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中

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中何鍾林 一般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從1966年5月16日開始的，因為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了“五一六”通知。其實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曆史的學者認為：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準備時期，這個時間可能要提前得多。以我自己的親身體會，一些披著幹部外衣的人，早就在破壞民主法製，踐踏人權。1964 年12月16日，沈陽輕工業學院基層教學部的黨總支部書記帶著黨總支部秘書，突然闖進我的宿舍，直撲放在我床頭枕邊的五本日記，我簡直目瞪口呆了。這些平時的領導怎麽能夠幹出這種事情。顯然，這是有予謀的，原來他們得到我同宿舍的同事的告密，說我的日記中有反動的內容。他們來執行搜查的任務。沒有出示任何搜撲證或受權證明，他們自認為是身兼父母官和秘密警察的雙重身份，他們要我打開皮箱和床下行囊，拿走了我的日記、全部書信和他們感興趣的東西。他們不同於文化大革命中搜身、抄家的“革命小將”，他們是“革命老將”。“革命小將”中或許有許多人你是不認識的，雖然迫於“革命權威”和“偉大領袖的教導”，我們有時還可以聲辯或詢問幾句，遭受一些皮肉之苦。但是，在“革命老將”麵前，你本來就是他的臣民，你不得不俯首稱臣，何況他們說是在“挽救”你。他們掌管著你的工資、住房，一切生存的條件。那時，我也十分天真，還不懂得向上級黨委申訴或者訴求行政管轄。不過，事實上那時通行“一元化”領導，行政領導形同虛設，我記得在此之前，我曾經為報考研究生的事，找過行政教學部主任，他帶著厚厚的深度眼鏡，頭向前趨，說：“你還考啊？”，完全是一副什麽事情都不能做主的模樣，也不見得有多少同情心，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就這樣，沈陽輕工業學院教學部的黨總支部書記停止了我的一切教學日常工作，我也沒有再去找任何人。聽命服從，工資還是有的，隻是天天需要寫“檢查、交代”。我的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從1964年12月就開始了，要比羅瑞卿大將失去自由還要早一年。 檢查、交代其實也沒有什麽新內容，因為在日記中已經寫得十分清楚明白了。1965年1月11日，沈陽輕工業學院教學部的黨總支部書記又突然讓我交代遼寧大學劉祁濤的事。並說這是“立功贖罪”，叫我不要訂“攻守同盟”，這些後來都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耳熟能詳的術語，隻不過讓我早一年多提前開始預演。看來，“革命老將”們早就是訓練有素，“革命小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完全是一部分“革命老將”言傳身教的結果。但是，我並不認為我的日記有什麽重大問題，雖然沒收了我的五本日記後，從1964年12月28日，我又開始寫了一本新的日記，至到1968年5月7日。看來，我是“死不改悔”吧！1965年2月18 日，我得到沈陽輕工業學院教學部的黨總支部書記的通知，要我到“化工原理”實驗室勞動。沒有說明什麽原因和意圖，反正在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到什麽地方去勞動是家常便飯。但我知道這可能是讓我在“聽候處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狂潮中，“革命小將”批鬥沈陽輕工業學院黨委第一書記，說他在“包庇三反份子何鍾林”時，我才搞清了真相。院黨委第一書記他交代說：“我們把何鍾林的材料報到了沈陽市委，市委認為何鍾林的問題是日記的問題，是屬於思想問題，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我們不處理”。為了與我劃清界限，沈陽輕工業學院黨委第一書記他在檢查交代中，竟然直乎我為“反革命份子”，這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可能被鬥得不亦樂乎，也是為了自保吧。我直到現在也都能夠原諒他。因為畢竟他經曆過戰爭的年代，參加過“抗美援朝”，他到學院以後，在科研中曾提出要把“木頭變饅頭”，要搞出些東西來。我真的要感謝中共沈陽市委和沈陽市委文教部的有關領導，他們那時大約在執行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樣，避免了我早一點受苦受難。但是從基層黨委的態度上來看，他們顯然是早就想邀功請賞，惟恐別人說他們自己不革命。另外，也可能有一種扭曲的心態，好象”發現”許多人是“反革命”，他們自己也就“突顯”得是“革命”的了。果然，沈陽輕工業學院黨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 年6月15日，組織了一些人，給我貼了幾百張大字報，反正材料都是現成的，隻要按照當時的口徑上綱上線就可以了。1966年6月24日沈陽輕工業學院學院黨委第一書記又在全院大會上，鄭重其事地宣布“三反份子何鍾林停職反省”，同時被難的還有一名非黨的學生政治輔導員，可能是同學對他的意見很多，大字報不少。後來的形勢發展證明，他們的這一套伎倆完全是企圖在運動中保護自己，推出別人來做擋箭牌。以後他們又陸陸續續“發動群眾”揪出了一些人，主要是一些 “記錄在案”的人。其中，黨員教授、院長是日本東京大學的畢業生，罪名是“大地主、大漢奸”；一名向黨交心的教師，被認為是“最惡毒的三反份子、反革命份子”；還有就是“右派份子”、“特務份子”、“國民黨殘渣餘孽”等等。當時全國各地的情況大體相同。這就是通行的“拋死狗”。有些文化大革命的回憶文章，稱呼這些人為“死老虎”，我實在是不敢苟同。以我自己的親身體驗，我們個人完全失去了人的尊嚴，平時的同事、朋友對我們祗能白眼相看，因為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份子”。紅衛兵給我帶上一個10*3厘米長方形的白布牌，上書黑體的“牛鬼蛇神”四字。我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打掃廁所、清掃學生宿舍樓的衛生。平常從事這些勞動的學校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紛紛起來“造反“，搞“革命大串聯”去了，紅衛兵正好讓我們這些“牛鬼蛇神”來幹這些活，也是填補空白吧。在我成為“牛鬼蛇神”之後，沈陽輕工業學院的同事，特別是老師們都不敢跟我說話，可能是為了劃清界限，我也能夠理解他們，那時知識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人人自危。走路也裝著沒有看見。隻有沈陽輕工業學院的幾位工人，1965年我勞動幹活時熟悉的水暖工戴師傅，實習工廠的王師傅，食堂的李師傅，還敢和我打招呼。這年秋天我們家庭又傳來了噩耗，父親在上海因為曆史問題，也被打成“牛鬼蛇神”，但是他的待遇要比我淒慘，他老人家一分錢工資都不給，掃地出門，打發到安徽農村勞動去了。沈陽輕工業學院當時也有一位老講師，還是紡織係的係主任被趕到江蘇農村去。當時在全國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地有些單位可能確是如此，顯得他們單位是非常革命的。但是，我們學院這位老講師、紡織係主任，後來可能在故鄉生活無著，又跑到學院來，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他就上吊自殺了。我們家庭好在還有兄弟姐妹幾人，可以勉力共度難關。大姐可以就近照看一下父親，大哥雖然也能夠給於一些支持，但是他們當時都比較困難，經濟負擔的主要任務就落在我和大弟、妹妹的身上。在風雨中我們共同努力負擔起父親、母親和小弟弟的生活費用。從1966年9月開始，我每個月都要給家裏寄20- 30元錢。妹妹和妹夫他們特別不容易，那時他們已經結婚，分居兩地，妹妹在安徽績溪，妹夫在貴州遵義。因為我們家裏出了事，妹妹每個月也要給父母親寄錢，都得到了妹夫夏家佑的全力支持。這年秋天家佑到東北來出差，還特意到沈陽來看我，他來的那一天，我正好清掃廁所回來，非常狼狽。一身工作服也沒有脫，頭上還戴著一頂破舊不堪有些汗跡的帽子，腳上穿了一雙半高的膠靴，更糟糕的是：我的上衣口袋上還掛著“牛鬼蛇神”的牌子。我是非常不想讓家屬親人知道，怕他們格外難過。好在家佑十分體諒我的處境，盡量不談使我為難的話題。我也沒有辦法留他吃飯。但是，親人的關心，在那個苦難的年代裏，給我留下了永生難忘的溫馨回憶。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經受群眾批判鬥爭的場麵，是在1966年7月，那天晚上全院在批判鬥爭前麵提到的一名向黨交心寫材料的教師，可能他是中了“陽謀” 了，此刻他被認為是“最惡毒的三反份子、反革命份子”。正在鬥得高潮上，突然，一名化工係的女實驗員尖聲叫到；“把何鍾林也揪出來！”，我算是陪鬥。不過，當時我還比較鎮靜，我問：“讓我站著還是坐著？”，許多學生呼喊：“坐下！”。文化大革命初期，學生還沒有見到社會上更多的場麵，第一次對我還算比較客氣。1967年、1968年武鬥升級以後，學院組織的一次大型批鬥會上，雖然批鬥的目標是東北局和遼寧省委主要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排在學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後麵陪鬥，已經是一個很小很小的人物了，但是也還要做出“噴氣式”的姿勢來陪鬥。所謂“噴氣式”，就是身體必須成90度大彎腰，同時兩手向後伸展，脖子上掛著一個大的木牌子，一動也不動。所以，北京大學季羨林老先生在“牛棚雜記”一書中說，為了準備參加批鬥會，事先要活動、活動腰部，做些練習，我是相信的。否則，真是堅持不了。為了防止在批鬥過程中通過人群時，混亂中被皮帶抽打受傷，衣服要盡可能穿得厚一些，這樣15分鍾 “噴氣式”以後已經是大汗淋淋了。但是，一定要堅持住，否則又是一頓皮帶猛抽。我清楚地記得我的汗水順著大彎腰處於最低處的額頭一滴一滴地流淌在大禮堂台上的地板上。這種中世紀的酷刑又在六十年代的中國高等學校裏出現，這不能不是一個曆史的悲劇！此前還有一次小型的訓斥會，批鬥的情形也很慘烈，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是準備建立“牛棚”了。1968年6月的一天，有一派紅衛兵把我們幾個他們認為應該專政的“牛鬼蛇神”集中到昔日的一間教室裏，教室的桌椅板凳早已被推到一邊，不知從那裏還弄來一些木板床，也堆放一邊，好象是半間倉庫。我們被命令站成一排，四、五個紅衛兵手持棍棒和皮鞭，凶神般地站在兩旁，食品專業二年級的一個學生，看樣子是紅衛兵的小頭目，我還有些認識他，因為我曾經指導他做過物理化學實驗，但是此時他給我們訓話卻聲色俱厲，他特別提到剛剛被抓來專政的一名教師，這名教師原是分析化學教研組的老師，平常有些不拘小節的缺點，教學不太負責任，常常吹毛求疵，引起學生公憤。這次也該這位分析化學老師倒黴，他站在這派紅衛兵對立麵的立場，曾經給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沈陽輕工業學院臨時革命委員會的頭頭寫過信，後來這封信被搜查出來，信中說：“要把鋼刀插進他們的心髒”，這本來是一句出謀劃策，派性比較足的話，這時被無限上綱上線，於是訓話中幾次點到他的名字，棍棒和皮鞭齊上，他被打得很重。但是，在千鈞一發之際，救了分析化學老師一命的卻是一位教俄語的老師。這位俄語老師早就被抓來專政了。當時我們都在聆聽訓話，但是，這位俄語老師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還是比較脆弱一點。在分析化學老師被打倒在地，由大聲哭喊轉而低泣時，俄語老師再也承受不了這種恐懼，由站立立正的姿勢轟然倒下，休克過去。開始紅衛兵還打了他一鞭子，但是沒有任何反應，覺得有些不對頭，於是一齊住了手。分析化學老師也免遭繼續挨打，因而得救。可憐這位俄語老師，白白挨了一鞭子作為陪襯。後來他自己逐漸蘇醒過來。這位俄語老師他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還是學院教師隊伍中的一位紅人，由沈陽輕工業學院送到當時的大連日語專科學校進修，在外地他也積極地寫些思想匯報寄回到教研組。隻是有時用詞不當、錯別字很多，當然這也是屬於中文語文程度不高，應該在需要進修之列。他在思想匯報中寫到，自己正在積極努力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從開始不願意學習到現在比較願意積極努力學習。這位俄語講師把學習毛主席著作比如作吃“臭豆腐”，開始嫌臭不願意吃，到後來越吃越香。顯然，這是一個並不恰當的比喻。於是，很快他從天上跌落到地下，並立即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從大連揪回沈陽，被“無產階級專政”，成為沈陽輕工業學院最早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之一。在紅衛兵訓斥一頓，打罵有加之後，臨走的時候說：“隻許你們規規矩矩，不許你們亂說亂動”。又宣布：“從今天開始，你們集中住宿，日常生活，由何鍾林負責與我們聯係”。於是，我就成為牛棚棚長了。牛棚棚長並沒有什麽待遇和特權，隻是紅衛兵宣布：“你們晚上十點鍾睡覺前把褲帶交給何鍾林統一保管”。文化大革命中開始建立牛棚的時候，各地並沒有統一的規範，牛棚管理中也沒有什麽指導性的紅頭文件，隻是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員會以後，才劃出專門的區域，牛棚由紅衛兵進行半監獄化的統一集中管理。但是，保管褲帶一事，這位分析化學老師並沒有讓我代勞。當然，分析化學老師也並不是位女性，倒沒有什麽不方便的問題。我們當時大約有七、八個人，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就集中住宿在這間教室裏。根據紅衛兵的布置，我上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到各位牛棚難友家中，讓他們的家屬提供各自簡單的行李和糧票。好在有幾位牛棚難友和我一樣，當時都是單身一人，糧食關係就在學院集體食堂內，行李簡單得很，一卷就拿過來了。麻煩就出在這位分析化學老師家裏，他雖然也是住在當時沈陽輕工業學院的家屬宿舍內，距離學院也隻有3-5分鍾的路程，可是當我到他家的時候，他的家屬不願意提供簡單的行李和糧票，讓我帶走。其實，我完全可以回去向紅衛兵稟報了。但是，我這個人有一種出自對弱者的天然同情心，再說我當時也不認為這位分析化學老師有什麽罪大惡極之處，於是，我向他的家屬說下午他被打得很厲害，如果不吃飯，晚上再休息不好，可能對他身體不利。要不一會給他送去吧。因為我還要去俄語老師家去通知，於是就匆匆離去了。俄語老師的家屬倒是十分配合，她不僅準備了行李、糧票還拿了臉盆和洗漱用具，幫助我一塊送回牛棚。我們的牛棚當時在沈陽輕工業學院工字樓一樓的盡南頭，進去需要從大門口凹部處繞行半圈。一樓和二樓的結合部基本上已經被一些破爛的桌椅板凳堵死，大約祗留下兩、三個台階的樓梯口。所以，當俄語老師的家屬把行李、用具送來後，允許他們夫妻倆坐在樓梯口小聚片刻、吃點東西也是人之常情。不久，分析化學老師的家屬來了，拿來了簡單的行李，但是告訴我糧票正在向鄰居籌借中，要我過一會去取。按照俄語老師和他家屬的先例，也讓分析化學老師和他的家屬在樓梯口小聚片刻。他們也還比較自覺，不大功夫分析化學老師就回到牛棚教室內。人全部齊全了，該把床鋪做個簡單安排。但是，我還有到分析化學老師取糧票的任務，我自己的鋪位在門口最不好的位置上，沒有來得及整理，我就匆匆趕到分析化學老師家去，這回我受到熱情的接待，分析化學老師的愛人甚至說：“我很害怕”、“我怎麽這麽害怕”。搞得我很莫名其妙。但是，十幾分鍾我回來後，發現分析化學老師已經不在了。問其他的人怎麽回事？他們說：“分析化學老師你前麵走，他就跟你出去了，你們不是一塊走的嗎？”。我的腦子當時就轟的一聲。分析化學老師在牛棚逃跑了。我可能要受到白天的殘酷刑罰。當時也祗好硬著頭皮去請罪了。紅衛兵聲色俱厲，他們立即趕過來，要我連夜寫出經過並深刻檢查。但是，看得出來，他們的主要目標是追撲逃跑的分析化學老師，我僥幸逃過了一劫！但是，晚上保管褲帶一事，真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差事，雖然沒有分析化學老師的一條褲帶，但卻沒有給我減少一點負擔。第二天，紅衛兵就押來一位教紡織的老講師，據說是原國民黨中校，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也是如獲至寶，因為什麽“中校特務”、“隱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的頭銜都可以安得上，而且，他還有一項新罪名“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老先生大概被當時的“紅色風暴”搞怕了，那天中午在在自家廁所上吊自殺，但是沒有成功，讓鄰居看到，救了下來。老先生並沒有獲得同情，反而罪加一等。當天下午就被押到牛棚來。紅衛兵自己又不想擔負看管的苦差事，推到牛棚中來，讓牛鬼蛇神們互相照看。老先生因為自殺未遂，心情一直不好，特別覺得無顏麵見人，還想再死。他交給我的真是一條沉甸甸的褲帶，我連續三天晚上幾乎都沒有睡覺。生怕再發生什麽意外。白天還要帶著他和我一塊打掃廁所。可能是因為我對於生活強烈的熱愛和對未來希望的信心，感染了老先生。我從來也不懼怕勞動的苦與累，從來也不藏奸耍滑，總是真誠當待人。老先生不再想死了。終於他也挺過了文化大革命。後來，他的兒子還當了大連輕工業學院副院長主持工作。但是，也許還是遺傳基因的缺欠，他的兒子也沒有做出什麽成績，最後因為嗜酒，中風終生半癱。可能，他也不知道他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我的故事，也還不能把艱苦奮鬥努力堅持下來。可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和下一輩分的年輕人，不要忘記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苦難，生活中沒有什麽困難我們不能克服，工作和學習中也不可能有什麽問題我們沒有勇氣和能力承擔！我很欣賞美國勞工部長，著名華裔社會活動家趙小蘭女士所說：“成功的因素必須不斷鼓勵自己”。“我希望人們記住的最重要一點就是，除了自己，沒有人能夠打敗我們”。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最難熬的是孤獨。因為批鬥畢竟是幾個小時或十幾個小時的事情，牛棚也祗有半年之久。而孤獨卻延綿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1月29 日，農曆大年三十，我在日記中痛苦地寫到：“取得群眾的諒解，逐步的有個過程。春節會餐我沒有參加。因為我覺得我還沒有資格去要求參加。把飯買回來。雖然一個人在宿舍裏吃飯，覺得有點孤獨，拿出一麵鏡子對著鏡子吃飯”。在極度的艱難和困苦中，我仍然關心著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冒著極大的風險學習一些業務知識和發表一些政治見解。1968年3月5日，我在日記中寫到：“最近我比較能安下心來讀一些書。錢學森的“物理力學”是我讀得最多的。讀書是我生活中快樂的源泉。每當武鬥槍聲又傳來時，我以極鄙視它們的心情，默數著無政府主義者們的蠢事。埋頭讀些量子力學和統計力學。那些閃光的科學業績，熟悉的科學家的名字，又在我腦海中跳動，他們是永遠不會從曆史上消失的。這又喚起我青少年時代那種永不疲倦的求知熱情，那些的光榮和幸福的追求，青年的毅力，----。這樣，我的心又仿佛未曾衰老，回到那活躍和快樂的青年時代”。 但是，我還是不夠堅強。我經常迷惘在困惑和對未來不確定的追求中，深深懷念我的親人。1968年3月26日，在我被關進牛棚前兩個多月，我曾經在日記中有一段記述“春天啊！是美好的，雖然氣溫一直較低（零上10 ℃左右），但是寒風顯然是收斂了。在美麗的南方，我的故裏，春意一定是更為濃烈，我這個遠方的遊子，何時能夠重返故鄉，見到我的親人”。“我不知道我繼續要怎樣做，我對我們國家、人民沒有一點貢獻嗎？化學文獻上的一切，難道都是騙人的嗎？我依然很不明了”。一個人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仿佛象大海中的一葉孤舟。死亡和殺戮正在一步一步的向我逼近。在我被關進牛棚不久，紅衛兵大概總結了分析化學老師逃跑的教訓，除了加強對我們的防範外，對於“要犯”，紅衛兵把他們單獨囚禁於密室。奇怪的是，紅衛兵又不管他們吃飯，命令家屬，每天把飯送到牛棚，再讓我送到紅衛兵司令部的小樓門口。每每我都能聽到小樓裏麵傳來審訊的叫罵聲。但是，我絕對不敢多作停留，害怕那一天這種惡運會降臨到我的頭上。一位留學美國回來的造紙老教授，他的遭遇讓我至今仍然心有餘悸。這位留美的老教授開始祗是一般性的和我們同樣勞動，隻是他從來也沒有參加過打掃廁所這種比較髒的勞動，他有一把從美國帶回來做化學灼燒試驗的坩堝鉗子，這回派上了用場，他用來夾廁所廢棄的衛生紙。雖然不是專用工具，使用起來效率不高，但是因為在廁所裏勞動，紅衛兵可能也怕臭，沒有跟隨在左右監督，我雖然是負責幹活的“牛鬼蛇神”，對他也比較同情和理解，但我的這種軟弱的保護並沒有持續很長的時間。紅衛兵又讓他暫時停止勞動，專門寫檢查交代材料，挨了幾次打，看得出來身上有傷。但是，單獨囚禁的厄運終於降臨到他身上。我把他的老夫人送來的飯，及時地送到紅衛兵司令部的小樓門口。麵對著老夫人送飯時淒楚的目光，我們什麽也不能說。但是，兩、三天後就不用再送飯了。這時，滿院子的高音喇叭和大黑字塊，都是“死有餘辜”、“畏罪自殺”之類。一個生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凋零了，而那些凶手至今也沒有繩之以法。這就是我一直擔心文化大革命還會在中國重演的原因。在一個沒有法製或者法製不健全的國家，很容易滋生腐敗和發生各種無法無天的事件。2005年9月，我在紀念孔子誕辰2556周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現代國家結構模式已經不是“士、農、工、商”的等級製度與價值秩序的結合，它應包括一整套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物質文明所形成的民主政治、開放經濟以及新形成的社會階層。它的內部有一種強大的抑製腐敗和調節社會分配的力量。如果仍然因循襲舊，照般“士、農、工、商”的老一套價值體係，無法克服體製上的障礙，至多也是換湯而不換藥”。文章中又說：“問題不在於“士”的出現，而在於體製內能否最終遏製腐敗，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形成一套有效的監督機製。我們應該造就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縮小兩極貧富的差距，絕不能把“士”當作“官”做，而應該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是一個自然科學學者對四十年前曆史事件樸素的反思，應該有它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