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法憲、王洪文獄中吐露實情
“兩案”公審結束,1981年7月15日中午,王洪文、吳法憲、江騰蛟、邱會作合監,允許他們下棋、聊天。
王洪文說:“毛主席說林彪的問題,比曆史上任何一個問題,其影響都大。毛主席還說不能用處理楊成武(中央軍委副秘書長、代總參謀長、中央專案組二辦主任)的辦法對你們。除張春橋、江青以外,汪東興最積極急於處理你們。”“對你們四人的組織處理,總理提過兩個方案。處理吳法憲;處理黃永勝、吳法憲。在很長的時間內,主席也總是在考慮區別對待。主席開始基本同意隻處理吳法憲,保護黃李邱。主席還風趣地說‘以少換多,值得’。康生及江青他們始終不同意,葉劍英(中央軍委副主席)、汪東興、李德生等也不同意。我也講了不少不實之詞,也起到了不小作用,我對不起你們。其實,黃吳李邱的事,大家心裏都明白。”
有一天閑談,邱會作說起“八八”那天在葉群家談話,吳法憲立即緊張起來,撲到邱會作肩頭流著眼淚說:“老邱!對不起你,我說了假話,可能對你有連累。我交代過,8月8日在毛家灣,葉群和我們說的主要是‘要準備政變的問題’。”邱會作說:“為什麽要說這樣天大的假話?你不隻是連累我,你還連累了黃永勝、李作鵬,連累了解放軍!你給江青(沒敢說主席)幫了大忙。他們找不到我們參與‘政變’的台階,你把大家送上了這個台階。你的假話,對我不能沒有影響。不過事情已經過去了,對得起對不起都沒用了。我心裏很明白,對我們的公審決不是僅根據你的假交代決定的,沒有你的交代他們照樣幹。我不怪你,你放心好了!”吳法憲哭得更加傷心:“是他們逼我說的,他們說這是給我提出了找出路的方法。我就是照著他們的需要說的和寫的。結果什麽也沒得到,還是關到現在。”王洪文說:“我想起來了,李震、郭玉峰、吳忠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時,曾說到你們在葉群家談話的問題。總理最後是這樣說的,這是目前已經發現的最重大的問題,起決定作用的問題。但吳法憲、邱會作的口供不一致,待把‘八八’問題搞清楚後再討論處理。我記得對你們的問題也就拖下來了。”邱會作認為:吳法憲說假話當然不對,但說明他們很需要這樣的假話,想把我們往“兩謀”上連。如果他們有了林彪“兩謀”的確鑿證據,也不會無數次地追問這個‘八八’問題了。
費四金堅持實事求是拒絕偽證
如果林彪搞政變,怎麽可能不依靠既是“死黨”、又掌握軍隊大權的黃吳李邱呢?!黃永勝被收審後,幾乎沒有交代什麽問題,甚至大發雷霆:“我沒什麽可說的……你們軟磨硬拖比吃‘花生豆’(子彈)還殘忍。”他堅決否認林彪、葉群向他講過“兩謀”,……更不知道林立果謀害毛澤東。中央專案組不怕黃永勝封口,他們掌握了一個爆炸性的材料。
“九一三”事件後不久,京西賓館服務員集體揭發,1971年9月12日,黃永勝在京西賓館會見了林立果。這可是一次極其關鍵的大小“艦隊”的“會見”,說明黃永勝知道“兩謀”。中央專案組要黃永勝的“貼身保鏢”費四金(黃永勝警衛參謀)作證。25歲的費四金對幾天前發生的事情印象深刻,他說:“林立果我認識,9月12日黃永勝沒見林立果,也沒有去京西賓館,更沒有準備去廣州。”
中央專案組專門把費四金押到京西賓館對質。京西賓館的幹部、服務員眾口一詞,說9月12日黃永勝在京西賓館見了林立果,還拿出值班日記。費四金學過保衛專業,他一眼看出這個值班日記是事後補記,鋼筆水顏色、字跡都一樣,總不可能好幾個月隻有一個人用一支鋼筆值班吧?顯然是事後補抄的。費四金說:“這不是原始記錄,不符合當時情況。”
中央專案組不死心,又多次提審費四金,甚至封官許願。黃永勝已是囚犯,多潑點髒水不算什麽,你承認了馬上釋放,前途光明,否則就是黃永勝一夥。費四金說:“我是黨員,是軍人,我要對中央、對黃永勝、也對我自己負責,我不能作偽證。即使被雙開,也要有良心。”中央專案組為攻下費四金這個“堡壘”,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種高壓手段都用上了。最後紀登奎說:“別人都揭發了,就你沒揭發。”費四金說:“我懂,我是組織上調來的,過去並不認識黃永勝,我沒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無中生有。如果他9月12日見了林立果,我決不會包庇。”費四金的實事求是,讓中央專案組“安排”大小 “艦隊”在“九一三”前的見麵破滅了。
謝花兒。就如我們在實驗室一樣,有一群老老實實的人,甘於清貧和寂寞;也有拋棄科學,投機取巧獲名利,自認可糊弄世界的“聰明人”
還記得當年聽到“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搞一次”像是聽到笑話,曆經浩劫後的中國人決不可能再搞一次的。但曆史就是在重演。
舒雲幾十年來一直潛心做林彪事件的研究,查找資料,訪談上千人,作了大量筆記。以前在香港出了幾本書,如“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百問九一三”“林彪畫傳”等,也曾被請去喝茶。出版的書曾被盜版,正版書不可以進大陸。這幾年來,她著的“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及這本案審考疑是以電子書形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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