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 1980年林彪、江青案審考疑》（29，30）

“泄密”毛澤東南巡講話的“資敵罪”

葉群留下的筆記本上，記載了毛澤東南巡談話的內容，經查證是黃永勝的密報。黃永勝是怎麽知道的呢？1971年9月5日，李作鵬陪朝鮮軍事代表團到武漢訪問，劉豐（武漢軍區政委）把毛澤東南巡談話告訴他。李作鵬回北京告訴了黃永勝、邱會作。大約兩天後，他將毛澤東“三項基本原則”傳達給海軍黨委常委。有人說李作鵬是“超級間諜”，是“向林彪告密”，李作鵬很難想通。為什麽中央主席的重要指示，不能告訴中央副主席？不能告訴軍委辦事組組長？李作鵬說：“我一直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毛主席南巡時與那麽多地方和軍隊的同誌談話，不隻劉豐一人告訴我，其他人也與我談過，在京的政治局委員提前一點知道毛主席的講話，是失密問題嗎？至於通過黃永勝向林彪‘秘密通報’更是談不上，如果我要向林彪通報，我辦公室設有各種保密電話機，完全可以直接向北戴河林彪通電話。”李作鵬在法庭上說：“黃永勝是我的直接上級，他是總長，我是副總長，毛主席這麽重要的指示，我應該向他報告。”黃火青突然插話：“你明知黃永勝與林彪、葉群的關係，是有意告密。你不要利用工作關係來掩蓋陰謀活動。”李作鵬說：“我不知道你說林、葉與黃是什麽關係，也根本不存在什麽有意告密，更沒有陰謀活動……”伍修權打斷李作鵬的反駁，“不要多囉嗦。”律師蘇惠漁向李作鵬提問：“你從武漢回到北京，把劉豐的話向黃永勝講了，當時的動機是什麽？”李作鵬說：“我認為這是一件大事，尤其涉及到林彪，我覺得有給黃永勝通通氣的必要。我確實對黃講過，不要告訴葉群、吳法憲。”李作鵬不僅再次申明自己的動機，而且提出了新的證詞。

李作鵬在回憶錄中說：“當時我真想要再回擊伍修權，法律明文規定允許被告辯護，你為什麽不讓我把話講完？什麽是囉嗦？哪一句是囉嗦？有什麽證據說我‘有意告密’？又有什麽證據說我‘陰謀活動’？我向我的直接上級，原原本本地報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與‘有意告密’、‘陰謀活動’之間能構成法律上的因果關係嗎？堂堂的特別檢察廳廳長，就是這樣將一件非常普通，非常正常的上下級談話硬說成是‘告密’，是‘陰謀活動’，是我的一條‘罪行’。是無知？還是有意？”

李作鵬律師張思之、蘇惠漁聯合辯護發言，主要內容是：李作鵬沒有參加“兩謀”，沒有參與“南逃”，文革中打擊迫害幹部有些是奉命行事。李作鵬密告黃永勝，與殺毛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因此不應負刑事責任。這個辯護意見被特別法庭采納。但判決書的某些局部變化，並沒有改變公審判決的實質。“罪行”內容可以刪減，但無限上綱的大帽子不能摘，重罪重刑不能減。李作鵬認為這是讓他永遠做替罪羊，在政治上永遠不能翻身的政治判決書。

20多年後，張思之說：“我有責任說出實際情況，起訴書羅列的‘兩案’主犯48條罪狀，……或無直接關聯，或竟根本無關。即使‘放飛’這項指控，從案卷證據上看，也是強加給他（李作鵬）的。試想，麵對黨的副主席、三軍副統帥他說走誰敢拒飛？如無禁令，何來‘放飛’？……這，難道應由李作鵬負罪責？當年作為李作鵬的律師，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沒有盡到辯護責任，是有愧於被告人的。”“如果今天再讓我來為李作鵬辯護，我也不會像當年一樣。我肯定會為他做無罪辯護。什麽林彪反黨集團，哪有這麽回事。李作鵬絕對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不可能謀害他。”

判決書免掉了李作鵬密告黃永勝的大罪，但依然維持對李作鵬的判決。

 

迫害彭德懷也加到黃永勝頭上

黃永勝在檢察訊問期間，與吳法憲的態度截然不同，他對立情緒大，堅決不承認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參與林彪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更不承認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至於具體事情他說忘記了，沒有印象。出示證據後，他承認事實，否認動機，沒有反對毛澤東的想法。但是密告葉群之罪算在了黃永勝頭上，而且他顯然沒有意識到，1980年11月25日下午他第一次出庭就承認了密告。審判員問：“你向葉群報告後，造成了什麽後果？”黃永勝說：“後果當然是不好的，促成林彪下決心殺害毛澤東主席，後果是很嚴重的。”“你負什麽責任？”“我給葉群通情報，促成他下決心殺害毛澤東主席。”黃永勝哪裏知道他在自證其罪，如果他有律師，律師雖然不敢追究“傳話”的“源頭”，但會替他辯護密告與結局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他不可能預想到後果，所以他沒有犯罪故意，從而幫他免掉這項大罪。

1980年8月14日，審判員王文正在小組會上提出，起訴書應該加上“彭德懷遭受迫害”的條文，公安部采納，算在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韓愛晶（北航“紅旗”戰鬥隊總勤務員）的頭上。王文正認為不行，這兩個人不是本案被告，起訴的罪行要對準某一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言。總政保衛部在複核預審材料時，發現1970年11月3日，黃永勝在專案組《關於反黨頭目、裏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的審查綜合報告》上批了“同意上報”。

12月5日，審判員問黃永勝：“這個報告從你手裏出去的，你要不要負這個責任？”黃永勝頭腦還算清楚，“我親自批了是‘同意上報’，這個責任我負。”審判員又問：“這個報告你批了‘同意’，這是事實吧？”“同意上報”和“同意”完全是兩回事情，“同意上報”是上報人沒有權利決定，而是“上報”，怎麽能與“同意”同日而語呢？但黃永勝被繞糊塗了，承認是事實。最後，特別法庭在合議時一致同意將這一條寫入判決書：“1970年11月3日，黃永勝同意彭德懷專案組提出報告中‘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意見，對彭德懷進行迫害。”如果黃永勝有律師，律師會替他辯護“同意”上報不等於批準，他隻是總參謀長，不可能決定元帥彭德懷的命運。這樣就有可能幫他免掉五項大罪中的兩項：“密告”和“迫害彭德懷”，雖然隻是敲敲“邊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