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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盛友
2007年11月，在一次聚會中，中國留學生狂言，德國人很笨蛋，算術怎麽也算不過來。言者絲毫不顧曆史，不承認萊布尼茨（Leibniz，1646 －1716）或者高斯（Gauss, 1777－1855）曾存在於德國的土地上。在這次聚會中，西安來的五個大學生，有些二十歲，有些二十一歲。我問他們，其回答令我十分驚訝和震撼。五個中國大學生沒有一個知道八九年事件。第二天，我給德國同年齡的大學生上課，麵對二十幾個德國大學生，我同樣的問題，其回答更令我驚訝和震撼，他們個個都知道。
聰明的中國人封罐頭，笨蛋的德國人開罐頭。
德國新聞記者魯爾為德意誌開罐頭。那罐頭，密封收藏著前外交部長菲舍爾二十年前當左派前鋒時一段不光彩的曆史，說當年血氣方剛的菲舍爾在示威時毆打德國警察。罐頭開了以後，在德國媒體和社會引起軒然大波，有人支持菲舍爾，有人懷疑魯爾披露的資料的可靠性，甚至揚言要告倒她。
曆史是人創造的，也是人寫的，法律是人製訂的，也是人們應該遵守的。過去在大學裏上法學邏輯原理課時，老師問我們，如果警察、檢察院和法官勾結犯罪，靠誰來揭發，誰來審判。答案隻有一個，新聞記者。不說新聞監督有多麽重要，至少可以說新聞監督是法治社會的前鋒，又是法治社會的後衛。
一年前，德國著名媒體明鏡周刊揭露，杜塞爾多夫的一名警察身兼數職位，一會兒是某某公司的總裁，一會兒是新加坡派駐杜塞爾多夫的總代理，一會兒是身穿警服的警察，可是這位警官十多年來無惡不作，其犯罪行為小的是勒索外國人，大的則販賣假護照、販賣海洛因、販賣人口，侵吞德國公司的財產……而且惡劣多端，這樣的犯罪警察，竟然被某個法官掩護。於是，媒體這個後衛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揭露德國社會的傷疤。
再以前，德國媒體揭露前副總理莫勒曼利用職權，為其遠親推銷產品而做廣告，於是，莫勒曼隻好黯然下台。再以前，由於媒體揭露，德國政府把暗藏在阿根挺四十多年的納粹戰犯從南美揪回來審判?……再以前?……夠了。德意誌民族猶如一個患失眠症的老頭，整夜睡不著覺，在那裏胡思亂想，挖空心思地想，不停地回憶，到底我以前做錯了什麽。
一個人能夠麵對正視自己的錯誤，需要道德、需要勇氣，一個民族也一樣，麵對和正視自己曆史上的過錯，更需要道德和勇氣。我現在終於明白了，為什麽德意誌這個老頭，願意為二戰認錯，為什麽布蘭特可以在波蘭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同樣是麵對自己的戰爭罪過，為什麽德意誌人采取這樣的態度，而日本人則堅持完全相反的立場，為什麽一個是開罐頭，一個是要把罐頭密封得更緊、更牢。
人不可能不犯錯誤，問題是錯誤發生後，如何麵對錯誤，如何改正錯誤。認識錯誤，冷靜分析犯錯的前因後果，進而改正錯誤，這樣才能進步。
一般中國人說德國人笨蛋，一天到晚在那裏為自己找錯、改錯。我也說德國人笨蛋，但笨得很認真。認真的笨蛋在背後隱藏著一種道德的力量。這股道德的力量就是對自己的承擔，對社會的承擔，對民族的承擔。德意誌的法治秩序就是靠著每一個德意誌人的認真和笨拙來平衡和維持。
笨蛋的德國人處處都有，時時都有。我那個鄰居為意大利人，由於經營不善，欠人家一大屁股債，然後打工，再後來又失業，一個外國人淪落德國連購買德國醫療保險的錢都沒有。可是有一天他感覺胃不舒服，呼110，不到十分鍾救護車來把他送到醫院。德國醫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給他看病。病治好後，醫院給他寄來帳單，因為他沒有醫療保險，所以他要自己支付一千八百馬克。因為他沒有錢，到社會福利局遞交申請報告，結果這筆錢由社會福利局付，說到底是德國政府支付。
中國學生徐萌到德國留學，因為父親在國內病重，要回去看望父親，也不知道徐萌是太聰明還是太糊塗，為了省錢，於是，在回國探親之前，把在德國的醫療保險退了，不料，回國前的兩天在馬路騎車，被大卡車撞到，昏迷被送到醫院。筆者通過本月刊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發出“救命捐款”呼籲，一分一毫的捐款足見華人同胞的手足心。可是華人的捐款畢竟微不足道，因為徐萌沒有醫療保險，最大的款項還是德國社會福利局支付，說到底還是德國政府支付，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在德國的納稅人支付。
換一個角度觀察這個問題，如果不是德國人笨蛋，如果德國的醫生、醫院不是笨蛋，他們有理，你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錢給我，我為什麽要先為你治病，可是笨蛋的德國醫生、醫院沒有道理，他們先救人再說，先治病再說。這份笨蛋的背後就是認真，就是隱藏著道德的力量。
半夜十二點，我的汽車輪胎爆了，於是，停下來換上備用輪胎。天很黑，而且也下雨，我著急換輪胎的時候，馬路旁的一個居住者，五十多歲的樣子，為我送來雨傘和手電。他問我會不會自己更換，我說行。於是，他為我撐雨傘給我照明，並不時指點我的操作。最後要把備用輪胎加固上去，這需要很大的力氣。我的習慣是用兩手緊握扳手，然後往上拉，我認為這樣用勁更大。可是我每往上拉一次，好心德國人就說：“錯了，您應該用兩手往下壓，這樣使勁更大。”
輪胎換好了，我可以開車回家，可是在床上我總是睡不著。往上拉還是往下壓。我這個地道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與那位德國人的正好相反。
寫於2001 年 2月， 修改於 2007 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