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昨日當今日5

理想，艾卿從小就有。最初是很具體的，要當個科學家，為四化做貢獻。當然他後來就發現這個理想並不具體，模糊的地方簡直是太多了，甚至整個概念都是模糊的。

 

首先，科學家是什麽樣的人他就沒弄清楚。他的父母都是在科學研究所工作的研究員，雖然沒有大紅大紫，被報紙登過照片，被演講隊宣傳過，卻是要文憑有文憑，考英語的通知一下來，拚命突擊也就通過了，非要成果的話也能湊得出來，評上研究員的人怎麽說也不會是酒囊飯袋。在知識分子問題得到重視的突變年代裏，這兩口子還被黨委書記做過工作，連推帶搡地要他們入黨。老艾意誌比較薄弱，麵子也嫩一些，稀裏糊塗就入了黨。入黨以後日子照常過著，隻是每每一交黨費，老艾就不由得嘀咕，自己當年怎麽就入了黨呢？艾夫人則比較清醒，堅決承認自己與黨無緣，不夠資格，天性鬆散，沒有為理想殉了自己的決心。就這麽兩個人，每天在艾卿眼前晃來晃去。母親為了他的早飯而晚上班，為了他的晚飯而早下班。即使這樣付出時間，廚房裏也仍然飄不出別人家裏的異香，每每一鍋子煮了所有的東西在裏麵，沒形沒色，還自稱營養俱全。到了節假日，再加上有客人，母親實在不能糊弄時，便供了菜譜在案板上，一樣一樣地理。艾家的菜譜有個特點，就是某一頁菜譜聞起來就是那一道菜的氣味，看上去也是那道菜的色澤。作為家庭經濟主柱的父親把工資全部上交母親以後，再沒有機會培養什麽不良癖好，隻是非常執拗地要在電視屏幕上認出每個國級、省級以至於市級的領導人，而且要搶在播音員的前麵報出那些人的名字。艾卿真服了他，連那些三、四流的人物、平板呆滯的麵容也能讓他毫不猶豫地報出姓名，比起如今小姑娘們對歌星影星的熱忱來一點都不遜色。

 

艾卿從來沒把自己的研究員父母當過科學家的模子，他的眼光自然掠過他們到達了電視屏幕和報紙上。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的，在屏幕上正襟危坐開會的，在報紙上得肝癌英年早逝的，在演講團如泣的故事裏把妻子不聞不問，為事業鞠躬盡瘁的，才能叫做科學家。不要說“科學家”這麽大個頭銜了，就算是“人民”這麽個普通的群體，一定要到了屏幕上、廣播裏，用某一種格式和語言，用剪接和優秀的攝影師，才能使艾卿體會到偉大和可親。“人民”隔著一層玻璃的時候是那麽地歡聲笑語，流著大汗，努力工作，互相之間恩愛無比；一進入現實生活，艾卿就開始厭惡“人民”，短斤少兩的小販，搓麻搓到淩晨的隔壁老太，在領導辦公室裏掄起椅子要加工資評職稱的樓上王叔叔。“烏合之眾”，艾卿搖著他少年的頭這樣冷笑過。他自己顯然不是烏合之眾，他人生一路順利，在試卷上如坐春風，從小學直飛到大學，國外獎學金對他來說如探囊取物。他注定了要當個科學家的，做科學家是他生命的全部，乘春風而來的艾卿在澳大利亞第一次和生活撞了個正著。

 

艾卿與生活的碰撞將成為下一個主題，必須先講一講他對四化的進一步理解。當然，對於四化的理解也是他與生活碰撞的一個方麵。四化從他進小學開始就占據了他的聽覺和視覺範圍，進而控製他的內部思維及血液循環。當任何一個詞匯成為震天響的口號時，尤其當它在你耳邊無限製地重複時，它就喪失了內涵。它本身有沒有內涵是一回事，人有沒有剩餘力量去領會這個內涵是另一回事。艾卿有極高的天賦去理解一個詞的內涵、外延、引申，卻從來沒有想到為四化做個徹底的解釋。也許是太大了，太遠了，整個民族的複興都壓在四化的實現上，縱有再大的抱負，兒時的艾卿還是感到了膽怯和心虛。何況理想這個概念，往往使人覺得現在沒必要去理會它，等到努力再努力，有點眉目的時候再說吧。

 

不過，艾卿的圖像記憶非常牢靠清晰。他把四化和宣傳四化的圖片單純地聯係起來，於是四化就成了以日出為背景的油田，千纏百繞的化學工廠的管道，高樓大廈和穿行的汽車。繪製圖片的人結合了自然景觀，比如說光芒萬丈的太陽和遠處起伏的群山，能見度相當好，可見繪製人對四化必經的道路沒有準確的預見能力，對自然界有著過多返古情調的留戀。

 

飛機在在坎培拉降落之後，艾卿出了機場就遭到打擊。一溜平平矮矮的房子沿著寬闊平坦的馬路從機場一直延伸到大學門口，中間不乏壯觀的綠色草坪給他醒醒神，到底沒有和四化握手相遇，更談不上他在夢中發生的舉雙臂擁抱的場麵。擁抱什麽？油田還是化工廠管道？他沒看得很清楚，那隻是一種意境，美好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