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鬥、批、改”的濁流中沉浮

在“鬥、批、改”的濁流中沉浮
何鍾林

1968年下半年，全國各地省級的革命委員會陸續成立，理論上講，無政府狀態應該有所克服。但是情況並不是如想象中的那樣滿意。我在1968年4月23日的一篇日記中寫到：“安徽已經建立革命委員會了，這在全國是第二十一個。遼寧的革命委員會看來很快也要建立起來。有了權利機構一切事情都會好辦一些，也比較有次序。目前，投機倒把在沈陽比較厲害，買不到必須的生活日用品。例如，牙膏、燈泡等。不完全是因為貨物不足，投機倒把從中剝削，擾亂市場。“五一 ”節快要到了，市容將會全麵整頓一下”。但是，我的善良願望並沒有實現。反而，隨著“鬥、批、改”的進行，各地局部的不平衡，混亂有所加劇。遼寧依然是個重災區。1968年6月我在被一派紅衛兵“群眾專政”以後，情況依然是不明朗,可以說是糊裏糊塗“專政”，糊裏糊塗“被專政”。不久“軍宣隊”、“工宣隊”陸續進駐沈陽輕工業學院學院，兩派紅衛兵初步聯合起來，誰都要表現得更革命一些。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就在這局部“鬥、批、改”的濁流中跌跌撞撞，不亦樂乎。一個階段，“牛鬼蛇神”的隊伍似乎也有所擴大,因為兩派都有各自認定的“牛鬼蛇神”，彼此要“尊重”對方，“牛鬼蛇神”的數目就疊加起來。兩派紅衛兵聯合以後，可能是為了展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讓我們所有的“牛鬼蛇神”，包括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國民黨殘渣餘孽”集合起來，開始每天早晨的請罪活動。請罪時隊伍的排序，不知道兩派紅衛兵是怎麽協商的，帶頭的是原沈陽輕工業學院黨委第一書記，依次是黨委副書記、黨員院長，我們教職員工中的“牛鬼蛇神”排在最後。我對“排座次”的概念，就是那個時期有了深刻印象。我們的隊伍最多時大約有二十多人，仍然是由我擔任“牛鬼蛇神總隊長”，我得出列，帶頭呼喊請罪的口號：“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其他的人再跟著喊一遍。但是，當時我很困惑，帶頭呼喊請罪的口號，是由於我是這群請罪隊伍中罪行最大的？還是罪行比較輕微？出於自我安慰，我認為我還是比較有點希望，努力改造自己吧。不管怎樣，為了請罪隊伍的整齊，呼喊的請罪口號應該整齊而又不囂張，聲音要有沉痛感，但音量又不能太小。我們事先要有排練。好在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字的發音是單音節的，“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這八個字，正好符合“一、二、三、四”的節拍。但是，在掌握節拍上需要注意，“脫--”、“胎--”和“重--”、“新--”均是兩拍，而“換-”、“骨-”與“做-”、“人-”各一拍。雖然是各自低頭彎腰，脖子上掛有大牌子，行動頗有些不便，但是請罪步伐走得大體上還算整齊。隻是有一位教矽酸鹽的老師，專業研究頗有成就，文化大革命前，曾經就玻璃表麵Griffith裂紋在矽酸鹽學報發表論文，我還幫助過他借閱過一本英文圖書：“分子光譜“。文化大革命以後，他是國際玻璃協會的副主席。但是，他年輕的時候可能一直不喜歡體育。當時他出操請罪時，手腳動作總也配合不好，應該是出左腳，伸右手；出右腳，伸左手。他天生小心，總是十分緊張、害怕。據說，查出他曆史上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帽子自然是“國民黨殘渣餘孽”。出操請罪時，你隻要心態平和，彎腰低頭照常走路就是了，可是他卻偏偏出左腳，伸左手，而出右腳時，隻好伸右手了。樣子十分滑稽。在演練的時候，他就挨了紅衛兵的一頓拳打腳踢，愈發緊張，愈練不好。樣子十分可憐。後來，也隻好隨他去。可能紅衛兵也認為這樣請罪更具有觀賞性，不再認為是對請罪的不敬，也就不去管了。那時，紅衛兵總是把我們這些“牛鬼蛇神”說成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什麽“小麥、稻穀不分”；“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我們研究的學問都是“馬尾巴上的問題”，毫無應用價值等等，------。借以打破“革命群眾”對我們的“迷信"。但是，不管怎麽說，我發現我們所有被強迫請罪的人，至少在外表上對“革命群眾”的態度都是十分“迷信”，對 “偉大領袖”又是十分“虔誠”。開始圍觀的人很多，但是後來每天我們繞操場走三圈，幾天之後，再也沒有什麽轟動效應了。紅衛兵又想出新花樣，這便是唱嚎歌，歌詞大意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曲調借用兒歌“兩隻老虎”的曲調，當然是不倫不類。排練了幾次，可能主管的紅衛兵也覺得在大庭廣眾之中讓“牛鬼蛇神”唱歌有負麵作用，影響不好，就沒有繼續采用這種方式來侮辱我們的人格。因為我們“牛鬼蛇神”的人也比較多了，擔當的勞動任務也多了起來，除了傳統的打掃廁所，清掃樓道以外，又增加了扛糧、運煤，修大院圍牆等等。我的泥瓦匠手藝就是那個時候練的。據說古代的秦始皇抓民工修宮殿，宮殿修完了，就把抓來的民工統統活埋，以防泄露秘密。這叫自掘墳墓。我們在六十年代倒沒有遇到過這樣殘酷的待遇，但是卻享受到一回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事件。事情在工宣隊進來不久，一天掌管我們“牛鬼蛇神”的李師傅，親自向我布置：要我安排幾個泥瓦匠手藝比較好的 “牛鬼蛇神”砌牆。我跟他到一處幹活場所，去看看要求怎麽幹。他領我到當時沈陽輕工業學院工字樓一樓的西北部的幾間大房間，好象原來是教室，進深約4米，高度在3.5米左右。李師傅告訴我要把它們都間壁一下。好在每個房間都有兩個門，也有地方可以備料，七、八個人幹活可以施展得開。於是，安排連我三個人砌牆，這邊拉線，準備工具、腳手架等，其餘的人運磚、取土、拌料、和泥，基本上半天可以完成一個間壁牆。但是，工宣隊的師傅還嫌“牛鬼蛇神”幹活不夠快。可是，這種采用泥砂料砌的間壁牆，不同於水泥砂漿，固化比較慢，間壁牆的高度超過一米以後，由於重力的作用，間壁牆不容易保持平直，有時向一邊傾斜，如果發生坍塌就是嚴重問題。於是，趕緊向工宣隊李師傅匯報請示，還是不能太快了，如果需要急用，能不能兩個房間同時開始砌間壁牆。這樣速度也可以快一點。工宣隊李師傅不知道出於什麽考慮，沒有同意這樣做。慢就慢一點吧，好在隨著牆體高度增加到兩米以上時，幹活、運輸各個環節都有些不方便，速度自然慢了下來。後來，才知道這些間壁的房間都是給我們“牛鬼蛇神”做隔離審查用的。我們這是“自築囚室”。隨著“鬥、批、改”的深入，“清理階級隊伍”開始了，對我們的批判、鬥爭、審查更為嚴厲。可能為了防止“牛鬼蛇神”之間互相串供、“交頭接耳”，我們都住進了“小號”。更多的失去了自由，吃飯也由食堂送來，晚間睡覺不許關燈，不時有紅衛兵在門外巡查監視。我們住進新間壁的房間以後，由於工期短，在沈陽深秋的季節裏室內溫度又低，牆壁來不及幹燥，匆忙進住後也不容許開窗，通風不好，又加上人的呼吸作用，間壁牆一直是濕淥淥的，汽凝水延著牆壁經常流淌下來。當時也根本沒有人考慮健康、衛生的要求了。好在年底，沈陽輕工業學院成立革命委員會不久，我就進了“學習班”，集中檢查、交代問題。1969年1月把我從“牛棚”中釋放了出來。當時叫做“解放”。恢複了自由。編到三班五組，參加“鬥、批、改”。
我在“牛棚”裏麵沒有做過什麽壞事。但是，有一件事情也是值得我終身懺悔的。當時在“牛棚”裏關押了一個過去國民黨的老兵，他原先是學院食堂的一個炊事員。平時大大咧咧，喜歡喝酒。揭發他的問題我記得有一條是：他炒菜時，遇到火不旺時，就往火爐裏澆一勺油，當時這被認為是罪大惡極的行為之一，“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他沒有什麽文化。紅衛兵讓他交代在國民黨軍隊中幹過什麽事情，他居然也能夠絮絮叨叨地說：某年某月在雲南楚雄，晚間站崗開槍打死了一個老百姓；某年某月在河南開封搶了老百姓的東西；等等。雖然有情節，但是大多數交代也沒有旁證。有時候敘述的時間、地點也顛三倒四，因為畢竟也是發生在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了。紅衛兵可能也沒有足夠耐心，他們就把做訪問筆錄的事交給我來做。我承認我是做了幫凶。但是，這同時也使我了解到在混亂的舊中國，烽火連天，兵荒馬亂的情景。聽了以後也是唏噓不已。對這位老兵，我覺得我做得最過分的一件事是：在“牛棚”裏，根據紅衛兵的指示，組織了“牛鬼蛇神”的批鬥會，我充當了批鬥會主持人的角色。而被批鬥的對象，就是這位老兵。事情的緣由是；在勞動中這位老兵揀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的半成品，在一次紅衛兵突擊搜查“小號” 囚室的行動中，這位老兵揀到的毛主席像章成為紅衛兵的戰利品。但是，經過仔細檢查，發現這枚毛主席像章半成品的眼睛部位有一個砂眼。於是，這位老兵大禍臨頭，紅衛兵要他承認：他是出於階級仇恨的目的，在這枚毛主席像章上紮了一個眼。但是，這位老兵並沒有承認這件事情。於是，紅衛兵便把這位老兵交給“牛鬼蛇神” 批鬥。在“牛棚”裏麵的一個大房間裏，我們“牛鬼蛇神”自己組織了批鬥會。工宣隊李師傅、還有幾個紅衛兵在一旁監督這次批鬥會。“牛鬼蛇神”中很多人對這位老兵的印象並不好，加之這位老兵在學院中的地位低微，於是批鬥會的火力十分猛烈。因為我是批鬥會的主持人，倒不需要我做什麽發言。但是我是會場氣氛的引領者。我的表現不比那些急於“立功贖罪”的“牛鬼蛇神”們更有廉恥一些。我充分學習了紅衛兵組織批鬥會的經驗，但貌似寬容一些，當這位老兵有所交代的時候，就讓他稍微直起腰來，否則便是低頭大彎腰。可能這位老兵在解放後十幾年的炊事工作中，積累了腰肌勞損的職業病，在經過我們長達3-4小時的批鬥中，他終於支持不住，承認他是出於階級仇恨的目的，給毛主席像章上紮了一個眼。這就是“逼、供、信”。因為，我很清楚，他當時並沒有充分的作案時間和條件。比如說，用錐子什麽的，他並不具備。通過物理鑒定，也完全可以辯明：像章的砂眼是鑄造過程中的缺陷，而不是人工破壞的結果。“牛鬼蛇神”們終於完成了批鬥會的任務。但是，後來我發現這位老兵並不特別記恨我的惡劣表現。在寬甸農場勞動時，他甚至還在無意中救了我一命。事情經過是這樣：1971年冬天在寬甸農場，我們大約四個人同住在一個房間裏，白天勞動之後，人也比較疲乏，晚上封上煤爐以後，我們便安然入睡了，半夜裏我覺得頭疼痛，也沒有理會。但是，這位老兵卻連續地大喊大叫起來，驚動了左鄰右舍，趕來救援。原來，發生了煤氣中毒。當我們被抬到室外空曠的地麵時，呼吸著新鮮的空氣，我們終於蘇醒過來。按照當時的習慣做法，我們醒過來之後，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去拾糞去了，而沒有顧及這位自我保護能力極強，生活經驗豐富的老兵。事實上，如果沒有這位老兵，可能我也已經不在人世了。現在想起來覺得還是應該首先感謝這位老兵，而對自己當時的表現，感覺到十分羞愧。這位老兵，在我們共同被監督勞動的日子裏，一直對我十分友善，當時我每個月包括穿衣、吃飯，僅僅隻有30元錢。還要接濟父母親一些錢，生活非常拮據。真是禍不單行，偏偏我又在趕車的過程中，摔了下來，摔破了手表表蒙，表蒙上有一塊有機玻璃破口不知道摔到什麽地方去了，雖然我用膠布黏合了手表表蒙的破口，堅持用了一段時間，但手表終於完全不能走時了。在艱苦的勞動中，我多麽迫切地需要掌握時間，這位老兵知道了這些情況，默默地給了我20元錢，讓我徹底修好了這隻手表。這種困難中的幫助，對於當時要比他小二、三十歲的我來說，已經不能用“忘年之交”的感激來表達。人間有許多“真摯、善良、美好”的東西，那怕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在冥冥的黑暗中，也會看到希望，也會看到光明。
我在1969年一月，在三班五組開始參加的“鬥、批、改”生活，也是不平坦的。可能是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半斤八兩，所以態度一直比較“恭謙”。我從“牛棚”中放出來以後，倒還沒有受到大的折磨。但是，我在思想上卻一直十分緊張。軍宣隊的小魏，一個來自河南農村十七、八歲的小兵是我們這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紡六五八班大學生的最高領導者。隨著“清理階級隊伍”和“鬥、批、改”的深入，小魏懷疑編在三班五組的一位數學老師可能是“隱藏得很深的反革命份子”。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向我布置任務：要我故意在這位數學老師麵前說反動話，看看他有什麽反應。這是一種“苦肉計”。但是，我這個人還是有天地良心，我不能平白無故地去陷害人。所以，我一直沒有按照小魏布置的去做，也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說起這件事。所幸不久，整個學院全體教工和在校學生，都徒步行軍到遼寧省清原縣，進行長途拉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換一種新鮮的生活方式，對我也是一種經曆。好在我當時年輕，背負包裹行囊，對於我不算是什麽沉重的負擔。可憐的是那些還沒有得到“解放”的牛棚難友們，他們要走一路，被鬥一路。三月的北方大地，仍然籠罩著濃濃的嚴寒，師生們走得疲勞了，批鬥“牛鬼蛇神”就是工宣隊和軍宣隊使用的“強心劑”。我親眼看見我們化工係的一位老師在路旁被批鬥的情景，他也和我們一樣，背負著沉重的行李，戴了一頂裏麵帶有一圈油跡的棉帽。而他在被批鬥的時候，棉帽是必須脫下來的，拿在手上。於是，他的頭在寒冷的風中散發著熱氣，而他手上的那頂棉帽，則在更長的時間裏，由於蒸發水汽，不斷哀傷地飄逸著絲絲白煙。他諾諾地重複著已經講過了多次的故事，表示“認罪、服罪”。其實，他是在刻寫鋼板編印紅衛兵小報時，不小心在正版偉大領袖的頭像後麵的二版位置上，刻寫了一篇打倒、討伐的派性文章。打倒的字樣，在印刷套版時清晰地透印過來。加上他的父親有些曆史問題，於是他就成為一個“現行反革命份子”。我們基本上無心欣賞沿途秀麗的北國風光，祗是在路過撫順大夥房水庫時，在一望無際的冰麵上行軍有一種怪異的感受。但是，在到達目的地以後，北方原始森林和大片的次生林地，卻一掃了幾年來我積累的抑鬱和疲勞。我們住在貧下中農的家裏，我的房東是一位機敏的老人，有一次他單獨帶我進深山老林，在他的一個朋友家中吃飯。這在當時，是嚴重的違反紀律的行為。他卻安慰我說：“不管事”。對於這次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要經過多長時間，將來會幹什麽，我的心中是沒有任何底數的。但是，我朦朧地有一種將來要長期紮根農村的感覺。我不懼怕農村的艱苦生活。我仍夢想著我會創造未來。
我買了一把自用的砍柴鐮刀。因為砍柴是我們初到農村，住在老鄉家裏所必須的。同時，我們集體成立食堂，也需要柴火。我們大約集中砍了半個多月的柴。那時侯，也沒有太多的環境保護意識。清原縣整個就是一個山區，周邊山丘的灌木叢林很多，隨你去砍。但是，用鐮刀砍柴還是一個包含一定技巧的勞動。一刀砍下去，還必須有一個向上提拉的動作。開始的時候，我掌握得並不好，傻用力氣。這倒並不是我初到農村急於表現的熱情，而是長期在都市中鬱悶生活，我有一種重新自我改造的動力。早在這次下鄉的時候，我就準備了一雙硬底牛皮靴，在砍柴時派上了用場，完全可以不用擔心腳底下的柴火茬和刺棵。也正是這雙硬底牛皮靴使我逃避了一次大的劫難。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天砍柴時，天色已經接近黃昏，夕陽西下，心情有些放鬆，就在這個時候，我一刀砍下去，沒有集中注意，鐮刀砍到我的腳脖子上，沒有人知道這個情況，我也不敢告訴別人。低頭看時，我厚厚的牛皮靴靴幫上已經有一個長長的裂口，用血流如注來形容也許並不過分，好在馬上就收工了，我休息片刻之後，又和大家背著砍的柴，扛著遺棄在山上的大樹段下了山。我不知道這一路是怎麽走下來的，隻是感覺到腳脖子有些麻木。吃過晚飯，回到老鄉家，我檢查一下，整個右腳牛皮靴中滿是凝結了的血液，傷口泛白，微微有些腫脹。我倒了一些備用的白藥，用紗布纏了幾圈，換了一雙幹淨的襪子，便沒有再去管它。幾天以後，傷口就結痂了。假如這次受傷，我沒有穿用硬底牛皮靴，也許後果會更嚴重些。感謝我的父母親給了我一個很好的身體，我象蜥蜴一樣有很強的自我修複能力。但是無疑，我的堅強的生活信心，總是懷抱著美好的生活願望，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每當生活中有什麽變遷，我盡量作好充分的應變準備，來迎接它。我無聲無息，渴望著在勞動中獲得人們的理解。默默地做著各種工作，聽候著人民的召喚。但事情並不象我想象中的那樣順利，在清原我參加了學院組織辦的一個“學習班”，但是沒有什麽新問題可以交代。1969年4月，學院在清原農村聽傳達中共“九大”的報告，在會場上突然我和一個已經“解放”的“三青團小隊長”，被軍宣隊做傳達報告的周副隊長當時通告，需要立即離開會場。真不知道政治風雲又有什麽變化。但願這祗是報告人為了讓所有聽報告的聽眾能夠更認真些，而事先安排的。
盡管我每天早晚都勤勞地挑水、掃院子，春耕時我也和貧下中農一起刨坑、用手抓糞，覆土、播種，看起來貧下中農也對我不錯。但是，這一切似乎引起了我們的紅衛兵女連長的不滿。她認為我是在欺騙貧下中農。需要我向貧下中農交底。反正我已經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大風大浪的批判，臉皮也變得厚了，在一次地頭批判會上，讓我當靶子，要我坦白交代問題。我也沒有什麽思想準備，剛剛要講我的那些大實話時，這位紅衛兵女連長，又突然保護我，不讓我講下去。事後我想，在那種場合交代所謂“反對三麵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確實對我們所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人，都是很尷尬的事。這次地頭批判會，無非讓我“夾著尾巴做人”罷了。就這樣糊裏糊塗，在清原農村呆了幾個月以後，我們又回到了沈陽。也不知道是到了“鬥、批、改”什麽階段，反正有“開門整黨”、“解放幹部”等等環節，整天煞有其事，批過來，鬥過去。而那些“共產黨員”、“幹部”們，為了早日取得“群眾諒解”，必須把自己罵得一塌糊塗，給自己無限上綱上線。例如，有一個黨員教師，青年時期犯了一個一般性的生活錯誤，就把自己說成是“流氓成性”。有一個身體比較瘦弱的老師，膽小怕事，就要給自己定性，“政治立場不堅定”、“大風大浪沉到底，風平浪靜浮起來”，是一個王八。我們“革命群眾”也要跟著他自己罵一通。但是，這種鬧劇並沒有持續多久。1969年秋冬，在國際上隨著中蘇矛盾升級，在東北地區“準備打仗”的氣氛日益濃烈，林彪發出了“一號通令”，理所當然階級鬥爭的“弦”又蹦得更緊。沈陽輕工業學院也準備疏散到寬甸農村去。事實上，就當時全國形勢而言，文化大革命已經使國民經濟到了破產的邊緣，從1968年冬天開始的全國範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已經曝露出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假、大、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已經使很多人有所覺悟。所以，1969年年底，在沈陽輕工業學院革命委員會召開的慶祝革命委員會成立一周年的大會上，突然宣布我為“定性不帶帽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立即押赴寬甸農村去進行監督勞動改造，我並不感到意外。事實上，整個沈陽輕工業學院搬遷到寬甸農村，難度是很大的，人心不穩。我確實有一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感歎。在接受現實，我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表示擁護之後，我不免陷入深深地悲哀之中。唉！古往今來都有“殺雞給猴看”的謀略，我就是那隻可憐的雞！雖然，在經曆了五年的風風雨雨之後，我沒有最終保護了自己。但是，我需要開始實踐一下，“帽子拿在群眾手裏”、“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能不能找到新的出路。在全國“反右派鬥爭”12年之後，又再一次劃“定性不帶帽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可能是某一級革命委員會的發明。而我最為關切的是在進行“監督勞動改造”方麵，有那些政策規定。大會上宣布，每個月祗發給我30元生活費。我還要堅強地活下去，怎樣接濟我的父母親呢？當時也想不了許多了，到寬甸農村下鄉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