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他媽的，咱跳舞危害社會了嗎？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三
虹星口述 丫丫整理
虹星，1951年出生，16歲入伍，陝西師範大學政治教育係馬列主義專業畢業，原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資料室助教。胡佐林跳舞年流氓團夥案，第三被告，一審叛6年，二審4年。坐牢三年零一個月。
我們好人咋都跟這些地痞、二流子關在一塊？他媽的是不是資本主義複辟了？我當時就是這個感覺，你看抓的盡是胡佐林這些軍隊幹部的子弟，我當時感覺是共產黨的天變了。
我和胡佐林（蘭州軍區副司令、陝西軍區司令員之子）、熊延石（陝西軍區政委之子）一案。胡佐林一案有六名被告：第一被告胡佐林，第二是雄延石，第三是我，第四王海生，還有郭誌平和崔香楠（女）。起訴的時候我是第二被告，經律師辯護後我成為第三被告。
我們根本就算不得一個團夥，我和其它幾個人隻是熟識，在一起跳過舞而已，被抓後很長時間我都不清楚自己和誰是一個案子的。給我的定罪一個提供場所，其實在我那裏跳舞極少，也就是偶然一次兩次。第二是提供錄像。我當時在交大管理學院資料室，學校進了一批錄像設備沒人會用，說明書上光有英文，德文，日文。而我正好是學德語的，我就在那瞎搗鼓，一邊看說明書一邊翻譯。
我是江蘇人，1951年出生。我從小生長在部隊的環境裏，我父親曾在省軍區衛生處當處長，他轉業後任交大第二附屬醫院院長（那時叫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文化大革命67年的時候我16歲，當時部隊要招一些子弟入伍。我和我弟差一歲，我父親就把我們倆都送去他原來所在的21軍62師186團當兵。到72年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時，部隊又保送我到了陝西師範大學政治教育係學馬列主義，上了三年半的學。我在部隊當了15年兵，提了幹。因為要照顧家庭，老婆生孩子我還呆在大山溝裏，於是1978年我要求從部隊轉業，到了交大的馬列主義教研室，在那裏當班主任，黨支部書記。這時我作為教工，一邊跟學生們又學了兩年半馬列，為了能看懂馬、恩的原文，我自學了德文。這樣我就有了6年的學馬列的經曆。我把《共產黨宣言》、《資本論》背得滾瓜爛熟，當聖典一樣的。
我被分到交大管理學院資料室工作，我很高興這裏的書和資料非常多。我那時候每月發的工資全部交給媳婦，我的零花錢咋辦呢，我就時常投一些小稿子。利用資料室的方便，我三拚兩拆弄一個稿子得幾塊錢稿費，我記得最多的一次是15塊錢，那就覺得不得了了。就因為經常有稿子見報刊，80年代初我評上了助理資料員的職稱，我準備再努力一把，評上中級職稱。
那時候正是學校放假，輪我值班，一個係的整個一層樓就我一個人，這樣看錄像就比較方便。其實什麽黃色錄像？都是武打片，沒有一個黃鏡頭。當時好搞到的都是武打片，有時朋友帶著人很神秘地拿來一盤帶，我們趕快把四周唔得嚴嚴的，聲音放得小小的，看了半天沒一個裸體鏡頭。這天熊延石來要借機子，我說借你一定要還呀，說好幾天還你必須幾天還，這可是學校的東西，萬一讓係領導知道，咱不就抓瞎了嗎？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出事了。
83年的8月13號，那天下著雨。我住在交大的宿舍，晚上送了個朋友，回來11點多鍾剛要睡下，就聽見有人敲門。我問：“誰呀？”這時我根本就不可能預料到以後會發生那樣天大的事情。外麵說：“你把門開開公安局的”。我心說你公安局的跑我這來幹啥？打開門，他們說“誰叫李紅星”？我說“我叫李紅星”。他們說“把你的重要的東西都放起來，跟我們走一趟。”我就把手表還有口袋裏的40塊錢都放在抽屜裏了，我問，煙可以帶吧？他說煙可以。我就裝了兩包煙。我隨他們走出來，外麵下著雨。他們問我說毛毛（郭誌平）家你知道嗎？郭誌平是在陝西計量局搞攝影的，他爸是西影廠比較有名的導演，我們曾在他家跳過幾次舞。他家就在前麵，我問去他家幹啥？他們說隻是找你們了解一些情況，完事你們就可以回來了。我就帶他們到了郭毛毛家，我對公安說，人家媳婦孩子都在家，你們先在門口站站吧。然後我把郭誌平叫出來，公安還是那話，叫他把東西都放起來跟著走。
當晚直接把我們拉到市公安局三處，都在房沿下站著不準說話。我就納悶：啥事嗎？我們非偷非搶都是有工作有單位的人，在社會上也沒什麽危害。呆了一夜人沒問，快天亮了，開始一個一個叫進去，把姓名、年齡、工作單位報上來，最後說：“行，你等著吧”。這天早上我們被拉到公安七處，七處是個勞教廠。一進去腦袋就大了，心想我們好人咋都跟這些地痞、二流子關在一塊？他媽的是不是資本主義複辟了？我當時就是這個感覺，你看抓的盡是胡佐林這些軍隊幹部的子弟，我當時感覺是共產黨的天變了。這時我一看已是早上八點鍾了，就報告管教說，我正在學校值班呢，讓我去點個到再回來吧，至少要給人家打個招呼，讓別人來替我值班呀。那管教劈頭把我罵了回來，他說：“你這個犯罪分子，你還值班呢？值啥班！”我說：“誰是犯罪分子”？我就跟管理員吵了一架。
到了那天下午，管教把我拉出去打了一頓，就因為我上午頂了他。以前咱在外麵不了解，原來建國34年來監獄裏一直就那樣，不能跟管教頂嘴，否則你準會挨打。他們才不管你有罪沒罪？是不是冤枉的？而且他們下手非常狠。管教把我叫到他的房間裏，管教穿著膠皮鞋，往水泥地上潑了一盆水，然後讓我脫鞋、脫衣服。我脫得就剩個褲頭，臉朝牆站在水裏頭，水是帶電的。那個電警棍厲害得很，他拿電棒照著我的屁股，一下就把我打了一個跟頭。“嗵、嗵”連打了我兩個跟頭，我當時眼淚就下來了，我心說這絕對是國民黨渣滓洞呀，絕對不是共產黨的做法啊，拿國民黨那一套來對付我們老百姓，這是國民黨給共產黨上電刑了！恨得我咬牙，眼淚啪啪地掉，但咱不能哭出聲，咱是當過兵的，你打死我都不會吭氣，但是我受不了這樣的侮辱呀！自那次挨打以後，在我的心裏埋下了仇恨的根子。我16歲當兵，18歲入黨，19歲提幹，要不是老婆生孩子我還在部隊上呢，他們就這樣對待我這個共產黨員？
我父親在第二附屬醫院當院長，他早幾天都知道了，上麵要搞嚴打的運動精神都給他傳達了，但他就想不到我們會有事。他想他兒子在交大上班，不是上得好好的嗎。我們從小受的教育是熱愛黨，熱愛國家，這是基本的。不偷不搶不殺人，這是做人的底線。但是我們不知道在一起跳個舞，怎麽能列為犯罪？
如果說現在國家要製定一個新的罪種，那就要給百姓提前廣而告之，要明示，什麽時候開始實施，還不能朔及以前。跟闖紅燈概念是一樣的，司機也要先學習，什麽是違法、違規的。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就把大家都撂進去了，連給人家補救的機會，改正的機會都沒有，這純屬是侵犯人權。實際上這個從重從快搞嚴打，是根本違反憲法的。什麽是精神汙染？就算是精神被汙染了，也提不上法律層麵。完全憑著個人的意誌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就是獨裁專製。
前三十年閉門鎖國，我們隻能做井底之蛙。不是鄧小平敞開國門，我們老百姓怎麽能去敞開國門？你不開放舞廳，你不把西方的文化引進來，我們不懂也不知道。我們以為就跟今天的電腦，新鮮的科技一樣，我們接受電腦和科技（實際上人家都要比我們先進幾十、上百年）。我們也接受跳舞和錄像。我們是年輕人，我們也要與時俱進。再說，我們跳舞給社會造成什麽重大危害了嗎？
到七處的第三天提審我，讓我坐在那個小樹林裏的石頭上，還給了我一隻煙，提審員說，你把你的問題交代一下。我說我有啥問題？他說就是你們跳黑燈舞、貼麵舞，還有你的錄像問題，熊延石是不是借了你的錄像機？就在這個時候我竟然還天真地要求說：“趕緊讓我回去上班，我正在值班呢，我得跟人家學校交代一聲。”他說你把你的問題交代完就可以回去了。於是我信以為真，就把怎麽開始跳兩步舞，竹筒倒豆子都倒出來了，包括我跟崔香楠的關係，關鍵是我曾用攝像機拍了我們倆發生關係的過程，是自拍，但沒裸體，蓋著被子啥都看不見，拍完以後我就抹掉了。連這個都說了，其實不說誰都不知道。我全部講完了說你讓我上班去吧。人家說你等著我回去研究一下。
在七處那一段日子不堪回首，擁擠、肮髒、非人待遇吃的是豬狗食。我帶了一個部隊上發的薄軍被，跟大陸（陸樹明跳舞另案）我倆鑽到一個被窩裏睡。號子裏每天組織學習社論，要各小組匯報，蕙京鵬說李紅星你給咱們寫出來吧。我是學馬列專業的，自然匯報得有條有理。
在七處呆著就可能被判勞教，而一但到了五處可就要逮捕、判刑了。一個月後我們是第一批被轉到五處去的。我開始並不知道自己和誰是一個案子，我們六個人：胡作霖，熊岩石，郭毛毛等一塊走的，這時我猜測我們可能算一案的。除去前麵三人，第四被告的王海生是交大的代培生，他沒地方住，我就在我的宿舍裏給他弄了一張床。那回抓人，公安讓我帶他們去找王海生。王海生為這事還埋怨過我，後來他也就理解了。人的腦子真的是可以被洗的，我們在裏麵整天讀報紙，學人大常委會的嚴打精神，漸漸地就覺著自己是犯錯誤了，不應該犯男女錯誤，不應該跳兩步舞，也不應該放錄像，但是放黃色錄像我到現在都不承認，根本就沒看過一部黃色錄像。
關在七處的時候，號子大，跳舞案的很多人都關在一起。到了五處就把我們一個一個分別關押了，剛開始真感到孤獨和恐懼。這裏確實是真的監獄了，初進到一個陌生的環境，牢頭獄霸號長讓我麵對牆蹲著，又“噹”地一腳踹上來，警告不許往後看，否則讓你蹲毛驢。什麽叫蹲毛驢？就是讓人看小便池，蹲著彎腰低頭看，有人看一會就會“砰”倒地暈了，那是氨氣，有毒呀。號子裏犯人整犯人的花樣繁多，還有一種叫坐飛機，頭頂住牆彎下去，背伸直兩隻手不能扶牆，彎得時間一長就會栽在地上嘴吃泥，年齡大的人還容易腦溢血。
後來我們跟那些管教混的關係不錯，我跟範炳南（龍首村案）等幾個人單獨關一個號子，專門給管教們畫畫。有一天晚上，韓管讓給範炳南給他畫一幅好的，範炳南提出要兩盒煙。我跟範炳南說，你這張畫要畫出來氣勢，把咱的心情給表達出來。老範醞釀了半天，然後把宣紙在床板上鋪好，說這期間你們誰都不能打攪我，把水給我倒好。我們沒人吭氣，就看他一個人在那畫，現在想起來那張畫畫的非常有氣勢，以後老範說那樣的畫再也畫不出來了。畫中的黑雲，白雲，流水，小船，小路上人牽著毛驢，氣勢很大。我對這張畫印象很深。
我們這個案子是當時西安嚴打逮的官最大的孩子。熊延石父親是省軍區副司令。胡佐林父親胡炳雲是立過赫赫戰功的人，時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兼陝西軍區司令員。在中央的餘秋裏和穀牧為這事特地跑到陝西來看胡炳雲，胡炳雲始終是一句話：“我頭疼的很”。開始我父親也是到處找不到我，他不知道我進去了。我老婆也不知道，因為那天晚上逮我是在交大的宿舍。後來我父親看到內參上麵有我的名字，第三個就是我。當時我母親聽外麵傳說我是死刑，後來又傳說是無期。家長承受了多大的壓力呀。在我們家絕對是正統教育，我在裏麵蹲了幾年冤獄，出來後時有對共產黨非議，我父親都跟我拍桌子，不能說黨一句壞話。我父親為官非常清廉，結果我父親就因為我這個兒子，覺得丟臉沒到60歲就提前離休了。
雖然我們這一案最早被甩到五處，但判的最晚。開庭時沒讓我們出去，就在五處裏麵審的。胡佐林的母親找了軍事法院的人來插手這件事情，如果拿到軍事法院去，那我們整個的案子就不成立。為了爭功請賞，這邊當然說不行，說這是屬於地方的事，因為他們不是現役軍人（胡佐林在西影廠工作，熊延石在陝西機械學院，崔香楠在商場，郭毛毛在計量局，王海生是個學生）。胡媽媽想讓軍事法庭來判，跟地方中法院鬧得非常對立。所以這邊開庭不敢讓我們出去，害怕胡佐林家裏會調個警衛連來。最終就在監獄五處院子裏的一個房間裏開庭，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胡佐林第一個發言，他開場白說：“法官先生”…..隻見那個法官啪一拍桌子：“什麽先生？這都是資產階級的叫法”！還說，你不要以為你是幹部子弟就了不起，少來資產階級那一套。我低著頭想笑，最早尊稱先生的就是中國，尊敬別人為自己的先生和老師，怎麽能是資產階級叫法？真是胡說八道。從中還可以看出這樣的審判完全是一種情緒的對立，個人情緒的發泄，而不是法律的審判。法官把胡作霖臭罵了一頓，胡佐林又說了：因為我不知道怎麽稱呼您，就叫您法官吧，然後就替自己辯護一番。
在起訴書上我是第二被告，我的律師給我辯護說，李紅星在這個案子裏坐第二把交椅是不合適的，理由是：出借錄像機是別人來找他借的，包括熊延石借的錄像機，他都是被動的。律師那時隻能這麽辯，不是以法律為準繩，不是說按刑法有罪沒罪，夠得上哪條罪。而是互相咬，把人家往上推，給自己的當事人往下辯，當時的律師都是這個路子，也隻能是這個路子。
崔香楠的律師劉淑敏在陝西是有名的劉鐵嘴，她的辯護詞說，不能因為是幹部子女就從輕處理他，但是也不能因為他們是幹部子女就從重，不能因為是幹部子女而袒護他，也不能因為是幹部子女就發泄你的情緒，要根據法律事實來判決。
判決下來胡作霖一審15年，熊延石判了八年，我判了六年。胡佐林為什麽當第一被告呢？胡佐林有兩個男女關係，就因為這個當首犯了。熊延石有一個男女關係。我也是一個。王海生自己交代了五、六個，因為他是學生年齡小，他是第四被告。郭誌平和崔香楠分別是第五第六被告免予起訴。他們家都是地方的，崔香楠父親當時是民政局局長。我們這些人拿著判決書不服，媽的幹了啥嗎？咱偷了啥？搶了啥？把誰傷害了？我們跳個舞看個錄像，就是犯罪？這是拿人的生命當兒戲。
我們這個案子即沾了胡佐林的光，又受了他的害，一直拖了兩年半才判下來。我們上訴，又壓了好長時間，二審我改判了四年。在五處已經關押了兩年，改判後把我甩到機械廠。在勞改場裏讓我負責辦報紙，一個禮拜出一期。寫稿子要熬夜，每天晚上還有夜班飯。在勞改場裏我沒受罪。
在五處的時候我叫老母親把德文字典送進去，我用德文寫日記，反正別人也看不懂。在機械廠的九個月我又學了些法律知識，在裏麵幫人家寫申訴材料，其中有兩個死刑，因我寫的這個材料被改判了。那個小夥子激動地趴在地上磕頭，他剛剛19歲，給他安了六、七個強奸罪，那肯定是死刑了。他跟我說實際上就隻有兩個，女的不太願意最後也沒有強迫，其它幾個都是他18歲之前的事。於是我就抓住這一點給他寫了申述。律師一看說這監獄裏頭還真有人才呀，寫得好，趕快遞上去，第一審已經判死刑了，二審給他改判了無期。
跟馬豔琴一個案子有一個叫王森的是測繪局的，那個人確實下功夫，每天晚上弄到兩三點，一夜一夜學法律。他當時被判了15年，最後他給自己寫申述減到10年了。他出來考了律師證，在陝西第一律師事務所。
我的餘刑是一年多一點，第一次減一年，還剩兩個月的時間。教育科長說，你走了這東西沒人管了，等下次減刑再出去吧。又把我拖了半年，我在勞改場呆了九個月。胡佐林又坐了三年。
我還在監獄的時候，交大就給我來了一個開除公職的通知，判決以後就開除公職、開除黨籍。我出來以後看到陝西省有個文件，說有職稱的要恢複公職，我不正好有個職稱嗎，雖然是初級職稱也是職稱啊，我就拿著文件找到交大人事處，那個處長不錯，說你先去管理學院上班，我慢慢給你辦。管理學院沒法安排我的工作。讓我到交大的管理公司，公司有個碩士畢業生當總經理，我在底下跑腿。我86年出來，到89年還沒給恢複公職，黨籍也沒有，現在也沒給我，最後我就自己出來幹了。公民的選舉權我一輩子就遇到兩次，一次是在83年前的單位，一次是在監獄。以後再也沒有了，即使是做樣子的公民權，在我身上也就體現了兩次。
我出獄兩年多後跟老婆離婚了，那時我們雖年輕卻沒有夫妻生活，她說我髒。第二次結婚女方比我小十二歲，生了個女兒，也離婚了。這實際也怪我，那時候我見啥都不順眼總發脾氣，可能是83年的後遺症，沒地方發泄潛意識的。現在又有一個夫人比我小六歲。第一個夫人在武警醫院正師級退休了，我的大孩子歸我管。
我老婆的弟媳在一家企業管人事，她把我的檔案調出來後，我把裏麵對我不利的都撕掉，包括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我現在的工齡從16歲參軍開始算。因為我是一個轉業幹部，部隊給轉業幹部根據職稱每月補貼三百多，現在我的退休金是三千多。
83年這個事件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軌跡，不然我可能是個教授。走仕途也有可能，當時校長就打算叫我給他當秘書。83年的遭遇還毀壞了我的家庭，耽誤了我的兒子的教育，因為我的事，我兒子不能上交大托兒所（那交大托兒所在全市有名，學前教育很棒）。這個事如果有誰領頭，我也會跟著去，要求中央給我們平反。
我出國辦護照的時候很緊張，就怕人家裏麵有顯示，後來了解其實公安局就沒有把這些跳舞案件進到公安局的檔案。
一場多麽荒唐的鬧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