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美國：此社會不求公平而是擺平 (zt)

我拿到博士學位後就開始了美國的教學生涯。我的第一所學校是協和大學。

普天之下學而優則仕

　　美國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條條大路通羅馬，出路比較多，有較多的機會。而且美國文化又強調個人獨立性，多數家長很尊重孩子的決定，在學習專業、婚姻和職業等重大人生選擇上一般都不會幹涉。我觀察美國式的家庭教育，注意到不同的文化特點，父母一般認為隻要自己的孩子喜歡、感到幸福就好，不會以自身經曆為經驗教訓，為他們提供人生的指引，也沒有強調奮鬥精神——我覺得那才是最需要的。

　　例如，美國學生往往憑著興趣選擇專業。所以，很多人就讀了文科，因為文學、曆史、政治學等學科，本來就是比較有趣的。但就業市場上需求最大的是有技術性的專業，如工程、電腦、會計、金融等，所以文科畢業生就業就比較困難，而且很多人都找不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反而是一些外國學生選擇專業時會考慮就業前景，畢業後也較容易找到工作。此外，美國學生的生活環境比較舒適，很多人沒有太強的競爭意誌，稍遇困難就想放棄，所以，大學生的退學率相當高。

　　我也會作一些生涯規劃的討論。我說，美國喜歡標榜美國社會的“機會均等”，但那隻是一句空話。一個小孩出身於紐約長島富人區，從小就有良好的教育環境，還有父母的經濟支持，更有家庭關係和名人校友編織的關係網；而另外一個小孩出身布朗克斯區貧民窟，成長於一個單身家庭，從小就混跡於街頭的幫派群，或許還有個在監獄服刑的父親，他們兩者怎麽可能會有均等機會。

　　但是，在美國隻要努力就有機會，而教育是創造機會、改變命運的最好途徑。不管膚色是白、黑、黃、紅，隻要有良好的教育，你就有更多的機會。所以年輕人一定要努力完成大學教育。我又以美國政府統計局的個人收入的數據為例，顯示了個人所得與教育程度直接成正比，特別是技術專業學位的平均收入更是高於普通的水平。其實，我這是在給美國學生變相地灌輸中國文化中那種“學而優則仕”的觀念。

　　這些觀念，學生從沒有聽說過，所以反映很熱烈。

與刁頑學生鬥法

　　美國大學要求研究生的平均成績要保持B以上，才可以拿到學位。我在教學時對學生要求甚嚴，但給成績時就比較寬鬆，對某些有困難的學生還特別照顧。

　　美國教育製度下出來的學生，很多人的數學基礎較差，更有些對數字幾乎一點概念也沒有，我教的MBA財務課，他們就覺得特別難。但這是必修課，他們必須完成這門課才能畢業。以他們的數學基礎，我不能抱有很大的期望，可還是設法讓他們過這門課。我的做法是，多布置小測驗和家庭作業，減少課堂考試所占分數的比重，在期末的時候就給能及格的成績。

　　又是一個學期的開始，我走進了教室，注意到最後一排的一個學生，約六十多歲的老頭，那花白的頭發和小胡子亂糟糟，看起來都沒有梳理過，所穿深藍色的襯衫也似乎很久沒洗了。但是，我油然產生了一種好感——這樣的年齡仍然有學習的積極性，真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啊！

　　按慣例，我第一堂課都要求每個學生作一簡短的自我介紹。當輪到那個老頭發言時，他說他名字是“斯蒂夫”，擔任一家環境保護公司的顧問，並自稱是一個經常為難老師的壞學生。這話語就頗帶挑釁了，我倒也沒有在意，以一句玩笑話帶過，讓下麵一個學生接下去發言。

　　後來，我在班上進行了第一次考試。在改卷子時，我發現斯蒂夫的基礎實在太差了，實際該得的成績不超過三十分。但我還是不想為難他，就為了他那種不服老的精神，也應給他一個不低於B的成績。我就打了個七十分。這算是個例外，也算是對他的鼓勵。我也知道，像他這樣大齡學生，學偏重計量的課程，會有一定的困難，我要照顧他。

　　可斯蒂夫卻來找我了，他對考試成績不滿意，因為他的目標是A。考慮了一下，說：我可以給你一個重考機會，而且是用同樣的考卷，但須是閉卷考。你可以先把考卷看一下，回去再準備，在準備充分後就來我辦公室考試。這是我史無前例的慷慨，對他也是仁至義盡。他勉強同意了，可到了約定考試時間，他沒有出現，他失約了。

　　隨著學期的進展，我對斯蒂夫越來越無法容忍了。他會在課堂上打斷我的講話，公開抱怨我的教學方式，無故不參加小測驗，連我布置的家庭作業也不交。我覺得他在故意挑戰我的權威。而且，他又在學生中煽動不滿情緒，越來越不把我放在眼裏，真是太過分了。

　　我想，我憑什麽要特別照顧他？我就是要公事公辦，我要給他一個應得的成績。最後，在學期結束時，我交到校部的班級成績單中，斯蒂夫的成績是C，是個較差的成績，但起碼還是一個及格的分數。

　　我知道他不會輕易罷休的。果然一星期後，我接到了斯蒂夫的電話。他說他剛收到成績單。我不置可否，“是嗎？”

　　“我很不滿意，要與你討論。”他接下來又說。

　　“我不會在電話裏與學生討論成績，你可以約個時間來我辦公室麵談。”

　　“我工作很忙，沒時間來見你。告訴你，我谘詢的收費標準是每小時六十五美元。”他這麽回答。

　　“那你就看著辦吧！”我冷冷地回答，一下就把電話掛了。他這種傲慢態度真是把我給激怒了。

　　過了一會兒，電話鈴又響了，是MBA辦公室的秘書打來的電話，她說斯蒂夫約了明天下午一點，在我辦公時間來見我。我同意了。

　　到了第二天，斯蒂夫準時到了我的辦公室，而且還有MBA主任唐納的伴隨。他倆坐下後，斯蒂夫就單刀直入地申明來意：他上我的課，得了一個無法接受的成績，他要我重新評定成績。為了達到此目的，他將要鬥爭到底，他會投訴，要找商學院長、校長、校董事會，直至最後訴諸法律手段。

　　然而，他在尚未采取任何行動前，先來找我，是因為要“給你一個機會，一個改正我成績的機會。”他傲慢地宣布。

　　唐納主任坐在旁邊，沒有任何表示。

　　我被震住了，準確地說是被他的狂妄氣呆了。我停頓了一下，盡力控製住自己的情緒，簡單地問道：“你要實事求是地說，以你在此課程中的表現，是否能得一個更好的成績？”

　　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卻提出一個我想不到的理由：我曾在第一堂課上承諾給所有學生B以上的成績。而這就是我的提議（Offer），而當這個提議為他所接受時，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合同關係。盡管這隻是口頭合同，但仍然具有法律約束力。而我現在隻給他一個C，那就已是違反合同了。

　　這能是個理由？我啼笑皆非，但馬上抓住他這個說法的漏洞。

　　“但是，合同成立的四要素還包括‘交易的合法性’。如果我在課堂上真是給予了這樣一個提議，這個提議也是非法的，而一個非法的合同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我接著說，“但事實是，我沒有這麽說，我隻是說，每一個學生隻要完成所有課程要求，就可以拿到B以上的成績。”

　　“你有沒有完成所有的課程要求？你有沒有交作業？我給了你重考機會，你有沒有來參加？”我又追問道。

　　他無法回答我的問題，隻是強詞奪理，強調他是個優秀學生，在修我的課程之前，一直是全A的成績。為了證明他的天才能力，他提到，他上一學期修《商業統計》課，盡管連教科書也沒有買，最後還是得到了A的成績。

　　我告訴他，我設計了一個積分公式來綜合考核，所以是用一客觀標準來決定學生的最終分數，這就完全排除了老師主觀因素的影響。我必須對所有學生公正、公平，可假如我改動他的成績，那就是對其他同學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他願意，我可以進一步解釋，他為什麽得到的是C的成績。但是，我無法改變他的成績。

　　我倆的談話就變成了辯論，再到後來發展為爭吵。最後，斯蒂夫氣勢洶洶地離開了，臨走前還威脅我為自己的決定承擔一切後果。

　　我做好與斯蒂夫鬥爭到底的準備。我把他過去所交上來的所有家庭作業、小測驗、期中考試及期末考試都存檔保存，我有充分的材料證明他隻能得到C的成績。我在等待著，但他一直沒有出現。

　　又過了數個星期，我接到了唐納主任的一個電話，通知我，他收到斯蒂夫的書麵通知。斯蒂夫要求撤回他所提出的投訴狀，但還是聲稱將保留采取進一步行動的權利。可是我後來再也沒有聽到他的聲音了，看來他也隻是個紙老虎。　　

此社會不求公平而是擺平

　　在回顧我與斯蒂夫的衝突時，我不禁又想到了丹拉茨。他是我們學校的會計教授，在某個學期，他忽然心血來潮，提議再教一門會計學以外的課程。他要教《商業道德》課，那是他不幸的起源。

　　在課堂中，他與一個黑人學生發生了嚴重的爭執。那個學生聲稱丹拉茨是白人種族主義者，歧視“非洲美國人”，他不僅在課堂上對丹拉茨發出了威脅，而且還由他的律師出麵打電話給校方，揚言要告學校。這一下就把校領導搞得很緊張，匆匆地做出了決定，用一個臨時教師把丹拉茨換了下來。當時也說好了他的薪水仍然照發。

　　我很關注此事。那時，我班上一個學生，麥克，正好也在上丹拉茨的商業道德課。這小夥性格開朗，平時說話也在理。我就向他了解整個衝突過程。他說丹拉茨教授與那個學生從學期初就產生了矛盾，上課時常磕磕碰碰的。至於丹拉茨是否有明顯的種族歧視行為，他說，那就很難說了，因為那門課是以案例教學，有些是現場模擬式的討論。

　　我對丹拉茨很同情，覺得學校太草率了，就找到了學術副校長埃格博士。我說，學校的處理方式不是很恰當——也許丹拉茨確是有失檢點，也許他真有種族歧視傾向，但美國法律是無罪推斷，也就是說，隻有去證明他的歧視行為，那就要有一個正當程序。我建議由一個行政、教師和學生代表組成的聽證委員會來調查此事，既要聽取那學生的指控，也要給丹拉茨一個申辯的機會，還應該聽取第三者的證詞，再由委員會做出結論。隻要有一正當程序，即使官司發生，學校在法律上也是站得住腳的。

　　埃格博士回答說，他們在處理上是慎重的，是經過了調查的，所以決定是正確的，等等。但是，我覺得他的辯護是軟弱的，解釋也缺乏說服力，因為他沒有給予丹拉茨一個公開為自己辯護的機會。

　　我又去找了商學院的其他教授，我說我們應該站出來，這不僅是為丹拉茨講話，也是在保護我們教師的自身權益。我所不解的是，他們的反應溫和而謹慎，都不願出頭。我想這是因為種族爭議已成為美國社會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而這些領導和教授們都是美國白人，都怕被指控為種族主義者，所以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那麽，我為什麽敢幫助丹拉茨呢？也許因為我不屬於那個白人族群，也算是社會的少數族群，所以比較少一些顧忌。

　　倒黴的就隻能是丹拉茨。我為他打抱不平，他表示感謝，可又告訴我，他不想為此事而抗爭。這樣對他風險更大，因為他如果與學校及法律對抗，而結果又輸了的話，損失將會更大。我當然隻能尊重他的選擇。

　　學校最後的決定：讓丹拉茨帶薪停職一年，再後來他就提前退休了。

　　——美國俗語說：“會叫的車軲轆能多加到油”。那個社會所尋求的不是“公平”和“公正”，而是“擺平”。所以，要學會爭取和保護自己的利益，千萬不要懷抱中國傳統觀念，認為“是非自有公斷”，或誤信“群眾眼睛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