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紀蘇：中國革命與陰謀史學 (zt)

紀念文革發動四十年、結束三十年

鳳凰周刊特約撰稿員 黃紀蘇


今年距文革發動40年，結束30年。三四十年時光付諸史冊或隻一頁一章，對於個人，則江聲浩蕩，滾滾半生流過了。文革為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轉折，中國革命被它推上百丈崖頂，繼而轟然跌落為改革開放，真可謂“把條漢子跳起來就死了”。中國革命、終結它的文革、手造它們的毛/澤東，當這一切呼嘯而過，進入曆史後，曆史學仿佛忽然繼承了大筆遺產的人家，可以想見人人摩拳擦掌，個個要幹番事業—個別子女眼珠亂轉，動了邪念也很尋常。


中華民族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由上古迄於清季，治亂因循，周而複始，基本格局未曾變化，鑒古往往可以知今。於是左言右事，石室金匱，累代積年便形成了豐厚的史學傳統。曆史將明鏡高懸，當世的人物、典章、事件舉頭依稀見到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於是忠貞之士效法往聖先賢，把取義成仁當成家常便飯；/奸/佞之輩見勢不妙，紛紛跑去燒香拜佛—雖然沒幾個立地成佛。曆史對現實的反饋和糾正作用，構成了中華文化傳統的一個突出特征。


曆史既然是鏡子，就應該為現實提供清晰準確的成像，“真”是曆史學的第一要義，也是它的主流。但“真”的原則每因現實中疤癩眼斜眼等的敵視而貫徹不暢。疤癩眼斜眼們對“用”情有獨鍾，他們先把“實事求是”從“古為今用”上割下來扔在一邊，然後根據自己的喜好盡情剪裁曆史拚接事實，有時好好的一件寬袍大袖就這樣改成癟三穿的雞腿褲。隻“用”不“真”的史學雖稱逆流，但流量有時比主流還大。文革後期，當時仍叫做“造反派”的新官僚集團為了向舊官僚集團爭奪權力，抓壯丁似地把周公、始皇、鹽鐵論一股腦兒抓去搞影射史學。那樣的曆史近乎哈哈鏡，對著哈哈鏡舍賓肯定不如不舍賓。


文革結束後，“影射史學”雖然名義上被取締，實際上卻生生不息。有些對中國古代官場、民間社會，乃至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倒過來展讀，便是一幅《中國民/主路線圖》。動機不能說壞，但牽強附會、拉皮條似地把優秀黨員往紅燈區拉，也不能說好。而且，說遠一點，中國到近代一個跟頭栽在世界曆史的大坐標上，被許多未曾見過的變數重新界定後，曆史相似性已大大縮水，再用從堯舜到光宣的曆史類比今人今事，便會空前走樣。後來的影射史觀之“用”與文革時期雖有所不同，但一樣富於幽默感。譬如一些海外激進民運人物，有一陣就痛感當年奔竄海隅的孫中山、黃興就是當下的自己—懷揣這樣的感覺四處蹭飯是種難得的樂趣也說不定。而國內不少越混越四通八達的保守主義精英，則怎麽看孫中山怎麽像網絡憤/青或失意綠/卡族，比邊緣知識分子洪秀全出息不到哪兒去。


影射比附之外，這些年更有種賊頭賊腦的陰謀史學出沒無時。影射史學還僅僅指鹿為馬，到陰謀史學就黃土摶人了—當然不是每個細節而是關鍵部位。陰謀史學出現在與現實利益鬥爭關係最緊密的中國革命史和文革史，尤其集中在毛澤東身上。10多年前《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聳動一時，其寫作翻譯過程疑竇叢生。但究竟是否陰謀史學，還要俟之將來，看台灣和美國情報部門有關檔案解密的情況。最近張/戎女士和其夫君合著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西方反共知識界是期望它跟《私人醫生》一樣，在撕畫皮砸牌坊方麵再立新功的。也難得作者走南闖北風塵仆仆訪人訪書，網羅到成堆的大路新聞、小道消息。隻可惜這些不知用多少機票和鈔票票換來的“知識”，經由比家庭婦女還淺薄的見識深加工後，就像一顆顆被沒牙老頭嘬過的花生米，讓人扔也不是吃也不是。此書一驚一乍的不少“發見”，在知人閱世方麵似乎缺少後青春期起碼的成熟。平心而論，張氏此書並不在陰謀史學之列，但確實屬於同一文化戰爭，隻不過是地上部分。


典型的文化地道戰，當推前一向網上傳了又傳的《沉重的揭秘：汪東興交代毛澤東秘書田家英死亡真相》一文。這篇東西，也許算不上陰謀史學的力作或傑作，但起碼是成功之作。標準很簡單，不少朋友讀了都信以為真。田家英曾任毛的政治秘書，能獨立思考，有出眾的才華，後因觀點上的分歧漸不為毛所用，1966年更被停職並勒令搬出中南海。田不堪巨大的心理－政治壓力，於5月23日在辦公室自縊身亡，成為文革中繼鄧拓之後最先倒下的中共高幹，1980年3月終獲平反並召開追悼會。以上是根據官方或準官方信息複原的史實。《揭秘》一文則發掘出“新史料”，即“被列為中共中央檔案局（一九八０－四－００九０－四）號檔案” （“附有備注：待查證”以及“中紀委第一書記陳雲、常務書記黃克誠的簽字”）的汪東興關於“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報告”，以及被列為“中辦（一九八０－五－００七九－七）號檔案”的華國鋒就有關檔案失落事件的談話。根據新史料複原的新史實梗概如下：1980年4月中共中央應田家英家屬要求重新調查田死亡真相；汪東興向中央交待，田實為汪手下的衛士所擊斃；華國鋒主政時亦曾向汪過問此事，汪說田“知道事太多”，毛“一直不放心”。這樣的史實如果成立，毛作為共產黑幫老大的形象就更豐滿了—他不僅（據《私人醫生》）生活上是淫棍，政治上還是惡棍。對以上史料史實，筆者將信將疑，遂托友人蘇鐵山向中央文獻研究室查詢究竟。據鐵山轉述文獻室友人的答複，前述檔案純係捏造。另外通過友人介紹，筆者還走訪了田家英女兒曾自，向她核實《揭秘》一文所述“胡耀邦、鄧小平、陳雲、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屬來信的要求，做出批示”一事的真偽。曾女士爽人快語：“我父親就是自殺的，我們家屬根本沒寫那信，全是那幫人為了非毛瞎編出來的。”事情至此，田家英的死法（自殺）連同死因（心理－政治壓力）重又回到陽光之下。當時頗慨歎作偽者心地的黑暗，竟至伸手不見五指。因又想起十五六年前張愛培女士《叫父親太沉重》一書即出，海內嘩然：中國革命的道德楷模周恩來奔走國事之餘，還走進作者母親的臥室，並生下一位曠世活寶。此事後來證明亦屬胡編亂造，筆者亦嚐感歎世界之奇/詭，全然不能度之以常人常理：張女士為自己想富貴，為姆媽想浪漫，這都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她怎麽就不為自己爹爹中國農民張老漢的名譽想一想呢？此書屬陰/謀文學的典範之作，在解構中國革命這一點上，文史的確相通。


按西方出版商為張/戎《故事》所做廣告，此類作品的使命是“改變曆史”。但中國革命經30年滄海桑田、陵穀易處，大體已歸入秦磚漢瓦一流。也就是說，曆史基本上改完了。如今做意識形態大買賣的，都眉清目秀地向維權、憲政方麵想點子，隻有不愛洗澡的小包工頭總惦記著毛故居改化糞池的工程。


毛一身承載幾個時代，雙腳走過無數情境，他錯綜斑斕的人生濃縮或折射了中國革命縈回崎嶇的曆程。這的確為觀望他的各種角度都提供了一定正當性，但同時也提出了整體把握的高標準嚴要求。那種認為毛學曆不高於是對知識分子長恨不已的小市民視角，不能說毫無道理，但偏差顯而易見。至於拉開褲鏈看毛的“下半身”視角，如果隻是對那個時代過度禁欲主義的一種變形批評，也可以理解，但真實的毛不可能是西門慶，當然也不會是高僧。無論哪個角度，都需要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曆史和未來負責任的態度，而不是相反。


毛澤東帶領中華民族經九曲九折，一雪百年屈辱，崛起於世界的東方；他後期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與製度探討，具有濃重的悲劇色彩。這樣一位開天辟地又掀翻天地的人物，無論功過，都屬於不世出的巨人。隻是，“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他並沒有大過他的時代，也無須籠罩不屬於他的曆史。醜化毛固然可鄙，重新神化他也不可取。無論是用毛時代的失敗掩飾今天的失敗，還是用今天的苦難抵消毛時代的苦難，兩種異曲同工的態度都不能持之久遠。他的全部遺產包括成敗得失，都應成為今天我們強身免疫的營養，成為我們麵對現實問題、探討未來道路的參照。但營養而已，參照而已，毛的理論與實踐畢竟是他那個時代許多特定環境下的產物。把老路標重新樹立起來，能否將酒吧一條街還原為工農大道，天算非我所知，人算則以為不能。兩次進入同一條河流在古希臘時代都不容易，今天就更難了。對於重新出發的社會正義，毛不必是當頭的紅日了，人民群眾的旗幟應是人民群眾自己。其實，毛的精神最奪目之處，恰恰是為了源頭通浚、活水長流而敢教天大的主義退居二線。毛的真正傳人，或真正呼吸到他靈魂的人，應具有超越他的誌氣。


還是回到曆史。隨著時代的推移，真理原則越來越成為人類衡量是非的一個基本尺度。如今除了對癌症患者隱瞞病情、對敵國探子隱瞞軍情，或向受災群眾化名捐款等少數行為外，蓄意篡改乃至編造事實已為常人所不為，賢人所不齒。清代史學理論家章學誠為作史立一道德標準，即“史德”，說的是“著書者之心術”。陰謀史學愛好者的心術，無非為逞一時之快而不擇手段。對這種旦暮人生及時行樂之輩，告訴他“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的道理，無異於給貓咪講《離騷》。不過替資產階級的整體長遠利益著想，他們對待中國革命的曆史，實在應該胸懷再博大些，手腳再幹淨點。前麵說了，曆史該變的已大體變完，如果勝利者來到凱旋門下還是地下過街道賣黃碟時的賊眉鼠眼，隻怕不是富貴滿堂、長宜子孫的好兆勢。至於失敗的一方，也要勇敢麵對曆史，正視失敗，承認錯誤，善不掩，惡不隱。已經輸得所剩無幾，對於大躍/進餓死了人、文革造成慘重損失、毛也犯錯誤這類事實，再連簽單的氣量都沒有，那就真沒什麽可再輸的了。


附記：筆者撰寫此文過程中曾向田家英女兒曾自核定有關內容。曾女士在電話中說:失去父親對她是件痛苦的事情，年齡越大這種感覺越是強烈。盡管如此，對於一些人出於非毛的目的將田朝反毛鬥士的方向塑造，曾不以為然，因為那不是她感受理解到的真相。此番話讓我想起梁漱溟晚年麵對眾人“一代直聲”之類追捧時所說的那句“當時我哪兒敢”，以及他對當年爭論的深刻反思。這種不為時趨左右、求真守實、獨立不移的品格真令人肅然起敬。它賦予無毛直立動物某種近乎神性的高貴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