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的教學生涯初期,中國留學生就開始大量湧入澳洲。首先是私校看到了商機,一個學校就能招到幾十上百,給中介的回扣也高,達30%。尤其是檔次不怎麽高的私校,饑不擇食的見錢收人,所謂的名校還擺一擺架子,把中國學生嚴格的控製在極少數民族之內,以顯見得他為高尚人群服務的純粹性。眼看著人數越來越多,財源滾滾,反應遲鈍的公立學校才由教育部統一招生,開始進入市場。這些中國學生中來自大陸的占了絕大多數,來自台灣的,這麽多年我隻教了四個,都是男生。
最早碰到的那位台灣同學長相老成兼一臉嚴肅,獨自坐在一角,不與大陸同學交往,也不在課堂上發表意見,下課了,隻剩下我和他,才走上來說:“你一口一個解放前,我不知道這個解放是什麽意思,到底誰解放了誰?”碰到政治敏感區域了,我說我對政治不感興趣,“解放前”隻是我們那一代人從小學習了,用來劃分時段的一個詞語,從我的嘴裏說出來已經沒有政治含義。(以前看見別人說“公社”這個詞太暴露年齡,現在才知道“解放前”不僅暴露年齡還暴露地域)他悶聲走掉了。我回頭再看我們課堂上講解的電影《活著》,發現針對國際市場的這部電影,回避了大陸術語,對中國當代史的劃分用詞非常中性,比我高明多了。吃一塹長一智,我從那以後開始非常小心。
可是同學們都不好惹。後來又碰到兩位台灣同學,非常柔和的樣子,跟周圍大陸同學打成一片,經常被友善的群攻,因為他們的人數實在難以與大陸生抗衡,為了美好地生存下去,他們都做出一副吃虧受氣卻隨和討喜的模樣。首先他們來到國外特意取的英文名字都被翻譯回中文,Sean成了熊,Alan成了阿蘭。熊上了半年學以後,腔調越來越怪,灣不灣陸不陸了,有時放出一句特別令人驚豔的京腔,我誇獎了他一句,他馬上順杆爬:語言腔調的進步都虧了周圍這些兄弟的影響和熏陶。然後180度大拐彎咕噥一句:我不進步這些人能讓我活下來嗎?還好,喜氣勝於怨氣,他不是個被大陸生圍攻得夾起尾巴的人,他的語言很慘烈但是表情特別搞笑。他的融入比大陸同學又多了一層,首先要進入中文圈子,其次才是英文圈,大陸同學對他的接納度遠遠高於其他族裔,中文圈才是他的立身之處。至於阿蘭,疫情期間從台灣回到澳洲不用隔離,而大陸同學備受煎熬,先是兩個星期的隔離,接下來關了邊境,停了航班,幾經輾轉,有終於落地的,也有至今未歸的。好不容易一個班的同學差不多都到了,阿蘭的一句話表現出他第一個回校的優越性全落在“台灣人”上,隻聽見全班同學一片喊打,旁邊兩個人也確實狠狠錘了他幾下,阿蘭笑容滿麵的在這份熱鬧裏繼續享受他明星般的待遇。
最有特色的那位台灣同學是個混血,白人父親離婚後回到澳洲,他在台灣出生長大,由母親負責,結果一口台灣腔,英語是和其他小留一起上第二語言的程度。這也是個極隨和的,他自稱雜種,自己先調侃低調下來,別人就不會跟他抬杠了。他告訴大家學繁體字有多麽繁,特意上白板示範了一個龜字,每一隻腳的小爪子都給一一畫出來了,使大陸同學更加感激簡體字的推廣使用。過春節,他回一趟台灣,給每一位老師和中文班的同學帶回一份當地特產的糕點,裝在喜氣洋洋的紅色錦袋裏,那份中國的傳統氣息比所有大陸同學都濃烈。這個長相更偏白人的孩子乍一看沒有中國人的血統,卻有一顆實實在在的華人的心。我們討論那個救母親還是救老婆的兩難話題,有些同學批判了中國的傳統孝道,提倡救老婆,而他真心實意的笑道:還是救母親吧,畢竟把我養了這麽多年,不容易。腐朽的封建男人們大概都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吧,女權主義的將來要先做老婆的女生們當然很生氣,但是被他說出來氣好像就沒有那麽大,他看上去實在太本真,很國際化的樣子,就頗有了彰顯人性本質的說服力。
所有的台灣同學都善於談論政治,好像每個人都是政治上活躍的一員。我有一個屢試不爽的題目請學生們發表意見,“怎樣阻止政府迫害我們的國家”。其實這是個普遍的問題,沒有針對任何政府、政黨。政府如果由一群吸血鬼組成,壓迫老百姓,賣國求榮,那它就在禍害這個國家,適用於美國、伊拉克、巴西、中國及所有的國家。可是大陸同學往往分不清政府與國家有什麽不同,好像政府即國家,他們在這道題目上不是答非所問就是自相矛盾,有的幹脆放棄。每一位台灣同學都在這個題目上遊刃有餘的發揮了,說得頭頭是道,反映出兩地不同的政治氣候造就的不同認識。究竟這不同的認識能給社會帶來多大的影響,我也不知道,出國多年,見識了不同的社會製度,發現民主製度七拐八拐常常被權貴利用了去,屁民還蒙在鼓裏,沾沾自喜,令人失望。但是我永遠都相信,生活應該搖曳多姿,人的性格、想法應該有不同的特征,這個世界才有些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