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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是靠鬥爭出來的。或者說人權是人賦的。是強者賦予弱者的。
人權說白了就兩大塊。一個生存權和一個生活權。生存權主要是與大自然作鬥爭,戰而勝之得來的。生活權主要是與其它人作鬥爭,戰而勝之得來的。
不論是對抗大自然,還是對抗其它人類,取得勝利主要還是要靠共同體內的兩種人。一種是最關鍵的,就是極少數能夠開拓和組織的領袖人物。一種目前為止還不可缺少,就是較多的能夠被組織起來和執行完成具體任務的人。這兩種人是生產人權的人。不能直接生產和維護人權的人,得到的所謂人權不是天賦的,必然的。而是前兩種人產生的文明秩序的外溢福利。不是權利,而是福利。不是人權,而是人福。
權利和責任是共生的一體兩麵。有人權,就有人責。有索取,就得有貢獻。有權利,沒有責任。權利也終將不複存在。人類社會就是抱團取暖。大家隻取暖,不添柴,最後就等著天上降下索多瑪火焰吧。天不賦人權,天隻降人禍。
人類社會或者人類文明的階級結構基本上是恒定的。前百分之一的是綜合領導者。前百分之九的人是具有某一方麵前百分之一的骨幹。這兩種人是文明水平的基石。
人的素質是多維的,比如智商,情商,體質,相貌,乃至家境,社區,時代等等。這些基本條件,九成五是天賦的,或者說非個體本身能夠選擇和改變的。隻有五分是個體能夠掌控的。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的原理就在這裏。上一代的成功適應,的確可以傳下更適應環境的條件,取得下一代的競爭優勢。但是這並非絕對的。因為不盡有很多東西難以傳承,而且就算傳承下去了,隨著環境的演化,原來的適應也許變成了不適應。
這一代前百分之一的人,下一代還是前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這一代前百分之十的人,下一代成為前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百分之九十的人,下一代成為百分之一的人的可能性是萬分之五。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五代百分之五十,累計下來就隻有百分之三的幾率,五代以後還是前百分之一。就跌倒了下一個階級了。注,君子本意不是高尚者,而是高貴者,即前百分之一的人。
所以下一代的前百分之一,從來不可能靠教育來實現。首先這是一個相對階級問題,不是靠絕對學習來的。而且知識隻是多維素質的一方麵。尤其是九成五的客觀因素,不可能靠主觀努力去改變。所以領導者隻能去發掘,打磨。不可能去培養,製造。
那麽學校教育的意義何在?在另一頭,一個不落下。有百分之一的優秀,就有百分之一的殘,和百分之九的缺。殘就是由於種種負麵概率,完全沒有自立能力的人。缺就是培養成本大於收獲的人。而中間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就是可以培養的人。說好點就是可以培養成公民的人,自立自律的人。說不好點就是可以培養成牛馬的人,可以培養成奴隸農奴工奴的人。學校就是培養追隨者的地方。
前百分之一的人,前百分之九的人,創造和推動了人類文明秩序。其它人要想從中也分潤,就必須能夠適應這個社會發展才能隨著其發展。反過來如果文明社會的進步,需要更多人的參與。那麽把他們培訓成具備參與的能力就是學校的職責。知識改變命運,就是掌握適應高級文明社會的知識,從而適者生存。但是並不能改變階級地位的相對位置。因為所學的知識,本來就是上等階級發現創造出來的,傳播出來的。當然一定條件下階級躍遷是存在的。但是與學校學習的關係甚微。因為階級躍遷的條件就是在知識之外,在新的未知麵前誰能夠更好地適應。
而階級躍遷的主觀能動性如此之低,結合人性的懶惰和貪婪,就成就了左派激進主義永遠的溫床。從基督教,到共產主義,但今天的白左,基本奉行了這樣一種道德標準。那就是弱者高尚有理。弱者的一切失敗或者不滿足,不在於前需求超過了自身的能力,而在於強者的陰謀詭計和強征暴斂。所以,對自然和社會的不適應者,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對更適應者實施強征暴斂。創造不出財富的人,可以認為創造出財富的人,的財富是從沒有財富的人那裏搶來的,所以沒有財富的人應該從有財富的人那裏搶(回來),屬於他們的,但是他們本來沒有的財富。創造財富者要為不創造財富者做牛做馬,而不是相反。而這就是所謂天賦人權。
民主的正題,應該大多數追隨者選擇最能夠製造人權的領導者。而不是搶奪先進者來達到一時的“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