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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航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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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航起義
- 1949年11月9日
- 中國共產黨
- 愛國主義革命鬥爭
目錄
中航
中國航空公司，1930年8月1日正式成立。由國民政府交通部與美商中國飛運公司訂約合營，總資本為國幣1000萬元，中方股份占55%，美方占 45%。1933年4月，飛運公司將股權轉讓美國泛美航空公司。1945年7月中、美雙方合約期滿，12月續簽新約5年，中方股份增至80%，美方減為 20%。公司最高權力機構為董事會。1947年5月起，劉敬宜任第11任總經理。中航在其成立、存在的20年間，始終得到國民政府的支持和所給予它的優惠條件。在技術設施和業務經營方麵都領先於其它航空公司。
央航
中央航空公司前身為歐亞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2月正式成立。由國民政府交通部與德國漢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辦，總資本為國幣300萬元，分 3000股，中方認購2000股，德方1000股。1933年8月資本增加到510萬元，中方持3400股，德方持1700股。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 1941年7月，中德兩國中斷外交關係，同年8月，國民政府交通部接管了“歐亞”的德方股份，並改為國營。1943年2月，國民政府交通部與航空委員會合作改組“歐亞”為中央航空公司。同年3月，中央航空公司正式成立，陳卓林為總經理。
兩航困局
經過抗日戰爭後期的“駝峰空運”和抗戰結束之後的“複員運輸”，到1948年，兩航的運輸業務已有很大發展。這一年年底，兩航共擁有C－46、C－ 47、DC－3、DC－4和CV－240型飛機近百架．空地勤人員6780人．成為國民黨政權的重要空中交通工具。因此，當時兩航的動向對國民黨軍事運輸乃至整個國共雙方的戰場形勢起著至關緊要的影響。
1949年春天，國共雙方的軍事政治實力發生了實質性變化。三大戰役結束，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南京、上海解放，我共產黨控製了中國大部分國土。國民黨政權退踞重慶、成都，蔣介石召集軍事會議．集結力量，妄圖依托西南，伺機反撲。曾經在幫助國民黨軍事運輸中發揮作用的兩航也陷入了困境。原以上海為基地的兩航，於1948年年底起陸續遷離。中航總公司一部分遷往台南，總經理率主要部門機航組等則遷到香港。央航總公司遷往廣州，發動機檢修股遷往香港，1949年8月，總公司又遷到香港。此時，兩航的航線急劇萎縮，運輸業務比 1948年下降了60%。
兩航遷到香港後，同英資航空運輸企業之間業務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了。1949年6月10日，港英民航處通知中航，須於一個月內將中航飛機大修廠與發動機修理廠遷出啟德機場。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當局又先後下令征用中航兩處廠房，並限於8月15日移交港英當局。此時，兩航尤其是中航已到了山重水覆的境地。
上海解放後，上海軍管會空軍部接管兩航留守人員和機構時，發現劉、陳總經理尚在猶豫不定，處於十字路口，粟裕司令員指出，我黨必須采取正確的政策，以爭取他們。為此，中共華東局便向中央軍委寫了《爭取兩航公司的工作報告》，提出策動兩航起義的建議。1949年6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根據國內時局的變化和兩航的向背作用，作出策動兩航起義的決策，並指定由李克農負責，羅青長（時任周副主席辦公室副主任）具體辦理。同時，電告我香港有關部門設法策動兩航飛機、工廠遷返祖國。從此，周恩來副主席經常檢查進展情況，及時作出指示，指導工作。1949年7月，中央軍委為盡快發動兩航起義，決定派遣呂明同誌偕留在大陸的央航副總經理查夷平前往香港進行策動工作。行前，周恩來副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呂明、查夷平，親自向他們交待任務，並要他們代表黨中央和他本人歡迎劉、陳總經理回來共商國家大事，參加新中國民航事業的建設。
1949年8月24日，呂明、查夷平到達香港後，與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黨的有關部門取得聯係。9月初，呂明和查夷平、朱漢明、何鳳元、陸元斌、陳耀寰組成起義工作核心小組。呂向他們傳達了周恩來和中央軍委對策動兩航起義的指示。核心小組進行了分工，呂明、查夷平負責爭取兩航總經理和飛行員的工作；何鳳元負責爭取劉敬宜、中航總公司的中層幹部和中航香港辦事處人員的工作；陸元斌負責爭取飛行人員和中航機航組人員的工作；陳耀寰負責爭取央航中層人員和兩航基層及港九民航工會的工作；朱漢明負責與北京的通訊聯絡工作。對兩航公司的上、中、基層人員同時開展策動工作。
起義工作核心小組在中航對總經理劉敬宜做爭取工作的同時，開展做中層人員的工作，通過中層骨幹所掌握的業務部門和係統，以行政渠道的合法形式推動執行，為麵上的工作開展提供了隱蔽性。這些中層骨幹，有黨的工作基礎，愛國、事業心強，具有專業技術特長，深受上層信賴，與基層關係密切，形成策動起義的中堅力量，配合核心小組，以下促上，爭取劉敬宜總經理，促使劉敬宜終於下定決心參加起義，率眾北飛。
央航的情況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推動中層，形成合力，控製全局的。對央航的策動工作，開始主要是對上層和基層做工作。呂明、查夷平到港後當天就會見了央航總經理陳卓林，並轉達了周恩來副主席歡迎陳回國參加祖國建設之意。在廣州解放前後的有利形勢下，陳卓林謹慎地向本公司上中層人員布置準備起義的工作。但出乎陳的意料，在上中層及飛行人員中遇到不少阻力。央航召開基層骨幹會，研究依靠基層，團結中層，爭取上層的策略。在陳卓林總經理的直接授意下，央航成立了遷建委員會（後更名為“非常委員會”），逐步把上、中、下三層力量凝聚一起，成為統一行動的領導組織，有力地推動了起義的思想發動和組織工作。
起義領導核心小組除反複研討行動方案，確定方法步驟和實施措施外，還深入兩航人員中召開骨幹會，指導技術行動部署，協調各部門的行動配合，排除各種困難，順利完成北飛前的諸項準備工作。
兩航員工在香港加緊準備北飛，北京時刻在關注。周恩來總理多次召開會議研究兩航起義問題，最後一次是10月底，周總理向聶榮臻、粟裕、李克農、劉亞樓、蔣天然等傳達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決定，批準兩航起義飛機降落地點、起義時間；具體飛行計劃、機場選用的安排；劉、陳總經理的接待工作；劉、陳總經理到北京後由新華社發布兩航起義消息；以及對兩航公司的政策，總公司、分公司設置，機場使用和經營方式等等。
11月5日，呂明、查夷平搬進九龍半島酒店，成立起義指揮部。
11月7日，中航中層主要部門負責人、業務骨幹、飛行員等42人，在《中國航空公司全體員工起義宣言》上鄭重簽名，表達起義的堅定決心。當日晚，何鳳元、吳景岩帶著這份42人簽名的起義宣言找到劉敬宜，再次進行說服工作，懇切希望劉總經理果斷決策，堅決領導，迅速行動，立即宣布起義。
11月8日晚9時，陳達禮主持召開中航北飛人員預備會議，傳達了北飛日期、時間、航線安排等事項。
1949年11月9日，4時半，中航陸維森、華祝、央航樓閱秉、徐文良等到機場擔任現場指揮送飛機，並妥善地避開局外人，使機組和隨行人員順利辦完起飛前的各種手續，登上飛機。6時，12架飛機陸續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中國航空公司10架，中央航空公司2架。劉敬宜、陳卓林、呂明、查夷平等人乘央航潘國定駕駛的CV－240型（空中行宮）XT－610號飛機，於當日12時15分到達北京。到北京西郊機場歡迎的有空軍司令劉亞樓、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空軍參謀長王秉璋、周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以及任泊生等有關人員。其他11架飛機，由陳達禮領隊，飛抵天津。同日，香港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 2000多名員工通電起義。
11月12日，毛澤東主席電賀劉敬宜、陳卓林和兩航員工，讚揚其“毅然脫離國民黨反動殘餘，投入人民祖國懷抱，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愛國舉動”，希望他們團結一致，為建設人民航空事業，並為保衛留在香港的祖國財產而奮鬥。同日，周總理致函兩航員工，宣布兩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轄，任命劉敬宜、陳卓林分別任兩公司總經理。新華社、《人民日報》發表了《歡迎兩航空公司起義》的社論，“對於將在兩公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人民航空事業，表示無限的信心。”周總理、李克農副外長特電嘉勉參與策動兩航起義的何鳳元、陸元斌、陳耀寰、朱漢明等同誌。11月15日，周總理在北京飯店會見並宴請兩航起義北飛全體人員，他說：“我們歡迎兩公司的起義，因為這是具有無限前途的中國人民民航事業的起點。”他號召“兩公司的全體人員努力克服前進途中的困難，堅持自力更生，而不要對帝國主義者存任何幻想”。
兩航公司在起義北飛成功後，立即通電國內外各辦事處、航站，電令保護好財產，號召尚待解放地區和海外員工策應來歸。中航澳門電訊課、工廠、材料庫員工積極響應，莊重簽名加入起義行列。央航曼穀辦事處員工致函，絕對擁護起義。中航、央航昆明辦事處員工，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秘密響應起義，進行護產鬥爭，迎接解放。台灣、海口的部分兩航員工聞訊後，衝破國民黨的阻撓，趕赴香港報到參加起義行列。中航曼穀、仰光、海防、加爾各答、舊金山等辦事處和航站員工，紛紛響應起義，相繼策應歸附人民祖國。
起義後，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即著手兩航留港、澳人員複員事宜。從1950年1月16日起，央航複員廣州，中航複員天津、上海。到1950年底，累計香港兩航公司複員廣州、上海、天津的員工共1725人，直係親屬2474人，總計4199人。
兩航起義後，國民黨政府對起義瘋狂反撲，在港英當局縱容下，百般利誘、分化破壞起義，進而蔣美勾結，後又蔣美英合謀，進行各種威脅破壞和劫奪活動，在形勢險惡的情況下，我黨領導廣大起義員工配合我國政府展開了捍衛起義成果的護產鬥爭。留港員工在軍委民航局、民航廣州辦事處的直接領導下，以及同中共港澳工委和有關部門通力合作、艱苦努力，排除各種阻礙，完成了護產搶運任務，截至1952年底，共運回器材約15000箱（件）、汽油3600桶和其他物資設備等。
兩航起義是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愛國壯舉，是震驚中外的一件大事。
兩航起義對國民黨在政治上、軍事上是一個重大打擊，切斷了國民黨政權的西南空中運輸線，為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創造了條件，加速了解放全國大陸的進程。
兩航起義的成功，轟動了港九各階層，震撼了蔣幫，引起國際注視。兩航愛國員工首先高舉義旗，直接影響了港九的資源委員會、招商局和中國銀行等27個國民黨在港機構相繼起義，起了示範和帶頭作用，加速了蔣幫的分崩離析。在政治上、經濟上給予國民黨政權以有力打擊。
兩航起義北飛的12架飛機和後來由兩航機務人員修複的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16架（C－46型14架、C－47型2架）飛機構成了新中國民航初期的機群主體。內運的器材設備，成為新中國民航初期維修飛機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來源，並組建了太原飛機修理廠、天津電訊修理廠，爾後成為發展我國航空工業和電訊研製工業的技術物質基礎。
在發展運輸生產、保證飛行安全、改善基礎設施、加快人才培養、發展科學技術和增進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麵，他們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遍布全國各個崗位的起義員工，在國防、航空、航天、電子、機械工業、科研、文教等部門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都做出了積極的奉獻。充分體現了周恩來總理當年關於“爭取人是最主要的”指示的重大和深遠意義。
兩航起義是一次愛國行動。毛澤東主席稱之為“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愛國舉動”。周恩來總理稱它是“具有無限前途的中國人民民航事業的起點”。兩航起義是中國民航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我黨領導兩航起義的偉大壯舉，是廣大兩航員工在波瀾壯闊的革命大潮中，遵循黨所指引的方向，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投向人民祖國懷抱的正義行動，它將永載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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