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了三年半農民

我當了三年半農民

何鍾林 ( 原大連輕工業學院教授 )

至今我大連的居民戶口簿上還保留著一項記錄： “1973 年 5 月 15 日由遼寧省丹東市寬甸滿族自治縣石湖溝遷來本市。 ”

我是 1970 年 1 月 1 日從沈陽被押送到農村的。由於我是 “ 定性不帶帽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 ， “ 帽子拿在群眾手裏 ” ，所以也不需要由公安部門 “ 押送 ” 。但是，我的沈陽市城市戶口，卻不需要群眾拿在手裏，不知道什麽時候已經給我悄悄地落戶到寬甸農村。而當時，我自己並不知情。我甚至幻想：今後我的待遇頂多就是 “ 摘帽右派 ” 的問題吧，何況我還從來沒有帶過 “ 帽子 ” ，隻是 “ 帽子拿在群眾手裏 ” 。但是，到底由哪些 “ 群眾 ” 決定今後我的命運，這 “ 帽子 ” 將來怎麽辦？，不是很清楚。在不需要我搞清楚的情況下，我還是隨同沈陽輕工業學院的 “ 革命群眾 ” 下了鄉。同時被 “ 押送 ” 的還有其他幾個 “ 牛棚 ” 的老棚友，他們的問題也還沒有結論，也被一同 “ 押送 ” 了。當時，已經決定沈陽輕工業學院集體搬遷到寬甸滿族自治縣石湖溝，我們就由第一批先遣隊 “ 押送 ” 到達了。先遣隊員們還可以來來往往，也沒有聽說有什麽戶籍的問題。而我們 “ 被監督勞動改造 ” 的人，當然沒有這個自由，此去便是農村定點的居民了。隻給一天準備時間，掃地出門。決定在 1969 年 12 月 31 日晚，由沈陽乘火車出發。在一天的時間內，清理完所有個人的行李物品，不留一點東西，實在是夠緊張的。為了準備下鄉，我請假到沈陽市北行舊貨市場買了一件大號棉坎肩，一副棉手套，一雙大頭鞋，準備在北方冬天農村戶外幹活用。又買了一個特大的柳條包。這樣，我回來收拾東西時，便節約了不少時間。因為已經沒有時間可以用來整理，也沒有什麽很好的包裝。我祗需要把宿舍書桌抽屜內的、以及其他零碎散落的東西一股腦兒倒在柳條包中就行了。看來我創造了世界搬家史上的一個新記錄。雖然我大學畢業已經十二年了，但全部的財產，幾個小時內便完全搞定了。

寬甸滿族自治縣石湖溝，距離縣城約有 8 裏，當地有一個暫時不用的部隊營房，叫做 “ 東大營 ” ，正好做了沈陽輕工業學院下鄉的落腳點。我們基本上不需要再蓋房子、搞基建，這省去了不少事情。 “ 東大營 ” 的北山，還有一片家屬宿舍區。同時，營房周圍還有很多菜地、豬舍和大田，。因此，沈陽輕工業學院下去以後，組建了一個試驗農場。農場當時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積肥、準備春播。祗是由於下去的人員思想不夠穩定，指揮管理混亂。我們 “ 被監督勞動改造 ” 的人全部歸農場管理，農場的領導由原沈陽輕工業學院總務處幾名幹部組成。農場的領導當然把我們 “ 被監督勞動改造 ” 的人當作主要勞動力。所有沉重的勞動都集中在我們 “ 被監督勞動改造 ” 的人的身上。農場的幾名領導也是久疏於農業勞動了，或者他們自己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也有某種情緒。所以，經常瞎指揮，我們的勞動常常是不講效率的 “ 疲勞戰術 ” 或者是沒有結果的 “ 白幹 ” 。例如，為了準備種菜，農場的領導決定要自己育苗。我看他們都是十足的外行，又不虛心求教於當地生產隊的老農，而是自以為是。首先，他們在駐地西南兩排營房之間的菜地上，選了一塊地方作為 “ 苗圃 ” 。在不了解當地常年風向、氣候和水文地質的情況下，指揮我們 “ 被監督勞動改造 ” 的人揮鎬動工了。一月的寬甸正是隆冬季節，一鎬下去，在凍土地上隻能打出一個白眼。原來我們選擇了一個風口地帶，凍土層有將近一米深。要我們 “ 被監督勞動改造 ” 的人把這凍土層全部挖去，然後把挖出的凍土烤化，拌上腐熟的馬糞，再放回去，做成一個個育苗池子。問題是整個土層全部打亂了，菜苗是不可能長得很好的。農場領導又命令我們把部隊營房的玻璃窗戶卸下來，扣在育苗池子上，把學院從沈陽搬遷運來的，學生用的很硬實的稻草床墊，鋪蓋在上麵當作保暖層用，一層不夠，要蓋兩層。早上打開，傍晚蓋上。完全是不計算勞動力和功料成本的瞎折騰。我們早晨起得很早，早飯前還必須積肥一個小時。白天是全天候重體力勞動，晚上還要到馬號給牲口鍘草，差不多晚上十點鍾以後才能休息。每天給我們派活的是農場的李場長，一個富農的兒子，他的口頭語是： “ 幹活累不死人 ” ，他學習和繼承了他的父親，對待長工的辦法，十分陰險的 “ 笑麵虎 ” 。開始的幾個月，我們參加這樣的重體力勞動，糧食完全沒有補助，處於一種饑餓的狀態下幹活，我覺得比在 “ 三年自然災害 ” 時期還要困難。我國市場經濟理論的開創人、著名經濟學家顧準在他的一篇日記中，回憶在饑餓狀態下不得不偷吃農民的胡蘿卜的複雜心情，我是能夠完全理解的。我也有類似的經曆，但是我沒有去偷，而是去揀，同樣也失去了人的尊嚴。一天，在食堂晚飯後，三兩 “ 窩窩頭 ” 吃下去，我仍然覺得腹中空空，正好我看到不遠處的 ? 桌上有一個丟掉的罐頭盒子，我馬上揀了過來，加了一些開水，搖了搖，喝了下去。求生的欲望使我戰勝一切困難，我不能無味的去死。幸虧我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及時給我寄來了救命的糧票。但是，我的境遇卻不敢向親人們說明，以免引起他們為我擔心。可是，我在經濟收入上銳減，卻沒有辦法隱瞞了。開始三個月，我還咬緊牙關，每月從 30 元生活費中，節省十元、八元錢寄給母親。後來，實在堅持不住了。我隻得編造了一個善意的謊言：說我得了肺結核病，急需營養，需要花很多、很多錢買吃的東西。我可憐的父親在安徽鳳台故鄉得知我 “ 患病 ” 的消息，特地為我開了一個土藥方，還在信封內寄給我三斤全國糧票。當時，我寄出的信。必須交給農場的李場長檢查，由他們寄出，而我收到的信，也由農場的李場長拆開閱讀檢查後，才能交給我。但我又不好向親友們說明現在我受到檢查往來信件的這種狀態。我擔心這種方式聯絡，說不定什麽時候會給親人帶來巨大的災難。於是，我隻好把心一橫，從今以後不再寫一封家信了。我天真的想：沒有去信，就不會有回信。免得以後節外生枝。這樣，我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裏，沒有寫過一封家信，直到林彪出逃事件發生以後，全國政治形勢有了一些變化， 1971 年底我才開始恢複與親人通信。當時，我不願意再寫一封家信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農場的李場長對我們 “ 被監督勞動改造 ” 的人，似乎在政策上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例如，李場長他們同意他們在原沈陽工會幹部學校的老同事，一個原華北敵偽時期的漢奸書記官，也是 “ 被監督勞動改造 ” 的人，讓這個人的愛人從沈陽到寬甸農場來探親。他卻同時要拆開閱讀、檢查我的每一封家書，我的內心感到十分憤憤不平，我想這位書記官與他愛人一個晚上的談話，相當於我多少封家書。不但我 “ 抗拒改造 ” 的心情有所發展，我發現我們所有 “ 被監督勞動改造 ” 的人，在勞動中、在相互的關係上，也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例如，有一次在挖育苗池子的勞動中，我讓一個曾經在國民黨東北行轅總署當過中校參謀的人，鎬頭再往左邊刨刨，他顯然是十分不樂意。但是，他裝著是沒有聽懂我的話，聲音悠揚的反問一句： “ 啊 ------ ？ ” ，依然我行我素。我碰了一個軟釘子。仿佛讓我突然感覺到 :“ 我們又回到了電影中看到的國民黨的官場時代 ” 。我知道在李場長 “ 一元化 ” 的領導下，已經逐漸減少了我個人在組織勞動幹活上的作用，勞動越來越趨向於公開的或隱蔽的的糊弄。但是，我這個人在勞動中總希望把活幹得好一些，提高效率一些，盡量減少無用勞動的 “ 劣根性 ” ，仍然在起作用。終於，有一次在勞動中爆發了。我動手打了不聽話的原華北敵偽時期的漢奸書記官，原因是他在勞動中又蠢又笨。這回可闖下了彌天大禍。我的這一行為，被看作我有意 “ 抗拒改造 ” 的 “ 階級鬥爭新動向 ” 。正好是夏季掛鋤期間，農活並不太忙，李場長等人親自參加，召開了幾次對我的批判會，最後，宣布撤消我在 “ 被監督勞動改造 ” 中的勞動和學習小組長的身份。

總之，我在寬甸農場前兩年的日子是非常難熬的。但是，我仍然勇敢地麵對生活，相信天空不會總是黑暗，我對自己還是很有信心的。我願意學習和思考的習慣也沒有放下，我相信祖國和人民美好的未來。為了獲得信息，有時候我冒著危險，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收聽半導體收音機。寬甸地區位於祖國的東北邊疆，收音機受到幹擾的信號很弱，相反，在沈陽和其他中心地帶，一些不能收到的信息，在寬甸地區卻可以暢通無阻的收到。不知道是因為是有人告密還是 “ 革命群眾 ” 提高了警惕，有一天我們已經睡覺了，突然一些人闖了進來，宣布要搜查我們個人的物品。為首的是一位馬列主義教員，我理解他當時還不是共產黨黨員的尷尬處境，為了表示積極，他已經申請到寬甸農場中勞動鍛煉，當然要做出一些成績來，他也顧不得是否越權違法了。他們這一幫人闖進來的時候，我正在被窩中收聽廣播。我很鎮靜地關閉了收音機，扭轉了頻道選擇。並且，很快的把收音機塞到棉被的破棉花絮中。執行檢查的一位老師，是我們原來化工係的一個老師，一位農民的兒子，可能出自於正義感，他並沒有怎麽認真檢查，隻是把我的棉被拿了起來，簡單的對疊了兩下，就放下了。我的這床棉被還是八年前遼寧大學的一個學生幫助我更換的，幾年來的風風雨雨，我也 ? 有時間和精力，把這床棉被翻新改造，這床棉被的被罩在裏麵已經有了破口，棉花絮已經局部起團，並且可能還有窮人衣裝特有的氣味。天時地利人和，幫助我逃過了這一劫！

以李場長為首的一幫人，都自以為是幹農業活的行家裏手，但真正幹起農活來卻原形畢露。春天他們要播種一些小米，完全不顧寬甸地區多雨的特點，適合不適合種植小米。播種時又想當然地要搞密植， “ 八字憲法 ” 嘛。結果草長得比苗快，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 禾苗與雜草互相競爭營養。於是，派我們 “ 被監督勞動改造 ” 的人去間苗，按照李場長的指示，第一次間苗，要多留一些。於是，我們開始還能夠蹲著間苗，後來全部跪在田壟間前進了，可惜沒有留下當時勞動的照片。不能說這是 “ 天災人禍 ” ，但是，說成是 “ 天時人禍 ” 還是完全恰當的。類似這種勞動，可以說是毫無意義。但是後來，我也慢慢地適應各種農活了。我最喜歡的是耪地。夏天，在濃密的青紗帳裏，你 “ 前腿弓、後腿蹬 ” 、 “ 左一鋤、右一鋤 ” ，左右交叉前進。回鋤的時候還輕輕推過去。真是既節省體力，又提高效率。我第一個到了地頭，還可以休息片刻。秋冬，是收獲的季節，無論是收割、打場，還是上囤我都學會了，可能是年輕的原因吧，抗著將近 200 斤的糧包，走上高高的糧囤，絕對是個力氣加技巧的活，特別是，當兩個人拽起糧包，你得學會很敏捷地鑽進去，然後把糧包抗起來。你要勇敢，然後你才可以體會到勞動的力和壯美！

我在寬甸農場中習慣於勞動的本色得到了新的考驗，並且還能繼續在其中努力學習新的知識並鑽研技術。所以，無論是雜交玉米的培育製種，還是馬鈴薯的二季作栽培，隻要交給我幹，我都能插得上手。在寬甸農場，我還喂過豬，從給母豬配種、給母豬接生，到喂養仔豬、克朗和肥豬，我逐漸掌握了技術，取得了信任。寬甸農場的各種生產和生活勞作，我都積極參與其中，例如過年的殺豬和殺牛、 “ 正扒兔子，倒扒狗 ” 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我就當那位曾經是國民黨老兵的助手。雖然，這是一類很殘酷的勞動，但是，人類為了求生存，也往往不得已而為之。在這種勞動中，那位曾經是國民黨老兵的寬甸農場農友，是我的老師，我跟他學習。我也必須勇敢地麵對現實，為了更好的勞動和生活，必須保護好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1971 年冬天，我在豬場豬食堂通宵值守時，生了一桶旺旺的爐火，既是為了取暖，也是為了早上喂豬，準備熱的精飼料苞米麵稀粥的方便。在昏暗的燈光下，我帶著狗皮帽，身穿棉坎肩，仍然感到背後的風寒。隻有那熊熊的爐火映照著你的胸膛。所以，你完全沒有必要考慮是否浪費煤炭，你的任務就是保持爐火旺盛。在完成任務的同時，你可以享受生活，在艱苦中求得平靜。夜也是出奇的靜，仿佛僅僅能夠聽到 天籟的呼喚。突然，從豬食堂向外廢置的爐筒中傳來了嗖嗖的聲音，頓時，令我毛發悚然。隻見一團黃白色的東西竄落到地麵上。顯然，它見到我也是沒有思想準備，我的麵貌可能也是似人似獸，倉促間它奪路而逃，朝我的跨下衝去。我本能地雙腿一夾，隻抓到一個大尾巴，順手提溜到爐火上，轉眼間我已經完成了我的絕殺。接下來的兩、三個鍾頭我都有活幹了，剝皮、開膛、破肚，扔掉胃腸下貨，到天亮時我已經燉熟了一鍋美味的山狸子湯。不需要什麽調料，我的早餐營養相當豐富和充實。整整一個星期，幹起活來都覺得精力十分充沛。

我在寬甸農場勞動和生活的轉折點，還得益於我特別有專長的砌爐灶和修理火炕技術，基本上是每叫必到。當然，我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我能夠及時總結經驗並且注意觀察效果，比如每拆一鋪火炕或每修理一個爐灶，我都在事後想一想，或畫個草圖，再結合我在流體力學和燃燒化學方麵的專業知識加以提升。所以，無論是北方地區有特色的保暖火牆、食堂大口徑的回風爐灶，還是比較考究的 “ 二龍吐須 ” 火炕（一種在北方地區不需要外砌高大煙囪的火炕）我都能夠熟練地掌握。特別是， 1972 年 “ 東大營 ” 進駐了一支從老撾撤回的部隊，是我們農場的鄰居。農場領導為了表示搞好 “ 軍民關係 ” ，對於部隊要求農場幫助他們維修連隊食堂的回風灶、安裝簡易的自來水管道、複修原來的洗澡堂鍋爐等等，農場基本上派我帶一、兩個助手去完成任務或者讓我指導部隊派來的培訓人員。讓我十分感動的是部隊的領導劉副參謀長和基層的貴州籍小戰士。他們並沒有把我當作 “ 階級敵人 ” ，而是十分尊敬地看作 “ 師傅 ” 。劉副參謀長可能還在我們學院領導和農場領導麵前說了不少表揚我 “ 人才難得 ” 的話。有一次我還和劉副參謀長一同乘坐小吉普車外出去辦事。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能夠乘坐小車，絕對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大約在此十二年前， 1960 年我在遼寧大學時，曾經陪同學校的領導乘坐小車到遼寧賓館，迎接當時的蘇聯專家 ЯНКО 教授到到東北訪問。遼寧大學化學係請他做報告，這是對外的宣傳口徑。我還清楚的記得，在遼寧賓館客房，還有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化學係張青蓮教授，陪同 ЯНКО 教授，當時也在座。後來才知道這基本上就是蘇聯專家全麵從中國撤退的最後一幕。十二年後，我已經被打翻身在地，一點一點好不容易又爬了起來。我真的很感歎：在文化大革命的風雨中，我們學院小知識分子或小知識分子出身的人的中間，見了麵也不敢說話，更不能說真話，幾乎是人人自危，互相防範。在這種情況下也更容易暴露出人性的弱點。可能全國各地也都是如此吧。而在工、農、兵和所謂的 “ 牛鬼蛇神 ” 中間，我卻有一些十分友善的朋友，我還感覺到人性的溫暖。

1972 年以後，我在寬甸農場參加的純農業勞動就比較少了。我除了參加上麵提到的一些工作外，我的日常的主要任務是製造養豬場的發酵飼料。這是一個從培養酵母、通風製曲到發酵池發酵、土法製酒、生產酒糟的全過程。感謝我有一個很好的老師，他就是前沈陽輕工業學院院長吳錦教授。早年他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因為家庭出身地主，可能還有一些曆史問題，雖然早有交代，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被拋了出來，我們同為 “ 牛鬼蛇神 ” 在一起勞動已經有多年了。但他在寬甸農場期間，已是 “ 半解放 ” 狀態，在寬甸農場建立一套微生物發酵設備，吳錦教授是最早的參與者之一。我最早參加這一工作是從砌土法製酒的爐灶開始的。土法製酒要求爐灶燃燒的火力必須十分猛烈，在最短的時間裏把酒坯中的酒漿蒸餾出來。所以，爐灶的下麵是一個馬蹄型的回風灶，除了利用自然通風外，還要用吹風機在前傾的鑄鐵爐排下麵鼓風。我的創造性主要表現在：在直徑 1.2 米的鐵鍋上麵，做一個的蒸餾裝置。按照土法製酒要求，鐵鍋上麵還必須有一口大鐵鍋，內盛放涼水，用來凝結上升的酒蒸汽。我沿著下麵鐵鍋的邊緣往上麵砌了一圈圈磚作為蒸罐，在磚的高度超過了 20 公分以後圓圈逐行略微收縮，並且在 70 公分的側麵位置上留有一個小口，以便放置接酒的 “ 溜子 ” ，繼續往上麵砌到高度 1.3 米左右，同時磚蒸罐的直徑也在 1 米左右。這樣，可以在上麵安放直徑 1.2 米的大鐵鍋，裏麵盛放涼水。大鐵鍋的兩邊各有 10 公分的富裕度。可以通過一個吊環用杠杆使它很快安放在蒸罐上。在蒸酒之前，就需要點火把下麵鐵鍋中的水燒開，再放上鍋蓖子和廉子，然後一層層往上麵鋪撒用稻殼拌好了的酒坯，汽走到那兒，料鋪撒到那兒，直到高度達到 60 公分左右。對準在 70 公分的側麵位置上留出的小口，在對麵 80 公分的高度上，有一個小凹槽，迅速斜麵放好 “ 酒溜子 ” ，把吊放盛放涼水的大鐵鍋，蓋在上麵 , 大鐵鍋的鍋底對準 “ 酒溜子 ” 的中心。不久，下麵鐵鍋汽燒足了以後，通過上麵盛放涼水的大鐵鍋的冷卻作用，就可以在 “ 酒溜子 ” 下麵接酒了。

土法製酒的核心技術是培養微生物，製作酒母和曲子。而這些東西我都是從吳錦教授那裏一點一點學來的。特別是吳錦教授他調回大連輕工業學院以後，在寬甸農場這一套土法製酒的技術，完全由我一個人來做了，我更得虛心謹慎。吳錦教授在日本東京大學學的是 “ 農業化學 ” 專業，這和我的父親在國內南京中央大學學的是同一個專業。我在 “ 農業化學製造 ” 方麵的實踐得益於吳錦教授，而在後來我自己的實踐中，遇到許多不明白的問題，我就常常通過書信向遠在安徽故鄉的父親請教。兩位老人家的無私教誨，使我在製酒的理論和實踐方麵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別是 1973 年春節，在整整七年以後，我獲得了一次回南方探親的機會，在安徽鳳台，在親愛的老父親居住的小 “ 窩棚 ” 裏，我們一起度過了 12 天的難忘時光，父親把他的許多寶貴手稿和書籍的給了我，這些我至今仍在珍藏！在製酒的工藝和技術方麵，如果我有什麽發展的活，那就是從開始我們僅僅用黑曲黴 3324 和南陽酵母、生香酵母等係列，到後來我擴大使用了黃曲黴，糖化的效果有所提高。並且在製曲工藝方麵，由曲盒製曲到通風製曲，勞動強度有所減輕。

1973 年 5 月，我奉令調回大連，看管農場在大連市內的倉庫。我臨走的時候，我在寬甸農場的一些農友和在農場的朋友都來送我，我也買了一些寬甸特產的木材和打了兩件 “ 核桃楸 ” 和 “ 刺楸 ” 的家具。最讓我難忘的是，我的 “ 兵徒弟 ” ，從老撾撤回的部隊中、跟我學習做發酵飼料的貴州籍小戰士，把他們自己珍藏的、用熱帶最密實的木頭自製的木工刨子，送給了我。我知道這不是一般的禮物。這是在不能動 “ 一草一木 ” 的地方，帶回來的無比珍貴的紀念品。此外，我也象一個返城的農民老大爺，帶了一隻活雞、抱了一些蘑菇和其他的農副產品，回到了大連。我的三年半農民生活也暫告一個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