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北京軍區楊勇、廖漢生被關押始末 （五）

江青推薦徐向前擔任全軍文革組長

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誌堅被打倒後，江青去找林彪，說全軍文革小組這個機構很重要，沒有組長不行，必須找一個有聲望的、能壓得住的老帥來擔任。她提議徐向前接替，並說已經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江青還建議，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因為江青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林彪隻能同意，但他不能肯定這就是毛澤東的意思。於是他直接請示，毛澤東答複“可以”。林彪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召集軍委常委以及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開會，同時邀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會上林彪宣布：“經毛主席批準，重新組成新的全軍文革小組，以徐向前為組長，餘立金和王宏坤（海軍副政治委員）為副組長，負責全軍的文化大革命工作。”林彪還宣布關鋒為總政治部副主任。這樣，江青和中央文革終於在軍隊中有了一個耳目。

1月6日，楊成武傳達毛澤東指示，由徐向前擔任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徐向前有點吃驚，萬萬沒想到這副擔子要他來挑。他沉默一會兒說：“我多年有病，身體不好，對幹部情況不了解，請轉告毛主席，這個工作我幹不了。”楊成武說：“不行啊，這是江青提議，毛主席批準的。”徐向前更加莫名其妙：“我的確幹不了，你還是把我的意見報告毛主席吧。”徐向前回家後，與夫人黃傑反複琢磨，為什麽江青忽然提議？不知出於什麽用心。徐向前平時與她毫無來往，隻是在延安柳樹店和棗園時，見麵打打招呼而已。毛澤東找徐向前談工作，江青極少在場，她那時隻是照顧毛澤東生活。後來徐向前當麵向毛澤東表示自己確實幹不了，請主席另選賢能。毛澤東說：“天塌不下來，你就幹吧！”徐向前隻好硬著頭皮幹了不到三個月，焦頭爛額，每天抽兩包煙都不夠，比過去打仗還疲勞。

1月8日，林彪在中央軍委常委會議上宣布關鋒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主管《解放軍報》。1月10日，關鋒召集唐平鑄、胡癡等人，寫出《關於解放軍報宣傳方針問題的建議》。最早明確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這一長句很快被簡化為“揪軍內一小撮”。這並不是獨創。1966年4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出修正主義不隻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問題）就大了。”

徐向前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後，正趕上“一月風暴”，局麵混亂不堪，以上海造反派領頭掀起的“奪權”浪潮，波及全國各地區、各行業、各部門，並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軍隊院校的造反組織紛紛奪權，兩派群眾開始武鬥，解放軍報社“小將”掌權，總部機關的戰鬥組織出現，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省軍區相繼受到猛烈衝擊，領導幹部被揪鬥的事件越來越多。全軍文革被造反派包圍，有的組員被揪走挨鬥，不知下落。上訪群眾一批又一批，少則幾人、幾十人，多則數百人、上千人，有時一天達200餘批。各單位的告急電話不斷。徐向前家有兩部電話，又增加兩部，還是不夠用的。五個工作人員日夜輪流值班，忙得不可開交。徐向前除了開會，還要接見造反派，不論白天晚上，一糾纏就是好幾個小時，害得他頭痛經常發作，火氣也大，說話難免“出格”。周恩來對他說：“你和他們打交道，要掌握八個字，就是多聽少說，多問少答。”以後徐向前就采取這個對策。

 

貼廖漢生大字報的事件不再提起

1月10日，江青派人給徐向前送來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的通知和改組後的名單。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副組長蕭華、楊成武、王新亭、徐立清、關鋒、謝鏜忠、李曼村。組員王宏坤、餘立金、劉華清、唐平鑄、胡癡、葉群、王蜂、張濤、和穀岩等。

1月11日，江青派人給徐向前送來經毛澤東批準，中央軍委關於改組後的全軍文革小組通知。當晚，化名肖力的李訥（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在解放軍報社造反，成立以她為首、並自任顧問的“革命造反突擊隊”。並經她口述、兩個記者執筆並潤色，寫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 1月13日一大早，署名“革命造反突擊隊”肖力、方撫時、孫浩剛、李誌高、宋玉芬、武將、楊秉文、劉福山的大字報赫然貼在解放軍報社辦公樓一樓正中，麵向大門。

唐平鑄等人到北京軍區貼大字報，打倒了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廖漢生一事，當時在《解放軍報》幾乎盡人皆知。但很快他們被李訥等8人的大字報打倒，所以文化大革命後全麵清查時，沒有人再提貼廖漢生大字報這件事。而那位在“月黑風高夜”受命先去北京軍區偵察，貼完大字報又潛伏在北京軍區的重要人物，搖身成了《解放軍報》“整黨辦公室”的主要負責人。當年親手寫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軍中“筆杆子”也成了解放軍報社整黨工作的第一把手。曆史就是這樣的吊詭。

 

楊勇分配與會名額時無意“泄密”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三次接見紅衛兵。他當著賀龍、廖漢生的麵，對楊勇說：“你會搞陽謀，不會搞陰謀。”楊勇百思不得其解，他在回家的路上問警衛員孫啟增：“毛主席這話是什麽意思？”孫啟增說：“我也搞不清楚，您跟羅瑞卿、賀龍都是工作關係。”楊勇感到在劫難逃，1965年12月揪出羅瑞卿，1966年6月揪出梁必業（總政治部副主任），他們的主要罪狀中都有一條大比武。大比武主要在北京軍區的地盤上，如果它是罪過，那麽跑得了誰也跑不了北京軍區司令員。果然廖漢生被抓一個多星期後，楊勇的厄運來了。

1月19日下午，京西賓館召開中央軍委碰頭會。江青責令蕭華當晚到北京工人體育場10萬人大會上作檢查。徐向前說：顯然他們事先有預謀，對我們搞突然襲擊。因為軍委從未討論過批判蕭華的問題，我們又不知道江青、葉群代表誰的旨意。事關重大，所以我在散會時宣布，今天的會議要嚴格保密，不準外傳，這是一條紀律。

徐向前隻說“不許外傳”，卻並沒有阻止江青命令蕭華去10萬人批鬥大會上檢討。當晚9點，楊勇回到北京軍區機關，讓軍區黨委秘書林國棟通知在機關大院的副參謀長、副主任以上的首長開會。楊勇和蕭華都是“紅小鬼”出身，彼此沒有個人恩怨。戰爭年代楊勇任團長，蕭華任政委，雖然隻有短短幾個月，卻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楊勇常說：“蕭華有才氣，他的《長征組歌》寫得多好。”但是當晚的10萬人批鬥大會給北京軍區分配了參會名額，楊勇召集會議分配。當時機關非常混亂，會址沒敢放在三樓常委會議室，而是改在四樓鄭維山辦公室。鄭維山當晚在城裏的家中，沒有與會。

楊勇在會上先傳達把廖漢生立即送到北京工人體育場，說那裏正在批鬥羅瑞卿，讓廖漢生陪鬥。接著楊勇傳達了江青、葉群講的蕭華的“問題”，並要求司令部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分別落實與會人數。政治部副主任張正光去軍區六一小學，那裏住著石家莊步兵學校的幾百名造反派。政治部副主任薑林東去戰友文工團，但是薑林東不願意去戰友文工團，因為戰友文工團造反派曾貼大字報汙辱他是“薑大麻子”，他要求與張正光調換，並當場寫了傳達提綱，請楊勇過目，楊勇說“可以”。

戰友文工團各戰鬥隊立即行動，並聯絡總政、海政、空政文工團的造反派，加上總政治部機關部分幹部。兵分兩路，一路沿長安街貼“打倒蕭華”的大標語，另一路乘兩輛卡車去蕭華家，準備把蕭華“護送”到北京工人體育場10萬人批鬥大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