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文集
創業，閱讀，思考，寫作
謝韜：2020年總統選舉與美國的政治衰敗
作者： 謝韜
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充分表明，美國正在經曆政治衰敗。這種衰敗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麵：總統選舉出現了明顯的逆向代際更替，尤其是在民主黨黨內體現得更加明顯，其近兩屆主要總統候選人和最終提名人的年齡越來越大；盡管桑德斯兩次競選民主黨總統提名人均以失敗告終，但其所宣揚的民主社會主義卻受到大批年輕選民的狂熱支持，這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全球化時代美國年輕人所麵臨的結構性經濟困境和美國政治的階層固化；在美國特色的兩黨製下，第三黨幾乎沒有任何獲勝的可能，其結果要麽是桑德斯這樣的極左候選人被民主黨建製派壓製，要麽是特朗普這樣的“另類”候選人綁架整個共和黨；身份政治等爭議性議題導致美國社會深陷分裂，而這種分裂的後果必然體現為政治上的極化並引發政治暴力。即使拜登政府上台，也無法在短期內消除政治衰敗。
2020年11月底，美國總統大選基本落幕。回顧這場選戰，可以看到美國正在經曆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這種政治衰敗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麵。一是總統選舉出現了明顯的逆向代際更替，尤其是在民主黨黨內體現得更加明顯，其近兩屆主要總統候選人和最終提名人的年齡越來越大，算上共和黨74歲高齡的現任總統特朗普，這意味著美國已跨進老人政治（Gerontocracy）。二是盡管桑德斯兩次競選民主黨總統提名人均以失敗告終，但其所宣揚的民主社會主義卻受到年輕選民的狂熱支持。究其根源，“桑德斯現象”不僅反映了全球化時代美國年輕人所麵臨的結構性經濟困境，也體現了美國政治的階層固化。三是在美國特色的兩黨製下，第三黨幾乎沒有任何獲勝的可能，其結果要麽是桑德斯這樣的極左候選人被民主黨建製派壓製，要麽是特朗普這樣的保守候選人綁架整個共和黨。四是身份政治等爭議性議題導致美國社會深陷分裂，而這種分裂的後果必然體現為政治上的極化（Polarization）並引發政治暴力。
美國特色的老人政治
在美國，總統是唯一一個通過全國性選舉產生的公共職位，也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因此美國社會的代際更替在總統選舉中的體現程度具有標誌性意義。
1960年，時年43歲的肯尼迪當選美國曆史上最年輕的總統。1992年克林頓當選總統時年僅46歲，而2008年奧巴馬入主白宮時也才47歲。當時的他們年富力強，激情洋溢。在他們身上，美國年輕人找到了自信，看到了希望。套用一句中國俗語來形容曾經的美國：正是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然而，麵對2016年和2020年的兩黨總統候選人和提名人，很多美國年輕人可能滿臉疑惑：“未來還屬於我們後浪嗎？”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68歲的希拉裏和70歲的特朗普分獲民主黨和共和黨提名，成為1896年以來兩黨年齡最大和第三大的提名人。特朗普最終獲勝，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長的總統。2020年總統選舉的初選階段，民主黨內4位人氣最旺的候選人年齡都超過了70歲：桑德斯和前紐約市市長布隆伯格78歲，拜登77歲，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沃倫70歲。四位“70後”同台競爭總統提名，在美國200多年曆史上絕無僅有。拜登最後勝出並將於2021年1月入主白宮，屆時其將改寫特朗普創下的紀錄，榮膺美國曆史上最年長總統的稱號。
按照正常的代際更替，接替奧巴馬的民主黨提名人應該比他更加年輕，並且民主黨長期以來為了吸引年輕人的選票，提名人往往都比較年輕（如前文提到的肯尼迪、克林頓和奧巴馬）。然而，在2016年和2020年總統選舉中，民主黨連續兩次提名的候選人不僅都比奧巴馬年齡大，而且年齡越來越大，這是前所未有的。顯然，這不是正常的代際更替，而是不正常的逆向代際更替，其結果就是老人政治。
老人競選總統無可厚非，但他們獲得黨內提名或者贏得大選卻值得深思。美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人口的中位年齡是38.2歲，其中18—44歲的人口占36.5%，45—64歲的人口占26.4%，65歲以上的人口占12%。顯而易見，沒有大批年輕選民的支持，在上屆總統選舉中特朗普不可能當選，而希拉裏或者拜登也不可能獲得黨內提名。有分析表明，2016年總統選舉中，希拉裏和特朗普在30歲以下選民中的支持率分別為58%和28%，在30—49歲選民中的支持率分別為51%和41%。如果回溯到更早，裏根在1984年總統選舉中更是獲得了61%的25歲以下選民的投票。
各種數據顯示，78歲的桑德斯似乎是有史以來最受年輕選民支持的候選人——盡管他兩次競選民主黨提名均以失敗告終。2016年民主黨黨內初選，桑德斯就在年輕選民中掀起了狂熱的“桑德斯旋風”，在30歲以下選民中的支持率高達71%，獲得的票數（150多萬）遠遠超過希拉裏和特朗普所得選票的總和（120多萬），差點擊敗希拉裏獲得民主黨黨內提名。2020年民主黨黨內初選，“超級星期二”投票結束後的出口民調顯示，桑德斯在30歲以下和31—44歲這兩個選民群體中的支持率分別為58%和43%，遠遠高於拜登。
然而，幾近80歲的老人還能勝任美國總統這一高強度、高壓力、快節奏的職位嗎？在一次福克斯電視台組織的選民見麵會上，桑德斯針對有關他年齡的質疑如此回應：“最重要的不是候選人年齡多大，而是他信奉什麽。”一位美國大三學生撰寫了一篇評論為桑德斯的年齡辯護，她本人也是“大學生支持伯尼”（College Students for Bernie）組織的創始人。這篇評論的標題（采用了英語的諧音）與桑德斯在福克斯選民見麵會上的講話有異曲同工之妙：“年輕人關注的是候選人的思想，而不是年齡”（Candidates’Ideas, Not Years, Matter to Young Voters）。那麽桑德斯的思想是什麽，以至於如此多年輕人對他不離不棄？
美國年輕人的困境
桑德斯自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大量證據顯示，桑德斯不是為了籠絡選民而鼓吹民主社會主義的投機主義者，而是從大學時代開始就一直堅信和踐行民主社會主義，包括身體力行加入多個左派激進組織。2019年6月，桑德斯在華盛頓特區的一次競選演說中對民主社會主義進行了詳細闡述：“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我們必須肩負起羅斯福新政的未竟事業並為其實現而奮鬥。我們必須認識到在21世紀的美國——這個有史以來最富裕的國家——經濟權利就是人權。這就是我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
更具體地說，桑德斯最吸引眼球同時也最具爭議的政策主張包括：建立免費托兒所、免費公立大學，提供價格合理的公共住房，推行全民醫保、提高社保，推進全民就業，大幅增加超高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等。簡言之，桑德斯追求的是中國古語所說的“老有所養、幼有所教、貧有所依、難有所助、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美好社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是“21世紀的經濟權利法案”（21st Century Economic Bill of Rights）。
然而，美國主流價值觀強調的是政治權利而不是經濟權利，這一點在《獨立宣言》和聯邦憲法的《權利法案》中體現得尤為突出。美國人常掛在嘴邊的“同一條起跑線”，往往指的是政治平等而不是經濟平等。這也是美國政府至今都沒有加入《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最重要原因。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則是要從根本上顛覆美國的主流價值觀並對美國的社會財富分配進行重大改革。不得不說，桑德斯版的“21世紀羅斯福新政”非常激進。然而，正是這些激進主張為即將進入耄耋之年的桑德斯贏得了大批年輕支持者。
美國年輕人之所以支持桑德斯宣揚的民主社會主義，並非他們天生就有極左傾向，盡管西方有句俗語：“年輕而思想保守者無激情，年長而觀念自由者無思想。”正如前文中提到的，以保守著稱的裏根也曾吸引了大批年輕追隨者。而當下年輕人之所以擁護桑德斯，毫無疑問是因為他們已深陷結構性因素造成的經濟困境，並強烈期望通過政府幹預來擺脫這個困境。
布隆伯格新聞社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2020年美國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高於全國平均失業率，這是近20年來的第一次；在已就業的大學畢業生中，超過40%的所在崗位不需要本科學曆，並且每8個人中就有1個人的崗位年薪不超過2.5萬美元；與30年前相比，排名後50%的新近大學畢業生的中位收入減少了約10%。還有數據顯示，在今後10年，美國就業崗位增加最多的兩個職業將是老人護理助手和個人護理助手，而這兩個職業的平均年薪隻有2.4萬美元。
在本科文憑的含金量迅速降低的同時，美國大學教育的費用卻在急劇增長，以至於大多數大學生在畢業時負債累累。據統計，全美大學生的債務總額高達1.6萬億美元。難怪一位評論人士這樣寫道：“你先給一群人承諾，隻要按照規矩行事，他們就會有經濟安全，然後你給他們提供了四年批判性思維訓練——還有世界一流的圖書館——但他們畢業時你不僅不能兌現當初的承諾，還給他們戴上沉重的債務枷鎖。這就是培養革命先鋒隊的秘方。”換言之，如果資本主義社會的年輕人不能擁有“資產”，他們就很難擁護資產階級的政策。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重要問題：既然美國年輕人日益“無產階級化”並強烈支持桑德斯所宣揚的民主社會主義，那麽為什麽沒有出現一個“年輕版”的桑德斯？2020年民主黨初選中確實有一位非常年輕的候選人，他就是年僅38歲的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不過他在思想上算不上激進，並且在30歲以下選民中的支持率隻有可憐的3%。
可以肯定地說，美國有成千上萬的“年輕桑德斯”。然而真正要像桑德斯那樣具備豐富的政治經曆、享有全國性的知名度、能籌集到龐大的競選資金，幾乎沒有一個“年輕桑德斯”能夠做到。換言之，美國總統選舉似乎正在經曆階層固化：政治資源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而這些人要麽來自政治世家（如所謂的“布什王朝”和克林頓家族）、要麽是從政多年（如桑德斯）、要麽是億萬富翁（如布隆伯格）、要麽是媒體達人（如特朗普）。這不僅是美國民主的悲劇，更是美國年輕人的悲劇。
美國特色兩黨製的弊端
美國是現代政黨的發源地，其政黨體製具有明顯的“美國特色”。一是受聯邦製和個人自由等因素的影響，政黨組織極其鬆散。在個人層麵，由於各個政黨沒有明確的黨員資格要求和嚴格的黨內紀律，因此美國人可以隨時宣稱自己屬於某個政黨或者在選舉前注冊為某個政黨的選民（或候選人），這意味著政黨作為一個組織對其成員幾乎沒有任何約束力。在組織層麵，美國政黨分為中央、州和地方三級，但它們之間完全不是上下級從屬關係，上一級不能任免或者問責下一級。二是由於美國實行的是“相對多數、贏者通吃、單一選區”的選舉製度，這就注定了其政黨體製由兩黨主導，第三黨幾乎沒有生存空間。具體來說，在國會、州或者地方選舉中，第三黨候選人（或者獨立候選人）偶爾還能獲勝，但在總統選舉中，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第三黨候選人勝出。因此，第三黨通常被認為在美國選舉政治中扮演了“破壞者”（Spoiler）的角色，即吸引少數民主黨或共和黨選民改投第三黨，從而導致前者或後者的選票減少並最終在大選中失利。2000年的總統選舉被視為第三黨“破壞者”角色攪局的典型案例。很多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支持者認為，假如綠黨候選人拉爾夫·雷德爾（Ralph Rader）沒有參選，戈爾在佛羅裏達州的選票會遠遠超過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的選票，也就不會有後來的計票爭議。
組織鬆散和兩黨獨大的弊端在2016年和2020年兩次總統選舉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在共和黨這邊，特朗普長期遊離於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從1980年至今在選民登記時填寫的黨派至少變化過5次，在2008年時還注冊為民主黨人，但2010年開始又轉為共和黨人。就這樣一個沒有任何黨派忠誠可言的人，卻大張旗鼓地以共和黨人的名義參加2016年總統選舉並獲得提名。在民主黨這邊，桑德斯宣稱不屬於任何政黨並一直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競選，並創下了美國曆史上“無黨派”人士在國會任職最長的紀錄。按理說，這樣的“黨外”人士是不能代表民主黨的，但桑德斯卻理直氣壯地競選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正是由於兩黨的黨內紀律鬆散，導致它們無法把特朗普和桑德斯這樣的“另類”候選人拒之門外。
在兩黨製這個“緊箍咒”的約束下，特朗普和桑德斯要想競選總統也別無選擇，隻能投靠民主黨或共和黨，否則就是死路一條。不過，桑德斯和特朗普的最重要區別在於，前者的兩次嚐試均因民主黨建製派的“圍剿”而失敗，而後者則成功突破了共和黨建製派的“圍剿”獲得黨內提名，並順利入主白宮。而在2020年大選中，特朗普作為在任總統不僅理所當然地獲得了共和黨的黨內提名，更重要的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表示2020年將繼續沿用2016年的黨綱，理由是“共和黨不僅從上次選舉以來而且在今後將繼續熱情地支持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議程”。總之，特朗普成功實現了共和黨的“特朗普化”，而桑德斯盡管在民主黨黨內呼聲很高卻無法實現該黨的“桑德斯化”。雖然都屬於反建製派，但他們的結局卻有著天壤之別，這是為什麽呢？
答案在於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Liberal Tradition），即個人自由、政治平等（而不是經濟平等）和有限政府。這個自由主義傳統（即當前美國政治話語中的保守主義）與羅斯福新政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即當前美國政治話語中的自由主義）截然相反，後者主張通過政府積極幹預經濟生產和財富再分配以實現社會公平，這其實就是桑德斯所推崇的民主社會主義。換言之，在美國的政治文化中，保守主義是理所當然（無罪推定），而自由主義則需要自證清白（有罪推定）。用19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哥特華特的話來說：“為了捍衛自由而采取極端主義並非罪惡。”因此，即使美國有千萬個桑德斯而隻有一個特朗普，後者成為總統提名人或者美國總統的概率也遠遠高於前者。
被身份政治分裂的美國
如果在美國學者、記者或分析人士中進行調查，讓他們用一個詞描述當今美國社會，這個詞多半就是分裂（Divided）；如果用一個詞描述當今美國政治，那這個詞多半就是極化（Polarization）。
造成美國社會分裂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無論是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民權運動、多元文化主義、女權主義、平權運動、政治正確、性取向平等（包括同性戀權利），還是2013年興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可以說都屬於身份政治。在美國的主流話語中，身份政治是指基於種族、族群、宗教、性取向等因素形成的少數群體為爭取自我尊嚴以及被主流群體公平對待而發起的抗爭。2020年5月，明尼安納波利斯一名黑人遭白人警察濫用暴力致死，引發的席卷全美並持續近半年的抗議種族歧視的大規模騷亂，就是非洲裔追求種族平等的身份政治的最有力表現。然而，與美國曆史上類似抗議不同的是，這次抗議引發了一場在全美範圍內拆除涉嫌種族主義的曆史人物雕像的運動，尤其是拆除內戰結束後南方各州為了紀念著名政客和軍人為南方的“偉大事業”做出貢獻而豎立的雕像。在一些抗議人士的壓力下，就連美國前總統老羅斯福的雕像也被迫從紐約自然曆史博物館門口移走，而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也迅速做出決定，把前總統、普林斯頓大學前校長伍德羅·威爾遜的名字從學院名稱中移除。
如此一來，原本受到廣泛支持的對種族歧視的抗議變成了極具爭議的對美國曆史的清算，而拆除雕像和去掉名字這樣“矯枉過正”的行為，必然導致美國社會更加分裂。因為不僅僅是少數族裔有身份政治的訴求，處於主導地位的歐洲裔白人（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社會底層）同樣也有身份政治的訴求——老羅斯福和威爾遜就是他們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為什麽緊隨“黑人的命也是命”之後美國出現了“白人的命也是命”（White Lives Matter）運動，以表達歐洲裔白人的積怨。在他們看來，以民主黨為大本營的自由派多年來過於關注少數族裔的權益而忽略了白人群體的權益，如針對少數族裔的平權運動是對白人的逆向歧視、政治正確限製了白人在種族問題上的言論自由、多元文化主義讓盎格魯—新教文化和價值觀日漸式微。大量研究表明，白人的身份政治不僅加強了白人的內部團結，而且導致白人選民的種族憎恨顯著增加。而特朗普在2016年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的反移民立場和反政治正確立場吸引了大批有身份焦慮的白人選民。
總之，身份政治讓美國社會陷入空前分裂的境地——美國也因此被稱為“美利堅分眾國”（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社會分裂必然導致政治極化；或者說，社會分裂在政治上表現為極化。在美國特色的兩黨製下，政治極化就是兩黨精英和民眾在一係列議題上存在高度對立。
精英層麵的極化在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任命上就體現得淋漓盡致。露絲·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因癌症於2020年9月18日去世，特朗普在21日即提名巴雷特接替金斯伯格，此舉遭到參議院民主黨人的強烈反對。民主黨人的理由是距2020年選舉投票日（11月3日）不到兩個月，應該等選舉結果出來後再提名接替金斯伯格的接班人，並且參議院共和黨人曾拒絕前總統奧巴馬在2016年大選前提名大法官。不過在特朗普的堅持下，共和黨控製的參議院迅速就巴雷特的提名舉行了聽證會並於10月26日以52：48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對她的任命。自1789年以來，在選舉年任命的大法官共有22位，而巴雷特的任命距離總統選舉日最近（隻剩8天）。最重要的是，她是1869年以來第一位未獲得任何反對黨參議員支持的大法官。
民眾層麵的極化則表現為兩黨選民在一係列議題上存在巨大的黨派鴻溝（Partisan Divide）。以特朗普作為總統的工作支持率（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ing）為例，蓋洛普的數據顯示，在其任期內第二年（從2018年1月到2019年1月），民主黨和共和黨選民對他的平均支持率分別為8%和87%，黨派差距為79%。而蓋洛普最新的（2020年10月16—27日）調查數據顯示，特朗普在共和黨人中的支持率為95%（就職以來的最高點），而在民主黨人中的支持率隻有3%，創下了1945年以來該支持率黨派差距的記錄。此外，在美國經濟走勢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重要議題上，兩黨選民也存在顯著的黨派鴻溝。
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勢必催生國內政治暴力。特朗普當選以來，左翼和右翼極端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前者包括“反法西斯行動”(Antifa)，後者包括“布加洛男孩”（Boogaloo Boys）。它們經常參加和組織各種遊行示威並引發騷亂，2017年的夏洛茨維爾暴亂便是其中之一。在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出爐之初，成千上萬的特朗普支持者在首都華盛頓等地舉行“百萬美國再次偉大”（Million MAGA）大遊行，並與多個反特朗普的團體發生暴力衝突。
結 語
如果說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最大的輸家是希拉裏（贏了普選卻丟了選舉人團），那麽2020年選舉的最大輸家恐怕是美國的自由民主體製。無論是民主黨的老人政治還是共和黨的特朗普化，無論是金斯伯格屍骨未寒就任命其接班人還是特朗普尚未明確表態接受選舉結果，這些都是美國政治體製衰敗的跡象。一篇國內評論文章的標題可以說反映了世界各國眾多觀察者的想法：“一場分裂的選舉褪去了美國的民主光環。”
不過對特朗普來說，美國政治體製及其衰敗恰恰是他實施政治影響的沃土。沒有美國特色的兩黨製和美國社會的大分裂，特朗普不可能借共和黨這個殼實現美國曆史上最大的政治“上市”。更重要的是，即使特朗普2020年1月份如期搬出白宮，也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扮演共和黨“太上皇”的角色。贏得了7000多萬張選票並且在社交媒體上有1億多粉絲的特朗普，可以通過一條推特或者一個集會而對一位共和黨候選人的政治前途產生重大影響，也可以威脅要成立第三黨而讓共和黨建製派言聽計從。因此說，即使特朗普輸掉了選舉，特朗普主義這個幽靈還將在白宮和國會上空久久地徘徊。
本文是北京外國語大學一流學科建設科研項目“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政治發展中的新問題研究”（項目批準號：YY19ZZA007）的階段性成果
文章原載於《當代世界》2020年第12期，注釋略
·美國在維護國家團結方麵的困難：
當我在1950年代開始我的職業生涯時，美國的民意還相對比較團結。那時的美國沒有受到戰爭的摧殘，而當時的經濟依舊是世界第一。美國的工業實力在世界範圍內仍舊沒有對手，而其他國家都青睞美國製造的產品。那時候的美國就業充分，國民對自己的國家很有自信。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那時為了國家利益而合作，而美國也全力支持國際組織的發展，大力援助其他國家而使其不致走上戰爭的道路。
美國的科技持續進步，農業也得益於此繼續機械化，用更少的人力獲得了更多的產品。在1946年，美國有將近六百萬從事農業活動的家庭；這個數字在2000年下降至不到兩百萬，但我們生產了更多的農產品。在二戰後，世界上其他工業國家從戰爭的創傷中逐步恢複，也參考了美國工業化中的經驗，而他們的工人也願意接受比美國工人更低的工資。
在我年輕的時候，美國在教育和科技領域有著長足的進步，但也在工業轉型方麵有所不足：我們沒能很好地處理那些過去的大規模工農業基地，這些產業對當地社群的就業幫助重大。美國發展出了龐大的服務業產業，但產業人員收入並不平等。一些企業和企業高管由此收益，收入頗豐，但他們並沒有給他們的員工支付足夠的薪水。我們的國家在軍事領域投入了太多的資金，以至於沒能夠兼顧基礎建設設施現代化，也沒能給國民提供普適性的公立醫療保險。
美國到今天都沒有一個國家層麵的教育製度，能夠提供給所有國民均等的、高質量的教育。在我年輕的時候，美國有著一些國有的電視台，地方城市有一些紙媒給當地社群提供不同觀點的信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人們開始能夠“隻看到他們想看到的”，而這使得不同人群之間觀點的鴻溝日益擴大。
在二戰時期，黑人群體和白人群體一同站在戰場上為國家拚搏；在二戰後，我們的國家開始努力逐漸減少針對黑人社群的歧視，在工作場合中的女性也開始能夠獲得更多機會。不過，當有些並不富有的白人男性發現自己的就業機會比以前少，而一些非洲裔青年卻能夠通過獎學金去上他們並不能夠支付得起的大學時，他們開始對政治菁英感到不滿，因為他們認為國家沒能給他們提供一個高收入且有尊嚴的就業環境。
這些對社會現狀感到不滿的美國人正是那些會對政府對中國的指責感到滿意的人，尤其當他們聽到了那些中國政府看似不公和暴力的所作所為：他們聽說中國政府給在華的美國企業製造困難，卻給中國企業提供優惠；他們聽說中國政府對在公共場合表達政治訴求的人不加審判而予以懲罰；他們聽說中國通過在華美國企業、在美留學生和電子監聽的形式獲得美國機密；他們聽說中國政府假借“非軍事化”之名在南海填海造島，建設軍事設施。
·中國在維護國家團結方麵的困難：
麵對位居世界第一的14億人口，中國在維護國家團結方麵麵臨著一個巨大的挑戰，尤其當中國有著複雜多樣的人口構成，他們有著許多少數族裔群體，和一些並未享受到發展福利的人群。中國人民對自己在19和20世紀的屈辱曆史有很深刻的認知，他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在那時並不團結，而許多人也認同在1949年後形成的國家團結意識非常重要。他們願意因為這點犧牲自己一部分能在公共場合表達訴求的權利。
對於後發工業化國家而言，經濟發展是迅速的，因為他們能夠通過建設投資基礎設施、現代道路、鐵路、地鐵和煉鋼廠來獲得收益；但對中國而言，當現在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幾近充分的時候，中國人民很難再期待他們的生活能夠再像過去一樣有天翻地覆的改善。
當中國在1980年代實行改革開始時，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家因此積累了不少財富。在中國仍舊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時，中央政府還能相對輕鬆的維持政治穩定；但當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家富起來時，維持政治穩定就是相對比較難的任務了。當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家從改革開放中看到追逐個人利益的機會時，中央政府看到的是腐敗和潛在的地方主義威脅。麵對這些政治問題，中央政府的策略是運用科技手段實施更嚴格的信息管控、更全麵的監控係統。
從九十年代開始，有關二戰和抗日戰爭的中國電影展現了日軍在二戰期間在中國令人可憎的所作所為，也增強了中國人的愛國情懷。當2008年至2012年中國經濟體量超過日本時，中日關係也達到了最緊張的地步。現在，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以超過美國為目標，而一些中國人也通過與美國相互攻訐來獲得某種支持。誠然，一個國家需要愛國者來守衛他們的家國，但我們也同樣需要一些人不通過對外轉移矛盾，而通過致力解決本土問題來實現國家團結。
·美國在維護國家團結方麵的困難：
當我在1950年代開始我的職業生涯時，美國的民意還相對比較團結。那時的美國沒有受到戰爭的摧殘，而當時的經濟依舊是世界第一。美國的工業實力在世界範圍內仍舊沒有對手，而其他國家都青睞美國製造的產品。那時候的美國就業充分，國民對自己的國家很有自信。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那時為了國家利益而合作，而美國也全力支持國際組織的發展，大力援助其他國家而使其不致走上戰爭的道路。
美國的科技持續進步，農業也得益於此繼續機械化，用更少的人力獲得了更多的產品。在1946年，美國有將近六百萬從事農業活動的家庭；這個數字在2000年下降至不到兩百萬，但我們生產了更多的農產品。在二戰後，世界上其他工業國家從戰爭的創傷中逐步恢複，也參考了美國工業化中的經驗，而他們的工人也願意接受比美國工人更低的工資。
在我年輕的時候，美國在教育和科技領域有著長足的進步，但也在工業轉型方麵有所不足：我們沒能很好地處理那些過去的大規模工農業基地，這些產業對當地社群的就業幫助重大。美國發展出了龐大的服務業產業，但產業人員收入並不平等。一些企業和企業高管由此收益，收入頗豐，但他們並沒有給他們的員工支付足夠的薪水。我們的國家在軍事領域投入了太多的資金，以至於沒能夠兼顧基礎建設設施現代化，也沒能給國民提供普適性的公立醫療保險。
美國到今天都沒有一個國家層麵的教育製度，能夠提供給所有國民均等的、高質量的教育。在我年輕的時候，美國有著一些國有的電視台，地方城市有一些紙媒給當地社群提供不同觀點的信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人們開始能夠“隻看到他們想看到的”，而這使得不同人群之間觀點的鴻溝日益擴大。
在二戰時期，黑人群體和白人群體一同站在戰場上為國家拚搏；在二戰後，我們的國家開始努力逐漸減少針對黑人社群的歧視，在工作場合中的女性也開始能夠獲得更多機會。不過，當有些並不富有的白人男性發現自己的就業機會比以前少，而一些非洲裔青年卻能夠通過獎學金去上他們並不能夠支付得起的大學時，他們開始對政治菁英感到不滿，因為他們認為國家沒能給他們提供一個高收入且有尊嚴的就業環境。
這些對社會現狀感到不滿的美國人正是那些會對政府對中國的指責感到滿意的人，尤其當他們聽到了那些中國政府看似不公和暴力的所作所為：他們聽說中國政府給在華的美國企業製造困難，卻給中國企業提供優惠；他們聽說中國政府對在公共場合表達政治訴求的人不加審判而予以懲罰；他們聽說中國通過在華美國企業、在美留學生和電子監聽的形式獲得美國機密；他們聽說中國政府假借“非軍事化”之名在南海填海造島，建設軍事設施。
·中國在維護國家團結方麵的困難：
麵對位居世界第一的14億人口，中國在維護國家團結方麵麵臨著一個巨大的挑戰，尤其當中國有著複雜多樣的人口構成，他們有著許多少數族裔群體，和一些並未享受到發展福利的人群。中國人民對自己在19和20世紀的屈辱曆史有很深刻的認知，他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在那時並不團結，而許多人也認同在1949年後形成的國家團結意識非常重要。他們願意因為這點犧牲自己一部分能在公共場合表達訴求的權利。
對於後發工業化國家而言，經濟發展是迅速的，因為他們能夠通過建設投資基礎設施、現代道路、鐵路、地鐵和煉鋼廠來獲得收益；但對中國而言，當現在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幾近充分的時候，中國人民很難再期待他們的生活能夠再像過去一樣有天翻地覆的改善。
當中國在1980年代實行改革開始時，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家因此積累了不少財富。在中國仍舊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時，中央政府還能相對輕鬆的維持政治穩定；但當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家富起來時，維持政治穩定就是相對比較難的任務了。當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家從改革開放中看到追逐個人利益的機會時，中央政府看到的是腐敗和潛在的地方主義威脅。麵對這些政治問題，中央政府的策略是運用科技手段實施更嚴格的信息管控、更全麵的監控係統。
從九十年代開始，有關二戰和抗日戰爭的中國電影展現了日軍在二戰期間在中國令人可憎的所作所為，也增強了中國人的愛國情懷。當2008年至2012年中國經濟體量超過日本時，中日關係也達到了最緊張的地步。現在，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以超過美國為目標，而一些中國人也通過與美國相互攻訐來獲得某種支持。誠然，一個國家需要愛國者來守衛他們的家國，但我們也同樣需要一些人不通過對外轉移矛盾，而通過致力解決本土問題來實現國家團結。
梁頌恒
前立法會議員、青年新政前召集人梁頌恒(中)，在2020年12月11日宣布與香港家人斷絕關係，並辭去青年新政一切職務。隔日，梁頌恒證實自己身處美國華府，將申請政治庇護。
許穎婷
21歲的許穎婷在2020年12月17日宣布離港，她是前學民思潮成員，也是在美港人組織We The Hongkoners發起人，曾在同3月針對美國人口普查發起活動，呼籲在美港人在普查問卷上的種族欄選擇“其他亞洲人”，並填上“香港人”，澄清與中國人之間的分別。
許智峯
麵對九項控罪的香港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保釋期間赴丹麥出席公務訪問，同行的還有其父母、妻子和兩名年幼子女。結束外訪後，他在2020年12月3日宣布退出民主黨、正式流亡，數天後他一家人的銀行賬戶遭凍結，之後又獲部份解凍，港府譴責其棄保潛逃行為。
曾誌健女友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少年曾誌健遭警察實彈射中胸口聞名。圖為曾誌健2020年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指出傷疤。曾誌健15歲的女友因參與反送中，2019年曾被檢控，在2020年12月14日宣布抵達英國倫敦尋求政治庇護，成為記錄上最年輕的流亡抗爭者。
香港中文大學女學生
一名因參與反送中示威被控暴動罪的香港中文大學女學生2019年赴德國申請難民庇護，2020年10月14日獲批，成為因反送中運動獲德國政府批準的首宗政治庇護個案。
朱牧民
朱牧民是美國“香港民主委員會”總監、“占中三子”之一朱耀明兒子，是美國多部挺港法案幕後推手。他本身是美國公民，但在2020年7月31日同陳家駒、黃台仰、鄭文傑、劉康、羅冠聰等人被港府通緝，是首位因《國安法》遭緝的外籍人士，也因此以後不能回到香港。
劉康
18歲的香港效益主義黨主席、公開大學學生劉康，在2020年7月30日宣布流亡，指6月底已到英國尋求政治庇護。他曾到英美領事館請求製裁林鄭月娥，並出版主張港獨書籍《輕論時政》。他流亡後遭警方通緝，涉嫌違反《國安法》中的煽動分裂國家、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羅冠聰
《香港國安法》2020年6月30日在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眾誌隨即解散，黃之鋒、羅冠聰等人陸續宣布退黨。同年7月2日，羅冠聰透過臉書證實離港，落腳英國。他是反送中爆發後，最早離開香港的公眾人物之一。他離港後，被香港警方以違反《國安法》、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名通緝。
陳家駒
“香港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駒曾因非法集結罪被捕，在2020年6月保釋期間未報到，後證實離開香港，被爆料飛往荷蘭，又傳轉匿英國。陳家駒也曾是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與前公民黨成員。他因煽動分裂國家、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於2020年7月31日被香港國安處通緝。
鄭文傑
曾在英國駐港領事館任職的鄭文傑曾在2019年被深圳公安以嫖娼為名帶走，行政拘留15天後獲釋。隨後鄭到台灣暫避，輾轉到英國暫居，終在2020年6月獲得英國政治庇護。鄭文傑現在英國籌組香港“流亡議會”，也創立英國港僑協會，盼協助在英港人融入當地生活又保有原文化。
黃台仰
2019年5月，在反送中爭議延燒期間，德國當局證實兩位香港人－黃台仰與李東升在2018年已獲得德國庇護。黃台仰是本土民主前線前創辦人，因參與2016年的“旺角騷亂”被控暴動等罪名，2017年9月棄保潛逃。黃台仰目前在哥廷根(Goettingen)大學修讀哲學和政治，也有份成立組織“避風驛”，協助流亡港人。
李東升
李東升為本土民主前線前成員，與黃台仰棄保潛逃到德國尋求庇護之後，於2018年獲德國政府批出難民身份，2019年起在德國柏林的一所大學修讀學位課程。
林榮基
2019年，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因擔心《逃犯條例》修訂後，自己會被引渡到中國大陸，4月即流亡至台灣，隔年在台灣重開銅鑼灣書店。
現今的美國除共和黨、民主黨兩大政黨外，這些政黨也參加各種公職選舉，但在美國現行的兩黨製體製下，勝選幾率極其微小。目前，美國主要的第三黨有美國改革黨、自由意誌黨、美國綠黨、憲法黨。 美國選舉是“贏者通吃”規矩。所謂贏者通吃，通俗的講，就是隻有第一名是勝者，第二名以下都是失敗者。當一個黨的票數取得選區半數以上，或者沒過半數選票，但票數排名第一，那麽這個選區內的所有選票就都歸這個黨獲得。
而在歐洲大陸則實行比例代表製。假設一個選區有10個議席，那麽你隻要獲得10%的投票就有了一定政治影響力，因此小黨派也有存在意義，也就有更多的政黨活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