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國內開始還有一些反對聲音，特別是在好萊塢一年一度的奧斯卡頒獎儀式上，一批左翼藝人發表議論公開反戰。但很快好戰的聲音就壓倒了反戰的聲音。2003年4月下旬，美國《娛樂周刊》突然在封麵刊出了當紅鄉村樂隊“南方小雞”三名女成員的裸照。三名成員的身上分別寫著“叛國者”、“薩達姆的天使”、“驕傲的美國人”等標語。該樂隊成員之一的梅因斯說，她們並不打算用裸照來煽動人們的情緒，而隻是為了給那些“在我們的頭上貼標簽的人”一個回答。但美國《紐約郵報》的娛樂專欄作家理查德?約翰遜立即發表了題為《不要幫這些愚蠢的名人》的文章，呼籲讀者停止支持反戰藝人。
“南方小雞”是一個來自得克薩斯州的演唱組合。伊拉克戰爭之前的3月10日，梅因斯在英國倫敦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她們為布什總統來自自己的家鄉得克薩斯州而感到羞恥。沒想到一石激起千層浪，擁護布什的“愛國電台”聯手封殺她們的歌曲，不少原先的歌迷當街砸爛她們的唱片，樂隊唱片的銷量隨之劇降，樂隊成員們的家門口被人堆滿了垃圾，甚至有人向她們發出死亡威脅。
雖然布什本人隨後在電視台接受采訪時表示“南方小雞”有“言論自由”，但民間反對的呼聲仍此起彼伏，使該樂隊原本打算進行的全美巡回演出告吹。這次“曆險”讓她們記住一個教訓：在美國，你盡可以有你個人的“言論自由”，但千萬不要挑戰美國政府。
相比之下，好萊塢明星蘇珊?薩蘭登受到的歧視則要嚴重得多。薩蘭登及其丈夫蒂姆?羅賓斯都是好萊塢的反戰人士。蘇珊?薩蘭登曾公開抨擊布什政府的好戰政策是“瘋狂的，所發動的戰爭將殘殺無數的無辜百姓”。羅賓斯抨擊說，布什政府要發動戰爭，隻是為了石油利益，根本不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安全。由於他們鮮明的反戰色彩，不少美國民眾對其相當反感，這對夫婦從此就不得安寧，接連遭到宣傳活動被取消的厄運。羅賓斯非常憤慨：“我很遺憾他們利用這個事件來做政治宣傳，侵害我的言論自由，並恐嚇其他成千上萬同樣反對總統決策的民眾。”
好萊塢另一位重量級影星西恩?潘因反戰而失去了一樁大生意。2002年10月，西恩?潘個人出資5.6萬美元在《華盛頓郵報》上刊登公開信，指責布什壓製美國國內針對伊拉克問題展開的公眾辯論，並試圖說服布什“抑製發動戰爭的衝動”。2002年年底，西恩?潘曾對巴格達進行過為期三天的訪問，並與薩達姆一起合影。2003年上半年，好萊塢大製片商之一斯蒂夫?賓突然宣布，因為潘幾個月來的反戰言行，撤銷潘出演影片《男人為什麽不結婚》的合同。此舉令潘至少損失了 1 000 萬美元。西恩?潘說，這種現象已經嚴重侵害了言論自由，與上個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並無二致。
在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媒體利用先進的技術裝備和美軍的全力支持，對戰爭進行了大規模的“現場直播”，但它們對伊拉克戰爭的報道也使美國媒體的公正性備受世界各國媒體的質疑。有統計說，此次戰爭報道中最受美國民眾歡迎的電視台，既不是報道規模第一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也不是技術先進的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而是到處洋溢“愛國主義熱情”的福克斯(FOX)電視台。
該台的主持人一反美國媒體“公正”、“公平”的作風，一邊倒地支持布什政府，大罵薩達姆政權，貶損反對美國立場的法、德、俄等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持較客觀立場的美國廣播公司和立場傾向反戰的《紐約時報》等自由派媒體，則備受一些美國民眾特別是某些保守派人士的攻擊，有人甚至罵那些在戰爭中沒有向布什政府一邊倒的媒體犯了“叛國罪”。
幾位名記者則成了這種風氣的受害者。受雇於全國廣播公司的彼得?阿內特曾因越南戰爭和海灣戰爭的戰地報道而獲得普利策獎，但僅僅由於他在接受伊拉克電視台采訪時說了句“美國的第一個作戰計劃已經失敗”，就被重壓下的公司炒了魷魚。
全國廣播公司電視台的新聞發言人為此辯解說：“阿內特接受伊拉克國家電視台的采訪是錯誤的，特別是在戰爭時期。他將個人的意見公之於眾，這也是錯誤的。因此阿內特不再為NBC從事報道了。”
美國自稱是“新聞自由”國度，但奇怪的是，在阿內特等幾名著名記者僅僅因對戰爭的不同報道而被炒掉後，絕大部分美國媒體和民眾不是熱烈喝彩就是無動於衷，沒有人為其打抱不平。有人說，此次伊拉克戰爭仿佛是一個“消聲器”，不僅美國民眾支持布什開戰的占絕對多數，就連一向與布什唱反調的民主黨領袖們也悄悄地閉上了嘴，不敢出來就政府此次戰爭決策中顯而易見的諸多失誤提出質疑。
美國的一些專家們也擔心，當美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被煽動起來後，民主會轉化為“多數的暴政”，會限製自由，反對聲被淹沒。民眾的熱情會被政府利用，借以推行其帝國政策。他們說，美國社會的一邊倒傾向，一方麵導致了美國人對自身帶有排他色彩的民族主義視而不見；另一方麵導致了美國在外交政策中對國際事務的處理失當，並因而削弱了美國的國際信譽與行為的合法性。
美國並不一直是民主捍衛者
從布什政府宣布要在大中東地區推廣民主和自由以後，便有輿論追溯曆史，說美國一直致力於在世界上傳播民主。最為顯著的要數威爾遜總統，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開始宣傳必須建立民主國家的同盟，以保證世界和平。
其實，宣傳美國是世界上推廣民主的力量是在製造一種幻覺。直到冷戰結束前不久，美國還不是在世界推廣民主的信徒。相反，在冷戰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美國一直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扶植專製政權，為此不惜支持一些獨裁者鎮壓民主運動。
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朝鮮戰爭中，美國支持韓國的李承晚政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李承晚政府的許多官員都曾與日本人有過合作，即使在韓國也並不太得人心。美國在戰爭後很快就表示，為了遏製共產主義南下，它寧要靠得住的獨裁，也不要亂糟糟的民主。1960年，李承晚被試圖建立民主政權的韓國人趕下了台，但美國支持樸正熙將軍接管政府後，韓國人的努力隨之付之東流。後來在1979年，美國不僅鼓動全鬥煥將軍發動軍事政變，而且還允許全鬥煥動用韓國陸軍第20師(該部隊先前一直由美國正式指揮)去鎮壓1980年的光州學生起義。起義尚未結束，數百名韓國民主鬥士就被處決了。這次事件被稱為“光州大屠殺”，韓國人一提起這件事就會想到美國人。全鬥煥還逮捕了為民主長期奮鬥的金大中，並判處其死刑，罪名是金大中與朝鮮相互勾結。後來，裏根政府又施壓，讓全鬥煥為金大中減了刑。
朝鮮戰爭之後，美國在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進行了一係列的幹涉，主要是扶植一些對美國言聽計從的獨裁政府以取代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
1951年，危地馬拉左翼領袖阿本斯以曆史上最多的票數當選總統，開始了一係列的社會改革。他的土改政策使美國公司深感擔心，而美國政府對西半球出現“赤化”政權的恐慌更是溢於言表。於是，艾森豪威爾總統親自批準，由中央情報局開展名為Operation PB Success的秘密計劃，於1954年6月以軍事政變推翻了這一深受民眾愛戴的民選政府。軍事政變後，危地馬拉陷入了一場混亂。一些左翼人士組織起了遊擊戰，而右翼軍人政府則依仗著美國的長期支持對他們殘酷鎮壓。危地馬拉的內戰延續了四十年之久，死亡人數以數十萬計算。美國裝備訓練的右翼軍人的血腥手段令人發指，為了防止農村居民給遊擊隊提供庇護，他們焚燒了大片的村莊，屠殺了當地無數無辜的瑪雅土著人。當1999年克林頓總統訪問危地馬拉時，不得不對美國長期支持危地馬拉右翼軍人、血腥鎮壓當地人民的行徑表示道歉。
1946年至1954年，胡誌明領導越南人民與法國占領者進行了八年的印度支那戰爭。1954年5月7日，越南軍民在奠邊府大勝法國占領軍，7月21日在日內瓦簽署了一項協議，規定以北緯17度線為界，北方由越共統治，南方由美國支持的吳庭豔政權統治。1955年，胡誌明提出，越南南北雙方通過選舉產生新的政府，實現南北統一。美國慫恿吳庭豔對北方的要求置之不理，因為大家都知道吳庭豔會輸給北越領導人胡誌明。因此，美國不讚成選舉。美國深信，如果南越成為共產黨的天下，那麽整個東南亞定會自動仿效。這就是當時在華盛頓盛行的多米諾骨牌理論，它主導著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導致了美國找茬與北越開戰。1964年，美國“馬多克斯”號驅逐艦故意闖入北越管轄的領海範圍，引導北越軍隊發導彈來打它。這便是北部灣事件，它成為美國國會通過決議授權對越南動武的最好借口。如今已真相大白：該艦不僅未受什麽損失，而且事件是由“馬多克斯”號首先開火引發的。當然，其後越南戰爭的發展與後果便人人皆知了。
美國插手在拉丁美洲推翻民主政府的另一個典型例子發生在智利。智利總統阿連德是智利社會主義黨的創始人，是公開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他在1970年贏得民主選舉上台，開始推行左翼政策。美國中情局也因此開始秘密行動，旨在推翻這一民選政府。從1972年起，在中情局的秘密運作下，智利開始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蕩，“自發”的罷工和反政府示威此起彼伏，最後終於在1973年導致軍事政變。1973年9月11日(智利人記憶中的“9?11”)，在美國人的幫助下，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發動了政變，阿連德在總統府進行了頑強抵抗，最終被叛軍打死。在皮諾切特政權統治期間，成千上萬的智利人無緣無故地失蹤。後來人們才得知，他們均慘遭殺害。美國政府和智利軍事政變的牽涉如此深刻，以至於在皮諾切特將軍被控“人道罪”的同時，和智利政變特別是當時大量左翼人士被秘密處死有關的若幹前美國政府官員，受到了輿論和某些國家司法係統的追查，其中包括前國務卿基辛格。
1951年，伊朗民主選舉上台的首相摩薩德采取了國有化措施，把包括英國石油公司的項目在內的一些石油公司都收歸了國有。英國馬上找二戰時的盟國美國商量對策。但英美兩國都擔心直接幹預會給蘇聯進入波斯灣提供借口，因此沒有馬上派出軍隊。美國派出了中央情報局的幹將克米特?羅斯福。此人是西奧多?羅斯福的孫子，對中東非常熟悉。他到伊朗後，用賄賂和威脅等手段收買了一些人，鼓動這些人上街遊行示威，引發了多次暴力衝突，讓人感到摩薩德既不得人心又軟弱無力。最終，摩薩德被迫下了台，後來又被終生軟禁。親美國的巴列維國王親自出馬執政，其後的專製現代化發展引發了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伊斯蘭革命。
冷戰時期，美國在世界各地以“遏製共產主義”的名義進行了大量幹預，主要是推翻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扶植一些獨裁者。20世紀50年代，在蘇聯東歐集團與美國西方集團的冷戰初期，東方集團在民主與正義的形象上占了上風，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一些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領導人通過選舉紛紛上台執政。這使美國人非常擔心，他們不惜動用各種手段在這些國家製造動亂，並乘機慫恿一些軍事領導人搞政變。通過政變上台的這些軍人往往是些獨裁者，他們大多實行個人或家族式統治。美國非但不要求這些獨裁者搞民主改革，還給予他們鼎力支持。隨便想一想，就可以舉出紮伊爾、印度尼西亞、多米尼加共和國、黎巴嫩、希臘、菲律賓、台灣地區、泰國、阿富汗等。
2002年下半年開始，布什政府又向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發難，開始說伊拉克與國際恐怖活動有染，與拉登關係密切。但苦於找不到證據，便又借伊拉克藏有大規模傷殺性武器為由，要求聯合國派人核查。在核查沒有結果、聯合國安理會對此沒有任何決議的情況下，2003年美國仍以搜剿大規模傷殺性武器為借口對伊拉克發動了戰爭，推翻了薩達姆政權。
其實，薩達姆政權某種程度上也是美國“喂養”出來的。兩伊戰爭前不久，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者衝擊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綁架了美國外交官作人質。美伊關係幾乎中斷。所以，當兩伊戰爭開始後，美國人實際上是站在伊拉克一邊的。西方輿論對薩達姆政權在伊拉克的暴行偶有報道，美國政府早知道薩達姆對北部的庫爾德人和南部的什葉派穆斯林使用暴力手段，包括使用化學武器和毒氣。但為了支持伊拉克對付伊朗，美國政府對薩達姆采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
當1982年伊朗人開始反攻，把戰爭推向伊拉克境內時，美國擔心狂熱的伊斯蘭革命者有可能推翻薩達姆政權並占領伊拉克油田。美國總統裏根下令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向伊拉克提供包括美國間諜衛星照片在內的軍事情報，同時向伊拉克提供足夠的武器，以確保伊拉克不輸掉這場戰爭。
後來被認為是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積極倡導者之一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當年就被裏根作為特使派往巴格達，向薩達姆通報美國政府要和伊拉克恢複外交關係的消息。拉姆斯菲爾德還向薩達姆轉達了以色列總理沙米爾想幫助伊拉克跟伊朗作戰的口信。隨後，美國重開駐巴格達使館，派遣中央情報局特工和美軍軍官到伊拉克，幫助伊拉克處理戰爭方麵的各項事務。1986年5月，美國甚至還將兩批炭疽病菌連同兩批肉毒杆菌運往伊拉克高等教育部。幾乎同時，美國情報當局獲悉伊拉克正致力於發展彈道導彈。但這份情報並未阻止住美國計算機專家被派往伊拉克的導彈研製中心。
直到薩達姆發動入侵科威特的戰爭前，美國一直把向伊拉克輸送先進技術設備與武器視作正常的。美國曾向伊拉克出口用於研製“飛毛腿”導彈的設備；向伊拉克的科研中心出售價值500萬美元的先進設備，而這些研究中心一直在從事化學武器和核武器的研發。其實，薩達姆在決定發動對科威特戰爭前還打探過美國人的反應。薩達姆曾會見美國大使阿普裏爾?格拉斯皮，試探她的態度。後者向他保證，布什總統“希望兩國關係更好，更深入。我們對阿拉伯國家間的衝突，如貴國和科威特的邊界爭議，不發表任何意見”。此次會晤後，美國批準了向伊拉克出售價值約70萬美元的先進數據傳輸設備。
正因為如此，薩達姆才放心大膽地讓伊拉克軍隊入侵科威特。隨即老布什政府便求助於聯合國，得到了安理會授權後，美國組織起了一支多國部隊，發起了代號為“沙漠風暴”的軍事行動，把已經占領了科威特的伊拉克軍隊又趕了回去。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替薩達姆想一想，他自認為已經得到了美國的首肯，見到美國如此反應，其驚訝程度可想而知。
當多國部隊把忠於薩達姆的伊拉克共和國衛隊打得七零八落，隨時可以打下巴格達時，老布什總統卻下令停止攻擊。其實，美國饒過薩達姆這一遭，是因為還要用他來阻擋可能西進的伊朗軍隊。
“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執政者換了，他們的戰略擔心也不同了。當政的小布什政府班子中的許多人都曾在老布什政府中任過職，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當年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就主張趁熱打鐵，打到巴格達，推翻薩達姆政權，在伊拉克建立一個親美國的阿拉伯溫和政府。但他們的建議沒被老布什接納，老布什與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都認為國際社會並未授權美國幹這種事，薩達姆政權還是穩定中東局勢的一個有用的棋子。
小布什上台執政，事過境遷，形勢大為不同。圍繞在布什總統周圍的一批新保守主義者對美國的新世紀戰略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他們認為美國的利益是在全世界稱霸，而最佳的稱霸手段無疑是打著在全球推廣民主自由的旗號。為此，在中東推廣民主必須清除薩達姆政權。美國選擇伊拉克為在中東實行“先發製人”打擊的目標不是偶然的，因為薩達姆政權符合一係列客觀條件：薩達姆在伊拉克實行家族式統治，其統治手段又極為殘暴，人心喪盡。從上一次海灣戰爭以來，聯合國對伊拉克實施了各種製裁，伊拉克最後僅剩下拿石油換食品及藥物的權利，其軍隊與武器裝備都不堪一擊，打擊這種國家的政權易如反掌。
於是，布什政府便故意散出消息說，薩達姆政權因為仇恨美國，與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有密切聯係；伊拉克還在研製許多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果伊拉克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轉移給“基地”組織，美國將麵臨巨大的威脅。拉姆斯菲爾德作為美國特使於1983年訪問伊拉克時，曾詳細地詢問薩達姆還在哪些方麵美國人能幫助他。2003年當上國防部長的他卻敦促美國政府立即單方麵發起攻擊，盡快拔掉這顆眼中釘。拉姆斯菲爾德宣稱，可以將伊拉克違反了聯合國的核查決議和結束1991年海灣戰爭的有關協議作為襲擊的依據。美國政府斷言，鑒於威脅太大，因此美國需要打一場先發製人的戰爭。
為了應付全球範圍內反對采取這種行動的呼聲和美國國內的堅決反對態度，美國政府要求安理會通過一項決議。安理會投票一致通過了1441號決議，決議要求薩達姆就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研發進展情況和儲存地點提供完整的資料，同時向聯合國新的武器核查小組通報上述情況，以備核查。
可以說，在聯合國內，其他國家都在某種程度上遷就美國，隻要它不堅持對伊拉克動武。然而，布什政府內部的那些政策決定者們就是要發動伊拉克戰爭來“推動中東民主化進程”。這兩種勢力想的完全南轅北轍。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絞盡腦汁想證明伊拉克並未全麵履行聯合國的決議，但又拿不出足夠的證據來說明對伊拉克的指責，而且它還不斷要求安理會向薩達姆發出最後通牒。為了找到某種妥協，以法國和德國為首的許多國家都提出了要求聯合國加大核查力度的方案，但這些方案均遭美國拒絕。於是，法國也威脅說，如果美國在沒有足夠證據說明伊拉克違反了聯合國決議，就要求安理會投票表決時，法國將投否決票。法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它投否決票便意味著安理會無法對伊拉克做出新的決議，無法對薩達姆發出最後通牒。布什政府看到在安理會已得不到自己想到的東西，便決心自己單幹，不顧世界其他國家的反對，單獨對伊拉克發動戰爭。
在輸出自由民主幌子下的擴張
美國人在對外擴張時，總是打著輸出民主與自由的旗幟，顛覆別國的政權也是“為了給那裏的人民帶去民主與自由”。
講到美國運用武力對外推廣民主的經曆，人們一般都喜歡談論威爾遜總統，認為他是美國向海外推廣民主的鼻祖。其實，在他之前，西奧多?羅斯福已經表示了美國在西半球扮演這種角色的必要性。他在接任了麥金利的總統地位後發表演說，闡述了自己對美國的世界責任的看法。他說：“在美洲及其他地方，長年的做壞事與管理無力都是因為與文明社會的關係鬆懈了，這最終需要某個文明的國家進行幹預。在西半球，美國信奉門羅主義，因此在出現明顯的做壞事或管理無力時，盡管美國很不情願，但它一定會去履行國際警察的權力。”
威爾遜當選總統後，更明確地指出美國在美洲隻承認那些民主政權，任何非民主的政權都會受到美國的製裁。不久後，威爾遜的信條就在墨西哥得到了實踐。
1913年，墨西哥政府被推翻，總理馬德羅被暗殺，韋爾塔將軍奪取了政權。威爾遜不接受這一事實，決心用武力恢複墨西哥的秩序，這一舉動在歐洲各國引起了一片嘩然。
在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召見了美國駐英大使佩吉。兩人的對話後來被許多描寫美國外交的學者引用，充分表現出美國人在用武力恢複外國民主問題上的看法。格雷：你們會武力幹涉墨西哥嗎？
佩吉：我們將強迫他們選舉，並迫使他們遵守普選的結果。
格雷：如果他們不接受呢？
佩吉：我們就再回去，讓他們再投票。
格雷：如果這一切要持續二百年呢？
佩吉：那我們就在那裏呆上二百年，直到他們學會選舉，學會自己管理自己。
這段對話充分顯示出美國人準備用武力在海外強迫別國實行民主。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威爾遜用武力在海外推行民主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舞台，他想通過國際聯盟構建一個全球的民主論壇，但由於美國參議院的反對，他的設想胎死腹中。
美國為什麽那麽熱衷於在海外推廣民主呢？是出於一種理想主義的信念，像當年蘇聯打著共產主義的口號，想用一種模式改造全世界嗎？曆史學家福格森卻認為，美國這種強迫別人接受美式民主的做法其實並不是自己的發明，它與當年英國人的做法有很多相似之處。英國人當年也曾建立過一個全球的“日不落帝國”，但英國人管不過來那麽多地方，便主要采取地方自治，鼓勵當地精英學習英國的辦法管理，英國人用間接的辦法去統治全球那些英屬領地。美國要在海外推廣民主，就是要把自己的管理模式強加給它在海外控製的地區，它“不僅需要在戰略重要的地區扶植一個親美國的政府，還需要一個美國式的政府”。
威爾遜不惜動用武力去“幫助”墨西哥恢複民主也有著深刻的保衛美國利益的背景。1914年，美國對韋爾塔政權失去了耐心，派出了一小股海軍陸戰隊去占領墨西哥東部的韋拉克魯斯港口及輸油管道，以防止德國貨從那兒進口到墨西哥。美國資助的小股叛逆武裝在墨西哥不斷鬧事，美國的石油公司也拒絕向韋爾塔的政府納稅。在巨大的壓力下，韋爾塔決定辭職，把政權交給了反對派的領袖卡蘭薩。兩年後，美國將軍潘興又帶著軍隊越過了墨西哥邊境，號稱要追捕一位名叫比利亞的人，此人原是卡蘭薩的同盟軍領袖，但後來卻成了叛逆者，率領一夥遊擊隊武裝不停地給卡蘭薩政權找麻煩，還打死了一些美國人。美軍深入到墨西哥境內，沒有找到比利亞卻不小心與墨西哥正規軍交上了火。威爾遜擔心美墨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便命令潘興將軍班師回朝。卡蘭薩雖然就任總統，但他被迫接受了墨西哥議會中民族主義者代表及工會代表的主張，1917年通過的憲法充分體現了這些代表有關土地所有製、自然資源管理及勞工和社會立法的主張。這時，美國開始擔心“布爾什維克病毒”傳染到墨西哥，因為美國的石油公司擔心墨西哥政府會根據憲法把美國公司的投資收歸國有。1918年，卡蘭薩政府控製了墨西哥的石油，墨西哥與美國的關係從此緊張。兩年過後，卡蘭薩不顧軍隊將軍們的反對，要把自己的候選人推上下一屆總統寶座，結果軍隊發生武裝叛亂，卡蘭薩在逃跑的途中遭人出賣而被殺。
美國把拉丁美洲當做自己的後院，以傳播民主的名義多次進行幹預，但每次幹預似乎都有特殊的背景，每一次都能看到美國在爭奪戰略利益。因此，美國的軍事幹預並不是那麽“無私”的。1903年，美國看中了當時還屬於哥倫比亞的巴拿馬地峽，想租賃這個地峽建造一條運河以溝通美國東西海岸的運輸。但哥倫比亞的參議院拒絕批準這項土地租賃案。當看到建造巴拿馬運河的希望即將落空時，威爾遜總統便派了美國海軍去支持巴拿馬的分裂主義勢力造反。這場“政變”隻用了90分鍾就成功了。美國馬上承認了這個鬧獨立的巴拿馬政府，而從它那裏又得到了寬十英裏橫穿巴拿馬的一片土地，最終建造了巴拿馬運河。從1914年巴拿馬運河開始啟用，美國一直掌握巴拿馬運河的經營權，直到1999年才交還給巴拿馬政府。
美國在自己的鄰國多次進行武裝幹預，在古巴、海地、加勒比海諸島，但都不太成功，這些地方的民主政權從未鞏固過，政變與內戰似乎是常事。曆史學家福格森說，美國動用武力在中美建立美國式政府的企圖都可憐地失敗了，到1939年時，那裏隻有一個國家算得上民主國家，那就是哥斯達黎加，而美國從未在那兒進行過武裝幹預。但通過這些武裝幹預，美國確立了自己很早就宣稱的西半球霸主地位。
美國在中美洲武裝幹預建立民主的最可笑的例子非尼加拉瓜莫屬。從20世紀20年代起，尼加拉瓜就陷入了一場無休止的內戰。從20年代末到30年代，美國海軍多次進入尼加拉瓜，幫助那兒的人組織選舉，但新當選的領導人往往是短命的。1932年，美國軍隊被卷入了一場針對桑地諾派組織的遊擊戰爭，桑地諾遊擊隊裝備簡單，在大山裏跑來跑去，美國軍隊雖然裝備精良，卻抓不到幾個遊擊隊員。隨著美國軍人不斷遭伏擊，美國輿論開始討論派軍隊到尼加拉瓜有什麽意義。最後，1933年初，美國海軍撤出了尼加拉瓜。此後，桑地諾本人從山裏走了出來，但不久就被尼加拉瓜國民警衛隊殺害，而決定殺害桑地諾的人正是美國人扶植起來的尼加拉瓜國民警衛隊首領索摩查。索摩查1936年廢黜了當選總統薩卡薩而宣布自己“當選”。隨後，索摩查家族對尼加拉瓜進行了長達兩代人的獨裁統治，有三人出任總統，直到1979年這一家族的統治才告結束。對這麽一個獨裁家族的統治，美國卻以“友好鄰邦”的名義一直容忍著。當福蘭克林?羅斯福覺得索摩查家族壞得忍無可忍時，也隻能罵一句“狗娘養的”，但他的國務卿還要補上一句“我們那位狗娘養的”。
美國在拉美進行武裝幹預的目的是什麽？還是一位美國將軍巴特勒說得最明白。他是那個年代受勳最多的將軍，他在1935年的美國《常識》雜誌上發表文章說：我把海地與古巴變成了一個花旗銀行的小子們可以收集財富的地方，我幫著華爾街搶劫了半打中美洲國家。敲詐勒索的名單很長。我在1909—1912年幫助布朗兄弟國際銀行公司淨化了尼加拉瓜，我在1916年為美國製糖業的利益而給多米尼加共和國帶去了光明，我在1903年為了美國水果公司而把洪都拉斯“擺平了”……回顧起來，我認為我可以給卡彭(Al Capone)某種啟發。他最多能在一個城市的三個區搞點敲詐勒索，而我們海軍卻在三大洲活動。巴特勒直言不諱地說出了美國在拉丁美洲進行武裝幹涉的真正目的，而這一切幹涉卻又打著“輸出民主”的旗號。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起，美國在拉丁美洲又開始了新一輪“民主輸出”。1975年，美國的三邊委員會開始做一項研究報告，負責的是“民主國家的可管理性專題委員會”。做這項報告的前提是，美國一些研究人員認為，世界經濟出現危機，資源短缺會引起政治上的不穩定，因此需要重要確定民主的含義，要建立新的機製以保證在這些動亂中美國能始終保持控製。
1982年，以這個專題委員會的研究報告為藍本的“民主計劃”出籠。該計劃清楚地指明，美國要在全球建立一套網絡，以民主的名義開展活動，目的是保證一種美國能控製的新的世界秩序。1983年，美國國會批準成立“全國民主基金會”，其目的是支持各國“基本自治”的非政府組織。按照國會的說法，“民主基金會是一個綜合性非政府結構，可以有效地調動美國這個多元社會裏不同組織的力量”。實際上，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是用政府的錢，通過各種渠道(包括商業、工會、共和黨與民主黨及國際研究機構)向一些國家滲透，給一些指定的國家的反對黨、獨立工會、新聞機構及教學與研究項目提供資金。當然，接受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讚助的項目都要符合美國提出的要求與口號，而不接受這些有助於世界新秩序的國家領導人則被冠上了“專製主義者”的頭銜。
民主計劃的第一批對象是拉美國家。20世紀80年代初拉美爆發了債務危機，美國擔心這些國家會“賴賬”，欠了美國的債不還。在拉美推廣“民主運動”可以控製那些不聽話的政府，如果哪個拉美國家的政府膽敢賴賬，美國就可以推動該國內部的“民主力量”去顛覆該國的政府。1985年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的報告承認，他們大部分援助民主項目的資金都給了那些拉美借債國。隨著美蘇在中美洲的競爭升級，美國的推廣民主計劃隻得讓位於與蘇聯對抗了，凡是與蘇聯結盟的政權自然成為美國的敵人，凡是不與蘇聯結盟的政權即使再獨裁也能得到美國的支持。美國在拉美國家麵臨著一種兩難的選擇，美國擔心拉美國家的軍人政權一旦強大起來會向美國挑戰，所以一直計劃要裁減拉美國家的軍隊；另一方麵，美國要遏製蘇聯支持的遊擊隊的發展，需要拉美國家的政權有一定的武裝。
在尼加拉瓜，桑地諾死後，他的支持者們一直堅持武裝鬥爭，並於1979年推翻了索摩查政權。桑地諾主義政權得到了蘇聯的支持，美國便通過一些不公開的渠道給尼加拉瓜的反政府遊擊隊提供武器和資金，讓他們去搞武裝暴動，破壞桑地諾主義政權。後來90年代被曝光的諾思中校案就是這種交易，美國拿武器換毒品，支持一些“遊擊隊”與當地政府鬥。經過80年代的“民主輸出”，美國成功地使拉美國家“非軍事化”，敢於抵抗美國意誌的拉美國家軍人被一個個趕下台。
1989年底，老布什政府當政時，美國軍隊以“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為由，入侵巴拿馬，旋風般地推翻了在任總統諾列加的政府。諾列加被迫逃入駐巴拿馬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美軍隨即團團包圍了大使館。美國政府一方麵對羅馬教皇施加巨大壓力，逼其交出諾列加，另一方麵美軍心理戰分隊也展開了一係列別出心裁的“攻心戰”。他們在大使館對麵的公園裏架設起一排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搖滾樂和抨擊諾列加的文章。美國心理戰部隊又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群眾示威活動，一批批市民和士兵來到大使館門前，按響汽車喇叭，揮動著巴拿馬國旗，不停地高喊“凶殺”、“殺人犯”等口號，要求把諾列加交給他們處置。在美軍心理戰的強烈攻擊下，大使館決定將諾列加交給美國。由美國支持的巴拿馬律師思達拉宣布組織政府並立刻受到美國的承認，美國同時解除了對巴拿馬的一切經濟製裁。
諾列加被帶到美國後，法庭判其犯有販毒、詐騙、洗劫錢財等八項罪狀，判了他四十年徒刑。諾列加是被美國用武力趕下台的又一位拉美國家軍人領導人，而他之所以被趕下台，是因為他竟敢摸美國的老虎屁股。巴拿馬運河建成後，美國把運河兩岸16.1公裏範圍劃為運河區，設立了美軍南方司令部，禁止巴拿馬人入內。美國是巴拿馬運河的主要用戶和受益者，每年運河總收入約三億美元，絕大部分為美國所得，巴拿馬隻能得到寥寥無幾的零頭。巴拿馬人對這種被屈辱的局麵極為不滿，為運河的主權進行了長期不懈的鬥爭。1977年，美國與巴拿馬簽訂了新的運河公約，規定1999年12月31日午時之後，運河完全交巴拿馬管理。20世紀80年代中期，軍事強人諾列加當上了巴拿馬總統。諾列加和美國的關係非同尋常，他年輕時曾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過。諾列加不僅多次策劃過暴力活動，還參加和組織過販毒活動，而且這一切都有美國情報部門的策劃與參與。然而，這位鐵腕人物在上任不久就宣布，巴拿馬政府既不承認舊約，也不履行新約，要求立即收回運河主權。這顯然嚴重觸犯了美國的利益，美國政府動力軍隊推翻了諾列加，而且憑著過去與諾列強合作的經驗，找到審判他的把柄也並不困難。
其實，曆史地看，殖民主義時期與大英帝國時期，歐洲列強們的對外擴張都披著一層美好的意識形態外衣，漂亮辭藻往往是一些對外擴張的國家統治者用以遮掩自己擴張行為的伎倆。18世紀，大英帝國不斷在世界上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它也曾把傳播自由當做自己擴張行為的理由。直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到來之前，英國一直自詡為自由世界的保護者。年輕的邱吉爾曾這樣形容大英帝國的使命：“要把廣袤的地區及廣大的民眾從蒙昧主義下解放出來……讓互相爭打的部族們得到和平，讓那些充滿暴力的地方恢複秩序，砸斷那些奴隸們的鎖鏈，從土地裏挖出財富，及早種下貿易及學習的種子，增加人民享受幸福的能力，減少他們受苦的機會……”這些話聽起來多麽耳熟！對比一下當今美國領導人的言辭，盡管相差了幾十年，而且也不是出自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但他們說得卻那麽相似。
當西方列強們還都是殖民主義國家時，它們都為自己對外擴張的行為找到了一些托辭。英國人稱之為“白人的負擔”，法國人稱之為“傳播文明的使命”，美國人曆史上也把自己的擴張說成是“強國的責任”。今天，美國領導人又在說，他們為了在全世界促進民主與自由，需要用大炮去轟開別國的大門，改換別國的政權。其實，曆史上以文明的名義強占別國領土與資源而導致暴力橫行的例子不少，難道當今的美國政府是那麽大公無私嗎？
但是，當今的美國政府仍然喜歡用輸出民主自由來為自己的擴張行為辯護。
布什在2002年9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聲稱，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在全球傳播“自由的好處”。他說：“我們將努力工作，把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及自由貿易的希望帶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美國必須堅決支持人類尊嚴不可談判的要求：法治、限製國家的絕對權力、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司法公正、尊重婦女、對不同宗教及部族的寬容、尊重私有產權。”
其實，正因為美國總統把自己當成世界的道德審判家，由他來宣判誰是好的政權，誰是不好的政權，由他來評價惡與善、正義與邪惡。美國把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孤立了起來，而且由於它說的與做的又不那麽一致，這種巨大的反差就不得不讓人們懷疑美國領導人的真正動機了。
且不說世界上各個國家評價民主的標準並不一致，對自由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就算是布什對“民主政權”有某種偏好，那也隻是口頭上的，因為他的所作所為並不令人信服。僅他在自己家裏農場接待的其他國家領導人中，就有不少被輿論稱為專製國家的首腦。而另一些西歐國家的領導人，盡管完全是在選舉中被自由選出來的，卻被布什嗤之以鼻。
要了解當今美國政府為何那麽熱衷於在海外強行推行民主，我們必須了解當今製定美國對外政策的那些人的思維觀，必須了解他們如何理解美國在冷戰後世界上的定位。
柏林牆倒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國第一次感到它在世界上強大到毫無對手可比的優勢。然而，就在這時，薩達姆?侯賽因不自量力，武裝侵占了科威特。美國是中東的霸主，當然不允許另外有人敢破壞中東的勢力平衡。美國獲得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支持，聯合了西歐一些國家，組成了多國部隊，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把伊拉克軍隊從科威特趕了出去。
這時，美國的新保守派積極鼓吹繼續推進，把戰火燒進巴格達，推翻薩達姆政權。但老布什認為其他盟國在此問題上有異議，安理會授權有限，不能無限濫用，便撤了軍。就在這時，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當時任助理國防部長的沃爾福威茨寫了一份報告，說明了美國在冷戰後時代的利益及應采取的戰略部署。沃爾福威茨認為，美國的戰略應告誡那些潛在的競爭者未來不必爭取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采取更咄咄逼人的態勢來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美國的政策應足以保護工業化國家的利益，讓它們不敢向其領導地位發起挑戰，不敢爭取改變現有的政治與經濟秩序。美國要維持一種威懾機製，讓潛在的競爭者對未來更大的地區與全球角色不敢問津。這裏的威懾機製就是指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
這份報告的內容在1992年3月透露給了報界，立即在美國輿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加利福尼亞的民主黨人抨擊這份報告是想當世界的大老板，他們用了一些美國人極其反感的言辭來譏諷這份報告。當時，老布什政府對此感到很難堪，馬上把它描繪成一份沒得到上級批準的、下級官員寫的報告。
沃爾福威茨雖然被批了一頓，但他這種做法卻讓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們意識到了一件事，那就是雖然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對維護美國的利益很重要，但這一目的不能公開說出來，要把它隱藏起來，隱藏在另外一些口號下麵。要讓美國公眾相信，美國政府在世界上促進和平，推廣民主與人權，懲罰那些做壞事的人。
進入21世紀，布什總統上台執政後，美國的對外政策更加咄咄逼人。負責製定美國對外政策的有許多“新保守派”人物。他們大言不慚地宣稱，美國就是要向世界顯示軍事實力，因為美國是不可缺少的大國，少了美國天下就要大亂，就可能發生世界大戰。他們的推論是，如果沒有美國在那裏“鎮”著，德國與俄羅斯就會爭霸歐洲，中國與日本就可能爭霸亞洲，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不遠了。可這些推論有多少可信度呢？德國是歐洲國家在俄羅斯投資最多的，也是從俄羅斯進口能源最多的，德國與俄羅斯的利益息息相關，為什麽離開了美國，德俄就一定要交惡呢？同樣，日本與中國的利益日漸交織在一起，雖然日本右翼政治勢力在曆史問題上還在不斷要“翻案”，但日本政府仍不願意把中日關係搞僵。反過來，我們卻擔心，美國政府要與日本加強防務同盟，要把日本拉進“保衛台灣”的圈套中去，是想利用日本這張牌來牽製中國。如果美國不在中日之間挑撥離間，中日關係未必就一定朝壞的方向發展。法國曆史學家、社會學家托德認為，在冷戰後的時代，美國的重要性在下降，美國擔心自己被冷落，擔心美國資本市場的吸引力下降，因此要製造些問題來顯示自己的重要性。按照他的分析，美國是故意把自己打扮成“救火隊員”，先放一些火，然而再去救火，以顯示世界缺不了美國的領導。這種分析似乎比美國新保守派的推論更可信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