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出逃當天四大金剛都在幹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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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同舟共進》 1971年9月12日，是個平靜的星期天。不要說一般老百姓沒有想到，就是被卷進“九一三”漩渦中的黃吳李邱也沒有想到，第二天即將發生震動新中國曆史的大事件。當然更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天——從9月13日起，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控了，接著是10年鐵窗生涯。1980年開始審理“兩案”時基本搞清：沒有證據表明黃吳李邱與林彪的出逃有關係。 那麽，1971年9月12日，黃吳李邱都在幹什麽呢？
9月12 日，星期天，黃永勝上午先到理發室理發，然後大兒子黃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約一個多小時後回來，接著就是看孫子。孫子1971年5月出生，已經4個月了，正是好玩的時候。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飯的時間，飯後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黃吳李邱並不知道。周恩來通知黃永勝晚上到人民大會堂討論政府工作報告。那時政治局照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一般上午睡覺，中午起來吃早飯，下午三點開會或辦公，晚上到人民大會堂吃午飯，開會到夜裏兩三點，然後回去睡覺。那個晚上黃永勝就滯留在人民大會堂。 黃永勝的警衛參謀費四金回憶，那一天比較平靜，直到晚上快8點，黃永勝才坐車從西山到人民大會堂。為什麽晚上快8點才走？ 因為周總理召集會議一般都是在八點半，提前五六分鍾到就行了。黃永勝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鍾，時間由費四金掌握。 費四金隨黃永勝到了人民大會堂，首長在裏麵開會，他在外麵大廳坐著，看見周總理兩次出來接保密電話，雖然福建廳裏有電話，但沒有加密。周總理第二次出來接保密電話時大約夜裏12點多。12點以後，周恩來和警衛員走了，事後知道是到毛主席那裏去了。夜裏一兩點，華國鋒從人民大會堂北門進來了，四五點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直到第三天費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24日，黃永勝在人民大會堂被抓時，大叫冤枉。那聲音慘極痛極，很多人都聽到了。
9月12日，邱會作的孫女12天了，邱家十分熱鬧。按老百姓的說法，嬰兒出生第10天要好好慶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 邱會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黃吳李邱在廬山上摔了跤，之後風聲一陣緊似一陣。邱會作雖然按規定每天讀馬列的六本書，但心裏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運如何。他上午在總後召開國防工辦會議，下午在京西賓館開會，會後約吳法憲在京西賓館見麵（後來沒見成）。得到毛澤東南巡的消息後，幾個人都沒和吳法憲通氣，怕他再捅婁子。家人吃完晚飯已是傍晚六七點鍾，邱會作回來了，和大兒子邱路光說了會兒話，就送客人走。嬰兒和邱路光的愛人留在西山。邱路光的部隊在新鄉，他是特意請假回來的，因為第二天要看牙，和母親胡敏下山回了總後大院。 邱會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裏煩，多喝了幾口酒，就睡了。黃吳李邱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藥“保駕”，睡前公務員小張給邱會作吃了兩三片安眠藥。剛睡著沒多久，淩晨三點左右，邱會作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會堂，說有個重要的會。邱會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會堂時，安眠藥的勁還沒過呢。 邱會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緊急會議幹什麽，聽說周總理、黃永勝他們在人民大會堂修改政府工作報告，那也用不著半夜開會啊，會不會是“廬山”又發作了？從北戴河那邊的情況看，也不大像。幾個小時前，葉群還從北戴河打電話祝賀邱家有了孫女，稱讚他給孫女起的名字好，還說女兒豆豆訂婚了，要邱夫人胡敏打個電話給豆豆祝賀。看來，不會有什麽麻煩事，要不，葉群哪有心思給女兒辦婚事……可為什麽半夜開緊急會議呢？狐疑的邱會作被服務員引到會議廳，也沒注意是新疆廳還是四川廳。他小聲問李作鵬，知道什麽事嗎？因為李作鵬接過周恩來的電話，不讓山海關機場的三叉戟起飛，所以李猜到一點情況，說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會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麽事呢？ 4點，周恩來宣布，今天晚上發生的事，你們幾個不會感到突然吧？接著提高嗓門說，林彪跑了，他坐飛機跑了！ 對於“這一夜”，黃吳李邱四大將中隻有邱會作最“幹淨”，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唯獨邱會作對“這一夜”一無所知。 1980年審理“兩案”，老戰友萬毅探監時對邱會作說，你沒什麽事，宣判完你就會出去了。邱會作相信了，連律師也沒請。
9月12日這一天，李作鵬在忙著“種自留地”。 他的大兒子李冰天回憶，軍委辦事組沒有集體活動，各自回去“種自留地”。所謂“自留地”，就是各自處理本單位的事情。黃吳李邱除軍委辦事組的職務外，還都兼著各大單位的第一把手。李作鵬8月陪江青到青島去了段時間，8月底到連雲港處理兩派的問題。回到北京，又陪朝鮮人民軍代表團的吳振宇到長沙、武漢等地，9月7日、8 日還在武漢。“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亂，幾天不在家，就會堆積山一樣高的公文。好不容易碰上“空閑”的星期天，正是大種“自留地”的好時光。 李作鵬在海軍大院47樓“種”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來電話時，他已經吃安眠藥睡下了。這個關於三叉戟的電話是李作鵬、李作鵬夫人董其采和朱秘書三人記錄的，核對後，還特意給周恩來複誦了一遍。複誦時用的是董其采的記錄稿，周恩來肯定地回答對，傳達也是按這個記錄稿。 處理完山海關的電話，李作鵬又吃安眠藥睡了，因為吃了雙倍的藥，睡得比較踏實。但一聽說開會，他馬上清醒了：政治局開會從來沒有用過後半夜，是不是與晚上總理那個不讓飛機起飛的電話有關？ 9月13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傳達“九一三”事件，張、江、姚特別高興，姚文元馬上讓工作人員拿茅台酒慶祝。葉劍英說，國家出了這麽大的事情，是一種恥辱，你們還有心慶祝？姚文元這才作罷。李作鵬支持葉劍英的觀點。 毛澤東曾評價李作鵬不卑不亢。確實，李作鵬在法庭很硬，認為是他的錯都認，不是他的問題，他死也不認賬。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一人”還是“四人”，實際上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山海關機場的跑道燈並沒有打開，調度室也沒給起飛命令，三叉戟是強行起飛。李作鵬不服氣：如果林彪要起飛，我攔得住嗎？如果命令警衛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隊攔截，一百個林彪也走不成。為什麽不下命令？七八個問號始終纏繞著李作鵬。
9月12日，對吳法憲來說是最混亂的一天。在黃吳李邱四人中，他最知情，也嚇得最厲害。 9月11日晚上，周恩來召集會議，吳法憲參加了。會一直開到淩晨一點，這已經是9月12日了。吳法憲回到西郊駐地，打了一陣乒乓球。臨睡前他告訴夫人陳綏圻，快要開三中全會了，我要準備在會上再檢討。因為九屆二中全會上的事情，黃永勝、邱會作和吳法憲都作了檢討，黃和邱的檢討過了關，隻有吳法憲仍被吊在空中。中午起床後，吳法憲叫車與陳綏圻、張秘書回到空軍大院。因為寫檢討的事情比較急，要馬上動筆，而吳法憲的前兩個檢討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軍大院。陳綏圻找出前兩次的檢討材料，琢磨怎麽幫助吳法憲寫第三次檢討。而吳法憲按周恩來的指示，仔細閱讀印發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然後抽時間處理了一些空軍事務。 下午就這樣緊張地過去了。9月12日晚8點，吳法憲約空軍政委王輝球、副司令員薛少卿找開會的八航校校長政委談話。約定的談話結束後，還有一些時間，吳法憲和王輝球就與空軍文工團從部隊調來的6個指導員談話，解決派性問題。談話結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點多，紅機子響了，讓吳法憲魂飛魄散的“事件”開始了： 周總理來電話，問我是不是調一架大飛機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說沒有。周總理又問，究竟有沒有？我更加肯定地說，絕對沒有。因為周總理已經從北戴河了解到來了一架大飛機，他說還是要查一查，我說好。放下電話，我馬上給三十四師（專機師）師長時念堂打電話，時念堂正在家裏睡覺，他也說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電話問時念堂，時念堂說，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軍副參謀長，還兼著三十四師黨委書記。最後我了解是胡萍調的飛機。平時任何專機都經過我，這次我卻不知道，而且又是總理查問，非同小可。胡萍說，飛機改裝試飛，所以沒有報告。我又問，為什麽去山海關，而不去其他地方？胡萍沒有答複。 吳法憲把調動三叉戟的責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則是另一種說法。胡萍回憶，吳法憲對他說：林彪在北戴河，林要專機就不要通過我（吳法憲）了，你（胡萍）就以訓練的名義，主要是為了保密。 吳法憲回憶： 當時（即得知一架大飛機被調到北戴河後）提出立即去機場追查，周總理表示同意。我帶張秘書和警衛員直接從辦公室到了西郊機場。我要求把飛機調回北京，胡萍說好。5分鍾後，胡萍打電話，說飛機發動機故障，等飛機修好立即回京。我馬上報告周總理飛機調回北京的措施，周總理表示同意，讓飛機立即返回，返回時不準帶任何人。周總理說要去北戴河與林彪談話，我問要不要準備飛機，周總理說準備一下，我馬上讓時念堂準備了兩架飛機。 不久，葉群打來電話，告訴我，等一會兒，周總理打電話叫你來，你能來也好。我說，胡萍在住院，還是時念堂來。葉群對時念堂不熟，提出還是胡萍來。在這種時候，關於調動飛機，我不能決定，我還要請示周總理。這時胡萍還沒回醫院，正與三十四師參謀長龍振泉說話。周總理打來電話，說林彪乘車離開北戴河，臨走還開槍打傷了警衛員。我感到情況嚴重，北戴河到山海關還有個把小時的車程，我馬上叫張秘書打電話給潘景寅，告訴他飛機不能起飛，潘景寅滿口答應，可是飛機還是起飛了。 13日淩晨1點，周總理讓我注意看飛機的航向，往哪兒飛，飛機降在哪兒。三叉戟開始向西，以後向東，最後突然向北，我一一報告。飛到赤峰附近，我提出是不是攔截？我說的攔截，不是打下來，而是要截回來。周總理說這要請示毛主席。毛主席的答複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飛機向西時，我要胡萍叫專機師用報話機喊話，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飛，喊了15分鍾，沒有回答。周總理來電話問，飛機到什麽地方了？我回答，離中蒙邊境還有100多公裏，高度3000公尺……飛出國境，雷達看不見了。周總理又來電話，決不允許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有飛機來，你我都要掉腦袋，要我用腦袋擔保。我給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打電話傳達：打開所有的雷達，決不允許飛機到北京來。接著周總理下達了禁空令，不準任何飛機起飛。如起飛，要毛周李邱吳五人的命令。我將周總理的指示傳達給北空、沈空，這是兩個重要方向，其他軍區空軍由航行調度室傳達。我向時念堂交代，三個機場，都不準飛機起飛。淩晨兩點，周總理打電話問我在什麽地方，我說在西郊機場。周總理說派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去。我明白這是監視我了。這時，時念堂報告，沙河機場起飛了一架直升機。我命令不準起飛，打下來，周總理表示同意。
“九一三”之後，專案組隻查到林立果“小艦隊”的活動，卻沒有黃永勝等人的“大艦隊”活動。搞政變，怎麽不依靠既是“死黨”又掌握軍隊大權的“大艦隊”呢？ 專案組著重調查了9月12日白天黃永勝是否在京西賓館接見林立果，要警衛參謀費四金證實。費四金是黃永勝的“貼身保鏢”，黃永勝到哪，費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離。如果黃永勝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與林立果見麵，這可是一次極其關鍵的“接見”，說明黃永勝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內幕。但當時費四金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重大，他每小時每分鍾地認真回憶那一天。因為事件沒有過去幾天，費四金實事求是地說：黃永勝這一天沒有去過京西賓館。林立果我認識，9月12日，黃永勝也沒在別的地方見過林立果。 專案組大失所望，以後又多次審問費四金。但費四金堅決地說，黃永勝沒接見林立果，我是黨員，是軍人，我要對中央負責，對黃永勝負責，也對我自己負責。費四金非常明白，黃永勝被抓起來了，不可能再給他什麽好處，堅持下去，自己的結局可能會很悲慘；如果“作證”，馬上會被釋放，還將有一個很“光明”的前途，可是，一個人即使被開除黨籍軍籍，他也應該有良心。 為了攻下費四金這個“堡壘”，專案組把他押到京西賓館對質。京西賓館的幹部、服務員眾口一詞，說黃永勝和林立果9月12日確實見麵了，還拿出當時的值班記錄。費四金是保衛幹部，學過專業知識。他一看，馬上說這不是當時的記錄，是事後補記的。這個值班日記跨度好幾個月，不僅鋼筆水顏色一樣，就是字跡也一樣，一眼可以看出是一個人抄的，不可能好幾個月都是一個人值班吧？費四金說，我認為這不是原始記錄，不符合當時的情況。 專案組組長紀登奎對費四金說，別人都揭發了，就你沒揭發。費四金說，我懂，我是組織上調來的，過去與黃永勝並不認識，我沒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為黃永勝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沒有的事情說成有。如果黃永勝9月12日見了林立果，我決不會包庇他。 費四金始終不改口：黃永勝9月12日這天沒到京西賓館，更沒有見林立果。由於費四金的堅持，最後在黃永勝的起訴書上，沒有“兩謀”這一條。 至於黃永勝到廣州“另立中央”，費四金也堅決否認。專案組拿出繳獲的飛機編組名單，上麵有黃吳李邱的名字。費四金說不知道去廣州這回事，黃永勝根本沒說要出差。一般黃永勝出差，都要提前告訴費四金，瞞誰也瞞不過費四金，因為出差在外，黃永勝起碼要帶換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藥。每次出差前黃永勝都要說，小費，要出差。費四金就準備行李，把要帶的裝進旅行箱。但這一次，黃永勝一句話也沒說。費四金肯定地說，黃永勝不知道到廣州，也沒想到廣州。其實專案組已經從“小艦隊”那裏搞清了，黃吳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廣州，準備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們，說林彪要在廣州召開會議。如果黃吳李邱不走，就兩個人“招呼”一個。 費四金告訴家裏臨時出差，哪知“臨時”了4年，原準備回蘇州老家結婚買的喜糖全長了毛。解除關押後費四金在基層部隊過渡一下，轉業到地方，最後的職務是北京汽車製造廠再就業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隊還是在地方，背著黃永勝這個“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
黃永勝的大兒子黃春光（時任北京軍區空軍防止突然襲擊辦公室副主任）回憶： 9月13日一上班，值班參謀報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機上有誰不知道。怎麽會出這麽大的事？我馬上問我家秘書，他也不知道。又問父親回來沒有，說沒有回來，我搞不清怎麽回事。 9月24日通知我們回家。我媽來電話，說父親出事了，讓搬家。過完10月1日，我在辦公室，把我弄起來，參加學習班，老有人跟著。我分析，幫助父親燒照片是抓我的原因。為什麽燒？主要是怕說不清楚，有些東西就清理了，我幫著燒了很多照片。因為走廊有兩個門，晚上11點多，秘書看見，就揭發了，說我劃不清界限。紀登奎、郭玉峰找我談話，9月16日晚，你幫你父親燒什麽東西？我說我沒幫。你父親燒了很多東西，把花盆都燒裂了，燒的是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的專案，還有一些策反信。紀登奎說，心不虛，燒它幹什麽？ 和費四金一樣，我也被關了4年。李作鵬的女婿、王秉璋的秘書、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我們都在一起。為什麽不放？因為對父親定不了罪。 父親一直沒有消息，1976年我們才知道他被關在秦城。我們反複要求去看。終於說可以看了，母親卻在外地勞改，去不了。我們兄弟四人約好，老婆孩子十幾口人，浩浩蕩蕩到了秦城。父親不見，說，我不能以這種身份見孩子，還我清白以後再見。 不見到父親我們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寫了一封信，懇求父親，說你可以不見兒子，應該見見兒媳婦，你都沒有見過，更沒有見過孫子孫女。父親終於同意了。我第一個進去，父親非常蒼老，說你不該給我寫這樣的信，摧毀了我的感情防線。以後我們又去探過父親幾次，每次半天。 父親後來說，我怎麽知道他們要跑？請律師有什麽用？他不相信律師。其實應該請律師，父親不懂，沒請，他自己為自己辯護。他始終認為自己是真心反江青的，抵製江青的，怎麽會與他們是一夥？在“兩案”公開審理的現場，父親還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3年春節前父親被發現肺癌，4月去世。 我問過父親，一生中最好的領導是誰？他答，當然是林，跟林彪打仗多痛快……
“九一三”事件實際上牽涉兩架飛機：一架是林彪乘坐的256號三叉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另一架是3685直升機，被林立果的師傅周宇馳打著林彪旗號騙飛並劫持。飛行員陳修文和陳士印與周鬥智鬥勇，最終將飛機迫降在北京市郊懷柔。 這一切要從周宇馳40多歲學習“雲雀”直升機開始。 周宇馳，河北樂亭縣薑各莊鎮柳林村人，1946年參軍，調到空軍一航校後，特別想學飛行，但身體檢查不合格，隻能長期擔任一航校宣傳科科長，能說會寫，很有一套。後來是空軍副參謀長姚克佑調他來當劉亞樓秘書，沒多久劉亞樓就要周宇馳下部隊。1965年劉亞樓去世後，周宇馳重新回到空軍司令部辦公室，擔任副主任。1967年“文革”期間，大學都不上課了，林彪的兒子林立果離開北大物理係，被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安排到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當秘書。吳法憲指定周宇馳當林立果的“師傅”，又和周宇馳一起介紹林立果入了黨。 1969年10月17日，24歲的林立果被任命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有人向吳法憲匯報林立果下部隊的事情，吳法憲隨口說林立果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而周宇馳在空軍常委會上傳達，去掉了限定詞，成了林立果可以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吳法憲啞巴吃黃連，不敢糾正，就這樣林立果在空軍“暢通無阻”，周宇馳也因此牛氣衝天。 1971年5月，林立果和“師傅”周宇馳打著林彪旗號，要學“雲雀”直升機。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不同意林立果的要求，副統帥隻有一個獨生子，摔著了怎麽辦？但吳法憲怕得罪林彪、葉群，隻好勉強同意。因為周宇馳打著林辦的旗號，空軍34師為他配了最強的機組，都是直升機各機種的分隊長一級，教員是空軍34師副師長王煥今，指揮員是副大隊長陳士印。 1971年9月13日零時32分，林彪乘坐的256號三叉戟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林立果臨去山海關機場前，給周宇馳打電話，說北上。這時周恩來已經下令必須由幾人聯合才能放行飛機。周宇馳搞不到大飛機，決定用直升機出境，叫於新野立即到西郊機場找陳士印。 陳士印在同期飛行員中最先冒尖，不到30歲就擔任了中隊長，不久又任副大隊長。9月13日1時30分左右，陳被服務員從睡夢中叫醒。當時機組都住在一個大房間，他們看見陳士印穿著內褲跑到走廊上接電話。 周宇馳問：直-5最多能飛多遠？能飛650公裏嗎？陳士印回答：帶上副油箱，加滿油最多飛700公裏。周宇馳說：現在有重要任務，你到門外等著，我派車接你。於新野用車把陳士印接到空軍學院的將軍樓，周宇馳給陳看了林彪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周說：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吳法憲搞政變，我們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現在形勢很緊張，你送我們到北戴河林副主席那裏去匯報。陳士印說：我很長時間沒有飛直-5了，沒有把握。周說：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擔風險。陳土印說：我再找一個技術好的飛行員。這事要向胡萍副參謀長報告。周宇馳說：現在他被困住了，沒有辦法同他聯係。我們馬上走，到沙河機場後，不要對別人講，抓緊時間找到飛行員就走。陳士印說：我沒有帶圖囊。周宇馳說：我已經為你準備好了。 9月13日淩晨1時40分，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將一些箱子裝上汽車，拉著陳士印開向沙河機場。在停機坪卸下東西及於新野、李偉信兩人，周宇馳拉著陳士印去找人。陳士印首先去敲團長劉景祥家的門，因為周宇馳催促，沒有敲開，陳士印隻好上樓去叫直-5中隊長陳修文。 3時15分，3685號直升機亮著紅色尾燈，向北起飛了。團參謀長李丕成等被砸門聲驚醒，說有人偷飛機…… 起飛前於新野、周宇馳都想坐進駕駛艙，但由於駕駛艙隻能坐三個人，於新野隻好與李偉信坐在客艙。陳修文是正駕駛，坐左座，陳士印坐右座。陳修文按常規打開電台與調度室聯絡，被周宇馳製止：要保密，不許聯絡，並命令陳修文飛320度。陳士印立刻覺得不對，質疑說：不是說去山海關嗎？應該向東，怎麽飛西北？周宇馳肯定地說就這樣做。陳修文聽他們爭論航向，有些急了：我到底聽誰的？一秒鍾裏飛機已飛出去好遠了。周宇馳雖然沒有說去烏蘭巴托，但他堅持向北飛，陳士印聯想到周宇馳問飛機能飛多遠，難道他是想叛逃？為了摸周宇馳的底細，陳士印說沒有航行資料。周宇馳說他有，從手提包裏拿出一張200萬分之一的地圖，有一條紅線從北京到蘇聯伊爾庫茨克。駕駛艙裏的三個人，誰也沒有講話。 怎麽辦？飛行中的任何大動作都可能使飛機墜落。陳士印和陳修文兩人配合，不斷與周宇馳鬥智鬥勇，趁周不注意，趕緊將組合羅盤迅速旋轉了180度，往回飛了。但周宇馳發現異常，惡狠狠地說：飛機怎麽轉彎了？陳修文機智地說：遭遇攔截，需要作機動飛行。 淩晨4時50分，陳修文駕駛直升機到達官廳水庫上空。接著在3300米的高度，飛越八達嶺長城。周宇馳看見北京的燈光，摘下耳機，摔在一邊，大叫上當：“你們騙了我……今天我不活了，你們也別想活……你們要落地，我打死你們……”陳士印沒有看見周宇馳的手槍，但感覺他已經把手槍握在了手裏。 陳士印示意陳修文快快下降，被周宇馳阻止，命令飛北京西郊的釣魚台。陳士印說，那是空中禁區，地麵有高射武器。這時直升機飛到沙河機場，陳修文再次降低高度。但由於周宇馳瘋狂阻止，直升機重新被拉起來，搖搖晃晃飛向西郊機場，也沒有落下去。 直升機飛向懷柔縣的山中盆地，那是直備降場。周宇馳看見地麵是一片玉米地，沒有阻止飛行員的落地動作。降到80米時，陳修文向周宇馳撲去，周宇馳開了槍。飛機完全失控，突然仰頭，進入最危險的“尾衝”。陳士印試探性地向正前方推了兩次駕駛杆，都沒有將飛機改出來，第三次重複操縱，終於緩解了飛機的下降速度。但直升機最終還是尾部和右機輪先著了地，陳士印迅速關閉發動機及放火開關，好在沒有側翻，基本保全了直升機。 於新野未待落穩，就從客艙中跳出，爬到前艙外麵，將槍口緊貼窗口玻璃向陳士印開槍。陳士印憑感覺迅速躲了一下。於新野的子彈在陳士印的兩件飛行服中穿了四個洞，擊中周宇馳的手腕，鮮血濺到陳士印的臉上。周、於、李一起慌亂中逃向莊稼地，但很快被包圍。自知走投無路，三人商定自殺，周宇馳、於新野用槍對準了自己的太陽穴。唯李偉信朝天開槍，得以苟活…… 1980年審判“兩案”時，關押審查的陳士印被無罪釋放。現在，距離審判“兩案”已30年，曾任空軍34師副師長的中國直升機鼻祖王煥今說：實事求是地說，陳士印也是英雄。 陳士印從監獄出來後，回到沈陽工作，曾任全國機床廠協會秘書長。
康廷梓是林彪座機三叉戟256號第二副駕駛，時任空軍34師100團三大隊二中隊隊長。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果乘256號去北戴河時，康廷梓隨機組一起抵達山海關機場。9月13日淩晨，機組9人隻有4人登機，康廷梓和另外4人沒有來得及上飛機。以下是他的回憶： 1971年9月13日零時30分左右，嘭、嘭、嘭，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驚醒，聽到門外有人急呼“首長到機場了，快起床”……我顧不得係鞋帶，也沒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就衝出屋子。黑暗中，借著微弱的燈光，我看到第一副駕駛陳聯柄和通信員陳鬆鶴已經跑在我的前麵。我繼續向東跑，當視線從右前方能看到停機坪時，256號隨著一聲增大的發動機轟鳴，突然向前滑了出去。 機場的保障人員及已跑到停機坪的機組人員，不約而同地望著離去的飛機，緊張得說不出一句話來。正在此刻，我發現一隊人馬占據了停機坪。一輛卡車滿載著全副武裝的戰士，在停機坪的中央停住。與此同時一輛吉普車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嘎一聲刹住，從車上動作敏捷地跳下一位四十開外的陸軍軍官。他看我上身穿著夏季飛行服，認定我是機組人員，就左手拉著我的右臂，右手拿著手槍指點著遠處滑行的飛機，操著一口山東腔，非常著急地對我說：“你、你……快把飛機給攔住!”在當時的緊張局麵下，我赤手空拳站在那裏，怎麽能把飛機攔住？我趕緊追問誰在飛機上，“這架飛機不能起飛!把它攔住!”他答非所問。 我看到停在那裏的吉普車，急中生智，用手指著那輛車反過來“命令”那位軍官：“快！快把汽車開到跑道上對正飛機，堵住它，就不敢起飛了！” 當那位軍官按我說的登上吉普車時，飛機已經滑入跑道的東頭，機頭已經調轉過來對正了起飛方向。飛機開始增速滑跑，幾十秒鍾之後，消失在機場西南方。和我一樣呆站在那裏的領航員，習慣地低頭看了一下手表，當時的時間是9月13日零時32分。 ……在調度員呼叫的同時，雷達標圖員頭戴耳機，在一張較大的地圖板上埋頭標著飛機的航跡。我和調度室主任不約而同地集中在標圖員的筆尖，看他筆尖一點一點地移動，紅顏色的筆在地圖上畫出一條弧形的軌跡……這條弧線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時的244度，緩慢轉向正西，即270度。這時，我馬上想到可能是飛回北京了，因為從山海關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飛行。然而，飛機的航跡在270度的位置上並沒有穩住，而是繼續增大，直到約300度（中蒙邊境二連方向）中斷。 這條航跡與正常飛行的航跡相差甚大。正常情況下，飛機起飛後，飛行員果斷壓坡度轉彎，使飛機迅速進入預定的航向上……第一轉彎本應是折線，但卻形成了一個過程較長的弧線，究竟什麽原因？因為誰也不知道起飛後駕駛艙裏發生的事情，所以這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可以做兩種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飛一段時間，迷惑地麵……其二，潘景寅起飛前隻知道飛往廣州的航線，而不知道飛往外蒙…… 1971年9月13日2時25分，256號三叉戟在蒙古溫都爾汗地區墜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