他又很寂寞。
我第一次見到張棗是在1983年10月，我專程到四川外語學院見我的朋友武繼平，在他的介紹下，在這天中午我第一次見到了張棗，這位剛從長沙考來川外的英語係研究生。他掏出幾頁詩稿念給我聽，那是詩人們習慣性的見麵禮，聽著聽著我心裏吃了一驚：“這人怎麽寫得與我有些相像。”我現在已無法記得他當時對我念的是些什麽詩了，好像是《娟娟》（獻給他在長沙讀書時的女朋友的一首詩）。我很矜持地讚揚了幾句，但對於他和我的詩風接近這一點，我還不太情願立即承認。他的出現，我感到太突然了，潛藏著某種說不清的神秘意味，“得迅速離開。”我的內心在催迫。這次見麵不到1小時，我就走了，後來他告訴我，他當時既覺遺憾又感奇怪，這人怎麽一下就走了。他給我留下這樣一個匆忙的最初印象：夢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閃爍著驚恐、警覺和極其強烈的敏感，複雜的眼神流露難以形容的複雜；他那時才21歲，可我卻在他眼神的周遭，略略感覺到幾絲死亡之甜的暗影。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詩人才具有的——自信、雄渾、有力、傲慢而優雅，微笑洋溢著性感。
陳東東：他主動自我邊緣化
我們是很多年的朋友。張棗出國後我們通了近10年的信，知道他回來後我們才第一次見麵。張棗的太太是上海人，所以他經常來上海。張棗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詩人，在詩歌寫作向度上，目前幾乎沒有人能超過他。他是語言天才，懂好幾國語言，這在國內詩人當中沒人能企及。但在我看來，他在某種程度上“浪費”了自己，他不太情願動筆寫詩和翻譯，所以無論詩歌還是翻譯，他的產量都很少。他說，他膽子小，所以寫得很謹慎。另外一方麵，這個時代沒有給他提供合適的舞台，“浪費”了他的天賦。2000年以後，張棗過得其實有點落寞，他說寫詩反正沒有知音，也很少參加詩歌活動。他說，反正詩歌已經邊緣化了，那就主動自我邊緣化吧。去年10月我住在他家，談起將來的打算，他說準備翻譯裏爾克晚期的詩歌，另外編一部中國新詩選。
翟永明：他的詩歌天賦很高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就認識張棗，後來慢慢熟悉起來。1983、1984年第一次看到他的詩歌，也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接觸到他，因為我在成都他那時也在成都。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有才氣的詩人。他對語言、對詩歌都有很高的天賦。
第一次看到他的詩的時候，我覺得這些詩非常特別，有一種既現代又傳統的氣質，跟當時別的詩人有一些區別。當時的詩人受西方現代詩歌影響比較大，所以像他這樣帶有中國古典氣質的詩歌不是很多。可能就是這種連接當代和古典的氣質，是我比較喜歡的。
張棗出國後變化挺大，可能他有點不太適應吧，而張棗作為詩人是非常敏感的。張棗不太容易融入西方的那種生活。骨子裏還是很傳統的中國人。
他在中國當代詩歌史裏有比較重要的位置，他的詩歌，尤其是80年代的寫作影響了很多人。我今天收到短信恨震驚，這太突然了，前一陣聽說他生病，沒有想到他會走得那麽快。他還算比較年輕，還有很長的寫作生命。(翟永明，詩人)
張立群：《懷念張棗》
驚聞當代著名詩人張棗去世，不禁感慨萬千。第一次認識張棗是通過閱讀，是在某本書上閱讀到他獲得獎項；第二次認識張棗是通過閱讀詩集《春秋來信》，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知性和深邃，後來，我曾在一篇關於中國純詩化寫作的論文中引用過張棗《2000年安高詩歌獎受獎詞》中的一段：“當代漢語先鋒詩歌的自主自律精神源自美學態度上的不苟同精神，體現為純詩藝的變革願望。實際上，在任何處境中，沒有比純詩藝意義上的反駁更深刻的反駁命題。因為我認為，純詩藝的批評精神同時也應該是元詩的批評精神。它不僅表達對權力的淺薄庸俗的美感的譏諷，同時也能揭露那些貌似的批評嘩眾取寵的態度，更重要的是，純詩藝的元詩方式也應包含對自己的寫作的反思與批評，即時刻去追問……”
由於工作的原因，我曾評價過很多90年代的詩人，然張棗卻遲遲沒有評價。但幸運的是，2008年4月，在蘇州吳江同裏第四屆“三月三”詩會上，我有幸見到張棗本人。當時，張棗提交的朗讀作品是《枯坐》。同裏作為千年古鎮，有很多景致。記得在遊曆退思園的時候，柏樺、陳東東、張棗等在一起走，經過一個廳堂的時候，張棗曾拿起裏麵牆壁旁的“回避”、“肅靜”的木牌，像過去官兵隊伍一樣的在屋子裏走，當時，隨行的詩人們哈哈大笑……然而，物是人非，今天斯人已逝，不勝唏噓與感慨——應當為詩人致敬，應當為生命致以崇高的敬意！
李淼：《詩人張棗》
詩人張棗3月8日在圖賓根去世，48歲。
張棗雖然不是我最喜歡的詩人，但風格卻是我欣賞的，他追求文字的極限，在力求現代性的同時，想回到中國詩歌的源頭。通常，中文新詩追求舊詩典雅意蘊的被稱為漢詩風，他的詩勉強可以這麽劃分吧。後期的詩非常晦澀，據說需要細讀才能領會。
北島說：“張棗無疑是中國當代詩歌的奇才。他對語言本身有一種近乎病態的敏感，寫了不少極端的試驗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敗”，我覺得比較中肯，雖然我並沒有通讀張棗所有可見的作品。有人說張棗的詩首首都好，我想那是溢美之言（還沒見過即使是大詩人的詩首首都好的）。
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說：“我們卻常常會看出：他的作品，不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個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輩詩人最有力地表明他們的不朽的地方”，又說：“然而，如果傳統的方式僅限於追隨前一代，或僅限於盲目的或膽怯的墨守前—代成功的方法，‘傳統’自然是不足稱道了。我們見過許多這樣單純的河流很快便消失在沙裏了；新穎總比重複好。”
很多人覺得張棗做到了這兩點。
我自己嚐試寫詩，我沒有刻意去複古或者剝取某些傳統的意境，但是漢語象形文字的特殊性已經規定你在寫詩的時候不知覺地將一些傳統融入。張棗則是自覺的，而且，有人說他是極端詩人，要將文字的排列的可能極端化。德國漢學家顧彬說:“張棗是二十世紀最深奧的詩人。就難度而言，恐怕隻有他的同行楊煉可以攀比。” 我覺得北島的評價中肯，所以張棗作為我的鏡子就是，在追求極端的同時盡量不要讓讀者眾說紛紜，雖然每個讀者的領會可以不同。
張棗的成名作是《鏡中》，我先引在下麵。另有一首負有盛名的《燈芯絨幸福的舞蹈》則需要細讀，我附在最後。中間轉貼北島和顧彬的文章。
《鏡 中》
隻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來
比如看她遊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鬆木梯子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麵頰溫暖
羞慚。低下頭，回答著皇帝
一麵鏡子永遠等候她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望著窗外，隻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顧彬：《綜合的心智——張棗詩集<春秋來信>譯後記》
人們都在談論詩歌受到的危害，在中國，甚至談到了“詩歌的危機”。真的，到了２０世紀，詩歌，這所有文化中人類精神史的發軔者，似乎走到了末日，政治與媒體看好的隻是大眾，而大眾並不需要詩歌，於是，詩歌藝術這一類門便由於內在的美學原因走向了邊緣，站在自絕於人的懸崖上。但更令人吃驚的卻是：在２１世紀來臨之際，詩人並未死絕，而且，盡管現代詩高蹈晦澀，複雜難懂，讀者乃至傾聽者，仍有人在。甚至中國現代詩也是這樣，隻是似乎出現了一個重心的轉移：讀者和傾聽者與其說在中國，還不如說在國外，對中文詩關注的人與其說是中國人，還不如說是洋人。為何？因為西方至少知道資本主義僅僅隻是生活的一半，而在中國，市場經濟作為生活方式剛剛被允許，人們不想知道那另一半是什麽。物質的利欲熏心導向自我麻痹的可能，麵不是導向詰問。現代詩，或準確地說當代詩，正是這詰問的表達，備受國際矚目的中國詩人也正是置身在詰問與批評者的行列中。在這情形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一個從民族重要性向國際重要性轉移的奇跡。
1
中國文學在近代開始前（１１世紀）一直以詩歌藝術為主。直到中世紀結束之際（１０世紀）其他新的文類在走向舞台。然而，詩歌作為中國精神最精致優雅的體現直到現代的最終出現即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來正式解體。小說與戲劇成了批評與辨析中國的更受偏愛的文類。詩的引退原因頗多，從語言形式和內容上講，要完成從古典到現代的過渡實不容易。突破直到很後來即文革之後才發生，而且與利用或濫用文學的體製發展有一定的關係。體製總是要求藝術成功地起鞏固體製本身的作用。而文革後隨共和國長大的一代人卻要打破精神和社會的窒息，加強與西方文明的接觸。這銜接了自１９１９年來透過翻譯散播又被遏製的現代性。１９７９年後的新詩承接了歐洲藝術的晦澀主義而與其他文類體裁成功地走向變革，同時，新詩在國際上獲得的重要性又使當代中國文學其他的類別大為遜色。
海外人們談論中國當代文學，首先談到的是朦朧詩的北島，顧城，楊煉，舒婷和多多等以及後朦朧詩的張棗，歐陽江河和王家新等，將這些詩人分成兩波當然是很有問題的，不過這樣倒是方便，可以幫助我們澄清一些區別。粗說起來，朦朧詩有政治色彩，其對象過去常常是而且仍然是而曆史即中國曆史，其聲音更多是要示變革的一代新人的而不是個體的。怪不得一位評論家曾譏諷道朦朧詩的真正讀者是中國曆史。朦朧詩的政治色彩在１９８３－４年也遇到政治上的反饋。雖然它在海外續存下來，其最重要代表的作品以有很大改變。後朦朧詩的誕生以及對時勢和意識形態的遠離不僅有外在的社會的而且還有內蘊的美學原由。對朦朧詩進行純詩藝批判的後朦朧詩人關注的是文學的自主和書寫的獨立，詩藝的語言化和個體的不可混淆的鮮明。
2
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詩歌藝術，自１９８９年來越來越四分五裂了。許多優秀詩人，以朦朧詩人為主，也有部分後朦朧詩人移居到海外。批評家隨意動用的一些觀念常常很難描述中國文化場景的複雜。絕大多數旅居海外的詩人可以自由往返於中西之間，常常回國與出版者見麵，商談出書事宜，觀望找工作的可能，同時也樂於把海外當作新家園。如此獲得的美學自治使詩歌回歸到語言。此處必不可少的前提是與外來文化和語種的相遇。張棗是最好的例案。他是中文裏唯一一位多語種的名詩人。他不僅可以用多種語文交流，也閱讀和翻譯俄語，英語，法語和德語的文學。因而對他而言，用漢語寫作必定意味著去與非漢語文化和語言進行辨析。這類辨析直接作用於他詩歌構圖的形式和結構上。
張棗１９８６年赴德留學。他出生於湖南長沙，至碩士的教育是在長沙和重慶獲得的。他在四川，這當代詩的重鎮，一舉成名，被視為“四川五君”之一（其他四位是翟永明，歐陽江河，鍾鳴和柏樺）。目前，他和他家室的居地的是圖賓根，一個極度幸運的詩歌之地，這當然是因為他十分偏愛荷爾德林，讀他的原著，並基於原文向中文讀者傳遞出反應。對德國和中國文化雙方而言，有了張棗，可謂是一樁大幸事，可惜太稀有。
與原文相遇就是與語言相遇，與語言相遇即意味著交流或有意識的交流的可能。雖說所有的言談和書寫最終都是交談的嚐試，但並不一定就會導向那孜孜以尋的尤其是平等的對話。對話形式正是張棗作品的一個重要特色。如下幾則對話因素是顯而易見的：詩人與家譜（《雲》，１３３－１４０頁），生者與死者（《死囚與道路》，１３１－１３２），現在與往昔（《楚王夢雨》，５４－５５頁），東方與西方（《祖母》，１４３－１４５頁）。由此可見，張棗是自傳性的詩人，同時又是詩人中的詩人，在兩種情境中他都是一個內化記憶或追憶的詩人。
3
張棗的讀者殊不容易，無論是他原文的還是他譯文的讀者，無論是他中文的還是德文的讀者，他們所麵臨的難度是同等的。將詩與政治和時勢割斷，使語言得以回縮。如何來理解這點呢？在當代中國，寫作常常是大而無當，誇張胡來。而張棗卻置身到漢語悠長的古典傳統中，以簡潔作為藝術之本。沒有誰比他更一貫更係統地實踐著對簡明精確的回歸。因此他把語言限定到最少：我們既不能期待讀到傳統意義上的鴻篇巨製，也不會遇到自鳴得意的不受傳統語境約製的脫韁的詩流。我們看到的是那被克製的局部，即每個單獨的詞，不是可預測的詞，而是看上去陌生化了的詞，其陌生化效應不是隨著文本的遞進而削減反而是加深。這些初看似乎是隨意排列的生詞，其隱秘的統一隻有對最耐心的讀者才顯現。論者常看好他大師般的轉換手法，聲調的凝重逼迫，語氣的溫柔清晰和在譯文中無奈被丟失的文言古趣與現代口語的交相輝映。張棗愛談及如何使德語的深沉與漢語的明麗與甜美相調和。他談到對外來形式和語種化用時實際上涉及的是元詩原理，比如用莎氏比亞商賴體來創作與一個俄國女詩人茨維塔耶娃的對話。（參見《跟茨維塔耶娃的對話》，１０６－１１７頁）。正是在這一詩人與詩人交談層麵上，他拓展了普遍性，而我們也學會如何把他的“我”解讀成一個詩學麵具。
張棗似的詩學實踐暗含著對在中國影響極大的現代主義的擯棄和對朦朧詩的遠離。它是對漢語之詩的回歸。就一個如此通曉外來語文和形式的詩人而論，這初聽上去似乎很吊詭。不過這表麵的矛盾可以通過這樣的釋讀來化解：自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７９年以來，中國現代詩一直在尋求如何確立自身。保守地說，語言，形式和內容曾很少達到了全麵的融合，除了少數例外，中國現代詩曾一直處於試驗階段。隻有朦朧詩和後朦朧詩才成功地完成了它。然而，當朦朧詩的意象世界和語匯選擇至今還依賴西方和中國早期現代主義，而且還承擔政治和社會的角色時，它就還不能把自身理解成純語言或者純漢語。不少批評家認定張棗作品體現了現代漢詩即純詩的完善。我在這裏不想深談這一論點的正確性，隻想就翻譯和解讀的難度再說幾句。
張棗是一個自得其樂的南方人。他運用的漢語不是他的譯者們在中國或海外的高校裏所能學到的，不是課堂中文或標準語或普通話。他作為詩人的自由甚至擴大到對京腔規定的語言秩序不屑一顧。通曉中文的覺得有必要對照瀏覽原文和譯文的讀者常會感到驚奇。這不僅僅是因為每種譯文都是一種解釋，還因為多次被問詢的詩人總是不厭其煩地提供了闡讀的可能。我妻子張穗子也幫助了我，她常常是標準語的捍衛者，她跟我一起吃了這些文本不少的苦頭。譯者盡管得到了各種可能的幫助，盡管想作為探路者試圖穿過這新奇語言的叢林，卻不得不承認他的困難：真的，在譯者漫長的中國文學翻譯生涯中，這是最難的一次。因此，譯者在這兒很想化用和補充評論界評述張棗的一句話：與其說張棗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好的詩人之一，我更想說張棗是二十世紀最深奧的詩人。就難度而言，恐怕隻有他的同行楊煉可以攀比。善意的讀者盡可放心：譯者可能的失敗會起拋磚引玉的作用，為更多各自的譯本和闡讀的出現開啟新的可能。
謝謝分享。
做了一點考證，從以下兩段摘錄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顧城極有天賦，這天賦在他那兒先是變成了詩，漸漸的，膨脹成一種自我神話。”這種“自我神話”具體反映在顧城身上便是以自我為中心，我行我素，以詩人特有的浪漫氣質和桀驁不遜的天性屏棄道德的束縛和壓製，將生活藝術化、詩化，從而實現詩人心目中完美的人生。
“2000年以後，張棗過得其實有點落寞，他說寫詩反正沒有知音，也很少參加詩歌活動。他說，反正詩歌已經邊緣化了，那就主動自我邊緣化吧。2010年3月8日，張棗病故。”
如此可見，詩人幻化自己的傾向，已超越了創作的範疇。將生活詩化，從而實現詩人心目中所謂完美的人生，這種自我幻化和詩化的生活則被現實生活的實體擊得粉碎。那麽，投向天國的選擇則成全了詩人心目中完美的人生的追求。
另一類詩人如張棗沒有選擇極端了斷生命的方式，但在本來就已經是最弱勢群體的詩人和詩歌被不斷邊緣化的過程中，孤芳自賞，鬱鬱寡歡，自然傷了心也傷了身體，病懨懨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可歎的是在精英薈萃的藝術家世界裏，當其他藝術家們正大把大把地進銀子時，清貧的詩人卻最執著地為藝術獻出了他們年青的生命。。。。。。
是個詩人，就已經很特別了。他的令詩人感覺特別的詩，就“特別”得非凡了。
願張棗在天之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