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周根龍說李震死於江青施壓
李震自殺前，周根龍（時任海軍政治部保衛部長）曾到他住所深談。周根龍（右圖）因堅持實事求是，幾次遭遇政治危險，幸有同樣注重實事求是的李震相救。因此二人有著肝膽相照的情誼。
在周根龍印象中，李震平時跟他在一起都談笑風生、非常瀟灑，而最後這次談話卻麵帶憔悴，一改往日風貌，似有難言之苦。周根龍在題為《我的記憶我無權帶走》的回憶錄中，記下了李震與他的最後一次麵談：
他出事前，在他的住所，我們有一次相會，在交談到深處，流露了自己的苦衷，他說：“公安工作麵窄，但很複雜……某某（江青）好狠呀！要打我為反革命……”這幾句話留存在我的心裏幾十年了，除了我的妻子一直沒有對人說過。李震是個談笑風生，非常瀟灑的人，這次談話一改往日風貌，明顯地看他麵帶憔悴，感到他有難言之苦，但決沒有想到會出這樣的事。
李震自殺後，周根龍就一直認定棗莊一案是導致李震自殺的重要原因。周根龍有一本自印詩集，他給很多熟人題過詩，卻沒有單獨為李震寫過一首。不過他在一首詩中提到“山東棗莊”案。2012年5月6日，周根龍寫《黃森畫展觀後感懷》一詩。詩中提到黃森、李震，他們同在北京市人民機器廠支左兩年有餘，周根龍卻不知道黃森是一位畫家。他詩中有兩句：“棗莊事發走太急，一切盡在不言中。”此詩注解：“山東棗陽（莊）陷害老帥等一案事發，李震同誌受牽連被迫害致死。”周根龍將《黃森畫展觀後感懷》一詩收入《周根龍詩詞集》中，對詩和注釋都有改動。他將“棗莊事發走太急”改為“棗莊冤屈人共憤”。在該詩注釋中，周根龍寫道：“棗莊冤屈是指江青誣告葉劍英等老帥的一大假案，公安部長李震奉命到現場調查，提出反證，受誣陷被迫害致死。”李震在與周根龍的最後一次談話中，說江青竟然要把他打成反革命。這顯然不是隨口說說，而是有所重托。周根龍本著“我的記憶我無權帶走”的精神，如實寫出李震最後的遺言，就是用紙和筆在為李震鳴冤。
周根龍意識到出了事，但沒有想到事情會出在李震頭上。過了兩天正式宣布，還傳達了周恩來關於“李震怎麽會自殺”的話。周恩來對李震在公安部的工作是滿意的，他的腦子裏裝的都是他殺，而不是自殺，所以才有蘇振華對周根龍的那一番話。
但是周根龍認為，如果李震自殺，一定是被江青的誣陷害死的。周根龍用“棗莊冤屈人共憤”的詩句，表達他為李震伸冤的決心和態度。
李震與周根龍的曆史淵源
周根龍老家山西臨汾，13歲參加革命。他一入伍就在政治保衛隊，參加第一次戰鬥就遇上讓他難以忘懷的一個疑案。戰鬥打響前，特務連作為團後衛，接收了團政治處送來的七名“敵探”，由周根龍所在班看守。擔任前衛的5連與敵人接火後，團裏緊急決定，為防止“敵探”乘機逃跑，全部槍決。周根龍望著倒在路邊的七具屍體，心想他們都是漢奸嗎？我們作為後衛，難道非得采取緊急措施嗎？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若這七個人都是敵探，是應得的下場，如果其中有冤者，（我的回憶錄）也算是對冤者的一種告慰吧。”
周根龍16歲擔任譯電員，他並不滿足天天同十個數字打交道。三年後他出任機要科副科長，自行設計一本詞典性質的密碼本“統密”，這在太嶽軍區機要工作史上還是首創。抗戰勝利後，周根龍調任太嶽軍區保衛部一科幹事。他審的第一個案子是破壞軍工廠案。嫌犯開始不承認，突擊審訊後認罪。周根龍在報告上形容嫌犯的麵部表情“驚恐狀”。齊科長看出了問題，他親自複審，嫌犯推翻了所有口供。周根龍才知道自己犯了逼供信的錯誤。他32年的保衛工作經曆，這第一個案子印象極為深刻。
太原戰役結束後，周根龍被任命為60軍政治部保衛科長，他悟出了“說實話，創實跡，底為根”的人生真諦。
四川綿陽解放後，周根龍出任綿陽市軍管會第一任公安局長。
1950年1月，周根龍調任軍保衛科長。1月5日，他為副軍事代表，宋佩璋（179師政治委員）為軍事代表，負責整編國民黨新編12軍。其1師副師長李澤儒煽動叛亂，2師4團少數反動軍官殺害軍事代表平仲山、連軍事代表朱某某，拉走了隊伍。叛亂很快被平息，李澤儒等七大匪首被槍決，軍長彭傑等幾個頭麵人物審查一段後也被槍決。刑場驗屍，周根龍發現朱光誨（機要科長、彭傑親信）的襪底有一封遺書，上寫：“……你們這些操生殺之權的人，看看國家頒發的《共同綱領》多少條……軍長彭傑等人未參加叛亂，被判死刑是冤枉的。”周根龍反思朱光誨的“死訴”，認為有一定的道理。叛亂前，朱光誨的筆記本上有一首詩，從內容看有些可疑，但還構不成一首反動詩。當時地下黨員反映有的軍官散布反動言論，對武器入庫不滿……但並不能說明與叛亂有什麽聯係。周根龍認為叛亂隻是局部性質，沒有證據表明是新編12軍全軍性的叛亂，也看不出彭傑等主要領導人在幕後有什麽陰謀活動。周根龍說：“讓曆史回歸本來的麵目，是後人的責任。不管過去多少年，錯了就要糾正，應該勇敢地擔當這個責任。”
那一段時間，周根龍夜以繼日地破案，連續破獲17個大案，忙得甚至連到車站接老婆孩子都忘了。三反五反，周根龍由緊張的偵破工作轉入“打老虎”。軍區政治部挖出三個科一級的“老虎”，一個偷自行車，一個嫖娼，一個吸大煙。周根龍將收繳的短槍、毒品都及時移交了，但沒有索要收據。槍和毒品都在，沒什麽糾纏。罪犯趙良忠被槍斃後，其金銀悉數退還其妻鄧外桃。而此時鄧外桃在香港，得不到證明。有人借機想挖周根龍的“金老虎”。周根龍想起被遣返原籍河北的郭秀存，她當時與鄧外桃同居一室，是知情者。郭秀存很快回信證明，鄧外桃赴香港時把金銀放在高跟鞋底，同時轉告了鄧在香港的地址。鄧外桃說的與郭秀存說的完全一致。這樣，周根龍不但沒有被打成“金老虎”，反而成了出汙泥而不染的典型。這也是李震信任他、重用他的緣由。
1957年反右時，周根龍任三兵團兼旅大警備區保衛部副部長、兵團“反右”辦公室副主任，主持“反右”辦公室的具體工作。保衛部幹事李關偉因一些言論受到批判，周根龍沒有表態。兵團政治部黨委會上要定李關偉右派，列席黨委會的周根龍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李關偉隻是認識問題，不應打成右派。反右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一個接一個發言，都同意周根龍的意見。會後一位資深黨委成員向周根龍表示，他是違心的，還有好幾個部長也流露出這種心態。於是，周根龍好心找領導反映，第二次說了實話。
由此引發的嚴重後果是周根龍完全沒有想到的。領導上綱上線，指責他背後煽動反黨委、反領導。隨後政治部張主任在營以上幹部大會上突然襲擊，展開對周根龍的批判。周根龍如實闡述，據理力爭。到會的多數人持公正態度，認為領導講的與事實不符。會議不了了之，領導下不了台。張主任把周根龍叫到辦公室個別談話，動員他承認有“溫情主義”色彩。周根龍明白這是要拿他當鋪墊，他們好下台。年輕氣盛的周根龍沒有給領導這個麵子。
沈陽軍區如何批？關係到周根龍的政治命運。如果批李關偉右派，周根龍的問題性質就變了，變成包庇右派分子李關偉了。如果不批，有事也沒事了。周根龍交代承辦人劉鏡在報告中列上兩條：一是按照兵團黨委成員的意見辦，定李關偉右派，二是把李關偉的“錯誤言論”原始件附上。
李震時為沈陽軍區政治部主任，他和尚景?（沈陽軍區保衛部部長）非常重視，李震親自出麵做周根龍的工作，囑咐他不要把關係搞僵。同時李震征求了三兵團黨委的意見，並叫路文浩（三兵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到沈陽來當麵交底。各方麵的工作做好後，李震否定了三兵團政治部黨委的意見，李關偉隻是一般說錯話，不定右派。經周桓（沈陽軍區政治委員）審批，李關偉沒有被定成右派。如果不是李震親自把關，李關偉的右派跑不掉，而“包庇右派”的周根龍不僅會被扣上反領導的罪名，還很有可能也被打成右派。當然周根龍也不是皆大歡喜，反領導的餘音尚存。
1960年補調軍銜，周根龍符合晉升上校軍銜的條件，卻沒有調整。這時總政治部法院院長鍾漢華和青年部長高天輝找周根龍談話，擬將他調到總政治部保衛部任保密處副處長。周根龍到職後，改任保衛部辦公室副主任兼黨委秘書。他第一次參加保衛部黨委會，部長蔡順禮宣布第一項議程，討論周根龍由中校軍銜晉升上校軍銜，結果一致通過。很快軍委就公布了命令。周根龍不僅補調了上校軍銜，還有力批判了挾嫌報複的惡劣行為。這一切都源於李震的出手相救，周根龍認為李震是他的貴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李震和周根龍都是說實話，辦實事的人。很多年後，兩位整過周根龍的領導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他們重聚時談起往事，領導說：“老周，反右我錯了，你是正確的。”周根龍說：“不是什麽正確，隻是說了實話，我們還是朋友。”
1965年羅瑞卿、1966年梁必業（總政治部副主任）相繼被揪出來後，史進前（總政治部保衛部部長）成了第一個被揪出來的總政治部二級部部長。保衛部聯名拋出大字報，題名《史進前的反黨黑貨》，天天有人簽名。保衛部隻有三個人沒有簽名。郝蘇（總政治部保衛部副部長）說：“我反對被冠以史進前黑司令部副司令，所以沒簽名。” 叢昌裕（總政治部保衛部處長）說：“我跟著‘副司令’走，他不簽，我也不簽。”周根龍（總政治部保衛部二處處長）說：“我認為這張大字報列舉的史進前反黨言行與事實不符。”周根龍沒有就事論事，而否定了大字報的內容，於是他成了保衛部的重點批判對象。
禍不單行，不久周根龍又被扣上反林彪的帽子，立案審查。孫木（空軍政治部創作員）到周根龍家串門，說“賀老總山頭被削平了”。孫木因此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牽連到周根龍。在持續一年多的審查中，周根龍始終堅守沒聽到這一句話的防線，沒有作證交待。這樣造反派就給他扣不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最後總政治部軍管小組、保衛部領導、專案組三方找周根龍談話，發配他到山西總政五七勞動學校，繼續接受審查。
1969年7月，周根龍和妻子即將動身時，福從天降，調周根龍到北京市人民機器廠支左。周根龍到負責支左的北京衛戍區報到時，得知是李震點的名。北京市人民機器廠是謝富治的聯係點，李震非常重視，從公安部、北京市委、北京軍區等單位抽調83名幹部，周根龍是半路插進去的。總政治部軍管小組不放，說周根龍有政治錯誤，正式立了案，還沒有了結，他還要繼續接受審查。李震回話的口氣很硬：“周根龍有錯誤也要。”看來李震一直在關注周根龍。周根龍被審查時他救不了，周根龍即將發配，這是救他逃出事非之地的最佳時機。李震在軍宣隊有兩個職務，黨委書記和軍宣隊政治委員，他把軍宣隊政治委員的職務讓出來，由周根龍擔任。朝夕相處兩年多，李震始終沒有向周根龍表露是自己救的他。周根龍稱李震幫助他過了人生道路上一大險關，是他人生路上遇到的一位心底無私一心為公的真正大貴人，貴人相助的典範，一點也不過分。
在軍宣隊，李震是黨委書記，李學毅（軍宣隊隊長）和周根龍為副書記。糾正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周根龍幾乎每星期都要向李震口頭匯報一次。李震指示非常具體，解決問題非常認真，他這個黨委書記是實打實的，不是掛名的。
1971年10月，軍宣隊從北京市人民機器廠撤離，李震找周根龍單獨談話。他完全出於對周根龍政治上的愛護，千囑咐、萬叮嚀：“公安部不留你了，總政治部也不要回，北京衛戍區那些顯眼的地方也不要去，你是沈陽軍區來的，還是回沈陽吧。”李震以“你死我活”四個字揭露派性的嚴重危害性，他自己也多次提出要回沈陽軍區，隻是不能如願。李震親自給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副主任田維新寫信，介紹周根龍支左的情況，建議他回沈陽軍區安排工作。此時總政治部已經被軍管，原總政治部的老人基本不用，但也沒有放周根龍回沈陽。在近一年的時間裏，周根龍處於待業狀態，無人理睬。
1973年，海軍政治部保衛部長易人，杜義德（海軍政治委員）提名，周根龍被任命為海軍政治部保衛部部長。
1975年4月，周根龍調回總政治部，擔任保衛部副部長。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根據鄧小平“摻沙子不行，要改組”的指示，總政治部幹部部改組領導班子，周根龍調任幹部部副部長……
周根龍離休後，以司馬遷為榜樣，奮筆疾書10年。其間他三次犯病，一次比一次重，是“無權帶走的回憶”支撐他最終完成了上下兩冊回憶錄，回憶了他一生，以及他一生中接觸的人和事，尤其是留下了李震的臨終之言，為研究李震之死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
應還李震以本來麵目
1971年10月，李震結束軍宣隊的工作，擔任林彪專案的主要負責人，開始審訊“九一三”案犯以及知情者，他多次審問過黃吳李邱，至於江騰蛟、李偉信、李文普等重要知情人，他即使沒有親自審過，也看過他們的供詞，以及大量背景證言。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準《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但是毛澤東並沒有批“同意”，甚至連個圈也沒有畫。看來老人家是不滿意這份報告啊，作為林彪案負責人，李震心中能不打鼓嗎？
？
周根龍（上圖為遺像）認為：李震自殺時正是江青等人叫嚷批林批孔很凶的時候，實則批“周公”，其罪惡用心，難掩耳目。李震作為公安部長，自然是很敏感的。他的一切工作和行動證明，他是維護周恩來、鄧小平的。有人想把他往林彪那裏拉，說他是林彪“黨羽”。他自殺要是能成立，隻能說在這種壓力下被迫走上絕路的。“四人幫”被粉碎後，還有人說李震是“四人幫”那個圈子的人。周根龍認為這都是誣蔑誹謗之言，應該堅決徹底地推倒，還他以本來麵目。
謝丹哥。六十年一甲子的輪回。留下真實狀況下的史實很重要。
現在的厲害國，不一樣是伴君如伴虎嗎！
這行業， 性格要有韌性，李震我個人估計，應該有憂鬱症，不適合幹這行。 李出事後，被周恩來下令當場逮捕的那2位，副部長於桑和劉複之， 他們怎麽沒自殺？ 老周對這倆的評價狠得很， 說一個是惡霸一個是軍師， 就不是好人，要是這倆也像李震那樣的性格，早就自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