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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我中華文化，有一聖賢不提不可，他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寥寥八字，言簡意賅地道出了為人處世的真諦。這位聖賢，自不必說，便是孔子——孔仲尼——了。幾千年來，人們一提及到這位至聖先師，尊敬之心便會油然而生，腦海中或浮現出他危坐於群弟子中，諄諄教誨，其言似曰：“君君，臣臣”雲雲；或聯想到他櫛風沐雨、奔走於各諸侯國間遊說，以天下施仁、義、禮、樂為己任．．．．．．言而總之，一本正經、寬厚長者、老氣橫秋、拘泥禮法、高高在上是宣聖留給後人的印象。但在小子眼中，卻不盡然。正傳之前，小子鬥膽搜索枯腸，費九牛二虎之力，借塚中之陳詞，撰此詩以為提綱。
三千周禮孰接武？魯有賢哲好詩書。
屠龍技高用時少，論道談學創大儒。
忠君恕過仁德入，訥言敏行信義出。
蘭薰桂馥婦孺曉，牝牡驪黃蔽本初。
世人多以為儒教乃孔子所創，誠然，這無可厚非，但晚生以為這是隻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俾眾周知，孔子名丘，魯國人也。而魯國是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的封地。無論在哪個學派的典籍裏，都多多少少有關於周公的信息，譬如《墨子》：“昔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佐相天子，其修至今。吾（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安敢廢之？”據《尚書》記載，武王死後，成王年幼，是以周公攝政。在這段時期，周公根據（前朝）夏、商之禮，設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禮儀製度，這套周禮，可謂是無所不覆，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皆可法之。而在春秋時期，諸侯並起，天下大亂，禮崩樂壞。當此之時，獨魯國守行周禮，故世人皆言：“周禮盡在魯矣！”孔子是山東曲阜人，他將自己一生的精力盡數諸複興周公之禮的大業上。在《論語》中，我們亦可以從夫子的隻言片語中體會到他對周公的這份虔誠之心。如子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這是孔子即將登仙之前所說的話，意略為孔子自知日薄西山，時日無多，而深恐周公之禮將毀於其手。可見，周公的確是孔子支柱，甚至孔子臨終之時仍對此人念念不忘。然而，後世皆知有孔子而鮮知有周公，奉孔子為至聖先師。餘竊以為若先師有靈，知悉此事，定將以為己有欺世盜名之嫌，遂生掠美慚愧之感矣，何者？此非其初衷也。
儒家講“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論語》記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這“信”字，從古至今，“信”，始終是我中華民族，乃至人類文明中，極其重要的一點，此乃君子立世之關鍵也。《說文》雲：“信者，人言也，從人從言。”故信，人之言也。《弟子規》雲：“凡出言，信為先”。而儒家崇尚“講信修睦”，可見“信”與“言”是不可分而論之的。不過世人常有一誤區，即以為“信”便是行己之“言”，甚至有些豪士深信“行言”就是“義”，何者？如用《論語》，則如此，子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也。殊不知，子亦雲：“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筆擱此處，小子不禁憶起往事了。不知幾劫幾世之前，小生在一家餃子館曾見到一幅做工極精美的書法工藝品懸掛於側壁之上，書有鬥大行草六字：“言必信，行必果。”嗬嗬，隻留從句，卻拋下了主句，世人斷章取義的功夫，可真是了得啊！言歸正傳，此“硜硜然”者，死板貌也。故我以為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非孔子所謂之“信”也。然則所謂真“信”者何？孟子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拙筆於此處止談先師，亞聖之論，暫不在話下。然則鄙人以為，為信有二法，皆不可離乎言行。《中庸》道：“言顧行，行顧言。”此雲未行事之前，應慎言以慮變，不可言大，亦不宜言小，當道中庸也。中庸者，適也。而至於行事之中，須顧前言，謹慎而圖之。兩顧，此所謂中庸之法也。而子曰：“先行其言而後自從之。”此雲未行前不宜語人，待事成之時，然後從而言之，此可使言盡信也。所以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殆也。”如若此言，夫子似在教我等為“信”的小竅門。《論語》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如為人、為義、為學等等。夫子以他的生活經驗來教導我們如何做一個君子，為我等指明一條條領悟天地人大道的捷徑，省得我們再冥行擿指般地摸索了。以此觀之，孔子非但不是一本正經，拘泥於“必信”“必果”的“老古董”，反而顯得瀟灑許多；更不是高高在上的聖人，卻像是家中的長輩，在傳授我們該如何處世做人，反而親切了許多。這麽一來，聖人於我們俗人間的距離似乎也便近了。
告子曰：“食、色，性也。”孔子雖被後世尊為聖賢，但也不可能沒有人欲。在《論語．鄉黨》中記載了許多孔子的日常生活習慣，其中，有一條最為著名：“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此言孔子的對飲食的要求十分“苛刻”。子並不拒絕美食，甚至可以說他是樂於精細之食，說白了，也就是“饞”。So do we, right？眾所周知，古人有六藝，“詩、書、禮、樂、射、數”，《詩經》與《禮記》是夫子以為最為基本也是最為重要的兩項本領，《論語》裏記載著孔子和孔鯉之間的一段對話，略為“ (孔子)嚐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對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對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這就是聖人之庭訓教子，對詩禮之重視，由此則可管中窺豹，見其一斑啊。小子竊以不遜，操鄙陋之才，願先談《詩》。其實《詩經》中作品以男女情愛為多，然子卻十分愛《詩》，這便與世俗定義的聖人有了些出入，聖人焉可好淫辭豔語？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事父，遠事君；多識鳥獸之名。”此言《詩》可助修學也。一日，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夏所問的詩句出自《詩．衛風．碩人》（相傳是為迎娶衛夫人所作。碩人者，新娘也，而“碩”則有綠葉成蔭之喻）。這幾句是顯然是形容女子形貌的淡雅自然，而孔子答道“繪事後素”，小生竊以為“繪事”者，色事也；“後素”者，淡雅貌也。子夏所問“禮後乎”，正中孔子心意，靈動所致，始與論《詩》。可見古人，包括孔子，並不忌諱談論“性”，並認為“性”是美好而純潔的（誠然，大前提是於禮之後），它象征著繁衍子孫，傳宗接代。通過這些例子，我想孔子給人的感覺也不應再是那種老氣橫秋、不苟言笑的長者了，他更像是我們久違的老友，大家可以圍坐一團，談笑風生，無事不談，微言大義，這不正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良師益友嗎？
在儒家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入仕理念。《大學》雲：“修齊治平”，如範文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境界，憂國憂民的杜子美，慷慨就義的文丞相，等等等等，舉不勝舉。而所謂的儒家開山祖師——孔子——的身上，卻有著道家出仕思想的影子。我以為，孔子原本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隱者。關於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說是從未得意過。任何人都有他年少輕狂的時候，孔子也不例外。在夫子的青年時代，他也曾為他的理想奔走於各諸侯國間。然時運不濟，正值亂世，隻有攻城略地才可以使國家生存，而儒墨主張的仁愛之政利緩，是以諸侯多不用孔子之說。孔子是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而已，獨一人為之注定是徒費無益的。當時，有高人奉勸他，也有隱者刺諷他，如楚狂接輿作《鳳歌》以譏之。孔子是個通脫的人，自然不會介意旁人的對他不解，但孔子自己卻也是了然，如《論語》中記載：子路於晨門，守人言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孔子為人並不執拗，更不是“死心眼子”。在無可奈何、心灰意懶之時，孔子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這與我們生活中的絕大多數人一樣，有時候，為了生計，為了家庭，我們真的不得不放下年少時的夢與心中的理想。孔子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正可謂，世事難料，孔子的人生價值反而是在他“浮於海”之後實現的。太史公《報任安書》雲：“仲尼厄而作〈春秋〉”。夫子退而編書策，以抒其憤，廣招門徒，教以文行忠信，桃李滿天下。再說到孔子的人生，更是與我等俗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而孔子的一生卻比我們的要悲苦得多。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仲尼幼時家境十分困苦，不得不“多能鄙事”，少年時代的仲尼便發奮圖強，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十五個寒暑，仲尼朝乾夕惕、孜孜不倦地修習，終於學有所成，故曰：“三十而立”。然人有旦夕禍福，在孔子強仕之年，愛子孔鯉病逝，孔子悲痛欲絕。及至桑榆之年，大弟子子路死於非命，愛徒顏回亦英年早逝．．．．．在仲尼百年之後，直至宋代的朱熹二程，孔子之道才真正施行於天下，遂而名垂千世，不過，這又有何用呢？仲尼的一生，是一個悲苦隱者的一生。如果拋開仲尼的聖賢之名，他於我們的距離並不遙遠，其實，聖人就活在我們中間。
在餘眼中，孔子是瀟灑的，是與常人一樣的。如我之前所言，孔子本欲複興周公之禮，而世人卻強冠以欺世盜名之嫌；如《論語》裏說：“季康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這是多麽灑脫啊！卻被世人多假其言以濟私覆短，斷章取義；仲尼本是性情中人，不幸淪為悲苦隱士，卻被後世生生按到了聖賢的位置之上，冠以“至聖先師”之名，曆代君王利用孔子之名來鞏固政權。灑脫的孔仲尼就這樣被他的徒子徒孫們戴上沉重的桎梏機械。如果說封建帝製是萬惡的，勞苦大眾是受害者，我想，瀟灑的仲尼所充當的並不是劊子手的角色，相反地，他同樣也是受害者中的一個，與我們一樣。這便是我眼中的孔仲尼。
多謝先生損惠，晚生誠恐誠惶。晚輩愚蒙，竊以為儒墨本是一家，墨子曰：“愛人如己”，此所謂兼相愛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富國強兵，非一家之論可至之，必取百家之精華才可。古者所謂“霸王”之業，乃“霸道”“王道”也。霸道者，法家之令行禁止也；王道者，儒墨之忠恕愛人之道也。失一不足以言治。小子並非篤信儒墨者也，賤心所慕，乃老莊之學也。此文小試牛刀，獻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