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機》（三十）

及至文革事起，張振雄的最高靠山忽然倒台；倒得莫明其妙，倒得慘不忍睹。張振雄雖然驚慌，但自忖靠醫術吃飯，不比政治上的幫派體係，樹倒猢猻一定散夥。但這時他卻禍不單行，出了解釋不通的嚴重醫療事故，在給一位權勢炙手可熱的軍隊風雲新人開刀時，把這個四十七歲的文革新貴治死了。於是乎即刻逮捕，送軍法機關拘押；一查就徹底掉進十八層地獄，什麽某某某的黑線爪牙，什麽混進軍內的假黨員，什麽反動官僚的女婿、反革命戰犯的妹夫、反革命文人的連襟，數不清的港台關係------這樣的家夥，還不是謀害革命幹部？還不是階級報複？還不是典型的反革命複辟陰謀？這些年來張振雄雖然親眼看過多少人被槍斃、判刑、流放、批鬥，但他一直在上風高岸袖手旁觀，從革命立場說，應該拍手叫好；從私下心態說，不免幸災樂禍。現在輪到自己頭上，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過堂堂政府的軍法機關竟會如此胡說八道如此亂扣帽子如此無限上綱。他嚇得三魂走了六魄，欲辯無言，什麽話也說不出來了。為了求取“坦白從寬”，他件件承認樣樣招供，反正帽子來一頂戴一頂，說自己蓄謀殺人，說自己陰謀複辟資本主義------在交代具體細節時，他卻又無法自圓其說，結果弄得矛盾百出，混亂不堪，誰也搞不懂他是究竟如何實施殺人預謀的。他想，這次可是死定了。不過，死得實在冤枉，實在荒唐。在極度的刺激驚駭慌亂迷惘中，他竟把手術過程中曾經突然停電、在六分鍾後才通電的重要佐證給忘得一乾二淨。後來，中央文革小組派人下來複查，有現場目擊者提供了這一線索，張振雄這個未決預審案犯就被扔在牢裏不審不問不判不放無人過問了。但是，他的家，還是被抄了，家私財物被收掠一空，房子被占，蘊君被押送到安徽農村的一個衛生所，誌強大學畢業不久，再不回家，小他五歲的妹妹裘莉被張振 雄的當小學美術教師的弟弟領回撫養。 張誌強雖是醫生之子，卻從小體弱多病。他初中尚未畢業就因急性腎炎而臥病半年，在大學裏腎炎複發，轉成慢性，又停學一年，因此直到文革前一年才完成學業；他讀的是師範大學的曆史專業，畢業分配就像處理廢物那樣地被塞進一個保溫瓶廠當了無事可做的廠校教師。父母發跡時他無光可沾，而且他對父親究竟是否真有超群的醫術始終深為懷疑；因為父親的油滑淺薄他是素來看不順眼的；父親當上教授，從不認真備課，隻是東抄西湊，從書報雜誌上剪取資料到課堂上靠如簧之舌臨時發揮蒙混；他心裏明白，這種人當醫生當教師，一定壞事害人，因此他倒是早早就在內心跟家庭劃了界線。他討厭父母的虛榮勢利，痛心於父母對二姨一家的冷酷無情，他跟程家的表弟之菽和表妹敏子是大有兒時交情的，礙於父母的嚴令，程家搬出大宅後，誌強跟他們就無法來往，後來程家不知去向，蹤影信息全無，誌強傷心無奈，但心裏對他們始終念念不忘。 誌強是一個靜心而不怯懦、好勝而不狂妄、實際而不功利的青年。他到廠裏，在教育科掛上這個閑職，本可看報喝茶閑逛混日，但他不願這樣無所事事，虛擲年華。徵得書記廠長同意，他主動為技術科、生產科和各個車間整理技術資料，幾個月下來，不僅一份完備的本 廠工藝流程、技術規範、質量標準列述得簡明清楚精印成冊，他本人對保溫瓶生產的整個過程已經了如指掌成了半個專家，能夠對提高質量減低成本精簡程序出謀劃策了。其後，他又建議對青年藝徒和工人進行有計劃的文化和技術培訓，這在性質上倒是他的本份專職，但卻也是主動請纓而成的。做這件事要調動較多的人力物力，對班組班次重作規劃，請有經驗的老師傅當老師，多占青年工人的休息時間，但這事卻為全廠上下一致歡迎。工廠的風紀和秩序迅速改善，讀書求知蔚然成風，產量質量都有顯著提高。然而好景不長。文革爆發，萬事全休。一股乖張猖狂的浪濤從社會衝進工廠，所有的事情和事理都被徹底顛倒。誌強雖然一直住在集體宿舍，但父母的問題穿過透風的牆傳到廠裏，他還沒有來得及決定要不要造反就被當作現行反革命份子的“狗崽子”而揪出來批鬥。廠長書記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更保不了他；未幾廠裏派係紛起，他就和其他一些最早落難的倒黴鬼一起被革命造反派搶來搶去批鬥；安在他頭上的罪狀無非是技術掛帥壓倒政治，用文化學習衝擊學習毛澤東思想等等等等。“反動學術權威”他沒有這個資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沒有這個級別，大家摸良心看一看這個風也吹得倒的小青年其實沒做過一丁半點的壞事，於是武鬥起始，就沒有人來管他動他鬥他批他了。反正工資到時照發，集體宿舍沒人來攆，食堂三餐按時開飯，誌強活得倒也逍遙。 在大學專攻曆史、在課餘也曾博覽群書的張誌強，對社會本質和政治形勢，是有點成竹在胸的。文革前大學文科畢業而又潛心思想學術的這一代人，隻要良心未泯，頭腦不昏，趣味不俗，對臨在自己頭上的這個時代和發生在眼前的形勢，大多肚裏有數。他們中的多數人也會趨時，也會跟風，也會人雲亦雲表現得完全符合當局的需要，也會見風使舵落井下石顯示出世界觀已被徹底改造，但所有的這類行為隻是明哲保身違心求安而已。這些人在內心深處還不至於徹底喪失真正的是非判斷。 誌強在這類人裏麵，是一個極有個性的角色。 他逆來順受，隨遇而安，但他絕不迷信盲從，不是一個無腦的螺絲釘。 他早已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第二次大戰後蔓延成世界上一個龐大陣營的所謂社會主義製度，不管是蘇聯的、東歐的、亞洲的，都是一種極端專製集權的新型帝政。與曆史上帝製皇朝的唯一不同是，以馬列思想共產主義為裝潢的這種統治集團有著無與倫比的最強勁最厲害的宣傳功夫。他們把文學、曆史、哲學、藝術、文娛、教育、出版、新聞，統統無一例外地徹底全麵地變成宣傳手段，隻為他們的統治利益服務。同時，這種政體的本質，決定了向一人終生獨裁格局發展的規律，於是內部的火拚殘殺便必不可免。斯大林殺掉了列寧手下的全部大員，鐵托殺掉了副總統，霍查殺掉了謝胡，毛澤東搞死了高崗彭德懷劉少奇。這種殘殺無法用激昂慷慨浪漫崇高的革命理想去解釋，也難以用親密並肩的團隊精神去掩蓋，於是便需要各種各樣的欺騙。這種欺騙籍著鎮壓的威勢而推行，就像打仗，誰阻撓揭露，就消滅誰。於是便有了這些年來的種種“運動”，讓老百姓明白“順者昌，逆者亡，”的最簡單的道理。 誌強從來沒有受過任何對社會主義有不良成見的“反動分子”的思想影響。在家裏，父母是由衷至誠地天天歌頌社會主義時時感激共產黨的。在學校在單位，從來沒有什麽人敢於對他講什麽不利於黨和 政府的語言。他的認識來自本身的學識、見聞、頭腦和天良。他不帶情緒沒有偏見，談不上愛憎，隻是認識。客觀的事物明擺在那裏，誰都可以得出他自己的結論。掩蓋的效果恰恰與暴露相同。 張誌強是這個社會裏客觀存在的一個知識份子的類別。 從表麵言行看，這類人是少數。從內心想法看，這類人是多數。 因為這個社會已經使絕大多數人不能、不敢心口一致。 雖然當局一直致力於統一思想----統一全黨的思想、全民的思想、尤其是知識份子的思想，但這是做不到的。人的思想主要受切身利益的支配、其次受感覺能力的影響，並不被常常與自身感受衝突的空洞理論抽象教條所左右。善男信女型的信徒、迷信盲從型的追隨者當然也有，但假的居多，真的較少。多數人隻是趨炎附勢，為虎作倀，謀求在這個政權帶來的統治特權中分一杯羹而已。 自己家庭的突然發跡和突然落難，表明的倒不是父母的特別聰明和特別愚蠢，而是統治特權膨脹的無度與得失的無常。一切都是可笑而可悲的。張誌強並不十分同情父母，當然也不至於幸災樂禍，但他的心已經冷透。跌落在社會的最底層他無所其謂，因為在父母最得意的年代他也並不洋洋自得，自命不凡。因為他已能感到在這個社會上所有發跡的人腳底下都墊著像二姨母二姨父這樣的人的枯骨。他對他們是有印象的。他們不是完美的偉人，但他們是這個社會越來越少的規矩人、厚道人，他們之所以在這個社會無法生存下去，隻因為他們不會變色變壞、變成小人。這一點，父親曾當他的麵嘲笑過。“像程忘言這種人，”他非常輕蔑地說，“一世自命清高目中無人，現在落得這種下場，一點也不值得憐憫。” “什麽樣的下場？”十七八歲在高中讀書的誌強嚇了一跳。 “從大學教授打成中學教師，又被開除；從大房子被趕到汽車間，又發配邊疆。就差沒有槍斃殺頭了。” “為了什麽？”誌強聽得心驚肉跳。 “為了什麽？”張振雄撇嘴一笑，“你自己去問他！” “我怎麽問？” “告訴你吧，主要就是腦子不會轉彎！” “這也犯法？” “對。”張振雄斬釘截鐵地說。“他的臭文學臭思想，不轉彎就犯法。” “文學怎麽會臭？” “不聽黨的話，什麽都是臭的。” “他怎麽不聽黨的話？” “聽黨的話，怎麽會弄到這個地步？” “我不懂。” “你不用懂。去懂那個幹嗎？你隻要學學你老子就行了。” “怎麽學？” “教的曲子唱不好。要自己捉摸。我怎麽當上了教授、進部隊、掛少校軍銜？我參過軍嗎打過仗嗎？沒有。這就叫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牛吃稻草鴨吃稻穀，各有各福。” “那麽，究竟是本領還是福氣？”誌強明顯地感到父親的矛盾。 “傻瓜。沒有本領哪來福氣？”張振雄說，“我有今天，可謂有福。這福，是白撿的？上海灘中醫西醫多的是，你倒看見誰進了部隊，專門給中央首長看病？” 誌強讓父親罵了一聲傻瓜，心裏很不是滋味。父親如此貶低二姨父，而且還如此幸災樂禍，他是極為反感的。因為誌強記得，他小時候父母是很愛往二姨父家打牌赴宴的，對二姨她們是畢恭畢敬的。他記得父親還曾請二姨父寫了一副對聯裝裱起來掛在客廳裏，逢人就介紹“這是我連襟程忘言教授的墨寶。他的草書，於右任都讚不絕口的啊！”解放後，這副對聯也一直掛著，父親一直介紹如故；及至二姨母出事二姨父免職，父親突然把它們扯下撕碎，往字紙簍裏一扔，又恨恨地說，“狗屁！狗屁！掛在這裏，弄髒了我的牆！” 正好那晚有一位軍區政治部的首長來家做客，問：“那副對聯怎麽不見了？” “那種反動文人，提他做什麽！”父親說，“掛在牆上，革命立場都喪失了！” 首長笑笑說，“這書法，藝術價值確實是不凡的。你怕，我倒不怕；你嫌，我倒不嫌。送給我拿回去掛掛吧。” 父親一下子楞住了。“我----不知道丟哪裏了----以後找出來----再----再給您送去----” 客人以為主人嘴上賣乖心裏不肯，滿臉不悅地悻悻而去。 張振雄頭上冒汗，罵罵咧咧，怪張三怨李四，手忙腳亂地翻字紙簍、垃圾桶，總算把碎片拚湊了起來，急忙送裱畫店花了一大筆錢把它裝裱複原，給首長打電話獻媚時竟推諉說給小孩扯碎了。 這件事，把張誌強心中對父親的最後一點骨肉親情驅趕得無影無蹤。 張誌強在廠裏的所謂問題沒拖多久。工廠實施軍管時，一位軍代表跟他的父親張振雄熟識，知道那位軍醫的案子根本是莫須有的冤情，再從工人群眾中廣泛了解張誌強的一貫表現，認為應當給予解放，不再把他當黑幫子女階級敵人看待。於是誌強便“發揮所長”，在革命委員會當一個文書的角色，寫寫標語橫幅，給頭頭們起草講話稿，倒也頗受好評。那時，普天下眾口一詞異口同聲，從上到下講的寫的都是一個模子幾句套話，以誌強的文化修養和文字基礎，莫說給廠領導寫講話稿，就是給中央首長當個秘書，也是勝任有餘的。 於是誌強便成了出不必請準入不必報告的自由人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