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江青一口咬定我是“反革命導演”
文化大革命開始我還平安無事。為什麽我“落伍”了呢？後來才知道，原來我是“樣板電影”《南海長城》的導演，江青是該片的藝術指導，這樣我算和江青那裏有“熱線”通著，造反派不敢動我。但不打倒我，與我關係密切的編導也不好打倒。於是造反派大造輿論，說我散布江青在上海“怎麽怎麽”。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這可捅到了江青的痛處，她馬上火了。江青最怕別人知道她在20世紀30年代當演員的那些事情。1966年11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文藝界文化大革命大會，八一廠有代表參加。謝鏜忠在大會上宣布中央軍委決定，聘請江青為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江青在會上發表長篇講話，她咬牙切齒說了一句：“嚴寄洲這個王八蛋……”當時都印有文件，隻是不許我看。文化大革命後我把江青講話弄到手，一萬多字，講我的就這麽一句話。
八一廠造反派在江青罵我的第二天就批鬥了我，我實在是不服氣，鼓起勇氣大喊一聲：“我能不能講話？”主持會議的造反派說：“大家不許吭氣，聽他講。”我一本正經地說：“‘王八蛋’是什麽性質？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本來亂哄哄的會場嘩地靜下來，批不下去了。造反派頭頭隻好說：“嚴寄洲今天態度很壞，押下去！”確實光一個“王八蛋”不好定罪，造反派向江青匯報，說我對“旗手”如何不恭敬。小報上說江青30年代烏七八糟的東西，都“栽”到我頭上。其實我根本沒說過，那時我對江青還是很尊敬的，第一她是毛主席的夫人，第二我認為她懂文藝。可是江青信以為真，就認定我在說她的壞話。
這裏出現一個問題，江青為什麽要選中我導演的《南海長城》作為“樣板田”呢？拿她自己的話說，“上海電影製片廠不可信，北京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製片廠也都有30年代的人物。”江青絕對不進上海電影製片廠的門，剛開始我不理解為什麽江青老那麽別扭，後來才明白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那一段是江青的一塊大大的“心病”，說穿了是心虛，她對30年代在上海電影界和話劇界的人士又恨又怕，因為這些人摸她的老底。江青同意我出任《南海長城》的導演後，才發現我是上海人，而且30年代正在上海，她的“心病”又犯了。
突然有一天，江青秘書叫我到中南海豐澤園。我第一次去毛主席家很高興，想沒準能見到毛主席。但是江青把我召到豐澤園幾次，我始終沒有見過毛主席。前幾次到豐澤園聽江青談話，都有羅瑞卿（中央軍委秘書長）、劉誌堅、陳亞丁、陳播在場，連從頭到尾討論“又臭又長”的分鏡頭劇本，他們也都要 “陪綁”。可這次很奇怪，隻有我一個人。我問：“怎麽就我一個人？”江青笑笑：“每次大家來，光聽我說，今天想單獨和你談談。”她叫工作人員給我倒一杯茶，好像很隨便：“哎呀，寄洲同誌啊，我先問問你，自從我頭一次見到你，我就總有一個感覺，30年代你不是也在上海嗎？我好像見過你。”我十分肯定地說：“不，我不認識你。”江青問：“你在上海哪個文藝團體呀？”“我不是搞文藝的，我在上海世界書局當練習生。”江青還不放心，又問：“你在上海是哪一年入的黨？”“我在上海不是黨員，在黨的外圍組織，我是1938年到延安後入的黨。”江青這才搞清楚我30年代雖在上海，但並不在文藝圈裏，她一塊石頭算是落了地。江青談了一些《南海長城》的拍攝意見，請我吃了一頓飯，放我走了。
但是江青還是不放心，以後她又把我叫到上海錦江飯店單獨談話。她的秘書用測溫器測定江青最適合的溫度後，江青進來了，說：“我在北京說過，30年代在上海認識你，你說不是，可是我總覺得認識。”我再一次否認：“不，我在上海根本不認識你。”江青點點頭，似乎放心了，轉移了話題：“你今年多大了？”“49歲。”“噢，我還比你大三歲。你現在一個月多少薪金？”“170多塊。”“噢， 我比你還多30多塊。每個月夠用嗎？”“夠了，我愛人是剪輯師，她也有薪金。”“身體怎麽樣？”“很好，有時有些偏頭痛。”“呀，那得治，柴秘書，你看上海哪個醫院好，讓嚴寄洲去看看病。”我說：“不必了，等拍完片子再說吧。”就是這一段談話也成了我的罪證，說影射江青對我進行私人拉攏。
其實30年代我從小報上就知道江青，但我從來沒有講過。江青在《狼山喋血記》裏演女主角，夠不上三流演員，說她三流演員還抬舉她了。記得我籌拍郭沫若編劇的電影《鄭成功》時，於立群（郭沫若夫人）問：“這個戲有我的角色沒有？”於立群很漂亮，30年代是明月歌舞團的演員，拍過電影《王老五》。當時她演女一號，江青演女二號。上海女演員太多，江青頂多算四五流的演員，也不漂亮，當時我對她印象不深。我到延安後，就聽說了江青和毛澤東結了婚，當時反對的聲音很多，可我從來沒說過她的壞話。至於後來我的藝術探討變成反革命言行，甚至江青請我吃的一頓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我的“罪狀”，我“賴”不掉。
江青在大會上罵我後一兩個月，她在人民大會堂又一次接見文藝口造反派，做了一兩個小時的報告。她讓造反派不要受我的欺騙，說八一廠那個反革命導演嚴寄洲態度很惡劣。還說她在病中，指示我一次，我反對一次，這個反革命分子整整折騰我剝削我三個月。這還不夠，江青又補充了一句：“他沒有什麽了不起，舊社會他在上海就是個畫廣告的，他當導演是膠片堆起來的。”這一下壞了，江青紅口白牙給我定了性。說我“王八蛋”我不是，說我“反革命”我就沒有了辦法。幹柴澆汽油，造反派馬上把我揪出來“火燒”。批鬥會一個接一個，現在看，“罪行”都非常可笑，可在當時卻是罄竹難書。
從此，我因《南海長城》也榮幸加入了“黑幫”的行列。
江青的“樣板電影”《南海長城》
《南海長城》是我導演的所有影片中最傷心的一部影片，而且還半途而廢。這一年我正好年過半百。
1963年，趙寰（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創作組組長，電影《董存瑞》編劇之一）創作了多幕話劇《南海長城》，公演後轟動全國。劇情主要是1962年國慶節前，大南港民兵連長區英才率民兵抓到化裝的特務，得到敵人的登陸計劃，經過鬥智鬥勇，終於全殲敵人。
1964年春，羅瑞卿指示總政治部文化部調《南海長城》攝製組進京演出。八一廠決定把《南海長城》搬上銀幕，總政治部文化部請江青作藝術顧問。江青從1963年2月起就長住上海，對外稱“客人”。在張春橋（上海市文教書記、市委宣傳部長）的陪同下，她觀看了許多地方戲和話劇，並將滬劇《紅燈記》和《蘆蕩火種》分別推薦給中國京劇院和北京京劇一團改編為現代京劇。1964年6月，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召開，江青由此走紅，以“旗手”名義登上政治舞台。
6月19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對《人民日報》提出批評，說1961年宣傳“有鬼無害”論，事後沒有對這件事作過交代。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後，全黨都在抓階級鬥爭，但《人民日報》一直沒有批判“有鬼無害”論。當晚，毛澤東和江青觀看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演出的話劇《南海長城》。
八一廠準備把《南海長城》改編成電影，江青在中南海豐澤園和有關人員談了修改意見，要求八一廠把《南海長城》列入她的“樣板電影”。江青說：“我要抓文藝了。現在全國電影廠，像北影、上影、長影都是修正主義的，我攻來攻去攻不動，隻有依靠解放軍了。”
8月初，江青到海南島療養。這時可能初步內定由我擔任導演了，江青在三亞大東海招待所調看了我導演的大部分影片，有的影片甚至看了兩三遍。她認為我雖然還達不到一些老導演的藝術水平，但還可以用。江青返回北京後，在中南海豐澤園召見了我和我的幾位領導，談了對中國電影的一些看法，以及她對拍攝《南海長城》的一些設想。
1965年2月，《南海長城》攝製組成立。要是按我的拍片進度，《南海長城》會很快拍完，拍完也會很不錯。但是，我隻拍了外景，就讓江青給“折騰”黃了。這位“旗手同誌”也確實關心《南海長城》的拍攝，一年中我被她“教誨”了20多次。
我專程到廣州，觀看了話劇《南海長城》，並與編劇趙寰一起下部隊體驗生活。我回到北京後，趙寰專門從廣州到北京，把江青對話劇《南海長城》的意見交給廠長陳播，並傳達江青指示：“同意八一廠把《南海長城》改編成電影。劇本由你們去改，請嚴寄洲多多費心吧。”八九天後，江青打電話找陳播，說電影劇本看過了，叫他找一些人到她那裏談。
1965年7月19日，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帶領我們《南海長城》的主創人員來到中南海豐澤園。江青喋喋不休講了很長時間，最後她交代，這次會議的記錄她要看。
江青看過記錄稿後，把陳播找去，說這個記錄裏有很多內容不是她的意思。從對話到情節的調整，改動了百餘處之多。江青對記錄稿總算滿意了，她還要再開會討論《南海長城》。這一次，不僅總政治部的頭頭來了，羅瑞卿也來了，每個人都拿著厚厚的分鏡頭劇本。會開到半截，江青到臥室吃藥去了。羅瑞卿叫起來：“嚴寄洲啊，你這個劇本我看也看不懂，是怎麽回事嘛？”我說：“這是導演劇本，推拉搖移技術用語一大堆，你當然不懂。”顯然羅瑞卿對“陪綁”深感不滿。臨走，羅瑞卿握著江青的手說：“江青同誌，謝謝你直接關心部隊的文藝工作，不光是電影還有話劇，我們是很感動的。但是你身體不太好，一些具體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告訴陳播，你說的我們一定很好落實。”江青聽後氣壞了。
我在《南海長城》文學劇本的基礎上，根據江青的意見，很快寫出分鏡頭劇本，交給廠長陳播，請他轉給江青審查。陳播與江青打過交道，了解江青這人很難相處，他說：“你要找我辦，我就直接送總政治部，不能直接給江青。我認識她，她也知道我，但我們彼此沒有工作來往。”我說：“你直接送就完了，還要什麽手續，我這裏急著開拍。”陳播說：“那也得由總政治部轉交。”我說：“算了，我寄給江青。”我哪裏知道，背靠江青這棵“大樹”，我的麻煩甚至災難從此源源不斷了。
演員試片，用的國產愛克法膠片，色彩偏濃，拍出來有些失真。江青不滿意，要求換成美國伊斯曼膠片。因為要外匯，八一廠一年隻能上兩部伊斯曼膠片的影片，我還沒有輪到。我對江青說：“那你得跟廠裏講，我沒有辦法。”第二天，羅瑞卿打電話，叫陳播和我到他那裏去一趟，羅瑞卿說：“怎麽回事嘛？江青打電話，膠片又怎麽了？”我說：“膠片要到美國買。”“要多少？”“一萬米。”“多少錢一米？”“一美元。”羅瑞卿說：“那好辦，我跟總後勤部說。”陳播說：“不用了，八一廠拍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周總理那裏特批，買了很多膠片，勻一點足夠。”羅瑞卿說：“今後有事，不要找江青，直接跟我講。江青同誌嘛，文藝是懂的，在毛主席身邊，水平很高，她的話你一定要好好的聽。當然，不對也可以不聽。”文化大革命中這成了羅瑞卿反對江青的一條罪證。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指示：“《南海長城》要當作試驗田，要總結自己的一套經驗。”她要求我們再下去生活一下，並在下去生活前，回廠先把嚴寄洲的影片看一遍，進行討論，總結一下過去的經驗教訓。確實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拚命拉我，對我很好。人家都說，你跟江青同誌一塊工作真幸福。我也以為要多幸福有多幸福呢，實在不知從此卻害慘了我。在上海發生的極平常的事，文化大革命中都上了綱上了線，都成了我的“滔天罪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也發表批判文章；反革命導演、修正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黑線人物、賀龍黑爪牙等一大堆帽子都扣到了我的頭上，揪鬥、關押、毒打、勞改持續十年之久。這期間，我的老母親生活無著，含冤離世，妻子發配到山西勞動，尚未成年的兒子發配到雲南邊疆“改造”，真正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但實事求是地說，在我開始和江青的接觸中，我並不認為江青是壞蛋。我覺得她懂文藝，懂電影，又在毛主席身邊，我非常尊重她。她對《南海長城》提出的批評，有些我不同意，我天真地認為這是藝術探討，當然爭論到最後還是我服從。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言行都成了反江青的過硬材料。造反派批判我：“你這人扶不上牆，江青對你這麽好，你還老和她唱對台戲。”不是我反對她，實在是江青太難伺候。看樣片出來，汽車離台階有幾步，江青說“你要累死我”；汽車近了，又說“你要壓死我”。看片的小放映間，熱得不行，江青卻怕風，不讓開電扇，連說“不要開了，不要開了”。電影放到一半，她出汗了，忙著吃藥、換衣服。我們陪她看電影，簡直就是陪綁。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我一連看了十幾遍，煩都煩死了。光看也行，江青老問，東一句西一句，也不著邊際。所以燈一暗，我馬上躲到遠處，江青發現了，說：“你怎麽跑那麽遠？”我說：“我眼睛不好。”如果僅僅是這些事，還好應付。江青對攝製組瞎指揮，她隨便一說，就要立竿見影，我們特別難辦。真是所謂的伴君如伴虎，一句話，跟著江青沒法拍電影。
被迫對江青的瞎指揮“陽奉陰違”
1965年7月，《南海長城》攝製組全體演員及部分工作人員到廣東汕頭的漁村體驗生活。攝影師是我拍攝《哥倆好》和《野火春風鬥古城》等影片的老搭檔曹靜雲和張冬涼，曹靜雲50年代在香港就是很不錯的攝影師，江青不了解，卻偏要調北京電影製片廠拍過《早春二月》的李文化來當攝影師。此時李文化正在拍《煤店新工人》。江青一句話，就是“聖旨”。通過文化部電影局，田方（北京電影製片廠副廠長）立即把李文化從拍攝現場撤下來，到八一廠報到。李文化十分緊張，不知道這麽緊急叫他幹什麽。他拍攝的《早春二月》作為大毒草被批判一年多了，雖然攝影師不用承擔主要責任，但也是驚弓之鳥。我叫他先看看劇本，幾天後，我帶李文化到中南海。江青說：“你就是李文化？我看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好，從攝影角度來講真不錯，但你那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現在我要你來為無產階級服務，怎麽樣？”李文化連連說：“好好。”
在籌建攝製組時，無論白天黑夜，江青一個電話，我就得坐車到中南海報到。江青打電話幾乎全是深更半夜，那時我家裏沒有電話，她的電話打到住在我前排的管理科長劉誌超家，然後由他來叫我接電話，我必須跑步而至。而江青幾乎天天有事，又全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你覺得安排好了吧，江青又來了事。1966年初，江青在上海對陳亞丁說：“我看《海鷹》後半部算是我們的東西。”隔一陣，江青叫我到中南海，說：“你拍的那部《海鷹》，我在海南看的是舊拷貝，顏色都褪光了。昨天我又調新拷貝來看了一遍，哎呀，拍得不錯嘛，構圖色彩都不錯，攝影師叫什麽？”我說：“叫蔡繼渭。”江青說：“那就把李文化換下來，用他攝影。”我說：“江青同誌，李文化已經商借過來好幾個月了，他現在到南海體驗生活去了。戲還沒拍，就換下來怕不好。”江青想了想說：“算了，那就不換了。”
在北京籌備完畢，劇組的各類人員也都基本落實了，劇本修改也到了尾聲。有一天半夜，不知江青哪根神經興奮了，打電話找我。江青說：“我跟你說，我們無產階級的彩色片，要用無產階級的色彩，不能用資產階級少爺小姐的那種顏色。讓演員出去曬太陽，要曬黑，才有一個漁民的樣子。”江青指示當然要堅決執行，我跟化妝師一說，化妝師堅決反對：“天這麽熱，皮膚曬爆了怎麽辦？那大花臉怎麽化妝？黑一點還不好辦，完全可以通過打底彩解決。”第二天下午，江青又來電話：“曬太陽了沒有？”我說：“正在散步，馬上就曬。”我想江青指示誰敢違抗？叫演員在外麵轉轉也就算曬太陽了。這樣才把江青“糊弄”過去了。文化大革命中廠裏造反派知道底細，這件事成了我“陽奉陰違”的罪證。
江青最會雞蛋裏挑出骨頭。影片中有一個外號叫“大光燈”的女特務，勾引民兵靚仔。我想既然叫“美人計”，那就應當挑選既漂亮又妖冶的演員。江青看了大發雷霆：“女特務這麽漂亮，這是階級感情問題！”
劇中的服裝有點特殊，隻有廣東有，是生活在船上的“疍家”漁民。“疍家”男的衣服與漢人一樣，女的衣服上要補兩塊，表示很窮。有人提出“疍家”漁民的服裝、頭飾以及風俗習慣都是封建迷信落後的，不能代表海防民兵的典型。我覺得這個意見是好的，但考慮到這個劇本已經被江青肯定，而且明確指示要按照毛主席看的那一次話劇演出為準。如果按照這些意見改，那麽這個劇本就根本不成立了，我覺得我沒有權利作這樣的大修改。
《南海長城》劇本討論時，我不止一次說：“我們修改劇本，不能像其他一些電影、戲裏那樣生硬、概念、牽強，不能讓人物在電影裏拿出毛主席著作讀讀，說幾句毛主席的話，這樣不感人，要通過藝術形式表現出來。”而江青則要突出一號人物區英才的英雄氣質，設計區英才在懸崖上搏鬥。她讓演區英才的男主角王心剛咬著匕首跳崖，追捕海匪。我說：“不行，這麽高的懸崖，慣性會把嘴震豁，而且也不合理。”江青生氣了，說：“這是藝術麽，藝術真實不同於生活真實。”我不再反駁，心想這已經超出生活常識的範圍了，決定你說你的，我幹我的。日後這又是一條“陽奉陰違”。
江青有三個莫名其妙的文藝理論，一個是“出綠”，影片要有大片的綠顏色。另一個是“低密度曝光”，這是攝影術語。人在陰影裏，背景是陽光，拍出來確實好看，但不能老這樣拍，老這樣就成“套”了。江青最強調的是“三突出”原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麵人物，在正麵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按照此原則，《智取威虎山》正麵人物打紅光，一律仰拍；反麵人物打藍綠光，一律俯拍。
江青反複講要突出區英才（《南海長城》中的大南港民兵連長）的高大形象，對情節的安排、人物的調整，全都要以此為中心。我那時並未“深刻領會”江青的“三突出”原則，還認為藝術上的問題可以探討。我導演的《野火春風鬥古城》正紅得發紫，我有點不知“天高地厚”，還想按銀環（中間人物）的路子來安排。話劇《南海長城》中，一號人物區英才蒼白，有些概念化，過於拔高，缺乏人情味。我拍電影，一向追求人情、人性。這樣，我試圖設計區英才妻子阿螺為一號人物，把她血的教訓作為全劇主線，著重描寫她因和平麻痹思想吃了特務的虧，重新拿槍戰鬥的思想轉變過程。這樣可以增強藝術效果，深化主題。
設想是對是錯，完全是藝術範疇的事，而江青則上綱上線，她幾次說：“區英才這個人物在舞台上就不夠高大，這個英雄人物寫不好，那麽這部影片就是失敗了。”“《南海長城》的樣片我看了兩遍，心情很沉重。嚴寄洲同誌，你這是搞中間人物啊？區英才是黨的領導，一號人物，應該堅決突出，怎麽能推到後麵去呢？”“在我們社會主義新中國，我們就是要塑造完美的藝術形象，我三令五申，讓你突出英雄人物，而你卻大搞中間人物。”八一廠造反派批鬥我時說，汕頭漁民不能代表南海漁民的典型，今天我國人民的思想水平已經全麵提高，可是劇本還有阿螺、靚仔這種落後人物，是對“全民皆兵”的歪曲；劇中蔣匪活動，如此明目張膽，好像我們的海防並不鞏固，有損於表現銅牆鐵壁的南海長城。
石曉滿當年很有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