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亮通訊
本博客匯集了喬亮近年來為報刊寫的新聞報道和時事綜述
正文
中國在血與火中走出死結 -- “六四”二十周年回顧和反思
文 / 喬亮
二十年前，在四月份的北卡州，天氣異常地好。那是一個騷動的年代。 那年，北卡州立大學（ NC State ）的籃球隊，在 Jim Valvano 的帶領下，還能與北卡大學（ UNC-Chapel Hill ）及杜克大學隊在一起抗衡一番。在瘋狂三月， NC State 狼隊打入 NCAA 四強的呼聲甚高，雖然後來功虧一簣，但使 NC State 球迷們狠狠地興奮了一場。那是 1989 年，那時還沒有 CARY TOWNE CENTER MALL ， SOUTH POINT MALL 和 TRIANGLE TOWNE CENTER MALL 連藍圖還沒有， RALEIGH 城區沒有博物館，當時城裏最高的建築物是 CP&L Plaza ，現在已被新起的銀行大廈和會展中心淹蓋得暗淡無光。那個年代，沒有通商條約，沒有企業外包，沒有基地組織，美國和蘇聯還在冷戰，美國人還認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那是 1989 年春天，一場全球動蕩就要開始。可是在美國的華人對此還渾然不覺。
“有一天，電視上出現了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對中國有些人來說，胡耀邦是希望，是救命恩人。可對我來說，他隻是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大官。”現在在北卡州某大公司做經理的湯尼回憶起當時的情形， 20 年前的景像曆曆在目：“我功課很忙，還要幫老師做實驗，電視機一個星期都不碰一次，別說是胡耀邦死了，就是鄧小平本人歸了天，我也不會注意太多。”湯尼當時不知道，以後幾個月事情的發展，使得他再也不能平靜地讀他的書和做他的實驗。
從“悼念”到“爭取民主自由”
接下來發生的事件，使每一個在海外的中國人不得不抬起頭來看看中國發生了什麽事。 4 月 17 日，學生們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係的 500 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當晚廣場上就聚集了上千人。 4 月 18 日，北大學生約 3000 人遊行到天安門，途中有近千名清華學生加入。 4 月 19 日，廣場上已有近兩萬人，學生們衝擊新華門，要進中南海獻花圈。 4 月 20 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發表社論，呼籲《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批評學生們在新華門外靜坐。這一天是“六四”學運的轉折點，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非但沒有將學生運動壓製下去，反而將火撥旺，學生抗議活動漫延到西安、天津、南京、上海、成都等地。 4 月 21 日，北大學生開始停課。當日上午，三名學生代表在世人的眼前上演了悲壯的一幕，他們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向國家領導人遞呈“七點要求”。可是他們跪了很久，在人民大會堂內開會的領導們沒有一人出來接受學生們的要求，這一場麵由圖片和電視傳遍了全中國，傳遍了全世界，學生們開始受世人注目！
這個鏡頭，也引起了當時在威斯康星攻讀社會學研究生的薛海培先生的注目。薛先生是讀文科的，又是讀社會學的，在北大學生們醞釀學潮的時候，在北美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薛先生的同學和朋友們開始聚在一起討論中國的學運以及民主進程的問題。幾千公裏以外，在梨花催雨的教堂山學府和雍容典雅的杜克大學校園，很多學文科的學生也開始行動起來，他們的熱情，終於也感染得像本文開頭中湯尼這樣的理工科留學生也抬起頭來看看電視，關心一下國內的學運。在這段時間，海外的中國人對國內的學運還處於觀望狀態。當年在 NC STATE 讀書，後來在六四前後十分活躍的汪先生如是說：“六四以前，海外的中國大陸人曾有以王炳章為道的《北京之春》和胡平等人主持的民聯和《中國之春》在北美留學生中力倡民主。不知為什麽，這些人正好在 89 學運前一個個在內鬥中出醜聞的出醜聞，辭職的辭職，隨著國內學生運動的逐漸高漲，海外的民運反而陷入群龍無首，分崩離析的境地。“
相反，國內的學運的發展，並沒有受海外民運什麽影響，事態的變化開始越來越快。 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會，北京是平靜了一些，但西安、長沙、武漢等地都有騷動。 4 月 23 日，北京市高校臨時高聯向全國各高校提議無限期罷課，提出了“爭取民主自由“的主張。一直到 4 月 26 日，鑒於學生們在全國各地的抗議行動，中共高層最終給學生們的行動下了定論 —— 即這場學生運動是“動亂”。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一出，學生們當然不服，就是地方和基層黨政部門也覺得調子定得太高，不利於安定團結。為此，當時的中共高層，包括強硬派代表人物總理李鵬也做了一些努力，緩和調子，組織與學生們的對話。一直到 5 月 4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溫和派代表人物趙紫陽出來說話定出緩和的調子。 5 月 5 日， 80% 北京高校學生複課，這場風暴似乎慢慢平息下來。
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登上世界舞台
如果不是 1989 的另一個重要事件， 89 學生運動也不會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這件重要事情是：前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 5 月 15 日訪華。這是蘇聯最高領導人 30 年來第一次訪華，意義重大，它標誌著中蘇熱對抗時代的過去，新的合作時代的到來，為了這次訪問，西方記者大量湧入中國，想對這個訪問作出深入報道。可是，他們一下飛機，就被街上到處揮舞的標語、紅旗，以及天安門廣場上聚集的學生市民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將鏡頭對準了遊行示威抗議的學生們。 5 月 7 日，《華盛頓郵報》首次報道了兩名學生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從此這兩位學生領袖成了 89 學運的麵譜，在世界各地家喻戶曉。
到了 5 月 13 日，由柴玲等人發動的絕食運動，將學潮推上了更高的高峰。絕食的學生要求政府肯定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推翻“四。二六”社論。當一張張年輕的因絕食變得蒼白的臉顯露各種媒體上，不但全中國的人都加入聲援，募捐和搶救，連遠在大洋對岸的美洲華人，也開始行動起來，組織各種各樣的非官方組織，聲援國內的學運。現在回過頭來看，顯然當時中共高層同情學運的溫和派都知道學生絕食這一招會使黨內的矛盾激化，他們從統戰部長閻明複、政治局委員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到知識分子自由派嚴家其、戴晴、劉曉波等都到天安門廣場上勸學生們停止絕食，複課，但學生們不聽。 5 月 15 日，學生發動北京大遊行，長安街交通癱瘓，連前來訪問的戈爾喬夫都不能在人民大會堂作歡迎儀式。而是在首都機場臨時擺出歡迎的架式。因為迎賓紅地毯困在人民大會堂無法運出。 30 年來第一位訪華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居然沒有紅地毯來歡迎他。
隨著學生絕食運動愈演愈烈，中共高層的鬥爭也越來越尖銳。學生堅持絕食一天，強硬派就多一分理由鎮壓。溫和派的首領趙紫陽終於頂不住了。 5 月 16 日，在接見戈爾巴喬夫時，趙紫陽對大批記者揭露了鄧小平是中央實際掌舵人這個“秘密”，一下子將惱怒的鄧小平推到了前台。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常委在鄧小平家開會，李鵬將矛頭指向趙紫陽。第二天，在探訪就醫的絕食學生後，趙紫陽向鄧小平交了辭呈。 5 月 19 日，趙紫陽在淩晨時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們道歉，勸學生撤退，這是趙紫陽下台前最後一次露麵。 5 月 20 日上午 10 時，李鵬在電視上頒布北京戒嚴令。
這一切，都被國際媒體記錄下來，並轉播海外。越來越多的海外中國人對中國新聞越來越關心。西方媒體為了滿足觀眾的需要，也連篇累牘地對學生們的抗議活動做詳細的報道。到了 5 月 20 日，中國的 89 學運，完全占領了世界媒體的舞台。
海外華人集體“上梁山“
對海外的中國人來說， 5 月 20 日的戒嚴令是海外支援 89 學運的總動員令。薛先生回憶道：“ 5.20 基本上是個轉折點， 5.20 以後，各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和留學生聯誼會紛紛站出來表態，支持國內學生的愛國行動。” 當被問及當初李鵬宣布戒嚴令是不是正確的，薛先生說：“現在回過頭看，當時中國的民主意識，道德標準，以及政治素質都遠沒有達到一個民主社會所要求達到的水平，所以在表達方式上，也顯得單純，幼稚和激進。即使當初民主一方勝利了，以後還不知道要捅出多少更大的漏子 …… ”但薛先生至少在感情上還不能說李鵬的戒嚴令是完全正確的。當年的海外華人中有很多人和薛先生有同樣的看法。汪先生更直接了當一些：“現在看來，當初政府不惜一切力保穩定，對後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不過，李鵬，袁木這樣的強硬派代表人在台上宣讀通令，使人想起了文革。不管信息是否正確，讓他們來傳播簡直是誤了大事。”
雖然在“ 5.20 ”以後，在天安門廣場已不單純由學生來主導了。可是 ，海外的媒體還是眾口一致地把每個進入他們攝像鏡頭的人稱之為“學生”。一但被稱之為“學生”，那人做的事就浪漫起來。比如說，“學生們”向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像潑墨水，“學生們”在街上當糾察隊維持秩序，“學生們”舉著標語紅旗遊行示威表示“支持學生”。當中央美院的學生將一座具中國特色的“民主女神”像矗立在天安門廣場北部時，大批在美國的海外中國人都流下了熱淚！很多人在北美洲這裏闖蕩江湖，吃苦耐勞，當少數民族，不就是為了“自由”二字嗎？如果中國也實行民主自由，那多好啊，大家也別在這洋鬼子地盤混了，回中國去！
進入六月，天氣開始炎熱，海外華人支持國內學運的活動更是蒸蒸日上。在北卡州三角地區，汪先生等人開始聚會，要建立獨立於聯誼會的學自聯組織。一些本地的學生和學者們紛紛接受報紙和電視台的采訪，表示支持學生運動。在薛先生所在的威斯康星，基本上都是聯誼會在組織學生的抗議活動。薛先生本人在六月初帶著一些捐款，回到了中國，以實際行動支持北京的學生運動。
“六 . 四”事件終於發生了。在此之前幾天，美國的媒體早已被逐出北京， CBS 曾有一段實播，現場報道了中國警方要 CBS 的主播 Dan Rather 切斷衛星通訊天線， Dan Rather 與之周旋的小插曲。這一招果然奏效，“六 . 四”清場發生的時候，在美國是白天，大家隻能坐在電視機前，看著一片黑暗，聽聽廣播裏的槍聲。立立女士當時是杜克大學的研究生，她回憶說：“因為家在北京，當時聽見這麽多槍聲，電話又打不通，真令人擔心死了。”立立女士當時還有個弟弟在北京讀大學，她聽見電視裏報道說天安門廣場上開槍了，很怕她弟弟會由於年輕氣盛而和其它學生一起留在廣場上，“我急得都快哭了。”
如果當時還有一部分留學生對中國政府抱有幻想，認為“人民解放軍不會向人民開槍”的話，此時他們的幻想正式破滅，代之而來的是傷心，沮喪，和按捺不住的憤怒。於是，海外華人集體上了“梁山”。
解放軍開槍後第二天，北卡三角地區各個華人教堂都開設了專門的紀念服務，紀念“廣場上英勇犧牲的學生們”，雖然現在發現 6.4 淩晨在天安門廣場呆著的學生基本上沒有傷亡，但當時大家心裏隻有柴玲的聲音在哭訴，“ …… 坦克已經把他們（指廣場上一些來不及撤走的學生）碾成了肉餅。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 ”（柴玲６月８日錄製的錄音帶）。更讓中國留學生們情緒激昂的，是外國記者 Jeff Widner 在北京飯店 5 樓拍攝的一段 : 一個年輕人（據稱名叫王維林）單人匹馬用身體擋住了在長安街上一隊正在行駛的坦克排。坦克車沒有開槍，也沒有從他身上碾過去，而是繞了兩次不行，幹脆停下來了。這位年輕人還爬上坦克車和裏頭的士兵打招呼。事後這個錄像成了政府指出解放軍對市民們寬容和克製的證據，而王維林以肉身擋坦克，成了 89 學運手無寸鐵的學生們對抗武裝到牙齒的政府的一個象征。
這時的海外華人，怎能不熱血澎湃？怎能不振臂疾呼？“六 . 四”發生後第二天，在校園裏，教堂裏，街道上，就發生了許多起自發的抗議和示威。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舊金山，中國大使館 / 領事館被前來抗議的海外華人團團圍住，黑紗白幅，舉目皆是，無邊無盡。在香港，在 89 民運高潮時成立的“支聯會”舉行百萬人公祭。在台灣，人們手拉手，圍島站成一圈進行聲援。外國政府紛紛發布對中國政府鎮壓學生活動的抗議，有一些國家還借機通過了對中國經濟製裁的法案。“六 . 四”事件是一個分水嶺，“六 . 四”以後，抗議活動從國內移到了海外。
北卡州留學生的抗議活動
從 1989 年 6 月 4 日這天開始，中國國內的民運被強力撲滅 , 民主的火種移到海外。六四的槍聲，且不論它是正確與否，至少向大家證明了大陸留學生們從小上“政治課”學到的真理，即國家和軍隊是統治者用來鎮壓人民的機器，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如此，在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例外，不管一個政府是否“人民政府”，一支軍隊是否“人民軍隊”。在需要鎮壓時，是會鎮壓的；在接到命令開槍時，是會開槍的。六四的槍聲，可以說是給中國人的清醒劑。
六四以前，大陸留學生中還存在“學自聯”和“聯誼會”之分，六四槍聲一響，聯誼會基本上就和學自聯合並為一體，成為遊行抗議的先鋒。比如說北卡的三角地區，從來就沒正式成立過有別於聯誼會的“學自聯”，前文中提到的湯尼後來回憶說：“六四以後，大家人同此心，支持民主，抗議鎮壓學生運動。原來我們幾個學校還在籌建學自聯的，現在大家都在一條陣線上了，就不用費勁再成立一個新的學生組織了。”
當時中國學生的主要活動有：抗議、遊行、募捐、講演。在北卡比較有名的一件事是庭孟西事件。庭孟西是威克佛沃斯（ Wake Forest) 大學的學生。六四前他和同係的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去北京實習，在中國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交往甚密。六四過後，他們的實習團奉命緊急離開中國。當時，有些中國學生將六四現場的兩盤錄像帶托他帶出，他沒有征得老師的同意，就私自將錄像帶運出中國，交給了某大電視台的主播。庭孟西一夜之間成了“英雄”。但是，他的領隊老師不幹了。因為庭孟西去中國之前曾跟學校簽署了一紙協定，保證不做任何事危及老師和同學的安全。庭孟西的帶隊老師以為，庭孟西此舉，如果被中國政府查出，少則損害了 Wake Forest 大學和中國大學的合作關係，多則會連累大家去蹲中國的監獄。報告交到了校方，校方對庭孟西的裁決是他違背了學生道德準則，要予以開除。 《新聞和觀察家》登載了這則消息，在北卡三角地區的留學生們知道了，就聯手上書，為庭孟西說情。
當年的組織者之一汪先生回憶說：“我們知道這事以後，馬上和知情的記者取得聯係，找到了庭孟西的聯係方式，打電話給他。一方麵表達中國學生們對他的感謝，另一方麵問他要幫什麽忙。庭孟西說如我們能替他向校方解釋一下，他就感激不盡了。於是我們草擬了一份請願書，連同《新聞和觀察家》的文章一起發到互聯網上，馬上就得到北卡各所大學學生會的支持。”汪先生他們最終得了全美和加拿大幾十個大學中國學生會的簽名支持。後來的結果是，因為大家都為庭孟西說情， Wake Forest 大學高抬貴手，隻讓庭孟西回家休學一年，一年後回校還能繼續讀完他的學位。
除了幫助美國同學，北卡州幾所大學的留學生還義賣 T 恤為民運募捐，當時有一款青年學生擋坦克的 T 恤很受歡迎，常常被學生們一掃而空。
曇花一現的海外民運“高潮”
“六四”事件的結果，是全球華人自發的抗議活動，後來隨著事態的發展，海外的華人們慢慢地圍繞在海外兩個團體的周圍。
第一個團體是學自聯，也叫 IFCSS 。全美學自聯於 1989 年 7 月在芝加哥正式成立，第一屆全美學自聯主席和理事會是由全美一百三十多所重要大學裏的學生會選舉出來的。主席名叫劉永川，副主席韓聯潮，秘書長劉亞東。當時選舉的時候，劉永川的對手是丁健。兩個人都曾在天安門廣場上支持過遊行示威的學生。第一屆全美學自聯也搞三權分立，除總部外，還設有理事會 15 人和監察委員會 5 人。全美學自聯成立後，劉永川又召集了全加學自聯，全英學自聯和全德學自聯等組織開會，成立了全球學自聯。
第二個團體是“民主中國陣線”（簡稱為民陣）。民陣於 1989 年 9 月在法國巴黎成立，是由“六四”前後從天安門廣場逃出來的中國民運領袖們組成，其中包括前總書記趙紫陽的體製改革幕僚嚴家其、陳一谘、蘇紹智等，知名社會知識分子劉賓雁，方勵之等，電視連續劇《河殤》的編劇蘇曉康，四通電腦公司的老總萬潤南，學生領袖沈彤、李碌，吾爾開希等。後來出國的學生領袖柴玲、封叢德、王若望等都在民陣裏呆過。除了民陣以外，剛從所謂“倒王事件”中緩過勁兒來的王炳章、徐邦泰、胡平、倪育賢等人，為了搶回已經失掉的海外民運領導權打出了“中國自由民主黨”和“民聯”等旗號。
學自聯和民陣，從一開始就體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向。學自聯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一樣，從來沒有跟中國官方徹底決裂過，除了抗議“六四”鎮壓以外，學自聯從來沒有提出過真正政治訴求。後來成為第三屆全美學自聯秘書長的薛先生回憶說：“當年學自聯裏也是兩大派，一派比較激進，要跟政府決裂；另一派比較溫和，主張對話和在體製內做改革……”至少在學自聯成立的前幾年，溫和派的聲音還是比較強的。民陣則從一開始就聚集了已經和共產黨翻了臉的人，其綱領則要激進一些：“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發展民營經濟，結束一黨專製，建立民主中國。”
1989 年的海外民運高潮之一是“十一”華盛頓中國民主大流行。當時在北卡讀書的湯尼回憶說：“我們學校去了足足一百多輛汽車，中國大陸的學生基本上都去了，同行的還有從台灣、香港、東南亞等地來的學生，大家同為炎黃子孫，災難來臨時就同仇敵愾。”據全美學自聯網站統計，當日參加遊行的有來自一百多所院校的學生和學者約 4000 多人，冒雨支持學生的當地僑胞約 3000 多人，最遠來參加的是從加州 UC Santa Barbara 的 60 多名學生。
湯尼回憶說：“大家當時冒雨圍住中國大使館，發言的人一個接一個，口號一聲高於一聲。後來，有人說看到使館內有人在偷偷對示威的學生拍照。大家都火了，口號喊得更激烈，從李鵬到鄧小平都打倒過一次還不夠，最後連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都喊出來了。” 1989 年的十一大遊行，在北卡州三角地區讀書的大陸學生大部分都去參加了，也付出了血的代價，由於有的學生開車往返疲勞過度，回程時在 95 號高速公路上還發生了車禍，有人受傷。
1989 年中國學生的抗議聲音，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回響。 1989 年 11 月 9 日，新東德政府宣布柏林牆開放，致使數以萬計的柏林市民走向街頭拆除了柏林牆，為十一個月後的東西德統一，以後隨之而來的美蘇冷戰結束，奠定了基礎。
尋求保護，留學生遊說美國國會
早在 1989 年 6 月，當時的加州民主黨國會議員，現在美國政壇上的風雲人物，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議長南茜·普蘿茜（ Nancy Pelosi ）就提出了保護在美的留學生和學者的法案，要求將願意留美的海外中國人全部給予居留權。消息傳出，留學生中反應強烈，當時中國條件不好，大部分的留學生，不管出於什麽目的，總是千方百計想留在美國。汪先生回憶說：“當時有些中國學生拿了公派的 J 簽證。這些人得到了學位後，既不回國，也不找工作，而是想方設法再去讀另一個學位或做個博士後，反正是賴在美國不走了。“
全美學自聯一成立，就將說服國會議員支持留學生保護法案當成首要任務。在學自聯的領導下，大家都很努力地遊說，要求所在州的議員們支持這個法案。汪先生他們負責了遊說北卡州的國會議員的工作，他說：“當時我們真沒想到美國的國會是那麽的平易近人。應學自聯總部要求，我們一行人開車到了華盛頓國會山，也沒有做約定，直接就闖進了本州議員的辦公室。人家工作人員一聽是中國留學生，就給我們開綠燈，有的議員不在沒有辦法，可所有那天在國會山工作的議員們全部都見了我們，並耐心地聽我們的遊說。”這些中國留學生，操著結結巴巴的英語，第一次顯示了華人在美國的政治力量。
普蘿茜法案後來通過了，但被當過中國大使深知中共操作方式的老布什總統所否決。老布什知道，任何東西一成了“法律”其嚴重性就上升百倍，他在否決普蘿茜法案之時，同時又頒布了一項行政指令，對因簽證過期的中國大陸人不與遣返。後來由參議員戈爾登和肯尼迪提出了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 S1216 案，經過學自聯和廣大“六四”支持者的不斷努力，終於在 1992 年 10 月 9 日經兩院通過，並由老布什總統簽署成法律，讓 1990 年 4 月 11 日前合法進入美國的中國公民都能申請永久居留權。
S1216 法案的通過，全美學自聯做了大量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們還力圖將在中國保護人權、發展民主和中國的貿易最惠國資格聯係起來，這兩個法案，都受到了老布什行政當局的反對。當時任學自聯秘書長的薛先生，在談起留學生保護法案的意義時說：“現在看起來，當時這些人留下來對中國後來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首先，這些人雖有學位，但沒有什麽工作經驗，回國也是食洋不化，照搬外國的一套，隻會誤事。再者，中國的環境對於他們本身的發展也不利。留在美國不管怎麽說對這些學生們都有好處。”
夢醒時分：海外民運走向式微
海外民運的解體，其實從 1990 年就開始了。 1989 年，當“民陣”在巴黎成立不久，民陣籌備組組長、民陣理事陳一谘就與第一任民陣秘書長萬潤南展開激烈內鬥，史稱“萬陳之爭”。兩人因此反目成仇，在媒體發表文章互相攻擊。第二屆民陣競選主席時，由於兩人誰也不讓誰，主席嚴家其和萬潤南及陳一谘一起去請方勵之出山，被方拒絕，又去請劉賓雁，劉也不願意出來競選，最後還是萬潤南獲勝擔任第二屆民陣主席，而陳一谘和朱嘉明等人則退出了民陣。
1992 年底布什總統簽署了留學生保護法案以後，在海外的大陸留學生的民主熱情一下子降溫了很多。汪先生對這個現象是這樣解釋的：“人類的許多活動，是受到恐懼和貪婪兩個因素所影響的。恐懼的力量往往大於別的力量。當初很多留學生投身海外民運，一開始是出於義憤和正義感，過激的事做出來了，又害怕政府對他們不利，於是就不想回中國。為此，他們要求美國政府保護，可是，你要人家保護你，你就要做點事，值得人家去保護。現在看回去， 1990 年以後學自聯支持遊說留學生保護法案及反對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行為，其根本在於如此。當留學生保護法案通過了，大部分留學生解決了身份問題，反中國政府的動機已不複存在，留學生們下一步是找工作買車買房子實現美國夢，誰還有精力搞什麽民運？”
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因素。因素之一，當時蘇聯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引導下漸漸摒棄共產主義，恢複自由市場經濟。隨之而來的是 1992 年夏天的未遂軍事政變，戈爾巴喬夫被囚禁，葉立欽反擊占領莫斯科。最後軍事政變失敗，蘇聯解體，混亂和經濟衰退接踵而來。這事給海外的熱衷於民運的中國人予與當頭一棒，要是當初“六四”不開槍，說不定現在中國也落得個四分五裂，像蘇聯一樣的下場。因素之二，當時海外的留學生人數迅速增長，有很多是 1990 年 4 月以後來美的學生，許多人在大陸時多少也都涉入過 89 學運。這些留學生見布什總統的行政命令和後來的保護法案不包括他們，而隻包括在他們看來沒參加過中國民運，隻是隔岸搖旗呐喊的海外華人，不管出於什麽心態，反正是不舒服。有一段時間，他們還組成了“反遊說”，遊說美國國會議員，不要通過 S1216 法案。這兩股勢力的內鬥，使不少留學生從此退出海外民運。因素之三，學自聯內也出現了分裂。一批人還是抱著“民主自由”的理念，變得越來越激進，而另一批人則作了 180 度轉彎。反過來支持中國。薛先生是後一批人，他回憶說：“當時六四已經過去幾年，老是慷慨激昂地聲討中國政府似乎缺乏新意。同時，我們意識到，到了後來，每年六四，國會山就成了美國各種反華勢力的焦點，很多人對中國本身不友好，他們隻是在利用留學生。“ 薛先生他們一派在學自聯選舉中敗於激進派，從此離開學自聯，轉而在美國波音公司支持下，在國會山每年遊說，要求議員們支持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的待遇。
在大陸留學生人心渙散之際，海外的民運也麵臨著四分五裂的危機。為此， 1993 年 1 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民陣和民聯召開合並大會，起初推出剛從國內出來的王若望整合海外民運，後來老民聯的徐邦泰、朱嘉明、楊建利等故態盟發，大搞黑箱操作，最後將徐邦泰推上“民聯陣“的主席。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各路民運人士對這次大會的選舉不服，也不願意兩個組織合並，鬧騰了一陣之後，終於在 1993 年年底在澳洲開會，恢複了民陣和民聯兩個組織。
就在海外民運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1992 年 1 月在地球的另一麵， 87 歲的中共老人鄧小平開始了他具有曆史意義的南巡，他經過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發表了一係列講話，重新點燃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火種。從此，中國走上了一條政治上保守謹慎，經濟上大膽改革的道路。
從 1993 年到 1998 年，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建設從慢慢複蘇到突飛猛進，人的生活素質大大的提高。在這段時間，海外民運鬧得最凶的其實是香港，那是因為港人們麵臨著九七回歸，心懷恐懼而作，類似六四後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心態。“九七”過後，天沒有塌下來，歌照聽，馬照跑，港人的民主運動也平靜下來。
與此同時，海外的民運各幫派內鬥越演越烈。“民聯陣”的徐邦泰等動手奪取《中國之春》，胡平和丁楚等鬥不過他們隻好另起爐灶再辦《北京之春》，王炳章等人趁著六四創辦的“自由民主黨”發生分裂，一個被稱為“王記”，另一個由倪育賢當頭的稱為“倪記”。海外華人為每一個成功地從大陸逃出來的民運人士鼓掌，象 1994 年出來的王軍濤、陳子明、 1997 年來美的魏京生、 1998 年來美的王希哲等。但一旦光環褪去，還原成人，這些人又受到攻擊，各種帽子滿天飛，而攻擊者往往是他們的歡迎者、前盟友。 1998 年，在海外養得胖胖的魏京生要出麵組織中國民運海外聯席會議，王希哲跟王炳章、方園等在一起組建“中國民主黨”，這一切都使民聯的主席吳方城很不高興，又導致民聯分裂，使海外出現了七個民主黨組織，每個都指責其它組織是“叛徒”，上演了一場誰也沒興趣欣賞的鬧劇。
從六四十周年到現在，整整十年間，海外民運基本趨於平靜。民運領袖們在組織慢慢凋零之際，紛紛鋌而走險，拿著真假護照闖入中國大陸，然後發表一些宏論，讓中國政府關幾天，回到西方後再享受一些出名上鏡的機會。這樣做的有楊建利、王炳章、熊焱等人，最近還有吾爾開希。目前，據統計，在海外能稱得上“民運人士”也就二百來人，卻有五、六十個民運團體，山頭林立，辦不成任何一件事。
六四風雲人物今何在
今年的 6 月 4 日，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紀念日，新聞媒體的焦點又落在了當初學生領袖們的頭上。這些當年的領頭人物，現在已人各有誌，經商的經商，做學問的做學問，傳教的傳教，說過來的故事一籮籮。我們隻挑重要的來說。
王丹是當初中國政府通輯榜的第一號人物，他在 1989 年 7 月 2 日被當局抓到，後被判刑 4 年。 1993 年假釋後，又於 1995 年 5 月再度被抓，判了 11 年。後來在 1998 年 4 月中國政府以“保外就醫”的形式將王丹放到美國，進了哈佛大學讀學位，終於在 2008 年 6 月在哈佛拿到曆史係博士學位。他畢業的時候，還專門請了“師長”王軍濤一起慶祝。王軍濤和陳子明被譽為 89 學運的智囊。他本人於 2006 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然後去新西蘭當了博士後。當年多方奔走為他呼籲營救他出獄的妻子候曉天已遭到離棄，王軍濤和另一留學生再婚，生有一女，年紀尚幼。
柴玲是被通輯的唯一女性學生領袖。 1991 年到達法國巴黎，隨後與在天安門廣場一起做夫妻的學生領袖封叢德離異，到美國求學，在美國和 Robert Maginn 結婚，成了外嫁女。她於 1993 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學得了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碩士，又於 1998 年念了個哈佛的 MBA 。畢業後，柴玲和丈夫下海做生意，共同創辦了一家電腦公司 Jenzabar Inc., 自任總裁至今。
吾爾開希當初是最上鏡的學生領袖。六四後經香港逃至大陸後，與嚴家其等人創立了民陣，任副主席。做了一屆就沒做下去了。後來在哈佛念書，還有過開餐館的傳聞，最後結識一個台灣女子陳慧玲，去了台中定居。 在台灣，開始時他在電台主持政治評論，後又投身 IT 和金融界，還開了一個網站和粉絲們交流。今年 6 月 3 日晚，吾爾開希從澳門入境回中國大陸，結果被警方拒入。
李祿是南京大學學生，曾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婚禮。六四後逃至美國，在民陣紅了一陣以後，轉去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畢業後進軍華爾街從事國際金融工作，創辦了自己的投資公司“喜馬拉雅資本管理公司”，任董事長。他經商很成功，目前擁有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比亞迪 2.5% 的股份。沈彤是“高自聯”常委，六四後是第一個安全脫身的學生領袖。後來他在 2000 年創辦紐約萬視科技（ VFinity ），有員工 45 人，在美國、台灣和大陸都有分公司。中國政府允許沈彤回國訪問，但條件是不讓談政治。柴玲的前夫封叢德，也是學生領袖，和柴玲離婚後，經曆轉折，於 2003 年 7 月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際，他出版了回憶錄《六四日記》，被稱成天安門廣場學運最誠實的見證人。
嚴家其從民陣退下來後，移居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當學者。劉賓雁活躍於各民運團體，後來於 2005 年在美國去世。方勵之現在是亞利桑那大學當教授，跟《北京之春》還有關係，蘇紹智現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蘇曉康現為《民主中國》雜誌社社長。王希哲內鬥煩了， 2005 對媒體宣布：在海外搞民運的 95% 都是壞人。王炳章 2002 年 6 月想進入中國在中越邊境被中國政府抓獲，判了個無期，目前還在獄中。胡平還在做《北京之春》主編。丁楚近期出了一本書《大夢誰先覺》，在香港出版發行，揭露了許多海外民運團體的黑幕。當初的學生領袖張伯笠、熊焱、遠誌明和傅希秋等，都成了牧師，在傳另外一種教。
中國：在血與火中走出死結
當年六四的參與者，如今已經到不惑之年，都在社會上擔任起棟梁之責。象本文提到的薛先生，是華府一家公關公司的合夥人，前一段組織和參與 NCCC ，為在美國推廣學中文做了很多工作，目前還想開創支持華人從政的事業。湯尼目前是一家大公司的經理，在金融危機的大潮中安如泰山，時不時公差回中國一趟。立立女士目前在大學裏教書，而汪先生則自己創業開了谘詢公司，也是美國中國兩頭跑。
二十年過去了，中國已由一個貧困的發展中國家，一躍成為世界上不容忽視的經濟強國。 2009 年的中國，不但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還成為了美國國債的第一大債權國。這一個成就，不能不歸於中國二十年來政局的穩定和人心的專一。象立立女士說的：“六四”的槍聲，是打碎了中國人的民主夢，但是與此同時，也促進人們不再胡思亂想，而是在賺錢和享受上下功夫。一個商品社會就是這樣衍生出來的。”學曆史的立立女士還引證了中國古代的康乾盛世和開元盛世，她認為：“中國人喜歡內鬥，是從古以來都有的事，每一次都是流很多血後才換來這些盛世，為什麽？是流血換來了政治上的穩定和生產上的專注，使得生產力大大提高，從而導致盛世的來臨。”六四以前，中國的社會人心激蕩，各種思想和利益互相衝突。六四以後，中國人能想和能做的也就是經濟和賺錢，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是中國走出了一個死結，從此突飛猛進。
當年學自聯的參與者，現在有很多都轉至變成了愛國者，他們支持希望工程，參加 2008 年奧運火炬的保護行動，給汶川大地震災區捐款，在大事小事上都幫著中國政府說話，象湯尼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認為：“六四的消極因素是每年這個時候給對中國不友好的人提供了一個平台來謾罵和找麻煩。照我說，應該給六四做一個公正的評價，這樣就沒人有借口來找麻煩了。”
對於六四的平反問題，近來網上有謠言說中國政府“近日會有動作”。照薛海培先生看來，這可能隻是海外某些人的一廂情願，他說：“六四要平反。但目前光給六四平反，意義不是太大。應該做的是，在合適的時間中國發生個體製轉換，轉換成一個經濟和政治全麵發展的社會。而對六四的平反，隻是這個大轉換裏的一台小戲。”薛先生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第一，政治沒有”的方針對中國長遠發展有害。因為整整一代人都沒有政治理念的訓練，一旦合適的變革大潮來臨時，一個隻知賺錢，不管政治的社會是不能適應政治變革的，隨之而來的隻是動亂。
六四二十周年，各界人士紛紛紀念，大家見仁見智，證明六四還是海內外中國人的一塊心結。什麽時候這塊心結得解，什麽時候中國大陸才能進入民主盛世。
文 / 喬亮
二十年前，在四月份的北卡州，天氣異常地好。那是一個騷動的年代。 那年，北卡州立大學（ NC State ）的籃球隊，在 Jim Valvano 的帶領下，還能與北卡大學（ UNC-Chapel Hill ）及杜克大學隊在一起抗衡一番。在瘋狂三月， NC State 狼隊打入 NCAA 四強的呼聲甚高，雖然後來功虧一簣，但使 NC State 球迷們狠狠地興奮了一場。那是 1989 年，那時還沒有 CARY TOWNE CENTER MALL ， SOUTH POINT MALL 和 TRIANGLE TOWNE CENTER MALL 連藍圖還沒有， RALEIGH 城區沒有博物館，當時城裏最高的建築物是 CP&L Plaza ，現在已被新起的銀行大廈和會展中心淹蓋得暗淡無光。那個年代，沒有通商條約，沒有企業外包，沒有基地組織，美國和蘇聯還在冷戰，美國人還認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那是 1989 年春天，一場全球動蕩就要開始。可是在美國的華人對此還渾然不覺。
“有一天，電視上出現了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對中國有些人來說，胡耀邦是希望，是救命恩人。可對我來說，他隻是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大官。”現在在北卡州某大公司做經理的湯尼回憶起當時的情形， 20 年前的景像曆曆在目：“我功課很忙，還要幫老師做實驗，電視機一個星期都不碰一次，別說是胡耀邦死了，就是鄧小平本人歸了天，我也不會注意太多。”湯尼當時不知道，以後幾個月事情的發展，使得他再也不能平靜地讀他的書和做他的實驗。
從“悼念”到“爭取民主自由”
接下來發生的事件，使每一個在海外的中國人不得不抬起頭來看看中國發生了什麽事。 4 月 17 日，學生們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係的 500 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當晚廣場上就聚集了上千人。 4 月 18 日，北大學生約 3000 人遊行到天安門，途中有近千名清華學生加入。 4 月 19 日，廣場上已有近兩萬人，學生們衝擊新華門，要進中南海獻花圈。 4 月 20 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發表社論，呼籲《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批評學生們在新華門外靜坐。這一天是“六四”學運的轉折點，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非但沒有將學生運動壓製下去，反而將火撥旺，學生抗議活動漫延到西安、天津、南京、上海、成都等地。 4 月 21 日，北大學生開始停課。當日上午，三名學生代表在世人的眼前上演了悲壯的一幕，他們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向國家領導人遞呈“七點要求”。可是他們跪了很久，在人民大會堂內開會的領導們沒有一人出來接受學生們的要求，這一場麵由圖片和電視傳遍了全中國，傳遍了全世界，學生們開始受世人注目！
這個鏡頭，也引起了當時在威斯康星攻讀社會學研究生的薛海培先生的注目。薛先生是讀文科的，又是讀社會學的，在北大學生們醞釀學潮的時候，在北美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薛先生的同學和朋友們開始聚在一起討論中國的學運以及民主進程的問題。幾千公裏以外，在梨花催雨的教堂山學府和雍容典雅的杜克大學校園，很多學文科的學生也開始行動起來，他們的熱情，終於也感染得像本文開頭中湯尼這樣的理工科留學生也抬起頭來看看電視，關心一下國內的學運。在這段時間，海外的中國人對國內的學運還處於觀望狀態。當年在 NC STATE 讀書，後來在六四前後十分活躍的汪先生如是說：“六四以前，海外的中國大陸人曾有以王炳章為道的《北京之春》和胡平等人主持的民聯和《中國之春》在北美留學生中力倡民主。不知為什麽，這些人正好在 89 學運前一個個在內鬥中出醜聞的出醜聞，辭職的辭職，隨著國內學生運動的逐漸高漲，海外的民運反而陷入群龍無首，分崩離析的境地。“
相反，國內的學運的發展，並沒有受海外民運什麽影響，事態的變化開始越來越快。 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會，北京是平靜了一些，但西安、長沙、武漢等地都有騷動。 4 月 23 日，北京市高校臨時高聯向全國各高校提議無限期罷課，提出了“爭取民主自由“的主張。一直到 4 月 26 日，鑒於學生們在全國各地的抗議行動，中共高層最終給學生們的行動下了定論 —— 即這場學生運動是“動亂”。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一出，學生們當然不服，就是地方和基層黨政部門也覺得調子定得太高，不利於安定團結。為此，當時的中共高層，包括強硬派代表人物總理李鵬也做了一些努力，緩和調子，組織與學生們的對話。一直到 5 月 4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溫和派代表人物趙紫陽出來說話定出緩和的調子。 5 月 5 日， 80% 北京高校學生複課，這場風暴似乎慢慢平息下來。
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登上世界舞台
如果不是 1989 的另一個重要事件， 89 學生運動也不會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這件重要事情是：前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 5 月 15 日訪華。這是蘇聯最高領導人 30 年來第一次訪華，意義重大，它標誌著中蘇熱對抗時代的過去，新的合作時代的到來，為了這次訪問，西方記者大量湧入中國，想對這個訪問作出深入報道。可是，他們一下飛機，就被街上到處揮舞的標語、紅旗，以及天安門廣場上聚集的學生市民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將鏡頭對準了遊行示威抗議的學生們。 5 月 7 日，《華盛頓郵報》首次報道了兩名學生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從此這兩位學生領袖成了 89 學運的麵譜，在世界各地家喻戶曉。
到了 5 月 13 日，由柴玲等人發動的絕食運動，將學潮推上了更高的高峰。絕食的學生要求政府肯定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推翻“四。二六”社論。當一張張年輕的因絕食變得蒼白的臉顯露各種媒體上，不但全中國的人都加入聲援，募捐和搶救，連遠在大洋對岸的美洲華人，也開始行動起來，組織各種各樣的非官方組織，聲援國內的學運。現在回過頭來看，顯然當時中共高層同情學運的溫和派都知道學生絕食這一招會使黨內的矛盾激化，他們從統戰部長閻明複、政治局委員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到知識分子自由派嚴家其、戴晴、劉曉波等都到天安門廣場上勸學生們停止絕食，複課，但學生們不聽。 5 月 15 日，學生發動北京大遊行，長安街交通癱瘓，連前來訪問的戈爾喬夫都不能在人民大會堂作歡迎儀式。而是在首都機場臨時擺出歡迎的架式。因為迎賓紅地毯困在人民大會堂無法運出。 30 年來第一位訪華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居然沒有紅地毯來歡迎他。
隨著學生絕食運動愈演愈烈，中共高層的鬥爭也越來越尖銳。學生堅持絕食一天，強硬派就多一分理由鎮壓。溫和派的首領趙紫陽終於頂不住了。 5 月 16 日，在接見戈爾巴喬夫時，趙紫陽對大批記者揭露了鄧小平是中央實際掌舵人這個“秘密”，一下子將惱怒的鄧小平推到了前台。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常委在鄧小平家開會，李鵬將矛頭指向趙紫陽。第二天，在探訪就醫的絕食學生後，趙紫陽向鄧小平交了辭呈。 5 月 19 日，趙紫陽在淩晨時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們道歉，勸學生撤退，這是趙紫陽下台前最後一次露麵。 5 月 20 日上午 10 時，李鵬在電視上頒布北京戒嚴令。
這一切，都被國際媒體記錄下來，並轉播海外。越來越多的海外中國人對中國新聞越來越關心。西方媒體為了滿足觀眾的需要，也連篇累牘地對學生們的抗議活動做詳細的報道。到了 5 月 20 日，中國的 89 學運，完全占領了世界媒體的舞台。
海外華人集體“上梁山“
對海外的中國人來說， 5 月 20 日的戒嚴令是海外支援 89 學運的總動員令。薛先生回憶道：“ 5.20 基本上是個轉折點， 5.20 以後，各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和留學生聯誼會紛紛站出來表態，支持國內學生的愛國行動。” 當被問及當初李鵬宣布戒嚴令是不是正確的，薛先生說：“現在回過頭看，當時中國的民主意識，道德標準，以及政治素質都遠沒有達到一個民主社會所要求達到的水平，所以在表達方式上，也顯得單純，幼稚和激進。即使當初民主一方勝利了，以後還不知道要捅出多少更大的漏子 …… ”但薛先生至少在感情上還不能說李鵬的戒嚴令是完全正確的。當年的海外華人中有很多人和薛先生有同樣的看法。汪先生更直接了當一些：“現在看來，當初政府不惜一切力保穩定，對後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不過，李鵬，袁木這樣的強硬派代表人在台上宣讀通令，使人想起了文革。不管信息是否正確，讓他們來傳播簡直是誤了大事。”
雖然在“ 5.20 ”以後，在天安門廣場已不單純由學生來主導了。可是 ，海外的媒體還是眾口一致地把每個進入他們攝像鏡頭的人稱之為“學生”。一但被稱之為“學生”，那人做的事就浪漫起來。比如說，“學生們”向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像潑墨水，“學生們”在街上當糾察隊維持秩序，“學生們”舉著標語紅旗遊行示威表示“支持學生”。當中央美院的學生將一座具中國特色的“民主女神”像矗立在天安門廣場北部時，大批在美國的海外中國人都流下了熱淚！很多人在北美洲這裏闖蕩江湖，吃苦耐勞，當少數民族，不就是為了“自由”二字嗎？如果中國也實行民主自由，那多好啊，大家也別在這洋鬼子地盤混了，回中國去！
進入六月，天氣開始炎熱，海外華人支持國內學運的活動更是蒸蒸日上。在北卡州三角地區，汪先生等人開始聚會，要建立獨立於聯誼會的學自聯組織。一些本地的學生和學者們紛紛接受報紙和電視台的采訪，表示支持學生運動。在薛先生所在的威斯康星，基本上都是聯誼會在組織學生的抗議活動。薛先生本人在六月初帶著一些捐款，回到了中國，以實際行動支持北京的學生運動。
“六 . 四”事件終於發生了。在此之前幾天，美國的媒體早已被逐出北京， CBS 曾有一段實播，現場報道了中國警方要 CBS 的主播 Dan Rather 切斷衛星通訊天線， Dan Rather 與之周旋的小插曲。這一招果然奏效，“六 . 四”清場發生的時候，在美國是白天，大家隻能坐在電視機前，看著一片黑暗，聽聽廣播裏的槍聲。立立女士當時是杜克大學的研究生，她回憶說：“因為家在北京，當時聽見這麽多槍聲，電話又打不通，真令人擔心死了。”立立女士當時還有個弟弟在北京讀大學，她聽見電視裏報道說天安門廣場上開槍了，很怕她弟弟會由於年輕氣盛而和其它學生一起留在廣場上，“我急得都快哭了。”
如果當時還有一部分留學生對中國政府抱有幻想，認為“人民解放軍不會向人民開槍”的話，此時他們的幻想正式破滅，代之而來的是傷心，沮喪，和按捺不住的憤怒。於是，海外華人集體上了“梁山”。
解放軍開槍後第二天，北卡三角地區各個華人教堂都開設了專門的紀念服務，紀念“廣場上英勇犧牲的學生們”，雖然現在發現 6.4 淩晨在天安門廣場呆著的學生基本上沒有傷亡，但當時大家心裏隻有柴玲的聲音在哭訴，“ …… 坦克已經把他們（指廣場上一些來不及撤走的學生）碾成了肉餅。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 ”（柴玲６月８日錄製的錄音帶）。更讓中國留學生們情緒激昂的，是外國記者 Jeff Widner 在北京飯店 5 樓拍攝的一段 : 一個年輕人（據稱名叫王維林）單人匹馬用身體擋住了在長安街上一隊正在行駛的坦克排。坦克車沒有開槍，也沒有從他身上碾過去，而是繞了兩次不行，幹脆停下來了。這位年輕人還爬上坦克車和裏頭的士兵打招呼。事後這個錄像成了政府指出解放軍對市民們寬容和克製的證據，而王維林以肉身擋坦克，成了 89 學運手無寸鐵的學生們對抗武裝到牙齒的政府的一個象征。
這時的海外華人，怎能不熱血澎湃？怎能不振臂疾呼？“六 . 四”發生後第二天，在校園裏，教堂裏，街道上，就發生了許多起自發的抗議和示威。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舊金山，中國大使館 / 領事館被前來抗議的海外華人團團圍住，黑紗白幅，舉目皆是，無邊無盡。在香港，在 89 民運高潮時成立的“支聯會”舉行百萬人公祭。在台灣，人們手拉手，圍島站成一圈進行聲援。外國政府紛紛發布對中國政府鎮壓學生活動的抗議，有一些國家還借機通過了對中國經濟製裁的法案。“六 . 四”事件是一個分水嶺，“六 . 四”以後，抗議活動從國內移到了海外。
北卡州留學生的抗議活動
從 1989 年 6 月 4 日這天開始，中國國內的民運被強力撲滅 , 民主的火種移到海外。六四的槍聲，且不論它是正確與否，至少向大家證明了大陸留學生們從小上“政治課”學到的真理，即國家和軍隊是統治者用來鎮壓人民的機器，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如此，在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例外，不管一個政府是否“人民政府”，一支軍隊是否“人民軍隊”。在需要鎮壓時，是會鎮壓的；在接到命令開槍時，是會開槍的。六四的槍聲，可以說是給中國人的清醒劑。
六四以前，大陸留學生中還存在“學自聯”和“聯誼會”之分，六四槍聲一響，聯誼會基本上就和學自聯合並為一體，成為遊行抗議的先鋒。比如說北卡的三角地區，從來就沒正式成立過有別於聯誼會的“學自聯”，前文中提到的湯尼後來回憶說：“六四以後，大家人同此心，支持民主，抗議鎮壓學生運動。原來我們幾個學校還在籌建學自聯的，現在大家都在一條陣線上了，就不用費勁再成立一個新的學生組織了。”
當時中國學生的主要活動有：抗議、遊行、募捐、講演。在北卡比較有名的一件事是庭孟西事件。庭孟西是威克佛沃斯（ Wake Forest) 大學的學生。六四前他和同係的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去北京實習，在中國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交往甚密。六四過後，他們的實習團奉命緊急離開中國。當時，有些中國學生將六四現場的兩盤錄像帶托他帶出，他沒有征得老師的同意，就私自將錄像帶運出中國，交給了某大電視台的主播。庭孟西一夜之間成了“英雄”。但是，他的領隊老師不幹了。因為庭孟西去中國之前曾跟學校簽署了一紙協定，保證不做任何事危及老師和同學的安全。庭孟西的帶隊老師以為，庭孟西此舉，如果被中國政府查出，少則損害了 Wake Forest 大學和中國大學的合作關係，多則會連累大家去蹲中國的監獄。報告交到了校方，校方對庭孟西的裁決是他違背了學生道德準則，要予以開除。 《新聞和觀察家》登載了這則消息，在北卡三角地區的留學生們知道了，就聯手上書，為庭孟西說情。
當年的組織者之一汪先生回憶說：“我們知道這事以後，馬上和知情的記者取得聯係，找到了庭孟西的聯係方式，打電話給他。一方麵表達中國學生們對他的感謝，另一方麵問他要幫什麽忙。庭孟西說如我們能替他向校方解釋一下，他就感激不盡了。於是我們草擬了一份請願書，連同《新聞和觀察家》的文章一起發到互聯網上，馬上就得到北卡各所大學學生會的支持。”汪先生他們最終得了全美和加拿大幾十個大學中國學生會的簽名支持。後來的結果是，因為大家都為庭孟西說情， Wake Forest 大學高抬貴手，隻讓庭孟西回家休學一年，一年後回校還能繼續讀完他的學位。
除了幫助美國同學，北卡州幾所大學的留學生還義賣 T 恤為民運募捐，當時有一款青年學生擋坦克的 T 恤很受歡迎，常常被學生們一掃而空。
曇花一現的海外民運“高潮”
“六四”事件的結果，是全球華人自發的抗議活動，後來隨著事態的發展，海外的華人們慢慢地圍繞在海外兩個團體的周圍。
第一個團體是學自聯，也叫 IFCSS 。全美學自聯於 1989 年 7 月在芝加哥正式成立，第一屆全美學自聯主席和理事會是由全美一百三十多所重要大學裏的學生會選舉出來的。主席名叫劉永川，副主席韓聯潮，秘書長劉亞東。當時選舉的時候，劉永川的對手是丁健。兩個人都曾在天安門廣場上支持過遊行示威的學生。第一屆全美學自聯也搞三權分立，除總部外，還設有理事會 15 人和監察委員會 5 人。全美學自聯成立後，劉永川又召集了全加學自聯，全英學自聯和全德學自聯等組織開會，成立了全球學自聯。
第二個團體是“民主中國陣線”（簡稱為民陣）。民陣於 1989 年 9 月在法國巴黎成立，是由“六四”前後從天安門廣場逃出來的中國民運領袖們組成，其中包括前總書記趙紫陽的體製改革幕僚嚴家其、陳一谘、蘇紹智等，知名社會知識分子劉賓雁，方勵之等，電視連續劇《河殤》的編劇蘇曉康，四通電腦公司的老總萬潤南，學生領袖沈彤、李碌，吾爾開希等。後來出國的學生領袖柴玲、封叢德、王若望等都在民陣裏呆過。除了民陣以外，剛從所謂“倒王事件”中緩過勁兒來的王炳章、徐邦泰、胡平、倪育賢等人，為了搶回已經失掉的海外民運領導權打出了“中國自由民主黨”和“民聯”等旗號。
學自聯和民陣，從一開始就體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向。學自聯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一樣，從來沒有跟中國官方徹底決裂過，除了抗議“六四”鎮壓以外，學自聯從來沒有提出過真正政治訴求。後來成為第三屆全美學自聯秘書長的薛先生回憶說：“當年學自聯裏也是兩大派，一派比較激進，要跟政府決裂；另一派比較溫和，主張對話和在體製內做改革……”至少在學自聯成立的前幾年，溫和派的聲音還是比較強的。民陣則從一開始就聚集了已經和共產黨翻了臉的人，其綱領則要激進一些：“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發展民營經濟，結束一黨專製，建立民主中國。”
1989 年的海外民運高潮之一是“十一”華盛頓中國民主大流行。當時在北卡讀書的湯尼回憶說：“我們學校去了足足一百多輛汽車，中國大陸的學生基本上都去了，同行的還有從台灣、香港、東南亞等地來的學生，大家同為炎黃子孫，災難來臨時就同仇敵愾。”據全美學自聯網站統計，當日參加遊行的有來自一百多所院校的學生和學者約 4000 多人，冒雨支持學生的當地僑胞約 3000 多人，最遠來參加的是從加州 UC Santa Barbara 的 60 多名學生。
湯尼回憶說：“大家當時冒雨圍住中國大使館，發言的人一個接一個，口號一聲高於一聲。後來，有人說看到使館內有人在偷偷對示威的學生拍照。大家都火了，口號喊得更激烈，從李鵬到鄧小平都打倒過一次還不夠，最後連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都喊出來了。” 1989 年的十一大遊行，在北卡州三角地區讀書的大陸學生大部分都去參加了，也付出了血的代價，由於有的學生開車往返疲勞過度，回程時在 95 號高速公路上還發生了車禍，有人受傷。
1989 年中國學生的抗議聲音，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回響。 1989 年 11 月 9 日，新東德政府宣布柏林牆開放，致使數以萬計的柏林市民走向街頭拆除了柏林牆，為十一個月後的東西德統一，以後隨之而來的美蘇冷戰結束，奠定了基礎。
尋求保護，留學生遊說美國國會
早在 1989 年 6 月，當時的加州民主黨國會議員，現在美國政壇上的風雲人物，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議長南茜·普蘿茜（ Nancy Pelosi ）就提出了保護在美的留學生和學者的法案，要求將願意留美的海外中國人全部給予居留權。消息傳出，留學生中反應強烈，當時中國條件不好，大部分的留學生，不管出於什麽目的，總是千方百計想留在美國。汪先生回憶說：“當時有些中國學生拿了公派的 J 簽證。這些人得到了學位後，既不回國，也不找工作，而是想方設法再去讀另一個學位或做個博士後，反正是賴在美國不走了。“
全美學自聯一成立，就將說服國會議員支持留學生保護法案當成首要任務。在學自聯的領導下，大家都很努力地遊說，要求所在州的議員們支持這個法案。汪先生他們負責了遊說北卡州的國會議員的工作，他說：“當時我們真沒想到美國的國會是那麽的平易近人。應學自聯總部要求，我們一行人開車到了華盛頓國會山，也沒有做約定，直接就闖進了本州議員的辦公室。人家工作人員一聽是中國留學生，就給我們開綠燈，有的議員不在沒有辦法，可所有那天在國會山工作的議員們全部都見了我們，並耐心地聽我們的遊說。”這些中國留學生，操著結結巴巴的英語，第一次顯示了華人在美國的政治力量。
普蘿茜法案後來通過了，但被當過中國大使深知中共操作方式的老布什總統所否決。老布什知道，任何東西一成了“法律”其嚴重性就上升百倍，他在否決普蘿茜法案之時，同時又頒布了一項行政指令，對因簽證過期的中國大陸人不與遣返。後來由參議員戈爾登和肯尼迪提出了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 S1216 案，經過學自聯和廣大“六四”支持者的不斷努力，終於在 1992 年 10 月 9 日經兩院通過，並由老布什總統簽署成法律，讓 1990 年 4 月 11 日前合法進入美國的中國公民都能申請永久居留權。
S1216 法案的通過，全美學自聯做了大量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們還力圖將在中國保護人權、發展民主和中國的貿易最惠國資格聯係起來，這兩個法案，都受到了老布什行政當局的反對。當時任學自聯秘書長的薛先生，在談起留學生保護法案的意義時說：“現在看起來，當時這些人留下來對中國後來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首先，這些人雖有學位，但沒有什麽工作經驗，回國也是食洋不化，照搬外國的一套，隻會誤事。再者，中國的環境對於他們本身的發展也不利。留在美國不管怎麽說對這些學生們都有好處。”
夢醒時分：海外民運走向式微
海外民運的解體，其實從 1990 年就開始了。 1989 年，當“民陣”在巴黎成立不久，民陣籌備組組長、民陣理事陳一谘就與第一任民陣秘書長萬潤南展開激烈內鬥，史稱“萬陳之爭”。兩人因此反目成仇，在媒體發表文章互相攻擊。第二屆民陣競選主席時，由於兩人誰也不讓誰，主席嚴家其和萬潤南及陳一谘一起去請方勵之出山，被方拒絕，又去請劉賓雁，劉也不願意出來競選，最後還是萬潤南獲勝擔任第二屆民陣主席，而陳一谘和朱嘉明等人則退出了民陣。
1992 年底布什總統簽署了留學生保護法案以後，在海外的大陸留學生的民主熱情一下子降溫了很多。汪先生對這個現象是這樣解釋的：“人類的許多活動，是受到恐懼和貪婪兩個因素所影響的。恐懼的力量往往大於別的力量。當初很多留學生投身海外民運，一開始是出於義憤和正義感，過激的事做出來了，又害怕政府對他們不利，於是就不想回中國。為此，他們要求美國政府保護，可是，你要人家保護你，你就要做點事，值得人家去保護。現在看回去， 1990 年以後學自聯支持遊說留學生保護法案及反對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行為，其根本在於如此。當留學生保護法案通過了，大部分留學生解決了身份問題，反中國政府的動機已不複存在，留學生們下一步是找工作買車買房子實現美國夢，誰還有精力搞什麽民運？”
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因素。因素之一，當時蘇聯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引導下漸漸摒棄共產主義，恢複自由市場經濟。隨之而來的是 1992 年夏天的未遂軍事政變，戈爾巴喬夫被囚禁，葉立欽反擊占領莫斯科。最後軍事政變失敗，蘇聯解體，混亂和經濟衰退接踵而來。這事給海外的熱衷於民運的中國人予與當頭一棒，要是當初“六四”不開槍，說不定現在中國也落得個四分五裂，像蘇聯一樣的下場。因素之二，當時海外的留學生人數迅速增長，有很多是 1990 年 4 月以後來美的學生，許多人在大陸時多少也都涉入過 89 學運。這些留學生見布什總統的行政命令和後來的保護法案不包括他們，而隻包括在他們看來沒參加過中國民運，隻是隔岸搖旗呐喊的海外華人，不管出於什麽心態，反正是不舒服。有一段時間，他們還組成了“反遊說”，遊說美國國會議員，不要通過 S1216 法案。這兩股勢力的內鬥，使不少留學生從此退出海外民運。因素之三，學自聯內也出現了分裂。一批人還是抱著“民主自由”的理念，變得越來越激進，而另一批人則作了 180 度轉彎。反過來支持中國。薛先生是後一批人，他回憶說：“當時六四已經過去幾年，老是慷慨激昂地聲討中國政府似乎缺乏新意。同時，我們意識到，到了後來，每年六四，國會山就成了美國各種反華勢力的焦點，很多人對中國本身不友好，他們隻是在利用留學生。“ 薛先生他們一派在學自聯選舉中敗於激進派，從此離開學自聯，轉而在美國波音公司支持下，在國會山每年遊說，要求議員們支持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的待遇。
在大陸留學生人心渙散之際，海外的民運也麵臨著四分五裂的危機。為此， 1993 年 1 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民陣和民聯召開合並大會，起初推出剛從國內出來的王若望整合海外民運，後來老民聯的徐邦泰、朱嘉明、楊建利等故態盟發，大搞黑箱操作，最後將徐邦泰推上“民聯陣“的主席。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各路民運人士對這次大會的選舉不服，也不願意兩個組織合並，鬧騰了一陣之後，終於在 1993 年年底在澳洲開會，恢複了民陣和民聯兩個組織。
就在海外民運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1992 年 1 月在地球的另一麵， 87 歲的中共老人鄧小平開始了他具有曆史意義的南巡，他經過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發表了一係列講話，重新點燃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火種。從此，中國走上了一條政治上保守謹慎，經濟上大膽改革的道路。
從 1993 年到 1998 年，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建設從慢慢複蘇到突飛猛進，人的生活素質大大的提高。在這段時間，海外民運鬧得最凶的其實是香港，那是因為港人們麵臨著九七回歸，心懷恐懼而作，類似六四後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心態。“九七”過後，天沒有塌下來，歌照聽，馬照跑，港人的民主運動也平靜下來。
與此同時，海外的民運各幫派內鬥越演越烈。“民聯陣”的徐邦泰等動手奪取《中國之春》，胡平和丁楚等鬥不過他們隻好另起爐灶再辦《北京之春》，王炳章等人趁著六四創辦的“自由民主黨”發生分裂，一個被稱為“王記”，另一個由倪育賢當頭的稱為“倪記”。海外華人為每一個成功地從大陸逃出來的民運人士鼓掌，象 1994 年出來的王軍濤、陳子明、 1997 年來美的魏京生、 1998 年來美的王希哲等。但一旦光環褪去，還原成人，這些人又受到攻擊，各種帽子滿天飛，而攻擊者往往是他們的歡迎者、前盟友。 1998 年，在海外養得胖胖的魏京生要出麵組織中國民運海外聯席會議，王希哲跟王炳章、方園等在一起組建“中國民主黨”，這一切都使民聯的主席吳方城很不高興，又導致民聯分裂，使海外出現了七個民主黨組織，每個都指責其它組織是“叛徒”，上演了一場誰也沒興趣欣賞的鬧劇。
從六四十周年到現在，整整十年間，海外民運基本趨於平靜。民運領袖們在組織慢慢凋零之際，紛紛鋌而走險，拿著真假護照闖入中國大陸，然後發表一些宏論，讓中國政府關幾天，回到西方後再享受一些出名上鏡的機會。這樣做的有楊建利、王炳章、熊焱等人，最近還有吾爾開希。目前，據統計，在海外能稱得上“民運人士”也就二百來人，卻有五、六十個民運團體，山頭林立，辦不成任何一件事。
六四風雲人物今何在
今年的 6 月 4 日，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紀念日，新聞媒體的焦點又落在了當初學生領袖們的頭上。這些當年的領頭人物，現在已人各有誌，經商的經商，做學問的做學問，傳教的傳教，說過來的故事一籮籮。我們隻挑重要的來說。
王丹是當初中國政府通輯榜的第一號人物，他在 1989 年 7 月 2 日被當局抓到，後被判刑 4 年。 1993 年假釋後，又於 1995 年 5 月再度被抓，判了 11 年。後來在 1998 年 4 月中國政府以“保外就醫”的形式將王丹放到美國，進了哈佛大學讀學位，終於在 2008 年 6 月在哈佛拿到曆史係博士學位。他畢業的時候，還專門請了“師長”王軍濤一起慶祝。王軍濤和陳子明被譽為 89 學運的智囊。他本人於 2006 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然後去新西蘭當了博士後。當年多方奔走為他呼籲營救他出獄的妻子候曉天已遭到離棄，王軍濤和另一留學生再婚，生有一女，年紀尚幼。
柴玲是被通輯的唯一女性學生領袖。 1991 年到達法國巴黎，隨後與在天安門廣場一起做夫妻的學生領袖封叢德離異，到美國求學，在美國和 Robert Maginn 結婚，成了外嫁女。她於 1993 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學得了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碩士，又於 1998 年念了個哈佛的 MBA 。畢業後，柴玲和丈夫下海做生意，共同創辦了一家電腦公司 Jenzabar Inc., 自任總裁至今。
吾爾開希當初是最上鏡的學生領袖。六四後經香港逃至大陸後，與嚴家其等人創立了民陣，任副主席。做了一屆就沒做下去了。後來在哈佛念書，還有過開餐館的傳聞，最後結識一個台灣女子陳慧玲，去了台中定居。 在台灣，開始時他在電台主持政治評論，後又投身 IT 和金融界，還開了一個網站和粉絲們交流。今年 6 月 3 日晚，吾爾開希從澳門入境回中國大陸，結果被警方拒入。
李祿是南京大學學生，曾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婚禮。六四後逃至美國，在民陣紅了一陣以後，轉去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畢業後進軍華爾街從事國際金融工作，創辦了自己的投資公司“喜馬拉雅資本管理公司”，任董事長。他經商很成功，目前擁有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比亞迪 2.5% 的股份。沈彤是“高自聯”常委，六四後是第一個安全脫身的學生領袖。後來他在 2000 年創辦紐約萬視科技（ VFinity ），有員工 45 人，在美國、台灣和大陸都有分公司。中國政府允許沈彤回國訪問，但條件是不讓談政治。柴玲的前夫封叢德，也是學生領袖，和柴玲離婚後，經曆轉折，於 2003 年 7 月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際，他出版了回憶錄《六四日記》，被稱成天安門廣場學運最誠實的見證人。
嚴家其從民陣退下來後，移居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當學者。劉賓雁活躍於各民運團體，後來於 2005 年在美國去世。方勵之現在是亞利桑那大學當教授，跟《北京之春》還有關係，蘇紹智現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蘇曉康現為《民主中國》雜誌社社長。王希哲內鬥煩了， 2005 對媒體宣布：在海外搞民運的 95% 都是壞人。王炳章 2002 年 6 月想進入中國在中越邊境被中國政府抓獲，判了個無期，目前還在獄中。胡平還在做《北京之春》主編。丁楚近期出了一本書《大夢誰先覺》，在香港出版發行，揭露了許多海外民運團體的黑幕。當初的學生領袖張伯笠、熊焱、遠誌明和傅希秋等，都成了牧師，在傳另外一種教。
中國：在血與火中走出死結
當年六四的參與者，如今已經到不惑之年，都在社會上擔任起棟梁之責。象本文提到的薛先生，是華府一家公關公司的合夥人，前一段組織和參與 NCCC ，為在美國推廣學中文做了很多工作，目前還想開創支持華人從政的事業。湯尼目前是一家大公司的經理，在金融危機的大潮中安如泰山，時不時公差回中國一趟。立立女士目前在大學裏教書，而汪先生則自己創業開了谘詢公司，也是美國中國兩頭跑。
二十年過去了，中國已由一個貧困的發展中國家，一躍成為世界上不容忽視的經濟強國。 2009 年的中國，不但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還成為了美國國債的第一大債權國。這一個成就，不能不歸於中國二十年來政局的穩定和人心的專一。象立立女士說的：“六四”的槍聲，是打碎了中國人的民主夢，但是與此同時，也促進人們不再胡思亂想，而是在賺錢和享受上下功夫。一個商品社會就是這樣衍生出來的。”學曆史的立立女士還引證了中國古代的康乾盛世和開元盛世，她認為：“中國人喜歡內鬥，是從古以來都有的事，每一次都是流很多血後才換來這些盛世，為什麽？是流血換來了政治上的穩定和生產上的專注，使得生產力大大提高，從而導致盛世的來臨。”六四以前，中國的社會人心激蕩，各種思想和利益互相衝突。六四以後，中國人能想和能做的也就是經濟和賺錢，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是中國走出了一個死結，從此突飛猛進。
當年學自聯的參與者，現在有很多都轉至變成了愛國者，他們支持希望工程，參加 2008 年奧運火炬的保護行動，給汶川大地震災區捐款，在大事小事上都幫著中國政府說話，象湯尼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認為：“六四的消極因素是每年這個時候給對中國不友好的人提供了一個平台來謾罵和找麻煩。照我說，應該給六四做一個公正的評價，這樣就沒人有借口來找麻煩了。”
對於六四的平反問題，近來網上有謠言說中國政府“近日會有動作”。照薛海培先生看來，這可能隻是海外某些人的一廂情願，他說：“六四要平反。但目前光給六四平反，意義不是太大。應該做的是，在合適的時間中國發生個體製轉換，轉換成一個經濟和政治全麵發展的社會。而對六四的平反，隻是這個大轉換裏的一台小戲。”薛先生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第一，政治沒有”的方針對中國長遠發展有害。因為整整一代人都沒有政治理念的訓練，一旦合適的變革大潮來臨時，一個隻知賺錢，不管政治的社會是不能適應政治變革的，隨之而來的隻是動亂。
六四二十周年，各界人士紛紛紀念，大家見仁見智，證明六四還是海內外中國人的一塊心結。什麽時候這塊心結得解，什麽時候中國大陸才能進入民主盛世。
的真正起因是北京市的警察(包括交警)接到命令不得上街.強硬派需要北京大亂的口實來鎮壓. 實際上是學生和市民自發地維持秩序,六四前的幾天北京的治安比平時都好.
六四期間是中國新聞開放沒有管製的期間。尤其是南方，香港電視報道不斷，大人小孩都知道事情前前後後。整個運動充滿悖論。運動一開始是支持黨內一派反對黨內另一派，後來普遍定義為民主反對專製甚至說是反對共產專製，這種定義如果不是謬誤的話，至少是不全麵的。倫敦農民前些天給的廣場錄音中學生高唱《國際歌》，和西媒渲染的反對共產專製之論大相徑庭。
當時廣東開發特區實驗完畢，結果是經濟上去是黨內樂見的，思想西化是黨內不樂見的。胡耀邦是不忌諱西化的，是第一個倡導國家領導人穿西裝的。關鍵是市場經濟的核心思想是個人利益最大化，與共產黨理論和中國傳統文化衝突太大。這個個人主義的思潮，就是知識分子民主訴求的基石，也是腐敗現象的溫床。沒有什麽東西是隻有好處沒有壞處的，也沒有什麽進步是沒有成本的。沒有成本的進步無需能力，也沒有阻力。
六四悖論很多。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黨內不知道究竟繼續改革還是停止改革開放。六四鄧南巡選擇了繼續改革開放一途，這個應該可以注解六四事件的實質。當時反對改革開放的是人們對物價放開後的上漲不滿，據說天津物價開放是軍隊是到街道上防止民眾鬧事，這就表明了“建設民主中國”和“發展民營經濟”的不兼容性，因為物價放開是建立民營經濟的開端，而軍隊維持顯然不是民主社會。
工人支持六四學生，是麵臨下崗的不確定性。市民支持學生，是對物價上漲的不滿，學生懷念以故黨總書記，是對腐敗的不滿。可惜，這些六四運動的各種因素都被抹殺了，是剩下殺人和被殺每年重複著，重複著那次事件的悲劇。狄更斯《雙城記》就記載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悲劇，但我沒有看見現在曆史學家譴責法國革命的。中國曆史就是那麽尷尬，89年就是“民主”與“市場經濟”不可兼而得之，中國麵臨選擇，先走那一步？
另一個悖論是，中國當時是投靠美國的。自衛反擊戰我怎麽看怎麽像是中國入夥美國自由世界的投名狀。六四後鄧繼續開放，是繼續融入美國經濟圈，即六四反映的黨內鬥爭是崇美西化派占了上風。實際上，六四事件發生的那段時間，印度發生了一個不小於天安門事件的慘案，政府鎮壓了一個宗教團體，死傷人數比六四多。後來甘地被一個小姑娘獻鮮花炸死，我當時就納悶，為什麽一個非暴力主義者沒被英國殖民統治處死，卻在當權後被印度人民自己炸死？後來網上問一位印度網友，才知道民主印度也會發生類似天安門事件這樣的悲劇的。美國洛杉磯暴動，多少亞裔商店被毀？天安門事件，是悲劇，悲劇的原因，是學生自己已經控製不了天安門了，這和黑人自己控製不了洛杉磯抗議一樣，政府不暴力鎮壓不能製止事態惡化。泰國黃衫紅衫也是和平抗議，他們組織得比廣場學生好多了，所以可以持續更長時間，但最終還是失控。
中國何去何從? 能否沒有腐敗地民主和市場經濟一切建設呢？美國在阿富汗努力了八、九年了，還是很腐敗。伊拉克也建立民主政權了，也是很腐敗。美國也有腐敗。六四如果學生勝利，是否腐敗就少一些呢？東歐在蘇聯解體以後，腐敗現象還是有增無減。或曰：前蘇聯比較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都有了，中國隻有市場經濟，沒有民主。雖然腐敗大家都有。
如此爭論就是意識形態爭論了，是價值取向問題，不是對錯問題，寧願經濟發展快點而沒有民主呢，還是像俄國那樣讓經濟倒退以求民主？意識形態可以不顧經濟後果，這中國人已經領教過了，就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意識形態換一換，就是“寧要民主的草，不要共產的苗”。經過文化革命了，誰還會為了意識形態去犧牲經濟利益呢？所以，為六四翻案是徒勞的，不得中國民心。
是，民以食為天。民主不民主，隻要老百姓過得好，過得開心就行。
對於民主，大家見仁見智吧。
謝謝賞讀。
“西方民主”隻是動聽的；餘音繞梁的古典曲子，確實好聽，令人著迷。但放到亞洲和眼下的實際社會裏，就成了讓人目瞪口呆的鬧劇，從菲律賓，泰國，台灣，香港。。。的實況中人人看得到，就不多費口水了。西方老百姓隻關注對自身的利益有沒有好處，對意識形態沒有興趣，所以沒有那麽多的群眾運動。
不管是中國人，外國人，人人都想過好日子。
21年前，國人還是習慣用毛時代的運動法則表達訴求，而現在都以西方方式來表現：比如：突然狂性大發，殺人。動輒打官司。向媒體爆料，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把事情鬧大，大家一窩蜂聲討。。。。。。相互對罵。很自由，很撒氣！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