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血與火中走出死結(上） ----- “六四”二十周年回顧和反思

中國在血與火中走出死結 （上）

----- “六四”二十周年回顧和反思

文 / 喬亮

二十年前，在四月份的北卡州，天氣異常地好。那是一個騷動的年代。 那年，北卡州立大學（ NC State ）的籃球隊，在 Jim Valvano 的帶領下，還能與北卡大學（ UNC-Chapel Hill ）及杜克大學隊在一起抗衡一番。在瘋狂三月， NC State 狼隊打入 NCAA 四強的呼聲甚高，雖然後來功虧一簣，但使 NC State 球迷們狠狠地興奮了一場。那是 1989 年，那時還沒有 CARY TOWNE CENTER MALL ， SOUTH POINT MALL 和 TRIANGLE TOWNE CENTER MALL 連藍圖還沒有， RALEIGH 城區沒有博物館，當時城裏最高的建築物是 CP&L Plaza ，現在已被新起的銀行大廈和會展中心淹蓋得暗淡無光。那個年代，沒有通商條約，沒有企業外包，沒有基地組織，美國和蘇聯還在冷戰，美國人還認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那是 1989 年春天，一場全球動蕩就要開始。可是在美國的華人對此還渾然不覺。

“有一天，電視上出現了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對中國有些人來說，胡耀邦是希望，是救命恩人。可對我來說，他隻是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大官。”現在在北卡州某大公司做經理的湯尼回憶起當時的情形， 20 年前的景像曆曆在目：“我功課很忙，還要幫老師做實驗，電視機一個星期都不碰一次，別說是胡耀邦死了，就是鄧小平本人歸了天，我也不會注意太多。”湯尼當時不知道，以後幾個月事情的發展，使得他再也不能平靜地讀他的書和做他的實驗。

從“悼念”到“爭取民主自由”

接下來發生的事件，使每一個在海外的中國人不得不抬起頭來看看中國發生了什麽事。 4 月 17 日，學生們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係的 500 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當晚廣場上就聚集了上千人。 4 月 18 日，北大學生約 3000 人遊行到天安門，途中有近千名清華學生加入。 4 月 19 日，廣場上已有近兩萬人，學生們衝擊新華門，要進中南海獻花圈。 4 月 20 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發表社論，呼籲《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批評學生們在新華門外靜坐。這一天是“六四”學運的轉折點，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非但沒有將學生運動壓製下去，反而將火撥旺，學生抗議活動漫延到西安、天津、南京、上海、成都等地。 4 月 21 日，北大學生開始停課。當日上午，三名學生代表在世人的眼前上演了悲壯的一幕，他們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向國家領導人遞呈“七點要求”。可是他們跪了很久，在人民大會堂內開會的領導們沒有一人出來接受學生們的要求，這一場麵由圖片和電視傳遍了全中國，傳遍了全世界，學生們開始受世人注目！

這個鏡頭，也引起了當時在威斯康星攻讀社會學研究生的薛海培先生的注目。薛先生是讀文科的，又是讀社會學的，在北大學生們醞釀學潮的時候，在北美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薛先生的同學和朋友們開始聚在一起討論中國的學運以及民主進程的問題。幾千公裏以外，在梨花催雨的教堂山學府和雍容典雅的杜克大學校園，很多學文科的學生也開始行動起來，他們的熱情，終於也感染得像本文開頭中湯尼這樣的理工科留學生也抬起頭來看看電視，關心一下國內的學運。在這段時間，海外的中國人對國內的學運還處於觀望狀態。當年在 NC STATE 讀書，後來在六四前後十分活躍的汪先生如是說：“六四以前，海外的中國大陸人曾有以王炳章為道的《北京之春》和胡平等人主持的民聯和《中國之春》在北美留學生中力倡民主。不知為什麽，這些人正好在 89 學運前一個個在內鬥中出醜聞的出醜聞，辭職的辭職，隨著國內學生運動的逐漸高漲，海外的民運反而陷入群龍無首，分崩離析的境地。“

相反，國內的學運的發展，並沒有受海外民運什麽影響，事態的變化開始越來越快。 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會，北京是平靜了一些，但西安、長沙、武漢等地都有騷動。 4 月 23 日，北京市高校臨時高聯向全國各高校提議無限期罷課，提出了“爭取民主自由“的主張。一直到 4 月 26 日，鑒於學生們在全國各地的抗議行動，中共高層最終給學生們的行動下了定論 —— 即這場學生運動是“動亂”。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一出，學生們當然不服，就是地方和基層黨政部門也覺得調子定得太高，不利於安定團結。為此，當時的中共高層，包括強硬派代表人物總理李鵬也做了一些努力，緩和調子，組織與學生們的對話。一直到 5 月 4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溫和派代表人物趙紫陽出來說話定出緩和的調子。 5 月 5 日， 80% 北京高校學生複課，這場風暴似乎慢慢平息下來。

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登上世界舞台

如果不是 1989 的另一個重要事件， 89 學生運動也不會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這件重要事情是：前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 5 月 15 日訪華。這是蘇聯最高領導人 30 年來第一次訪華，意義重大，它標誌著中蘇熱對抗時代的過去，新的合作時代的到來，為了這次訪問，西方記者大量湧入中國，想對這個訪問作出深入報道。可是，他們一下飛機，就被街上到處揮舞的標語、紅旗，以及天安門廣場上聚集的學生市民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將鏡頭對準了遊行示威抗議的學生們。 5 月 7 日，《華盛頓郵報》首次報道了兩名學生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從此這兩位學生領袖成了 89 學運的麵譜，在世界各地家喻戶曉。

到了 5 月 13 日，由柴玲等人發動的絕食運動，將學潮推上了更高的高峰。絕食的學生要求政府肯定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推翻“四。二六”社論。當一張張年輕的因絕食變得蒼白的臉顯露各種媒體上，不但全中國的人都加入聲援，募捐和搶救，連遠在大洋對岸的美洲華人，也開始行動起來，組織各種各樣的非官方組織，聲援國內的學運。現在回過頭來看，顯然當時中共高層同情學運的溫和派都知道學生絕食這一招會使黨內的矛盾激化，他們從統戰部長閻明複、政治局委員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到知識分子自由派嚴官其、戴晴、劉曉波等都到天安門廣場上勸學生們停止絕食，複課，但學生們不聽。 5 月 15 日，學生發動北京大遊行，長安街交通癱瘓，連前來訪問的戈爾喬夫都不能在人民大會堂作歡迎儀式。而是在首都機場臨時擺出歡迎的架式。因為迎賓紅地毯困在人民大會堂無法運出。 30 年來第一位訪華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居然沒有紅地毯來歡迎他。

隨著學生絕食運動愈演愈烈，中共高層的鬥爭也越來越尖銳。學生堅持絕食一天，強硬派就多一分理由鎮壓。溫和派的首領趙紫陽終於頂不住了。 5 月 16 日，在接見戈爾巴喬夫時，趙紫陽對大批記者揭露了鄧小平是中央實際掌舵人這個“秘密”，一下子將惱怒的鄧小平推到了前台。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常委在鄧小平家開會，李鵬將矛頭指向趙紫陽。第二天，在探訪就醫的絕食學生後，趙紫陽向鄧小平交了辭呈。 5 月 19 日，趙紫陽在淩晨時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們道歉，勸學生撤退，這是趙紫陽下台前最後一次露麵。 5 月 20 日上午 10 時，李鵬在電視上頒布北京戒嚴令。

這一切，都被國際媒體記錄下來，並轉播海外。越來越多的海外中國人對中國新聞越來越關心。西方媒體為了滿足觀眾的需要，也連篇累牘地對學生們的抗議活動做詳細的報道。到了 5 月 20 日，中國的 89 學運，完全占領了世界媒體的舞台。

海外華人集體“上梁山“

對海外的中國人來說， 5 月 20 日的戒嚴令是海外支援 89 學運的總動員令。薛先生回憶道：“ 5.20 基本上是個轉折點， 5.20 以後，各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和留學生聯誼會紛紛站出來表態，支持國內學生的愛國行動。” 當被問及當初李鵬宣布戒嚴令是不是正確的，薛先生說：“現在回過頭看，當時中國的民主意識，道德標準，以及政治素質都遠沒有達到一個民主社會所要求達到的水平，所以在表達方式上，也顯得單純，幼稚和激進。即使當初民主一方勝利了，以後還不知道要捅出多少更大的漏子 …… ”但薛先生至少在感情上還不能說李鵬的戒嚴令是完全正確的。當年的海外華人中有很多人和薛先生有同樣的看法。汪先生更直接了當一些：“現在看來，當初政府不惜一切力保穩定，對後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不過，李鵬，袁木這樣的強硬派代表人在台上宣讀通令，使人想起了文革。不管信息是否正確，讓他們來傳播簡直是誤了大事。”

雖然在“ 5.20 ”以後，在天安門廣場已不單純由學生來主導了。可是 ，海外的媒體還是眾口一致地把每個進入他們攝像鏡頭的人稱之為“學生”。一但被稱之為“學生”，那人做的事就浪漫起來。比如說，“學生們”向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像潑墨水，“學生們”在街上當糾察隊維持秩序，“學生們”舉著標語紅旗遊行示威表示“支持學生”。當中央美院的學生將一座具中國特色的“民主女神”像矗立在天安門廣場北部時，大批在美國的海外中國人都流下了熱淚！很多人在北美洲這裏闖蕩江湖，吃苦耐勞，當少數民族，不就是為了“自由”二字嗎？如果中國也實行民主自由，那多好啊，大家也別在這洋鬼子地盤混了，回中國去！

進入六月，天氣開始炎熱，海外華人支持國內學運的活動更是蒸蒸日上。在北卡州三角地區，汪先生等人開始聚會，要建立獨立於聯誼會的學自聯組織。一些本地的學生和學者們紛紛接受報紙和電視台的采訪，表示支持學生運動。在薛先生所在的威斯康星，基本上都是聯誼會在組織學生的抗議活動。薛先生本人在六月初帶著一些捐款，回到了中國，以實際行動支持北京的學生運動。

“六 . 四”事件終於發生了。在此之前幾天，美國的媒體早已被逐出北京， CBS 曾有一段實播，現場報道了中國警方要 CBS 的主播 Dan Rather 切斷衛星通訊天線， Dan Rather 與之周旋的小插曲。這一招果然奏效，“六 . 四”清場發生的時候，在美國是白天，大家隻能坐在電視機前，看著一片黑暗，聽聽廣播裏的槍聲。立立女士當時是杜克大學的研究生，她回憶說：“因為家在北京，當時聽見這麽多槍聲，電話又打不通，真令人擔心死了。”立立女士當時還有個弟弟在北京讀大學，她聽見電視裏報道說天安門廣場上開槍了，很怕她弟弟會由於年輕氣盛而和其它學生一起留在廣場上，“我急得都快哭了。”

如果當時還有一部分留學生對中國政府抱有幻想，認為“人民解放軍不會向人民開槍”的話，此時他們的幻想正式破滅，代之而來的是傷心，沮喪，和按捺不住的憤怒。於是，海外華人集體上了“梁山”。

解放軍開槍後第二天，北卡三角地區各個華人教堂都開設了專門的紀念服務，紀念“廣場上英勇犧牲的學生們”，雖然現在發現 6.4 淩晨在天安門廣場呆著的學生基本上沒有傷亡，但當時大家心裏隻有柴玲的聲音在哭訴，“ …… 坦克已經把他們（指廣場上一些來不及撤走的學生）碾成了肉餅。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 ”（柴玲６月８日錄製的錄音帶）。更讓中國留學生們情緒激昂的，是外國記者 Jeff Widner 在北京飯店 5 樓拍攝的一段 : 一個年輕人（據稱名叫王維林）單人匹馬用身體擋住了在長安街上一隊正在行駛的坦克排。坦克車沒有開槍，也沒有從他身上碾過去，而是繞了兩次不行，幹脆停下來了。這位年輕人還爬上坦克車和裏頭的士兵打招呼。事後這個錄像成了政府指出解放軍對市民們寬容和克製的證據，而王維林以肉身擋坦克，成了 89 學運手無寸鐵的學生們對抗武裝到牙齒的政府的一個象征。

這時的海外華人，怎能不熱血澎湃？怎能不振臂疾呼？“六 . 四”發生後第二天，在校園裏，教堂裏，街道上，就發生了許多起自發的抗議和示威。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舊金山，中國大使館 / 領事館被前來抗議的海外華人團團圍住，黑紗白幅，舉目皆是，無邊無盡。在香港，在 89 民運高潮時成立的“支聯會”舉行百萬人公祭。在台灣，人們手拉手，圍島站成一圈進行聲援。外國政府紛紛發布對中國政府鎮壓學生活動的抗議，有一些國家還借機通過了對中國經濟製裁的法案。“六 . 四”事件是一個分水嶺，“六 . 四”以後，抗議活動從國內移到了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