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雜趣
看官，對不起，鬼使神差，我居然想出了這麽缺德的題目！但我絕對不是美化災難，對成千上萬的同胞罹難無動於衷。如是那樣，我還配當一個真正的人麽？我這裏要說的是，在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時，在百姓中發生的幾件小事，“雜趣”隻是我的體會而已。一件事是否有趣，是沒有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的，我姑妄說之，您就姑妄聽之，不要太較真。
酒徒一無所知
我當時住在西四缸瓦市小醬坊胡同。院內東小屋住著一位王師傅，四十五、六歲，中共黨員，是缸瓦市一家綜合修理門市部的經理，手下有二、三十名員工。他家屬在遠郊縣，平時一個人住單身，休息日才回家。老王嗜酒，每天下班回來總要喝上二兩，然後入睡。是日淩晨大地震發生，全院人都跑到院中央，惟獨不見老王，其房門緊閉，鄰居們一致認為他倒休回家去了。早六時許，小東屋門開了，老王像往常一樣走了出來，見到從人齊刷刷地站了一地，大驚：“怎麽回事？出什麽事了？”“地震啦，大地震，西屋的山牆都倒了！”一聽這話，他臉也不洗了，拔腿就跑：“不好了，我那門市部裏還有值夜班的工人、照相機、收音機、現金哪！”
青年與老人
餘震尚存，我到西四小吃店買油條，見到西安門大街馬路中央有一輛嶄新的自行車，車的前後用四根木棍撐牢，車上放一塊窄木板，板上用竹竿撐起一塊塑料布。一青年衣著整齊靜臥車上，閉目養神。看來，此君思慮甚遠，準備長期打遊擊了。
馬路兩側的人行道上卻不乏老翁、老嫗，他們端坐椅中，輕搖羽扇，處之泰然。如今我也六十有七，方知道普通人活到一把年紀便跑不動了，對生與死看得也就不那麽重了，方理解當時那些老人的心情。
金魚比妻子重要
家姐在故宮博物院工作，地震後我們便住入了該院在紫禁城內隆宗門西廣場統一搭建的抗震棚，其格局與現在的農貿市場攤位相似。左鄰一位婦女指著她丈夫對我說：“他人真新鮮，地震一發生他先跑出去了，可馬上又返回來了。我以為他是來幫我，沒想到他是回來搶救他那魚缸裏的金魚。你說可氣不可氣？”丈夫解釋說：“你的腿腳比猴子還靈巧，還用得著我幫你！”原來這位妻子是在房管局負責危舊房檢查工作的，每天都要登梯爬高，動作異常敏捷。後來我看到她能夠把洗完的衣服晾到地震棚那高高的立柱上，才感到丈夫之言果然不謬。
小孩不想回家了
紫禁城內，除指定地點外，一律不準拉電線，更不許有明火，所以，一日三餐都由食堂統一供應。食堂裏有位廚師師承禦膳房，他做的清蒸酥丸子堪稱一絕，丸大如拳，葷三素七，入口即化，非常可口。後來我學著做了多次，也沒成功，做出的丸子都是死疙瘩。在宮內居住月餘，家裏震壞的房子已經修好，吃過最後一次酥丸子之後，鄰鋪和我家都要撤走了。這家有一個六歲的小女孩，看到父母收拾衣物，大喊：“我不回家！”我問她為什麽，她說：“這裏人多，院子大，房子好看，有電視，大丸子好吃。”我說：“地震沒有了，大家都要回家的。”不料她卻說：“再震一次才好呢！”其母嚇得大驚失色：“誰教你這麽胡說的！”那年頭，似乎人人都是外交家，好像每一句話都代表國家，說起話來要字斟句酌，因為一不小心就會給自己找來麻煩；更為可怕的是，小孩說錯了話，要父母負責。當時我忘了自己的“老右”身份，一高興把孩子抱了起來，摸摸她的頭。“幼童何須知避難？但求好吃又好玩。”幼兒是世界上最可愛的，是我們自身的延伸，以後他們就替我們活著了。三個月後，“史無前例”的歲月壽終正寢，又過了十幾個月改革開放開始。這次大地震把國門震開了。我把這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硬說成是因果關係，當然是最大的胡說八道。不過，沒有後者，我哪有如此膽量寫前者？
我廠有鳥
在我們這個總麵積近一平方公裏的廠界內是經常可以看到鳥的，我指的是野生的，不是愛好者的籠養鳥。
去年深秋，天氣冷了，某日我按習慣在醫院前的小方園內散步，發現今日與往日不同，在14、15號兩樓間的電線上，醫院以及兩樓的高簷上秩序井然地站著一行行燕子，幾乎是等距離地分布著，很少飛動。我推算了一下，大約四、五百隻吧。它們要幹什麽？我很快明白了：集合待命南下。哦，在溫暖的季節裏它們分家而居，嚴寒來臨之際卻不各自奔命。看著它們矯健的身軀，整裝待發的小模樣，我頓生憐惜之情：一路平安，我知道你們的路線，當你們飛越泰山時，請代我向他老人家問候。明春再見。
我常到愛心湖散步，在那裏我可以放聲歌唱與人無擾，但也是為了看鳥。喜鵲有時多達幾十隻，分落在草地上啄食。冬天湖麵已冰封，也總會有個別的鳥在湖中尋縫汲水，這時，一隻鳥便足以使一麵冰湖生機盎然。我還喜歡踏雪，廠南端苗圃還沒有踩過的雪地上竟已留下了三趾足跡，小鳥先我而來過。
網球場後的小花園也是鳥的世界，但主要是麻雀，突然唰啦一聲飛上樹去，密密麻麻地布滿枝頭，無法確定它們的數量，不過一兩百隻總是有的。它們的體態決定了沒有遠翔能力，肯定在廠定居。這廣闊的草地以及十幾年來業已長高的樹木是足以供它們繁衍生息的。
有時也會出現單隻的較罕見的鳥，比如個體大於畫眉但全身鵝黃，我叫不出來名字，但肯定是較珍貴的，人貴其內，鳥貴其美嘛。還有別的顏色的。遇到這些鳥的機會不多，若不是在別人上班時我能在安靜的廠區內到處溜達，大概也是看不到的，何況總是在春夏樹陰遮天的地方。
最近常見的則是太平鳥，羽色淡褐，體態大於山雀，頭上有一麵向後長著的毛。這種鳥生性憨鈍，是粘鳥者的易得獵物。每看到它們時，我總默默地對它們說：小心點，別貪吃那些小紅果，你們太老實，不會想到有人已張下網。
鳥是一種對環境敏感的動物，它們是能夠自由飛翔去尋找安全棲息之所的。它們肯來我廠說不定是它們把我們的主色——綠色，看成是一片安寧的樂園，另外，它們也酷愛文明。有位作家說過，看一個社會是否文明，隻要看看那裏的人們與鳥是否和諧就夠了。
小鳥，我們是文明之區。
還要告訴你們，我國是世界上有“愛鳥月”規定的文明國家之一。愛——人類最崇高最博大的字眼，我們把它用到你們的身上。
我以為，一個地區能吸引鳥來，大概是地方不錯，我的觀察表明，近兩三年來廠區的鳥的確多了。
但我希望看到更多的鳥，最好是天鵝。
一次聖誕晚會
幾年前的一個聖誕節前夕，我到某校看望一位老同學，進門坐定，他說：“今天不能陪你，我要主持今晚的外教（外國教師）聖誕舞會。這是一張請柬，你自己去吧。”
“我認識不了幾個人啊！”
“外國人與外國人之間，與中國人之間也大多互不相識嘛！”
晚7點半我準時到會場。這是一個小食堂，門前懸紅紗宮燈兩盞，節日氣氛立濃。門內左側長桌數條，桌布雪白，上放大盤十個，皆小點心。嫩如凝脂的豌豆黃，紅豔晶瑩的山楂糕等為中式，蛤蜊角等為西式。廳中立聖誕樹一株，彩燈及什錦綴飾散掛其上。這種格局充其量是一個歐美中產階級的家庭舞會的規模。
在迎賓曲中，中外客人陸續入場，約70人，其中美、英、德、日、西、澳、法等國教師約30人，他們中有60開外的教授，也有20來歲的美國小夥子助教，女多於男；中方則男多於女。
主持人致詞兩分鍾，外教代表（法國人）答詞兩分鍾，均用英語，全場無翻譯。講話時全體站立，無席次之別、長幼之分。
詞畢，中外人士互相問候，廳內走動頻繁，握手寒暄笑語不絕，間有互相擁抱或禮節性互吻。
樂起（錄音機），起舞者占半數以上。不舞者或站立交談，或站在靠牆的折疊椅旁或飲或食或聽音樂。
我不跳舞，舉了一杯礦泉水到各處與外國人寒喧，互道聖誕快樂，微笑舉杯致意。實乃盡一中國“主人”的禮儀而矣。
我注意到角落裏有位老太太獨坐，不似其他中外人士活躍，遂前往之。
“教授，節日快樂！”
“謝謝，也祝你快樂！”
“你不愛跳舞嗎？”
“愛，但現在不跳，我在聽柴可夫斯基，噢，不，我在想家！我丈夫和孩子此刻也在想我，我敢肯定。”
“那麽，首先請你轉達我對你丈夫及孩子的良好的聖誕節問候，一個遠方的中國人的問候。”
“啊，謝謝！”她頓時兩眼生輝，直盯著我的眼睛。“你信仰上帝嗎？我說的是上帝！”
嗯，老人難道對不信教的人慶祝這個世界最大的宗教節日不理解嗎。“我不屬於任何宗教（為尊重教徒，我用英語講時不使用不信仰這個硬性詞），但我尊敬上帝。”
“為什麽？”
“他仁慈、善良，總給人們以美好。我們這次聚會難道不是上帝的恩賜嗎？上帝使你我相識。”
老太太突然朗朗大笑，竟伸手拍我的背。這笑聲引來了許多好奇的目光，舞池中有人回頭看我們，並點頭致意。
在曆時90分鍾的晚會上，沒有個人表演。除了快慢節奏及古典現代的跳舞外，隻有平靜的交談。細語微笑成為晚會的主旋律。
人們還在交談，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麽有那麽多話，不過我想，既然我“客串”都能和十幾個人洋人找到話題，他們——中外的語言教師們還愁什麽呢。
幾首舞曲終了，舞會立即停止。突然廳內亮全燈，輕聲播放“友誼地久天長”。此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到長桌上取了高腳杯斟上紅葡萄酒，緊接著是一陣清脆的碰杯聲，及一片閃亮的紫紅光點。
然後，音量突然放大，相鄰者手拉手，按這首曲子的發源地蘇格蘭的傳統，伴著旋律上下搖動雙手。在歌聲中我聽出了中、英、俄、日的語言。最後在“友誼萬歲”的拖長音中終曲，會散。
會後同學告訴我，這次舞會主要是聽取了外國教授的意見安排的，每人按15元左右作的預算。
體檢
前兩天職工醫院的趙院長通知我說：“你到白大夫那領一張體檢表，參加全員體檢。”我聽了之後心裏熱乎乎的，趕緊對趙院長說：“謝謝院長的關照，謝謝領導的關懷。”
我的醫療關係在設計院，近些年來安排體檢我都沒參加，一來是因為住所離醫院較遠，不方便；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自己有這樣的想法：自己已經68歲了，身體一直比較虛弱，從不幻想活到七老八十，再者說，一個人如果到了連一點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不能做了的時候，活著又有多大意思呢？
這幾天職工醫院裏比過年還熱鬧，兩千多名員工（包括離退休員工）按照醫院安排的順序前來享受企業給予大家最大的關懷——健康上的關懷。
年輕人一般沒有什麽大毛病。這次體檢對他們來說是多了一次湊在一起說笑的機會。“大夫，我沒問題吧？這麽說，我還能大口吃肉？！”“起來吧，你這心電圖亂七八糟的，別找老婆了！隨著這些幽默的話語，醫院裏蕩起一陣陣開心的笑聲，排解了大家排隊等候的煩惱。
中年人的體會就與青年人有點區別了。他們知道每個人的體檢費用差不多相當於一個下崗人員一個月的生活費，從中感受到了公司領導的管理能力和對員工的關心、愛護。“我們北新在國有企業中就算很不錯的了，不但沒有人下崗，還能給員工檢查身體，真得知足了。“有人對我說。
我生平最怕排長隊，所以我等到下午沒人時才去照X光。我不知道體檢是集體行動，不是個人門診，不能想什麽時候來就什麽時候來。但是負責X光的喻小苗大夫沒有表現出一點不耐煩，又專門為我開了一次機。我真是有點過意不去。
當然，不僅僅是喻小苗，醫護人員各個工作都很認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我們北新是一個有文化的文明團隊。我尊敬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這就是我通過這次體檢產生的一點體會。
螃蟹與男子漢
1970年的一天晚上，我到西四缸瓦市一家中檔飯莊吃餛飩，同桌坐著兩位操東北口音的中年男子。他們在小賣部買了4兩白酒和半斤螃蟹，坐到桌前正欲舉杯時，其中一位覺得不大對頭，便將那盤螃蟹原封不動地端回小賣部，問售貨員：“請問，一隻螃蟹長幾條腿？”“八條呀，再加一對螯，一共十條，怎麽啦？”售貨員一愣。“那您數數我這兩隻螃蟹一共長了多少條腿？”話語平和，麵帶微笑。售貨員笑了：“您要的是半斤，那螃蟹可不是按照二兩五一隻長的，為了湊分量隻好多搭上幾條腿。”中年男子又將螃蟹端回桌上然後把散亂的螃蟹腿擺在蟹身兩旁，笑著對另一位說：“老哥你看，你這隻螃蟹長了12條腿，我這隻長了13條腿，而且和你我一樣——都是公的。”
聽了這話，那位老哥和我都笑了。女售貨員更是笑出了聲。“沒辦法，這批貨來的時候就是這麽亂七八糟的，可領導非讓搭配著賣。要不我把那五條小腿給您換成兩條大腿？”售貨員說。“大姐，不麻煩您了。”言罷，話題轉到了其它方麵。“
1972年的一天，我出差乘坐從南京到上海的慢車，車廂中旅客不多，而且多數是短途旅客。在棲霞站上來兩位農民，抬著兩個大竹筐，筐裏裝著螃蟹。這些螃蟹長得很肥碩，吐著亮晶晶的泡沫，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看著就十分鮮活。
“賣不賣？”一位中年男子問。“運到上海可以賣××錢一斤，現在便宜點賣給你。”講好價錢，中年男子要買三斤。“你用什麽來裝？”“這個。”隻見這男子掏出一個當時通用的尼龍兜。“撐住口袋，我給你裝。”言罷，農民將竹筐蓋打開一條縫，爬出一隻捉一隻，然後順手放入尼龍袋中。“夠了，就算你三斤，隻多不少。”“你怎麽不過秤呢？”“火車晃得這麽厲害，掛不住秤砣，我還怕砸了腳呢！你放心吧，保證夠斤兩。”
過了一會兒，火車停站了。一位看熱鬧的對賣螃蟹的農民說：“現在火車停了，可以稱一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手拿的準不準。”那位農民取出秤一稱：三斤五兩半。又過了兩站，買主與農民道別下了車。
這是兩件很普通的小事，但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麽經過30年的風雨，至今記憶猶新。最近我才略有所悟。原來男人（古語稱男人為漢），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男子漢，一類是普通漢。男子漢的身份與表現各不相同，上可是力挽狂瀾的高官和鑽研各種學問的學者，下可是販夫走卒、平頭百姓，但他們至少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對小利、小虧、小話、小動作不太注意。因此男子漢活得爽快，而且招人愛。好男人愛的遠不隻自己的老婆。我剛才敘述的兩件小事中的幾位男士就可以稱為男子漢。
筆者遠非男子漢，所以才佩服男子漢。男子漢不是經濟概念，但我以為處在溫飽線或小康線以上的男人還是粗放一點好，能讓則讓，不要太斤斤計較。當然，我這裏所說的粗放是指生活交往上的粗放，而不是指工作上，工作上當然要細心。
另外，當男子漢是自願的。男子漢有時可能會吃虧上當，因為社會上存在著非男子漢。由於上麵所講的第二個故事中雙方都是男子漢，所以才皆大歡喜，全是贏家。隻是那橫行的小動物在引人發笑後，作為美味和營養被吃掉了。
老 師
1952年我入外國語學院學俄語，老師是俄羅斯人，金發碧眼，身高體勻，皮膚白細，酒窩深深，是我長期接觸過的最美的女人。
開學第一堂課，她說：孩子們，從今天起我便對你們負責了，請記住，我的學生不分國籍。
一日，進行聽力測驗，規定不許用筆錄，隻能憑記憶答問。我求分心切，暗自書寫於掌心，被她發現。
“茹朋路，站起來！”“你狡猾（俄音：西特裏）。”
我頓時起立，眾目睽睽之下，麵紅耳赤，無地自容。
“老師，我錯了！”
“站三分鍾！”
從此我在任何考試中沒作過一點假。
又一日，她命我朗讀課文，有幾個難讀詞始終發不準。老師走進我桌邊，用手掰我的口型，校正十餘次，方滿意，說：“好小夥子（俄音：瑪拉節茨，長者對男孩的愛昵之稱，姑譯為此）。”
從此，我初步掌握了純正俄音的基本要領，相信了她的話：外語要流利，嘴唇磨層皮。
新年聯歡，她跳了少女手帕舞，手持花手絹，上下左右用力甩擺，齊膝皮靴踢踏有節，時而旋轉飛速，長裙張圓，間或高聲喝喊，顯示出草原民族特有的豪放與粗獷。此時，師道尊嚴已變成笑語歡天。我有幸與她合唱“茫茫大草原”。
暑假她回國探親，我們送她幾支金星鋼筆，幾把檀香扇（學校出錢，學生出麵），不料老師淚流滿麵，說：不要再花錢，你們國家太窮，要節儉。孩子們，你們是你們祖國的未來，你們的道路還很遠。請記住，我是共產賞員。
從此，我知道，教師是太陽下最光輝的職業，沒有教育，人再富有仍是野蠻。
1990年有幾位蘇聯朋友來廠參觀，時任廠長的王鴻禧先生在築根餐廳設宴，廠長謙讓，叫我坐在一名外交官的左方。席間，我突生異想，用俄文手書一紙：敬愛的老師，尼古拉婭·庫茲米娜·沃爾科娃教授，您的學生茹朋路向您問候，1952，中國，北京，外院。附一張名片遞給了這位外交官，並告訴他，她曾在莫斯科大學俄語係任教。
“這不難找，我將盡力而為，請放心。不過，教授多大年紀？”
“七十七。”
“哦，這恐怕……”他的表情是嚴肅的。
現在又過了六年，如果老師健在，當是八十三歲了，但在我這個六十多歲的學生心目中，她仍然貌美，充滿青春活力，一個從不進行政治說教的共產黨員。當年外事紀律森嚴，絕不允許打聽外國人的私生活，所以，她也許不是完人。但老師教給我的絕不僅僅是我終生熱愛的、美麗的俄羅斯語言。
美麗的老師，學生永念。
過年了
本世紀最後20年的第一個新年到了。北京新型建築材料試驗廠要犒勞她的全體職工了，我是其中之一。
每人發兩張甲菜票，一張紅的，一張綠的，是毛邊紙印的“菜票”，大約有郵票大小。紅的可以取一份肉菜，大約有溜肉片、丸子及紅燒肉等幾種，可任選其一；綠的可以取一份魚，大概隻有紅燒魚及幹炸魚，也可任選其一。
到了中午，大家都來到北區食堂排隊領票。那時北區是一片正在平整土地或打地基的工地。這食堂是每天都非常熱鬧的地方，因為人必需吃飯，何況還沒有家屬宿舍。
在食堂入口內約5米的地方，擺了兩張八仙桌，有兩三位年輕的同誌在發菜票。由於各科室、工地接到的通知是，這天午飯時各人自己去領，所以一下子便排成了長龍。於是，這兩三位同誌便忙不過來了。領票時，他們隻問一下是哪部門的，然後在記錄本上作個標記，就給你兩三張票，既不“驗明正身”也不看證件，因為他們幾乎沒有時間向索要票者看一眼。
真乃堂堂大廠氣派！我生平還未見過這陣勢呢。
切莫小看這份魚肉。平時我們吃飯還是以分角來計算的。我是當時廠內為數不多的工程師之一，月工資不過62元。每月獎金分8元、10元、12元三等，此外，我還有點業餘翻譯的稿費。我吃甲菜是由稿費來支付。
遺憾的是，我當時竟然沒想到拿到一次票後，再回過頭去排第二次，第三次……這樣，我家過年就不用買魚了。讀者或許會問：你這麽幹被發現了怎麽辦？我剛才說，被發現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另外，我還可以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當時並沒有明文規定隻許排一次嘛。我還可以用感情說服人：我飯量大，既然請客，為什麽不讓我吃飽呢？
鬥轉星移，現在到來的已經是本世紀最後一個新年了。那食堂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後已從此消失了。北新的同仁當然還要天天吃飯，不過是拿著磁卡去龍苑了。
曆史要發展，必然有變化。一般而言，正麵的變化越大，社會的前進也越快。我不能總留戀那兩張菜票和那座食堂。但我不能，也不打算忘卻他們。
我與集團報
前些日子與羅永菁女士談及我對其父羅來源先生的敬重時，自然談及集團報，遂引發此文。
廠報（後來改名集團報）初創，一天下午我正與一個外國人閑談（許炳炎兄部分時間參與）。這人嗓門很大，講話時不停地揮動手臂，不知情者會以為我倆在吵架。這時羅先生正好路過，可能出於好奇停了下來，待我們微笑握別後，羅先生問我：“你們談些什麽，這麽激動？”
“他是位工程師，我想可能由於長期在噪音中工作而形成了這種講話姿態。其實他在讚揚我廠，說他來華之前總以為我們的管理技術水平會很低的，親自看到後覺得我們非常了不起，以後會超過他們的。”
“這是個好題材，給廠報寫個稿吧！”
以後，我寫了幾則小小報道，無非是將外國人或出於真情，或出於驚奇，或出於禮貌（但絕無虛偽）而對我們的讚美之詞記錄下來而已，另外還有幾首打油詩。現在再寫這麽膚淺的東西，廠報大概不會刊登了。
我是地道的工程技術人員，但一向敬重文學藝術人才，並認為我們的工人，工程技術乃至其它專業人員要愛好並參與文藝活動。文學藝術可以直接觸及我們的靈魂，而機器及技術是辦不到的。
後來由於不在廠內上班，對廠報也就不關心了。
退休後，我果然逃不出老年人的規律，回憶往事，觸景生情，尤其鍾情於這個曾為我提供過前所未有的工作機會並高度信任我的母廠，於是又萌發了寫稿抒情的念頭。
我又開始注意看廠報了。啊，檔次提高這許多！這正是我廠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步並略超前的表現，也正是我的想法。
再寫稿？如今廠內藏龍臥虎，我算老幾！弄不好豈不自作笑柄乎？
管他呢！終於我又坦坦然然地象當年直入羅先生辦公室那樣，走進了廠報辦公室，將幾篇稿件直接交到瑞福兄手上，沒多談什麽就出來了。
我的想法是，還能通過廠報做點什麽，哪怕隻是獻一滴水，來澆灌這日益美好的田園。一人一滴水，萬人匯成溪，溪水常年流，田園綠油油。
但是，如果由於我老眼昏花，加了一滴不清潔的水，那麽就請編輯諸君抹掉吧！
OK！BNBM
謝謝工會、98國慶卡拉OK比賽的全體歌手、評委、場務及觀眾。你們愛唱歌，愛人，愛廠，愛國，愛生活。你們給我以青春，以友誼，以歡樂。
或有人說：“你在嘩眾取寵，你們北新一個小小的歌唱活動，就能叫你有這麽多感受？”
且聽我道來。
我是個“聲色之徒”，既愛男聲男色，女聲女色，也愛少聲少色，老聲老色（但不愛黃聲黃色），這是由我的“聲色觀”決定的。我的推理是：
世界上什麽音最美？人的歌喉，聲也！
於是：身體×歌喉=演唱=平方美
或有人問：既然如此，你見到歌星一定會頂禮膜拜了？不！事實上我真為某些大腕可憐。演唱前人家必須苦想三天，如何包裝？四個音符到底索價幾萬？真唱還是假唱？如何擺譜？如何偷稅？對此等歌手，我不屑一顧。金錢的奴才沒有資格，也不可能給人以美。倒是北新這場比賽令我振奮。
這次比賽，曲目多樣，選題健康。京戲、民族、通俗、美聲，25位歌手各有千秋。我對各種唱派無偏無向，一視同仁。因為世界本應是五彩繽紛的，人也應各有所愛。
歌手投入。人或問：“誰上台能不投入？這也是值得一提？”我說的是，歌手們令我這個觀眾感覺出了他們的投入。
歌手有功底。我看得出，歌手中絕大多數登過台。我的根據是他們的行腔、運調及吐詞、手勢相當正規。這些歌手一定能用自己的歌聲調整心態，遇有矛盾一定會以文明方式解決。
無功利思想，有競爭意識。我不相信有誰是為物質獎而參賽的。但有歌手對我說：“遺憾，這次沒發揮好。”既參與，必爭上遊。歌賽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觀眾素質好。他們有時凝神注視演員，忽而又凝視屏幕，這顯然是在品味表情、節拍、旋律。我沒有見到一位不識體統者。走出歌廳，我發現自己犯了個錯誤，是井底之蛙性的錯誤。我本以為，在這個工作緊張、競爭向上的公司內隻有我一個人有閑心唱歌。原來唱歌的人多著哪！又一想，這不奇怪。北新員工來自五湖四海，文化水平較高，當然能夠出現一批歌手。這是隻有大企業才可能具備的文化優勢。我們應當珍惜這筆財富。於是我腦海中出現了這麽一種場麵：2000員工在齊聲歌唱，個個挺胸昂首，口型合一。
“你知道嗎？中國有家公司全體2000名員工正齊聲歌唱。”“是嗎？那一定是生產樂器的。”
“不！是生產新型建材的。”
那時，建議將公司改為：BNBM(Musical Air)，即，北新建材（集團）公司（音樂氣氛）。
這也許會使中外人士大吃一驚：世界首創。
步行萬歲
上小學時，學校距家相當於當今市內公共汽車五站路，我的一雙小腿要走上四十多分鍾。當時家貧，再說那時北平的居民區也沒有公共交通工具。於是“小呀麽小兒郎，背著書包上學堂，不怕太陽曬，不怕風雨狂”。這樣年夏一年，走過了六年。我總不能因為要走路而放棄了當時（也是現在）的第一流學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小學（現實驗小學），何況每學期隻象征性地收學費一元。
後來我上了清華大學，當時已開通了31路汽車（即現在的331路，但路線略有變動）。不過每逢周末等車的人極多，有一次我粗略地數了下竟達800人以上。好在那時人們非常講禮貌，隻要耐心等，肯定有車坐。可我一算，一小時內絕輪不到我。幹脆，從（當時的）清華園火車站沿鐵路步行到西直門站，總長5.796公裏，這是站牌上寫的，因為走的次數多了，這準確的數字我記了一輩子。當時這條線附近，田園風光極佳，尤其是天高氣爽，桂子飄香的秋季。我久居清華園，卻沒有時間以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來休閑，倒是這一程步行使我得以放鬆。
大學畢業後分配到百萬莊的建工部（那時建工建材是一個部），家住西四，常年買月票。可下班後還是經常步行回家，一路上東瞧瞧西看看，有什麽好吃的就買點去孝敬母親。
“文革”來了，紅衛兵正鬧大串聯，人慌馬亂，可單位偏偏派我去沈陽出差。列車開到沈陽東站便不走了，把旅客通通趕下車。這東站距我妹妹家至少15公裏。我不愁也不罵，因為心中有數，常速步行三小時內準到。
“文革”過了，我又去沈陽探親，乘103無軌電車可直達北京站。不料，當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來訪，長安街禁止車輛橫穿，我乘的車停在百貨大樓前。人們可以等首相大人，可火車不等我這小人。但我知道我的步行能力，請司機開門下了車，走到北京站正好檢票放人。
改革開放了，某日我到北京飯店接一位美國客人去崇文門飯店會談。飯店前出租車排成長龍候客。可是拒載我們。顯然是因為路不遠，比送客人到機場或頤和園要少賺許多錢。怎麽辦？我用英語說：上帝賜給我們兩條腿，不是為了裝飾，而是為了走路，況且，你我都不是總統。此君一笑：OK！Let’s go!（好，咱們走！）
這些都是往事了。
在敝人如今步履緩慢的老年，敝廠開辟一麵愛心湖，通向那裏的是一條一公裏長的安靜的馬路，此天賜福於我也！我在廠裏住的時間長，自然認識的人也多些，一路上覺著，總有朋友點點頭微微一笑。看，清靜並不等於孤獨。
當然，我遲早有走不動的時候，這是自然規律，誰也逃不掉。但隻要能走動，我還是奉信“華蓋之車不如雙足”。原因很簡單，就“行”而言，隻有兩條腿是真正屬於自己的，我的腿就忠誠地為我服務了六十五年。
請允許我妄言，不管這世道怎麽變，路總要自己走，所以，步行萬歲。
二十年幾句話
我是一貫主張修《北新史》的，早年曾對羅來源先生說過，近年又向國芳提過。我當然知道，修自己的曆史是很難的，因為必須寫出這個家庭，這所學校的思維方式與靈魂。好在這事並非燃眉之急。
我之所以屢提此事，原因很簡單。首先，今後無論出現什麽新型建材領域中的後起之秀，我們當然歡迎，對國家有利嘛，但是，北新在中國新型建材工業中的曆史地位業已確定，是先鋒、元老的地位。這不是我們自吹自擂，因為曆史不是可以吹出來的。這是事實，是20年前那個特定曆史時期的產物，也是20年來我們實踐的成就，總而言之，是20年中天時、地利、人和等各種因素的必然結果。其次，我認為不懂曆史的人不可能是有文化的人，一個單位也是如此。古今中外，概無例外。今年是我踏入北新的第20年，我一方麵珍惜那不能再現的過去，一方麵又構想我也許看不到的更加美好的未來。
前年，我未請示任何領導，大膽地寫了一首《北新之歌》，後經報社諸君修訂刊登在集團報上。我在此重述一次：
北新，正正堂堂，樹誠心立信，產品育人，為國為民；
北新，人口一心，兢業自進，文明日昌，技術永強
北新，芳草萋萋，綠柳成蔭，愛心湖水，與天相輝；
北新，可愛的家，歡歌共建，我是一員，任重道遠。
填詞當然要想到曲調，不過，我是沒有譜曲能力的，所以，隻能憑著構思哼出個調子來，也算是詞曲兩成吧。這個“歌”隻唱過一次，是在去年北新國慶卡拉OK比賽後的一天，一位仁兄聽過後說：“你如果在歌賽上唱出來，我給你特等獎。“我是從來不參加歌賽的，所以也從不打算得什麽獎。不過，這話叫我心中有個底：北新人也許不反對我這七十二個字。
但我這個人就是不知趣，不自量力。前年，我偶然見過宋總便脫口而出：“宋總，我們經受過挫折。今後也難免，但我們不是最大的企業（我對比的是石化、鋼鐵等企業），但我們非常剛韌。”宋總是個以分鍾計算時間的人，他耐心地聽我把話說完後，表示同意我的說法。
倒退20年，也就是我剛入廠的時候，石膏板廠房尚未封頂，北區還是黃土地。設想一下，如果在這20年中我們有任何重大的失誤，我們還能象今天這樣生活在這一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嗎？我們還能分新房麽？我們又還有什麽值得一爭呢？請看看周圍我們並不願看到的諸多實例吧。
我不懂管理，不懂營銷，也不會操作機器，更不會領導別人，所以我不從這幾個角度來觀察北新，因為即使有專家給我講授這幾門學問，我也學不會。我眼中的北新是一艘在風浪中前進的遠航船，也可以稱為一支部隊，她的目的最終是五大洋的任何港口。
你有什麽根據這麽講？有。
宋總對我講過一句話：“我們固然要賺錢，但錢多了又是為了什麽？”
李副總（誼民）對我說過：“世界上的大型企業都有自己的創新體係，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們的管理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們10年前的思想，現在看來十分幼稚。”
李副總（鴻興）在談到人才培養問題時對我說：“企業非常支持年輕人學習，在這方麵投入很大。”
由此看來，北新的領導人都是極有頭腦的管理者，他們在前進的道路上不僅經常回過來審視自己所走過的路，而且對未來看得很遠。想到北新有這樣高瞻遠矚的領導，再看北新20年來發生的變化，也就不難理解了。
我在本報發表了幾十篇小文了，這還是頭一次寫領導呢！其實，我與他們並無個人私交，我比他們大20歲（或更多），沒有可能在他們的領導下工作。但人家這幾句話是對我這個“局外人”講的，這大概是因為我關心北新，人家才關照我的，與個人感情無關，這些是非常坦然的話，我記住了，借此機會轉給大家。我若在崗，大概是聽不到的。
20年的事情是不可能一一回憶到的，因為這本身是一部曆史。所以，在這篇紀念性的短文中我索性不再提。要提的是立足於現在，著眼於未來。過去的事，必將收集在未來的《北新史》中。
既然我們都承認北新是個家，家裏人說話要簡短。20年我就這麽幾句話。說錯了也沒啥。因為我的目的是為這艘遠洋輪加一滴油，加錯了，抹掉我這滴油就是了。
跪
我從來不向別人下跪。今後，除非我自願，如果有人膽敢強迫我下跪，就請恕我不講客氣啦，甚至，這可能意味著他的末日。
我說這話，當然事出有因。不過，對於別人的下跪我則或者表示同情、理解，或者認為應該，或者尊重，甚至羨慕。
有一些混帳的外資企業或台商什麽的，喪失人性，看錢比祖宗還重，體罰我打工妹叫我誠實勞動的同胞下跪，以表示他們的“廠規”是多麽神聖不可侵犯。如果我是他們的地方官，我寧肯不要烏紗帽也一定要叫這家夥吃不了兜著走。
還有什麽酒吧、飯館之類的地方，實行什麽跪式服務，據說是為了學日本或者提高服務質量。這些黑心老阪是在利用我們一些教育程度不及格的顧客的心理畸變，讓他們嚐嚐當皇上或西太後的滋味。隻要你肯掏腰包，我這當老板的對我的同胞就六親不認了。
1946（或47）年處決南京大屠殺製造者，日本戰犯穀秀夫。在刑場上這家夥竟然膽敢拒絕我中國監斬官命令，不下跪。豈料，我監斬官令：執行兵，強迫他跪下！
言罷，隻見兩名英武士兵上前，用軍靴猛然踢向這家夥的兩條小腿，隻聽到“哇”地一聲慘叫，這小子跪倒在地。“執行！”他這一跪是我中華民族的驕傲。
近年來，在旅遊景點的廟宇中有不少人對著佛或菩薩下跪，焚香並奉銀兩。目的不外乎求個平安吉祥或者是求個心理平衡。我是個無神論者，而且滿腦子的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我更信那些按照嚴格定律推導出的微分方程，不會相信一座木泥塑像會決定我的命運。但我們是宗教自由的國家，人家既然願意跪，我就尊重人家的自由。不過，假若其中有唐僧玄奘，我一定上前施禮：尊敬的大學者，大翻譯家，您為我們祖國帶來過榮譽，請受晚生一拜。
穆斯林與佛教徒是經常下跪的。他們跪的次數最多，姿勢也最優美，態度安祥而誠摯，其跪的對象是至尊無上的真主或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我為他們的真誠所感動，更尊重他們的民族風格及宗教信仰。因為，如果我生活在彼國彼地，大概也會是這樣的，我能不尊重我自己嗎？
1995年全世界都在慶祝反法西斯勝利50周年時，德國總理科爾在猶太人受害者紀念碑前下了跪。這是讓全世界震驚的一跪。它不僅表明了德意誌這個一度被希特勒引入歧途的優秀民族是多麽的敢於麵對曆史，更使我們相信，人類是有良知的，有正義的，有前途的。
最近，《清華校友通訊》1998年4月號上有一則報道及照片。一位196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電機工程係的越南留學生阮能恭，在闊別了36年之後又回到母校，走到鹹豐皇帝禦筆《清華園》的匾額下長跪不起，雙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詞：“謝謝母校！”對於這種跪，我不僅是尊敬，而且是羨慕了！雖然我和阮君算是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