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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的偏頭痛
與胡星鬥同病相憐
作者: 謝盛友
我寫《我們中國人得了白血病》, 胡星鬥寫《傳統中國的偏頭痛》。我自己還真的經常偏頭痛, 胡星鬥自己還真的經常偏頭痛。
胡星鬥的《傳統中國的偏頭痛》是一本挑戰國人慣性思維的警世恒言;一席驚醒世人迷夢的肺腑之言;一個古老文明的麵具與隱情;中國文化的真相,也許與我們的認知相去甚遠……
中國人不喜歡抽象論證,也不太相信奇跡,而更重視非理性的頓悟、直覺、體驗和感性,重視生機勃勃的自然和生活。
中國近代以來落伍了,其實,從思維模式上來說,從幾百年前甚至於上千年前就開始落後於人了。
所謂“偏頭痛”,問題也。《傳統中國的偏頭痛》是中國問題學創始人、經濟學家胡星鬥探討中國問題的學術文論集。書中,作者虛構了數十名已故的中外文化名人和當代人物言行,如魯迅、孔子、老子、梁啟超、徐誌摩等,完成了對中國思維、哲學、文化、社會、謀略、文藝等九領域問題的解讀與批判。這些問題的背後,竟然隱藏著種種驚人的隱情:邏輯缺失無倫次是中國思維的硬傷;人性戴上了鐐銬,百家哲學走入歧途;傳統文化講究進取,隻關注改造自己,而非改造世界;邪佞當道,精英淘汰,中國曆史社會失衡;謀略盛行,處處都是為別人準備的陷阱;文藝向來以瞞和騙逃離現實;古代科學先天不足,有花無果;沉湎世俗,信仰失重;小農經濟畫地為牢,中國經濟需解千年結……
文明造機巧,蒙昧親自然 。
胡適乘“先驅”號超光速火箭,來到雲夢山,欲拜見暫時在此隱居寫作的蒙人莊周。入得深山大澤,見鳥獸相哺,魚蝦相濡,山無蹊隧,澤無舟梁,人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不禁喟然歎道:“羲皇上人,‘逍遙於天地之間’,可敬可羨!”又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遂物我兩忘,不知所之。直到黃昏,經童子指引,才來到一草廬之前。
胡適見一中年人仙風道骨,童顏羽衣,正在織草席,料想是莊子,趨前便拜道:“大師,後生千裏來訪,請受一拜!”莊子先是一愣,然後淡然說道:“吾終身不仕,你怎麽又來了?”胡適猜想是先生看錯人了,因此解釋道:“後生乃民國時的胡適,專程來向您求教的。”莊子一聽是“胡適”不是“吳斯”,遂禮請來客席地就坐。
莊妻素娥本在裏屋對鏡梳妝,聽得院子裏的對話,忙端來泉水,說道:“胡先生請多包涵,先喝一口水。剛才來了一位楚威王的使者,名叫吳斯,以重金為禮,想聘夫子去當丞相,夫子竟然不去,還說‘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誌’!他如此迂腐、清高,還叫人家滾開!你倒地便拜,他還以為那使者又來了呢。”胡適“哦”了一聲,與莊子相視一笑,似有前緣。
寒暄過後,胡適道:“大師,您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絕不亞於孔夫子。中國文化是儒道互補的,特別是您奠定了國人心理的基礎。從正麵說,淡泊名利、天人合一、尊重人性、法天貴真、寬容豁達、人格獨立等等;從反麵說,逃避競爭、厭惡科技、混淆是非、阿Q精神等等,都以您的思想為源頭。您還對國人的思維方式有深刻的揭示。在此,我特想請您再談談這方麵的問題。”
莊子道:“好吧。任何思想和思維方式都是在特定的環境空間中產生的,中華民族也有她的背景舞台,在這個舞台上生存、發展、鬥爭、思考,逐漸凝聚、升華成自己的傳統、性格和思維模式。先講講中國的背景舞台吧,地理上有三個特點。
胡星鬥,筆名胡魚,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問題學創始人,民生經濟學家。從事政府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諸子百家與企業管理的教學與指導研究生工作。近年來活躍在各大時事論壇及專欄,先後提出了“中國問題學”、“現代農村製度” 、“現代反腐敗製度”等一係列新論點,其中對二元戶籍製度的批評、對勞動教養製度進行違憲審查等一係列言論,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
胡星鬥等提出對勞動教養製度進行違憲審查時, 我激動得無法入睡,半夜起來寫《德國也有“勞動教養” 》
謝盛友:德國也有“勞動教養”
(本文寫於2007年10月,發表於國內多家媒體)
標簽: 勞教
● 謝盛友
德國國際藝術之家每年從全世界選拔12名出類拔萃的藝術家,給予一年的獎學金,讓他們到德國來深造。被選中者一般是國際上在文學、音樂、美術領域比較知名的青年藝術家。與該協會主席Goldmann 博士聊天時,獲知具有德國特色的“勞動教養”。
這個國際藝術之家一個最有特色的工作是,每年定期派音樂家到德國監獄給囚犯演湊音樂,派文學家給囚犯舉行文學講座,以感染他們,讓他們改邪歸正。
德國的罪犯被關押在監牢裏,德國司法機關也要給他們“勞動教養”,有不少德國同學碩士畢業後,就是在監獄從事“勞動教養”工作,他們或畢業於心理學專業、或教育專業、或法律專業、或神學專業,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給那些囚犯進行心理輔導。
行筆到此,想到先進茅於軾、李方平、胡星鬥等。這些先進不久前寫了一封兩千多字的公開信,指責中國勞教製度“亂象叢生”,違背憲法原則,侵犯公民人身自由,並要求對這一製度進行違憲審查。
在中國,不經法院審理、直接由公安部門執行行政拘留的做法,其實是違憲的。勞教既不符合憲法和現行法製,更與中國業已簽署的聯合國公民和社會權利公約格格不入。
在中國,行政拘留越來越多地用來對付弱勢群體,受害者往往是那些為了維護自己權利而抗爭的農民和上訪人員。這種遵循領導人要求進行的快速拘留,沒有經過法院判決,以簡單生硬的手段維持安定和秩序,以製造和諧社會,是違反人權的。
五十年代後期,行政拘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經最高法院同意,公安部門獲得了很大的執法和司法權。當時的領導人期望以此快速懲治社會上的“搗亂分子”。這樣,一些小的過錯無需經過費事的法院審理,而放開由公安處理。處罰的對象有見機行竊的小偷、流浪漢、妓女和騙子,他們在監督下進行一至三年、經過申報最長可達四年的“勞動教養”。
根據有關資料,三百五十多萬人受過這種形式的關押。根據官方最後一次統計數字(1999年),當時全國有310個勞教營地,31萬人服刑。觀察家們估計,實際數字要高得多。
後進個人思考中國保障人權三部曲:
第一步,徹底廢除勞教製度。
第二步,建立健全獨立的司法製度。
第三步,建立健全憲法法院。憲法法院的目的有二:裁決立法有否違憲;裁決執法和司法是否違憲。
胡星鬥等主張廢除勞動教養製度, 我主張《徹底“消滅”農民工 》
謝盛友: 《徹底“消滅”農民工 》
(本文寫於2007年10月,發表於國內多家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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