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陳昌浩——紅軍時期最大的冤獄
1。序言
曆史的煙塵已漸漸遠去。長河浩蕩，淘盡了多少風流人物。陳昌浩的名字，現在不知還有幾人記得。這位當年叱吒風雲一時的人物如今也和曆史上很多風雲人物，比如陳光等等，一同被人們遺忘了。
陳昌浩是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和紅四方麵軍的第二號人物，位在徐向前之上，李先念、許世友、宋侃夫這些後來的中共黨政軍大員都曾是他的老部下。1992年，有記者在北京遇到過一位曾經是陳昌浩警衛團士兵的現役將軍，當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長”時，他老邁的雙眼裏突然灼灼發亮。“他是我們這些人的恩師和帶路人”，他沉重地呼吸著，仿佛再次回到半個世紀前戰火紛飛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曾經統帥千軍萬馬馳騁沙場、立下赫赫戰功的紅軍主帥，經曆過長征的老紅軍眼中一度聲名顯赫，令人敬仰的傳奇人物，早在1940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舞台，長年“牧羊”蘇聯，在集體農莊裏受盡折磨和苦難。六十年代，他曾經返回湖北故鄉，在那裏見到了數百名當年的紅軍部下，而今皆為解放軍高級將領。陳在大會上眼含熱淚向他的舊部致歉，獨自承擔起將西路軍覆滅的責任。但即便如此，他還是無法逃脫命運魔爪的無情追擊。
紅軍曆史上這麽重要一位人物，至今仍不為大多數人所知。陳昌浩就這樣在曆史的冷宮裏呆著，寂寞著。。。
2．陳昌浩其人
1999年11月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在悉尼西區BLACKTOWN（黑鎮）的某所普通的房子裏，記者見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羅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這是漫長監獄生涯留下的印跡），你看不到任何苦難和掙紮的痕跡。然而，這個莫斯科出生的俄羅斯老婦人，卻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有著神秘而密切的關係。1967年，她與前中國國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李立三夫人，同時關押進了中國最大的政治監獄－－北京秦城監獄，曆時八年，受盡折磨，其罪名是“蘇聯特務”。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項，是因為她身為某個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陳昌浩。關於陳昌浩，人物誌裏介紹說：“
陳昌浩(1906--1967) ，湖北漢陽(今屬武漢)人。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兼共青團中央分局書記，紅軍第四軍、第四方麵軍政委，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參加過長征，後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1937年西路軍失敗後轉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是中共第六屆候補中央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軍委委員。1939年去蘇聯養病，編譯《俄華辭典》。1952年回國，後任中央馬列學院副教育長、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敘述簡短而又平靜，你幾乎看不出有什麽不尋常的，看不見風飛雲旋中的波詭雲橘。
3．“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1927年9月，陳昌浩作為一名共青團員，被黨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1929年夏秋之季在中山大學發生了一場派別鬥爭。當時，陳昌浩擔任團支部局書記。按組織原則，團支部局應受黨支部局領導，但在清除布哈林分子的鬥爭中，團支部局辦公室的負責人居然與黨支部局辦公室對著幹。團的領導人中有人公開批評黨支部局，認為黨支部局執行了布哈林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換言之，黨支部局成員等於成了布哈林分子；而黨支部局領導人則認為他們執行了一條“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路線。雙方的辯論鬥爭極其尖銳激烈。在此情況下，陳昌浩對團支部局的領導幾乎失去作用，但他卻堅定地站在黨支部局一邊，與黨支部局領導保持一致，維護了黨的組織原則。並與張聞天(洛甫)、秦邦憲(博古)、王稼祥、楊尚昆、沈澤民、張琴秋以及徐以新(時為共青團員，因其觀點比較動搖，所以被稱之為“半個”)等人結合在一起，成為紅極一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出國留學3年間，陳昌浩與張聞天兩人之間有了這樣一段難解難分的曆史之緣。
1930年10月，陳昌浩從莫斯科回到上海，於同年12月轉為中共黨員，後擔任共青團中央委員、江蘇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1931年大年初一，張聞天、楊尚昆乘輪船由大連抵達上海，住在福州路一家旅館。說來也巧，第三天，正苦於與組織聯係不上的張、楊，竟然在南京路口碰到了陳昌浩。
相逢之後，陳昌浩即將張、楊二人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轉告給中央機關。當天晚上，博古就找到那家旅館，看望了張聞天和楊尚昆。
4．紅軍時期——鄂豫皖蘇區大肅反
1931年4月，陳昌浩受中共中央委派與張國燾一起奔赴鄂豫皖蘇區工作。1931年11月7日，紅四方麵軍宣告成立後，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總政委。西征轉戰入川後，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增補他為候補中央委員，是僅次於張國燾的四方麵軍中的第二號人物。
鄂豫皖蘇區大肅反，罪魁禍首在張國燾，陳昌浩為其幫凶爪牙，這一點上評價陳昌浩不為過。
白雀園大肅反實際是鄂豫皖蘇區創建者與共產國際歸來者路線鬥爭的產物。張國燾抵達蘇區後，以中央分局的名義，指責紅四軍沒有主動出擊，同時在土地政策上發生較大分歧。張國燾於是采用了非常方法來解決爭端，在紅四軍南下作戰期間，派遣陳昌浩乘飛機追上部隊，在軍隊中大肆逮捕關押幹部，在紅四軍返回光山白雀園途中，一邊行軍一邊肅反，許繼慎周維炯都是此時被逮捕的。部隊到白雀園後，正式開始大規模肉體消滅，處決了大批紅四軍幹部戰士。隨後又將肅反推廣到地方基層政權，幾乎將鄂豫皖蘇區所有幹部一網打盡，商城基層幹部幾乎無一幸免，以致於某些地方竟然沒有一位黨員，很多地方沒有人敢擔任幹部職務。這樣的結果導致了在鄂豫皖無法立足，隻好遠征到川北。而到了川北，從共產國際歸來的人群中也發生了分歧，在檢討失去鄂豫皖蘇區的錯誤時，這些人指責張國燾和陳昌浩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張國燾一麵假惺惺接受批評，另一方麵又指示陳昌浩、李特等人羅織罪名，首先從川北遊擊隊開刀，再次祭出肅反大旗，搞的在川北也無法立足，隻好西去尋找一方麵軍。在與一方麵軍會合後，張國燾仍然不忘從肉體消滅政敵，當曾中生寫信向中央反映問題時，竟然暗中下令將曾中生秘密處決，還準備幹掉廖承誌等人，隻是遭到周恩來等人的質問方才做罷。在這一係列肅反中，雖然直接主謀是張國燾，但陳昌浩作為其得力助手，其錯誤不能回避。
1969年-1971年，在誕生過紅四方麵軍和紅二十五軍以及後來的新四軍第五師的大別山紅色根據地裏，還有很多很多老紅軍戰士和老遊擊隊員健在，有一位以采藥為工作內容的知識青年曾有幸拜訪過這些可敬的老人們，得以親耳聆聽這些老人們的回憶。他們講述了1927年11月14日的黃麻起義，講述過紅軍第四方麵軍的赫赫威名，也講述過自1930年前後，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等人先後來到大別山，是因為什麽原因，拋棄了這樣一個處於大發展時期的紅色根據地。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話，可以親自去走走，就知道為什麽至今大別山的百姓們為什麽不喜歡張國燾，陳昌浩等人。
5．長征——蘆花會議和沙窩會議
長征中至關重要的紅一、四方麵軍會師時，陳昌浩擔任紅四方麵軍政治委員已有4年之久。當時，由毛澤東、周思來和朱德等率領的“中央紅軍”（紅一方麵軍）計約八千人，而由張國濤、陳昌浩和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麵軍約八萬人，是中央紅軍的十倍，武器精良，裝備整齊，其氣勢令紅一方麵軍這支遠師疲兵“自慚形穢”。陳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揮（“總政委”和“軍政委員會主席”）。他的座下擁有一大批以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國家主席李先念、元帥徐向前； 50年代中國幾個主要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如許世友、陳再道、程世才、洪學智、數百名將軍；以及鄭小平時代中國軍方的所有主要領導人，後者包括前國防部長秦基偉、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和劉華清等等，而這些當今執掌中國軍政大權的首腦人物，昔日隻是陳昌浩部下的一些連排長而已。
兩軍會師後，陳昌浩深深卷入了毛澤東與張國濤的激烈的權力鬥爭漩渦。由於張國燾和黨中央在戰略行動上的意見分歧，陳昌浩與張聞天之間的關係也蒙上了一層陰影，隨著鬥爭形勢的愈演愈烈而更加嚴重。張國燾以四方麵軍八萬人馬為籌碼，開始向中央爭權。
七月八日，川陝省委致電中共中央，指出“西北聯邦政府”“在理論上、在組織上都是正確的”，“凱豐同誌對聯邦政府的批評，據說並未經過組織局正式計劃，這一批評，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七月九日，川陝省委又致電中央，再次重申張國燾七月六日向李富春提出的要求：“必須加強總司令部，向前同誌任副總司令，昌浩同誌任總政委，恩來同誌任參謀長，軍委設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誌兼任，下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請中央政治局速決速行。”十日，張國燾向中央提出：“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
鑒於軍事壓力日大，中革軍委製定了《鬆潘戰役計劃》，希望突破日漸合龍的國民黨軍，北上建立根據地。可是張國燾卻極力延宕，按兵不動，繼續在向中央討價還價。
七月十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隨軍委縱隊在翻越了長征路上的第二座大雪山後，到達上蘆花。對於張國燾拖延北上，毛澤東十分焦急，到達蘆花的當日，便與朱德、周恩來一起，聯名電催張國燾：“
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經確定，後忽延遲致無後續部隊跟進，切盼如來電所指，各部真能速調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弟等今抵上蘆花，急盼兄及徐陳速來集中指揮。”
七月十六日，陳昌浩致電中革軍委，再次表明“浩甚望指揮統一”。
十八日陳昌浩致電朱德總司令，提出要張國燾當軍委主席：“職堅決主張集中軍事領導，不然無法順利滅敵。職意仍請燾任軍委主席，朱總司令(任)前敵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中政局示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決行。”
七月中旬，徐向前與張國燾、陳昌浩先後到達蘆花。
為了推著張國燾往前走，盡快執行《鬆潘戰役計劃》，毛澤東決定向他作出妥協。
七月十八日，在蘆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組織問題”。張聞天主持會議，首先提出經過充分醞釀的人事安排意見：“軍委設總司令，國燾擔任總政治委員，為軍委的總負責者。軍委下設小軍委(即軍委常委)，過去是四人，現增為五人，陳昌浩同誌參加進來，主要負責還是國燾同誌。恩來同誌調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國燾同誌尚未熟悉前，恩來幫助之。”妥協以後，張國燾得到了他想要的，但《鬆潘戰役計劃》仍然不能實行。
1935年8月初，周恩來曾經寫信給當時圍剿紅軍的中央軍統帥胡宗南，提及當年的黃埔師生之誼，請他網開一麵，但是胡沒有任何回音。鑒於時機已經因為張國燾的拖延而錯過，中共中央不得不決定放棄攻打鬆潘的作戰部署，改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不得不帶領全軍走過死亡之路——“草地”千裏大沼澤，決定將一、四方麵軍混合編隊，分為左、右兩路軍向北行動。但是，張國燾又要求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並“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工作”。張國燾的行為激怒了政治局委員們，毛澤東叫張聞天起草個決議草案，對張國燾的錯誤作不點名的批評。張聞天也認為要壓一下張國燾的囂張氣焰，於是就決定在中央領導人駐地沙窩舉行會議。
這天傍晚，當張國燾、陳昌浩和10餘名騎兵衛士從毛爾蓋附近策馬趕來開會時，張聞天已親自在沙窩溝口待立迎候。這位成竹在胸的“總負責”，見到張國燾偕陳昌浩而來，便不由皺了下眉頭，感到其中必有文章。他直截了當地說：“今晚是中央政治局會議，非政治局委員不能出席!陳昌浩同誌就不要參加了。”
讓陳昌浩隨同前來開會，本是張國燾自作主張，被“負總責”迎頭攔駕後，張國燾顯得很尷尬。他解釋說，中央已決定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常務委員、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即使不夠資格參加政治局會議，也完全可以列席會議嘛。
“列席也不行!”張聞天根本不予接納，“這是個組織原則問題，必須堅持!”這樣一來，反倒把陳昌浩弄得滿臉通紅。在此時刻，他不得不服從“負總責”的裁決。這一晚，陳昌浩和那一班騎兵衛士，就在溝口的鬆樹林子露宿，輾轉反側折騰了一個通宵，心裏很不是滋味……
張國燾隻帶著他的貼身衛士何福聖，隨張聞天步行進入山溝，去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深夜三時左右散會後，我步出沙窩溝口，與陳昌浩會晤，並告以會議的經過。陳昌浩非常難過，很激動的問我：為什麽中央這樣頑強的抹煞四方麵軍一般同誌的意見?……翌日，陳昌浩便約見張聞天懇談，用意是想勸張聞天接納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見。”
這次懇談的地點是在毛爾蓋附近的四方麵軍總部。陳昌浩事先召集就近駐紮的幾位軍師級幹部，大家商定以後，便派人去請張聞天，說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反映。張聞天來後，陳昌浩首先進行勸說，要求張聞天拿出“負總責”的權威來，讓毛澤東等人采納張國燾所提出的意見。在座的有一位參加過省港大罷工的廣東人名叫何畏，原為紅九軍軍長，新任紅軍大學政治委員。他怒氣衝衝地拍著桌子，向張聞天大聲吼道：“中央領導一錯再錯，到現在還不認錯，我這個黨員再也不信任黨中央了!”其他軍、師幹部也一起對“負總責”爭辯說，中央對張國燾的批評是不公正的，張國燾在四方麵軍不僅有很大的功績，而且深受全體官兵的擁戴，如果中央不肯聽取和采納張國燾的意見，將引起四方麵軍8萬餘眾的極大反感……。張聞天被激怒了，指著陳昌浩說：“對今天發生的這個事件，你要負完全責任!”
陳昌浩委婉地勸說道：“中央聽不進國燾同誌的意見，那就聽聽四方麵軍指揮員的意見吧。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這不過是黨員個人的直率表示，向你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請不要介意!……”
“陳昌浩同誌，這件事並不是孤立的，我會向中央其他領導同誌通報的。”說罷，張聞天氣衝衝地轉身離去。
沙窩會議上，陳昌浩終於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員。
6．密電問題
長征途中，張國燾作為中共一大代表，紅四方麵軍這支強大的軍隊的領導人，中共領導人中唯一會見過列寧的人，急欲憑手中實力與毛澤東分庭抗禮，或取而代之。這場黨內鬥爭，以共產國際出麵支持毛而告終，張國濤節節敗退，最後竟叛逃和投靠國民黨，成為“喪家之犬”和“曆史罪人”。
陳昌浩是張國濤手下最親信的大將，又擁有八萬精銳紅軍，毛澤東對他的忌憚與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但毛澤東同時又是一個富於眼量和極擅用人的政治領袖，他能夠收納“紅四方麵軍”的許多將領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許世友等，並予以信任和重用，為什麽就不能原諒陳昌浩的“過失”？一些黨史專家指出，這完全是由於那個著名的“密電事件”所致。
毛兒蓋會議上，黨中央曾決定，會師後的原一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分成左右兩路軍，分別由紅軍總司令部和前敵指揮部統率。左路軍以原一方麵軍的第五軍、第九軍和紅四方麵軍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組成，由紅軍司令部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率領，北進夏河地區，爭取開創甘南根椐地。右路軍以原一方麵軍的第一軍團、第三軍團和原紅四方麵軍的第四、三十兩軍組成，由前敵總指揮部陳昌浩、徐向前率領，隨黨中央行動。右路軍隨張（聞天）周毛等人過草地後，黨的上層發生北進與南下的分歧。陳昌浩本人是明確表示讚成紅軍合兵北上的，但張國燾堅持紅軍應南下建立根據地。
9月9日，當時張國濤與毛澤東的分歧與鬥爭正如火如荼。毛澤東要求張國濤所屬“左路軍”“北上”，而張國濤則意欲“揮師南下”。是日，張國濤以與朱德聯合的名義拍發了一份密電給陳昌浩、徐向前，指示陳勸毛澤東與其一並南下率右路軍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這份電報流露出“殺機”，已呼之欲出。此時，紅一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會師後短暫蜜月期過去後，早已產生摩擦，互有貶損和猜忌。上層關於南下與北上的激烈爭論將至攤牌時，陳昌浩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作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紅軍總司令部的總司令（朱）與總政委（張）電令他率軍南下，他雖然不讚成也得執行，隻好撥馬向南重過草地。
當時的左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是毛澤東派入張國濤部隊的一枚“釘子”。 據廣東梅州葉劍英紀念館的有關文獻介紹，毛澤東曾稱讚葉劍英截獲張國燾關於“南下、爭取徹底政治解決”（大意）的“密電”後，沒有送呈陳、徐而連夜策馬飛奔，前往毛澤東駐地密告。毛擔心陳、徐於黨中央機關及原一方麵軍的官兵（林彪所部一軍團已先行他處）不利，便決定與陳、徐等人不辭而別，當夜即率黨中央及紅三軍等秘密北上，迅速逃離險境。為穩住陳、徐，在原一方麵軍隊及中央機關悄悄開拔時，毛還到陳徐駐地去了一趟。雙方部屬都有人提出過激主張。原一方麵軍第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要求先發製人，扣押陳昌浩、徐向前作人質，為毛澤東所不取；原四方麵軍第四軍軍長許世友見彭德懷部不辭而別，並對四方麵軍放了警戒，電話詢問要不要開打，亦為陳、徐所不取。應當說，毛澤東與陳昌浩作為雙方的最高指揮官都是明智的。但電視劇突出了徐向前，讓他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卻讓陳昌浩給人一種陰冷的感覺。如果對陳昌浩稍微公正一些，隻需要兩三句與徐向前的對白，就可以揭示他此刻內心的矛盾衝突和不得不聽命南下的（對於他個人來講）悲劇性的決策動機。這就是黨內傳聞的所謂“密電事件”。毛澤東痛恨陳昌浩的原因，恐怕蓋出於此。
陳昌浩、徐向前一覺醒來，發現原一方麵軍派來的葉劍英參謀長帶上軍用地圖、電訊二台台長曾希聖及密碼本離開了前敵指揮部，沿途叫醒一部分原一方麵軍的人員，隨中央紅軍連夜走掉了。陳、徐目瞪口呆之後，派副參謀長李特和四名警衛員帶上陳昌浩致彭德懷和黨中央的信，策馬前去挽留。毛澤東等人自然不會改變主意，但毛澤東得體地表示感謝李特等人沒有阻攔原中央紅軍的官兵歸隊，雙方揚手作別。如此看來，假如陳、徐、李特等人為蒙受的不信任而悻悻然倒是在情理之中的（以上內容參見《陳昌浩傳》）。
但這一事關重大的“密電”，在事件發生後竟不翼而飛，而與此案有關的當事人，亦都先後作古，使之變得疑竇叢生。陳昌浩本人生前則曾私下對兒子陳祖莫滿含冤屈地表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份“密電”。近年以來，一些當時的“四方麵軍”將士和黨史研究者亦發表公開談話和文章，斷然否認“密電”的存在。隨著目前“紅四方麵軍”人馬執掌大權，為“密電事件”翻案的呼聲正日趨高漲。
另一方麵，密電的主要見證人葉劍英元帥，生前一直堅持密電事件的真實性。毛澤東曾在“文革”中稱讚葉大事不糊塗，指的就是這件“命案”（由於葉救毛有功，毛畢生都對他寬大為懷，未加懲處）。而當年的西路軍電報室主任、毛澤東派在陳昌浩軍隊中的另一枚“釘子”，至今仍撰寫回憶錄，堅稱他當年曾親手譯出電文並將它交給了葉氏。正反雙方均言之鑿鑿，令事件真相撲溯迷離。
行文至此再簡述兩點。一是陳昌浩率部再過草地南下與朱、張會合，對中共與紅軍並非隻有“分裂”的罪過而無功勞。誠如朱德所說，南下的軍事行動，吸引了蔣軍與胡宗南部隊，對陝北紅一方麵軍的戰略展開有策應作用；接應紅二方麵軍匯合北上；在川、康、甘、青四省邊境殲敵數萬，播下革命種子，擴大了共產黨與紅軍的影響等等。幾萬紅軍將士流血犧牲英勇奮鬥的功績，豈可因黨內高層的紛爭而一筆抹煞？
二是，陳昌浩之所以沒有隨毛澤東北上，而率原四方麵軍人馬南下，正是因為這個人紀律性太強、原則性太強而缺少機動性、靈活性、主動性的性格悲劇所致。他的一生吃了這個性格的大虧，包括後麵的西路軍慘敗。
7．兵敗河西走廊——紅軍史上最大的創傷
陳昌浩案，一直是中共黨史中的禁區，直至1980年代以後，原紅四方麵軍人員，在鄧小平提攜下成為中國軍方的主要指揮力量，在這些“老軍頭”的大力倡導和支持下，紅軍的這一段神秘而撲朔迷離的曆史才逐漸得到曝光。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方麵軍會師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占領寧夏、甘西，打通與蘇聯的聯絡，隨即頒布《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該綱領規定，以紅四方麵軍主力約四萬人（也包括部分中央紅軍）南進西蘭通道地區，以5個軍的兵力西渡黃河，進入甘肅河西走廊，旨在奪取寧夏、新疆等地區，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建立紅軍與蘇聯的戰略通道。但由於敵情變化，軍委命令屢有變更，致使四方麵軍主力未能全部渡過黃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電令渡過黃河的紅軍組成“西路軍”， 政委陳昌浩，總指揮徐向前，副總指揮王樹生，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陳昌浩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副之。下轄三個軍：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參謀長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楊克明，轄2師4個團，3000餘人，槍10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5發；九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鬆，參謀長陳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叁，轄2師6個團，6500餘人，槍25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15發；叁十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參謀長黃鵠顯，政治部主任李天煥，轄2師6個團，7000餘人，槍32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25發；另有騎兵師，200人馬，200支槍，平均每槍子彈25發。全軍計21800人，機關、醫院、傷病員及勤雜人員占40%左右。
西路軍原為實現《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單獨西進，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損失慘重，傷亡2000餘人，參謀長陳伯稚、一個師長、一個師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幹部犧牲。軍長孫玉清被撤職，由一方麵軍將領李聚奎接任。但卻在此時，中央軍委要求西路軍停止西進，就地在永昌、涼州一帶建立根據地。中央原計劃以此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調動蔣軍，以便河東紅軍主力轉移，但此意圖中央卻不明告西路軍，隻是命其不進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於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險境地。而西路軍的領導人陳昌浩由於在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及紅四方麵軍長征時，忠實執行過“左”傾錯誤，並形成與張國燾的特殊關係，他懼怕不能緊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評，於是對中央的各種命令一味強調服從。由此，西路軍就在該地點進行大規模的慘烈戰鬥，部隊嚴重損耗，由21000餘人銳減至15000餘人，漸漸陷入絕境。
1937年1月，蔣介石背信棄義，派遣主力國民黨軍圍剿“張楊叛軍”，一時烏雲密布。中央軍委見此，再一次改變計劃，又令西路軍東進，占領永昌、涼州，策應河東紅軍戰略退卻，退守陝甘寧邊區，同時積極與蔣介石談判，爭取紅軍在陝北、甘南建立更有利的根據地。如此，中央軍委數次改變西路軍的作戰計劃，而不明告理由，隻是一味強調服從，並以“舊帳”作為指責，嚴厲警告西路軍領導人，給陳昌浩等以極大的心理壓力。張國燾也於1月中旬電告西路軍領導，強調中央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
1937年2月上旬，西路軍在倪家營子與馬家軍發生血戰，幾乎全軍覆沒，而當戰鬥正酣時，中央軍委對西路軍要求東進作戰的計劃表示否定，要求就地建立根據地，並非常嚴厲地指出：“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呢？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今後的勝利是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在這種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陳昌浩再次無條件地服從中央的指示，壓製軍內徐向前等的正確意見，徹底把西路軍推上死路。
1937年3月中旬，西路軍僅剩殘部，也被敵人衝散。14日，陳昌浩召開師團以上幹部會議，決定現有部隊分散遊擊，並決定陳昌浩、徐向前離隊回陝北，向中央匯報。西路軍部分殘部在王樹聲的帶領下到達烏魯木齊後，鄧發問:你們願意去哪裏？李先念程世才說願意回延安，結果活了下來，後來真回到了延安。李特黃超說想去莫斯科，結果當場被槍斃。李特是四方麵軍軍委秘書長，黃超是四方麵軍參謀長，他們的地位當時還在李先念之上，這兩位曾經風光無限的張國燾的哼哈二將，就因為說錯一句話被槍殺。小個子李特曾用槍在毛主席麵前瞎比劃，幸好當時被他的德國哥哥大個子李德抱住，才未釀成大錯。黃超死的有點冤，他後來已經認清了張國燾的錯誤，並公開和張頂撞過，可惜他畢竟走錯過很長一端彎路。董振堂也很冤，他即使算不上毛的嫡係和親信，至少也是紅一方麵軍的人，可惜在草地分裂時占到了張的一邊，公開發表過支持張的講話，即使不死，也難以見容，五軍團的政委李卓然就是個活例子。
作為西路軍政治委員兼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在脫離部隊將要返回陝北時，當著總指揮徐向前的麵激動地說：“我們回去要和中央鬥爭去!”說這話時，他憋著一股子不肯服輸認錯的“剛勁”，要說明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此後，陳昌浩、徐向前獨自東返，在茫茫戈壁中日夜兼程。徐向前於4月下旬到達援西軍指揮部，6月中旬抵達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歡迎。
西路軍全軍覆沒，成為紅軍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慘敗。２萬多長征幸存的紅軍精華，紅軍最大和最精銳善戰的部隊，在短短四個月間被消滅殆盡，絕大部分壯烈犧牲於馬鴻逵、馬步青的騎兵和民團的刀槍之下，隻有數千幸存者僥幸逃脫。他們以後成為新組建的由鄧小平劉伯承指揮的野戰軍的骨幹，而陳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裝行乞才脫離危難。
8、誰之錯？
關於紅軍西征的慘敗，有人曾研究過馬步芳騎兵團的戰鬥力，就算不計算指揮失誤也比紅軍強。當時的西征實在違背了天時地利人和。首先，紅軍剛剛完成長征人馬疲乏，武器短缺；其次，當地的地形根本不能用紅軍擅長的遊擊伏擊奔襲等戰術，實在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長；最最重要的是，當地大部分是回民，根本沒有可發動和提供幫助的老百姓，紅軍陷進絕地。應該說，紅西路軍西征是一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發生的一次錯誤的軍事行動，雖然一開始提出了不切實際的口號，但整個軍事行動過程是相當盲目的，中央的軍事指揮也是如此。
西路軍慘敗，陳昌浩自然是敗軍之將。考諸西路軍慘敗，不能不提到當時中央給西路軍的命令。這種命令是非常混亂和不近情理的，在大大小小描繪西路軍慘敗的文章（包括董振堂的傳記）裏也可以看到。關於中央軍委是如何遙控指揮三反四覆貽誤時機造成西路軍被動挨打局麵的，感興趣的人可以參看徐向前著《曆史的回顧》和範青著《陳昌浩傳》的有關章節。
客觀地說，雖然陳昌浩要對西路軍慘敗負相當責任，但是主要責任不應該由他負。陳昌浩最大的責任恐怕就在於他太聽從中央軍委遙控指揮。自古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明知“君命”不妥，卻違心地機械地執行上級的指令。究其原因，在西路軍中，雖然陳的地位在徐之上，按慣例軍事首長和政委發生爭議時，政委有決定權，但是陳當時的思想包袱太重，為表明和張劃清界限，對中央很多不合時宜的命令毫無疑義的接受執行，徐向前一點辦法沒有，如果讓徐來指揮，肯定不會敗的那麽慘。
陳所說“要和中央鬥爭”的應該是西路軍戰敗的責任問題。他當時的想法和認識，就是西路軍的失敗責任在中央，“軍委分散四方麵軍全力”，所賦予的“任務不定”，變來變去，而又不派四軍、三十一軍過河增援，等等。但是，他的這些看法和意見，在當時的往來電報之中，就曾受到過批評、指責。中央書記處、軍委主席團在1937年2月17日的來電中指出：“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後的勝利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陳昌浩對此遲遲沒表態。長征時期，他曾支持過張國燾反對中央分裂紅軍的行為，思想包袱沉重，中央一抓這個“政治錯誤”，陳昌浩更是膽顫心怯。西路軍慘遭失敗，再加上所犯的“政治錯誤”，他還敢於和中央鬥爭嗎?
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裏寫到在延安檢討西路軍失敗之由時，說“甚至有些同誌指責毛澤東壟斷軍委會的一切，不供給西路軍所渴望的情報，實在應援不力。還有少數人指責毛陰險，幸災樂禍，對四方麵軍毫無手足之情”，即指毛澤東樂於見到張國燾在黨內軍內討價還價的“資本”虧蝕精光。就當張國燾這番話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他張國燾當時也曾出麵拍電報強調：“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如果還有因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留著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在幹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張國燾又在3月4日的來電中指出：“你們上次來電談到你們所受的損失，應有軍委負責，那是錯誤的”；“要求四軍、三十一軍歸還建製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就這兩點“錯誤”，陳昌浩吃不了也得兜著!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暗示，陳昌浩的責任隻是在於，由於擔心再犯所謂“路線錯誤”，未能及時反抗中央軍委的“瞎指揮”，而是逆來順受、惟命令是聽，從而遭到以驃悍的回民為主體的“馬家軍”的圍殲。當時有四萬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殺和淪為乞丐。著名導演吳怡弓的前衛影片《姐姐》，敘述的就是這段悲情故事。
離開西路軍奔赴陝北途中，陳、徐二人曾經歇腳在一個叫大馬營的村子中，一個叫但複三的百姓讓他們留宿。正巧，但複三是陳昌浩的湖北老鄉，高燒不退的陳昌浩住下來養病，徐向前一個人沿著祁連山的戈壁灘晝夜兼程。在平涼，徐向前遇到了由劉伯承、張浩率領的援西軍的前哨——耿飆的部隊，順利地回到了延安。在保存下來的紅四方麵軍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後，徐向前擔任了副師長，成為八路軍中的一員重要將領，建國後成為共和國的元帥。而陳昌浩則沒有報告組織，擅自回了老家。1937年6月的一天輾轉來到武漢。此後，陳昌浩人生的軌跡與自己的老搭檔徐向前迥然相異，這恐怕是兩人分手時所無法料到的。
來漢的第二天，陳昌浩來到革命老區湖北英山縣，打算在這兒重舉義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裝。但當地的反動武裝非常囂張，陳昌浩感到自己的願望難以實現。此時的陳昌浩思念親人的心情更加強烈，於是給他在漢陽老家的親友寫了一封信，約他們見麵。在漢口，與闊別10年的老母和妻子、兒子見過麵後，陳昌浩了卻了一樁心事，然後趕赴陝北。
回歸延安途中，陳昌浩在洛川與徐向前不期而遇。他們在山丹大馬營分手後，徐向前經由隴東、西安先期回到延安，近日才來到洛川，等待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陳昌浩聽說中央在此召開重要會議，便跟“負總責”張聞天匆匆見了一麵，即等於向中央報了到。張聞天與毛澤東等人商量後，告訴他：“你到延安去吧!有關西路軍的問題，你要向中央全麵匯報情況，應當寫出書麵報告!”
“是、是的，我寫、寫……”陳昌浩連聲應承，露出一抹痛苦的笑容。
陳昌浩回到延安時，自上而下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已經過去5個多月了。他已被列入“極少數國燾路線的堅決支持者”。陳昌浩於9月30日寫成《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共9章六七萬字。因篇幅太長，中央秘書處於10月5日“將重要的第一章大部分及第九章全部抄出，供大家研究”。研究結果是，陳昌浩於10月15日又寫出了《第二次報告書》。對於西路軍的失敗，陳昌浩的確十分痛心，有機會就作自我批評，大大小小的檢討多不勝數。是年11月間，黨中央在抗日軍政大學召開黨的活動分子大會，由陳昌浩檢討西路軍嚴重失敗的錯誤及其個人應負的責任，同時對部分學員進行反“國燾路線”教育的“補課”。為期一周的大會，由“負總責”張聞天和抗大副校長羅瑞卿共同主持。張國燾、陳昌浩也參加了會議。陳昌浩作過檢討之後，張聞天極其嚴厲地批判了他一通。隨後，與會者毫不留情地揭發批鬥，火力之凶猛如雷霆萬鈞：“陳昌浩!——你脫離部隊後為什麽好長時間不肯歸隊?你路過西安為什麽不找黨的辦事處?你轉回湖北老家去幹什麽?……”
陳昌浩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交待、檢查和說明。
毛澤東親自出席了會議，並做了一次長篇發言。他著重講了三點：一是張國燾在川西反對中央關於北上陝甘的正確決定；二是張國燾在草地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三是張國燾另立“中央”，與抵達陝北的黨中央進行對抗的問題。會場上，廖承誌發了言，他憤怒地控訴了張國燾在川陝蘇區誣陷他為反革命，把他關押了好久，企圖置他於死地的經過。他說：“若不是黨中央到達川西，及時營救了我，我一定會死在你張國燾的屠刀之下!”這樣一來，與會者的矛頭，就指向了默不作聲的張國燾。張國燾回憶說： “在張聞天直接領導之下，原係要批評陳昌浩的，但重點卻逐漸轉到我身上……”
西路軍全軍覆滅，幾乎所有過去出版的“黨史”都異口同聲稱，是由於該軍領導人錯誤地執行了張國濤的“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的結果。但在近兩年出版的一些黨史研究專著和文章紛紛指出，根據中共中央檔案館的資料和徐向前元帥臨終前所撰回憶錄來看，當時的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和徐向前是嚴格按中央軍委的電報指示指揮軍隊行動的。而當時的中央軍委核心成員，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因此，造成是次西路軍全軍覆滅的原因已不言自明。中央軍委應對此當承擔主要責任，這已經成為黨史界的共識。
但盡管如此，在探究毛澤東為何要這樣“瞎指揮”方麵，卻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分歧。 一些學者堅持認為，毛澤東是“有意”讓西路軍覆滅的。這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央軍委的“指揮”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謬的程度。在短短幾個月中，軍委一會兒要求西路軍“東進”，一會兒要求其“西進”，一會兒又要求其 “原地待命”。更為不可思議的是，當西路軍損兵折將，好不容易殺出重圍之後，毛澤東竟不顧嚴峻情勢，再次下令“原地堅持”，致使該軍失去最後的生機，被緊追而來的敵軍團團包圍，數萬紅軍精英被屠殺殆盡。對於像毛澤東這樣的“遊擊戰”策略高手來說，這樣的“指揮”，完全違背了他親手製訂的“敵進我退”的戰略戰術原則。 一種更令人震驚的說法是，當“西路軍”還在西北浴血奮戰之際，也即距它“覆滅”時刻（1937年3月12日）尚有數月之遙，毛澤東已在延安發表了他的著名講演 “論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其中出現了“西路軍的失敗，證明了......”字樣。毛澤東如此斬釘截鐵地“預言”西路軍的失敗，在今人看來，恐怕是“早有預謀”。
但也有反駁者撰文認為，像毛澤東這樣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軍，恐怕也不會這樣堂而皇之，授人以柄。這豈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舉嗎？這段有關西路軍失敗的文字，怕是以後補加進去的。
是耶，非耶，曆史之謎，悠悠難解。但無論曆史怎樣書寫，幾萬紅軍將士的鮮血早已流盡。
兵敗河西走廊，是陳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個轉折點。此後的陳昌浩在中國革命的舞台上銷聲匿跡，漸漸為曆史所湮沒。
9．在蘇聯的艱難歲月
在延安，對陳昌浩也隻有批判鬥爭，而沒有給予處分，當然也不曾重用。1939年8月，他因患有嚴重的胃潰瘍，經中共中央同意，陳昌浩領著他的小兒子陳祖濤(係原配妻子劉秀珍所生，由陳昌浩之弟陳昌浚1938年帶到延安)，跟隨周恩來、鄧穎超和孫維世等人一起去了蘇聯。從此，開始了他長達10多年漂泊異國的生涯。
1941年，德國法西斯突襲蘇聯，陳昌浩被緊急疏散到中亞共和國一個名叫科坎加的小鎮。在這裏，沒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和紅軍最大的一個方麵軍的總政委。陳昌浩沒有什麽生產技能，隻有到采石場去做苦力。沒有醫生和藥物，糧食緊張，陳昌浩的胃潰瘍越來越嚴重。在那個艱難歲月裏，“養病”成了空談。
日本侵華期間，陳昌浩曾給中共中央、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寫信要求回國參戰，但都沒有回音。
1942年冬天，陳昌浩接到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聘他為翻譯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線，盡了一名國際主義戰士的責任。
1943年，共產國際宣告解散。經季米特洛夫提議，蘇共中央把陳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來，先後安排他們到蘇聯外國文學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陳昌浩從此開始從事翻譯工作。
陳昌浩的譯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政黨論》《列寧文集》（兩卷集）等先後在蘇聯出版。除了翻譯馬列著作之外，蘇聯方麵又請陳昌浩主編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華辭典》。舊版是十月革命前編纂的，已經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此後，陳昌浩把時間幾乎都用在了這項工作之中。
10。回國後的歲月
抗日戰爭結束後，遠在蘇聯的陳昌浩又多次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回國參加工作。不知由於什麽原因，他始終沒有收到回信。不久，蔡暢途徑莫斯科，專門看望了陳昌浩。通過蔡暢，陳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表達了回國服務的請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留學蘇聯的兒子陳洋生大學畢業了，回國參加工作。陳洋生回國前，陳昌浩再次囑咐兒子替他代辦申請回國的手續。
經過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批準，離開祖國10多年之久的陳昌浩攜蘇聯妻子格蘭娜和幼子陳祖莫回到了祖國。劉少奇和朱德等領導同誌代表黨中央，親自來到北京站迎接他。
出於戰友情誼，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徐向前邀請陳昌浩夫婦和在紅四方麵軍工作過的一些老同誌，在徐向前的寓所裏聚會。陳昌浩生平的是非功過、浮沉榮辱，集中表現在紅四方麵軍這一曆史時期，這是他人生的巔峰。這巔峰上下染著煙火和血色，也是他難以洗雪的恥辱之柱。此時在昔日的老戰友徐向前家裏，陳昌浩像一個落魄之人，低著頭，彎著腰，與他昔日之部屬，如今共和國的將軍們、部長們一一拱手，表示歉意。當他和前妻、時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的張琴秋緊緊握手時，非常愧疚，連聲說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對不起你呀！”
回國之初，由於工作崗位遲遲未定，閑來無事，陳昌浩便去張琴秋家串門。張琴秋夫妻以禮相待，並將陳昌浩對未來工作的想法轉告黨中央負責同誌。後陳昌浩被任命為馬列學院副教育長，後又調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專門從事馬恩列斯著作的編譯工作。
回國後的陳昌浩曾在許多場合懺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已出版發行，陳昌浩獲得一次較長的離職休養假期，包括張聞天在內的不少同誌，都勸他去湖北老家走走：人嘛，總不能斷了故鄉故土的根!陳昌浩從1927年離別故居，至今已35個年頭，都不曾回過湖北漢陽縣永安堡戴家莊。1937年他從河西走廊死裏逃生後，曾千裏輾轉到了鄂豫皖根據地，因為國難當頭，來去都很緊迫，根本就顧不上回鄉探望。那時候，他曾動過思鄉之情，但卻沒能如願以償。5月，陳昌浩終於圓了回鄉探望之夢。在武漢與幾百名原紅四方麵軍的老戰士聚會時，聲音嘶啞，熱淚長流。他與昔日的老戰友老部下、當今的軍旅將星和省市領導握手敘舊，並一再表示歉意。
中共武漢市委書記、原西路軍總部第三局局長宋侃夫，特意派車把陳昌浩的結發夫人劉秀珍接到翠柳賓館，讓這一對離散多年的夫妻見了一麵。
11。紅色風暴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像陳昌浩這樣的在曆史上犯過嚴重錯誤的人在劫難逃。
回國後一直踏踏實實埋頭著述的陳昌浩被“紅衛兵”、“造反派”們無休止地揪鬥和毒打。妻子格蘭娜被迫與陳昌浩離了婚，但還是被投進了監獄。格蘭娜生的兒子陳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處奔逃。 1967年7月30晚，陳昌浩親眼目擊彭德懷、徐向前等元帥被戴高帽掛牌遊街的景象，又風聞李立三“自殺”及其他的俄國夫人格蘭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惡極”，厄運難逃，絕望之極的陳昌浩在寓所“紅霞公寓”裏吞了大把的安眠藥後永久地睡去，離開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這年，他61歲。
“畏罪自殺”後，他的屍體被秘密火化後拋棄於荒野。帶著“密謀殺害毛主席”的罪名飲恨自盡的陳昌浩，從此化作一縷輕煙。直到今天，北京八寶山公墓的墓穴裏，還隻有一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昔日統帥，竟死無葬身之地！
12．蓋棺論定
陳昌浩自殺13年後，他的名譽得以恢複。1980年8月21日，黨中央為陳昌浩舉行了追悼會。中共中央為陳昌浩平反的悼詞，對這位莫斯科中山大學出身的紅軍重要將領的蓋棺論定是：陳昌浩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曆史恢複了它本來的麵目，它為陳昌浩革命的一生劃上了一個句號。
1。序言
曆史的煙塵已漸漸遠去。長河浩蕩，淘盡了多少風流人物。陳昌浩的名字，現在不知還有幾人記得。這位當年叱吒風雲一時的人物如今也和曆史上很多風雲人物，比如陳光等等，一同被人們遺忘了。
陳昌浩是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和紅四方麵軍的第二號人物，位在徐向前之上，李先念、許世友、宋侃夫這些後來的中共黨政軍大員都曾是他的老部下。1992年，有記者在北京遇到過一位曾經是陳昌浩警衛團士兵的現役將軍，當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長”時，他老邁的雙眼裏突然灼灼發亮。“他是我們這些人的恩師和帶路人”，他沉重地呼吸著，仿佛再次回到半個世紀前戰火紛飛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曾經統帥千軍萬馬馳騁沙場、立下赫赫戰功的紅軍主帥，經曆過長征的老紅軍眼中一度聲名顯赫，令人敬仰的傳奇人物，早在1940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舞台，長年“牧羊”蘇聯，在集體農莊裏受盡折磨和苦難。六十年代，他曾經返回湖北故鄉，在那裏見到了數百名當年的紅軍部下，而今皆為解放軍高級將領。陳在大會上眼含熱淚向他的舊部致歉，獨自承擔起將西路軍覆滅的責任。但即便如此，他還是無法逃脫命運魔爪的無情追擊。
紅軍曆史上這麽重要一位人物，至今仍不為大多數人所知。陳昌浩就這樣在曆史的冷宮裏呆著，寂寞著。。。
2．陳昌浩其人
1999年11月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在悉尼西區BLACKTOWN（黑鎮）的某所普通的房子裏，記者見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羅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這是漫長監獄生涯留下的印跡），你看不到任何苦難和掙紮的痕跡。然而，這個莫斯科出生的俄羅斯老婦人，卻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有著神秘而密切的關係。1967年，她與前中國國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李立三夫人，同時關押進了中國最大的政治監獄－－北京秦城監獄，曆時八年，受盡折磨，其罪名是“蘇聯特務”。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項，是因為她身為某個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陳昌浩。關於陳昌浩，人物誌裏介紹說：“
陳昌浩(1906--1967) ，湖北漢陽(今屬武漢)人。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兼共青團中央分局書記，紅軍第四軍、第四方麵軍政委，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參加過長征，後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1937年西路軍失敗後轉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是中共第六屆候補中央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軍委委員。1939年去蘇聯養病，編譯《俄華辭典》。1952年回國，後任中央馬列學院副教育長、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敘述簡短而又平靜，你幾乎看不出有什麽不尋常的，看不見風飛雲旋中的波詭雲橘。
3．“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1927年9月，陳昌浩作為一名共青團員，被黨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1929年夏秋之季在中山大學發生了一場派別鬥爭。當時，陳昌浩擔任團支部局書記。按組織原則，團支部局應受黨支部局領導，但在清除布哈林分子的鬥爭中，團支部局辦公室的負責人居然與黨支部局辦公室對著幹。團的領導人中有人公開批評黨支部局，認為黨支部局執行了布哈林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換言之，黨支部局成員等於成了布哈林分子；而黨支部局領導人則認為他們執行了一條“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路線。雙方的辯論鬥爭極其尖銳激烈。在此情況下，陳昌浩對團支部局的領導幾乎失去作用，但他卻堅定地站在黨支部局一邊，與黨支部局領導保持一致，維護了黨的組織原則。並與張聞天(洛甫)、秦邦憲(博古)、王稼祥、楊尚昆、沈澤民、張琴秋以及徐以新(時為共青團員，因其觀點比較動搖，所以被稱之為“半個”)等人結合在一起，成為紅極一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出國留學3年間，陳昌浩與張聞天兩人之間有了這樣一段難解難分的曆史之緣。
1930年10月，陳昌浩從莫斯科回到上海，於同年12月轉為中共黨員，後擔任共青團中央委員、江蘇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1931年大年初一，張聞天、楊尚昆乘輪船由大連抵達上海，住在福州路一家旅館。說來也巧，第三天，正苦於與組織聯係不上的張、楊，竟然在南京路口碰到了陳昌浩。
相逢之後，陳昌浩即將張、楊二人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轉告給中央機關。當天晚上，博古就找到那家旅館，看望了張聞天和楊尚昆。
4．紅軍時期——鄂豫皖蘇區大肅反
1931年4月，陳昌浩受中共中央委派與張國燾一起奔赴鄂豫皖蘇區工作。1931年11月7日，紅四方麵軍宣告成立後，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總政委。西征轉戰入川後，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增補他為候補中央委員，是僅次於張國燾的四方麵軍中的第二號人物。
鄂豫皖蘇區大肅反，罪魁禍首在張國燾，陳昌浩為其幫凶爪牙，這一點上評價陳昌浩不為過。
白雀園大肅反實際是鄂豫皖蘇區創建者與共產國際歸來者路線鬥爭的產物。張國燾抵達蘇區後，以中央分局的名義，指責紅四軍沒有主動出擊，同時在土地政策上發生較大分歧。張國燾於是采用了非常方法來解決爭端，在紅四軍南下作戰期間，派遣陳昌浩乘飛機追上部隊，在軍隊中大肆逮捕關押幹部，在紅四軍返回光山白雀園途中，一邊行軍一邊肅反，許繼慎周維炯都是此時被逮捕的。部隊到白雀園後，正式開始大規模肉體消滅，處決了大批紅四軍幹部戰士。隨後又將肅反推廣到地方基層政權，幾乎將鄂豫皖蘇區所有幹部一網打盡，商城基層幹部幾乎無一幸免，以致於某些地方竟然沒有一位黨員，很多地方沒有人敢擔任幹部職務。這樣的結果導致了在鄂豫皖無法立足，隻好遠征到川北。而到了川北，從共產國際歸來的人群中也發生了分歧，在檢討失去鄂豫皖蘇區的錯誤時，這些人指責張國燾和陳昌浩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張國燾一麵假惺惺接受批評，另一方麵又指示陳昌浩、李特等人羅織罪名，首先從川北遊擊隊開刀，再次祭出肅反大旗，搞的在川北也無法立足，隻好西去尋找一方麵軍。在與一方麵軍會合後，張國燾仍然不忘從肉體消滅政敵，當曾中生寫信向中央反映問題時，竟然暗中下令將曾中生秘密處決，還準備幹掉廖承誌等人，隻是遭到周恩來等人的質問方才做罷。在這一係列肅反中，雖然直接主謀是張國燾，但陳昌浩作為其得力助手，其錯誤不能回避。
1969年-1971年，在誕生過紅四方麵軍和紅二十五軍以及後來的新四軍第五師的大別山紅色根據地裏，還有很多很多老紅軍戰士和老遊擊隊員健在，有一位以采藥為工作內容的知識青年曾有幸拜訪過這些可敬的老人們，得以親耳聆聽這些老人們的回憶。他們講述了1927年11月14日的黃麻起義，講述過紅軍第四方麵軍的赫赫威名，也講述過自1930年前後，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等人先後來到大別山，是因為什麽原因，拋棄了這樣一個處於大發展時期的紅色根據地。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話，可以親自去走走，就知道為什麽至今大別山的百姓們為什麽不喜歡張國燾，陳昌浩等人。
5．長征——蘆花會議和沙窩會議
長征中至關重要的紅一、四方麵軍會師時，陳昌浩擔任紅四方麵軍政治委員已有4年之久。當時，由毛澤東、周思來和朱德等率領的“中央紅軍”（紅一方麵軍）計約八千人，而由張國濤、陳昌浩和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麵軍約八萬人，是中央紅軍的十倍，武器精良，裝備整齊，其氣勢令紅一方麵軍這支遠師疲兵“自慚形穢”。陳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揮（“總政委”和“軍政委員會主席”）。他的座下擁有一大批以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國家主席李先念、元帥徐向前； 50年代中國幾個主要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如許世友、陳再道、程世才、洪學智、數百名將軍；以及鄭小平時代中國軍方的所有主要領導人，後者包括前國防部長秦基偉、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和劉華清等等，而這些當今執掌中國軍政大權的首腦人物，昔日隻是陳昌浩部下的一些連排長而已。
兩軍會師後，陳昌浩深深卷入了毛澤東與張國濤的激烈的權力鬥爭漩渦。由於張國燾和黨中央在戰略行動上的意見分歧，陳昌浩與張聞天之間的關係也蒙上了一層陰影，隨著鬥爭形勢的愈演愈烈而更加嚴重。張國燾以四方麵軍八萬人馬為籌碼，開始向中央爭權。
七月八日，川陝省委致電中共中央，指出“西北聯邦政府”“在理論上、在組織上都是正確的”，“凱豐同誌對聯邦政府的批評，據說並未經過組織局正式計劃，這一批評，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七月九日，川陝省委又致電中央，再次重申張國燾七月六日向李富春提出的要求：“必須加強總司令部，向前同誌任副總司令，昌浩同誌任總政委，恩來同誌任參謀長，軍委設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誌兼任，下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請中央政治局速決速行。”十日，張國燾向中央提出：“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
鑒於軍事壓力日大，中革軍委製定了《鬆潘戰役計劃》，希望突破日漸合龍的國民黨軍，北上建立根據地。可是張國燾卻極力延宕，按兵不動，繼續在向中央討價還價。
七月十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隨軍委縱隊在翻越了長征路上的第二座大雪山後，到達上蘆花。對於張國燾拖延北上，毛澤東十分焦急，到達蘆花的當日，便與朱德、周恩來一起，聯名電催張國燾：“
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經確定，後忽延遲致無後續部隊跟進，切盼如來電所指，各部真能速調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弟等今抵上蘆花，急盼兄及徐陳速來集中指揮。”
七月十六日，陳昌浩致電中革軍委，再次表明“浩甚望指揮統一”。
十八日陳昌浩致電朱德總司令，提出要張國燾當軍委主席：“職堅決主張集中軍事領導，不然無法順利滅敵。職意仍請燾任軍委主席，朱總司令(任)前敵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中政局示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決行。”
七月中旬，徐向前與張國燾、陳昌浩先後到達蘆花。
為了推著張國燾往前走，盡快執行《鬆潘戰役計劃》，毛澤東決定向他作出妥協。
七月十八日，在蘆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組織問題”。張聞天主持會議，首先提出經過充分醞釀的人事安排意見：“軍委設總司令，國燾擔任總政治委員，為軍委的總負責者。軍委下設小軍委(即軍委常委)，過去是四人，現增為五人，陳昌浩同誌參加進來，主要負責還是國燾同誌。恩來同誌調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國燾同誌尚未熟悉前，恩來幫助之。”妥協以後，張國燾得到了他想要的，但《鬆潘戰役計劃》仍然不能實行。
1935年8月初，周恩來曾經寫信給當時圍剿紅軍的中央軍統帥胡宗南，提及當年的黃埔師生之誼，請他網開一麵，但是胡沒有任何回音。鑒於時機已經因為張國燾的拖延而錯過，中共中央不得不決定放棄攻打鬆潘的作戰部署，改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不得不帶領全軍走過死亡之路——“草地”千裏大沼澤，決定將一、四方麵軍混合編隊，分為左、右兩路軍向北行動。但是，張國燾又要求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並“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工作”。張國燾的行為激怒了政治局委員們，毛澤東叫張聞天起草個決議草案，對張國燾的錯誤作不點名的批評。張聞天也認為要壓一下張國燾的囂張氣焰，於是就決定在中央領導人駐地沙窩舉行會議。
這天傍晚，當張國燾、陳昌浩和10餘名騎兵衛士從毛爾蓋附近策馬趕來開會時，張聞天已親自在沙窩溝口待立迎候。這位成竹在胸的“總負責”，見到張國燾偕陳昌浩而來，便不由皺了下眉頭，感到其中必有文章。他直截了當地說：“今晚是中央政治局會議，非政治局委員不能出席!陳昌浩同誌就不要參加了。”
讓陳昌浩隨同前來開會，本是張國燾自作主張，被“負總責”迎頭攔駕後，張國燾顯得很尷尬。他解釋說，中央已決定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常務委員、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即使不夠資格參加政治局會議，也完全可以列席會議嘛。
“列席也不行!”張聞天根本不予接納，“這是個組織原則問題，必須堅持!”這樣一來，反倒把陳昌浩弄得滿臉通紅。在此時刻，他不得不服從“負總責”的裁決。這一晚，陳昌浩和那一班騎兵衛士，就在溝口的鬆樹林子露宿，輾轉反側折騰了一個通宵，心裏很不是滋味……
張國燾隻帶著他的貼身衛士何福聖，隨張聞天步行進入山溝，去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深夜三時左右散會後，我步出沙窩溝口，與陳昌浩會晤，並告以會議的經過。陳昌浩非常難過，很激動的問我：為什麽中央這樣頑強的抹煞四方麵軍一般同誌的意見?……翌日，陳昌浩便約見張聞天懇談，用意是想勸張聞天接納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見。”
這次懇談的地點是在毛爾蓋附近的四方麵軍總部。陳昌浩事先召集就近駐紮的幾位軍師級幹部，大家商定以後，便派人去請張聞天，說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反映。張聞天來後，陳昌浩首先進行勸說，要求張聞天拿出“負總責”的權威來，讓毛澤東等人采納張國燾所提出的意見。在座的有一位參加過省港大罷工的廣東人名叫何畏，原為紅九軍軍長，新任紅軍大學政治委員。他怒氣衝衝地拍著桌子，向張聞天大聲吼道：“中央領導一錯再錯，到現在還不認錯，我這個黨員再也不信任黨中央了!”其他軍、師幹部也一起對“負總責”爭辯說，中央對張國燾的批評是不公正的，張國燾在四方麵軍不僅有很大的功績，而且深受全體官兵的擁戴，如果中央不肯聽取和采納張國燾的意見，將引起四方麵軍8萬餘眾的極大反感……。張聞天被激怒了，指著陳昌浩說：“對今天發生的這個事件，你要負完全責任!”
陳昌浩委婉地勸說道：“中央聽不進國燾同誌的意見，那就聽聽四方麵軍指揮員的意見吧。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這不過是黨員個人的直率表示，向你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請不要介意!……”
“陳昌浩同誌，這件事並不是孤立的，我會向中央其他領導同誌通報的。”說罷，張聞天氣衝衝地轉身離去。
沙窩會議上，陳昌浩終於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員。
6．密電問題
長征途中，張國燾作為中共一大代表，紅四方麵軍這支強大的軍隊的領導人，中共領導人中唯一會見過列寧的人，急欲憑手中實力與毛澤東分庭抗禮，或取而代之。這場黨內鬥爭，以共產國際出麵支持毛而告終，張國濤節節敗退，最後竟叛逃和投靠國民黨，成為“喪家之犬”和“曆史罪人”。
陳昌浩是張國濤手下最親信的大將，又擁有八萬精銳紅軍，毛澤東對他的忌憚與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但毛澤東同時又是一個富於眼量和極擅用人的政治領袖，他能夠收納“紅四方麵軍”的許多將領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許世友等，並予以信任和重用，為什麽就不能原諒陳昌浩的“過失”？一些黨史專家指出，這完全是由於那個著名的“密電事件”所致。
毛兒蓋會議上，黨中央曾決定，會師後的原一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分成左右兩路軍，分別由紅軍總司令部和前敵指揮部統率。左路軍以原一方麵軍的第五軍、第九軍和紅四方麵軍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組成，由紅軍司令部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率領，北進夏河地區，爭取開創甘南根椐地。右路軍以原一方麵軍的第一軍團、第三軍團和原紅四方麵軍的第四、三十兩軍組成，由前敵總指揮部陳昌浩、徐向前率領，隨黨中央行動。右路軍隨張（聞天）周毛等人過草地後，黨的上層發生北進與南下的分歧。陳昌浩本人是明確表示讚成紅軍合兵北上的，但張國燾堅持紅軍應南下建立根據地。
9月9日，當時張國濤與毛澤東的分歧與鬥爭正如火如荼。毛澤東要求張國濤所屬“左路軍”“北上”，而張國濤則意欲“揮師南下”。是日，張國濤以與朱德聯合的名義拍發了一份密電給陳昌浩、徐向前，指示陳勸毛澤東與其一並南下率右路軍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這份電報流露出“殺機”，已呼之欲出。此時，紅一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會師後短暫蜜月期過去後，早已產生摩擦，互有貶損和猜忌。上層關於南下與北上的激烈爭論將至攤牌時，陳昌浩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作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紅軍總司令部的總司令（朱）與總政委（張）電令他率軍南下，他雖然不讚成也得執行，隻好撥馬向南重過草地。
當時的左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是毛澤東派入張國濤部隊的一枚“釘子”。 據廣東梅州葉劍英紀念館的有關文獻介紹，毛澤東曾稱讚葉劍英截獲張國燾關於“南下、爭取徹底政治解決”（大意）的“密電”後，沒有送呈陳、徐而連夜策馬飛奔，前往毛澤東駐地密告。毛擔心陳、徐於黨中央機關及原一方麵軍的官兵（林彪所部一軍團已先行他處）不利，便決定與陳、徐等人不辭而別，當夜即率黨中央及紅三軍等秘密北上，迅速逃離險境。為穩住陳、徐，在原一方麵軍隊及中央機關悄悄開拔時，毛還到陳徐駐地去了一趟。雙方部屬都有人提出過激主張。原一方麵軍第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要求先發製人，扣押陳昌浩、徐向前作人質，為毛澤東所不取；原四方麵軍第四軍軍長許世友見彭德懷部不辭而別，並對四方麵軍放了警戒，電話詢問要不要開打，亦為陳、徐所不取。應當說，毛澤東與陳昌浩作為雙方的最高指揮官都是明智的。但電視劇突出了徐向前，讓他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卻讓陳昌浩給人一種陰冷的感覺。如果對陳昌浩稍微公正一些，隻需要兩三句與徐向前的對白，就可以揭示他此刻內心的矛盾衝突和不得不聽命南下的（對於他個人來講）悲劇性的決策動機。這就是黨內傳聞的所謂“密電事件”。毛澤東痛恨陳昌浩的原因，恐怕蓋出於此。
陳昌浩、徐向前一覺醒來，發現原一方麵軍派來的葉劍英參謀長帶上軍用地圖、電訊二台台長曾希聖及密碼本離開了前敵指揮部，沿途叫醒一部分原一方麵軍的人員，隨中央紅軍連夜走掉了。陳、徐目瞪口呆之後，派副參謀長李特和四名警衛員帶上陳昌浩致彭德懷和黨中央的信，策馬前去挽留。毛澤東等人自然不會改變主意，但毛澤東得體地表示感謝李特等人沒有阻攔原中央紅軍的官兵歸隊，雙方揚手作別。如此看來，假如陳、徐、李特等人為蒙受的不信任而悻悻然倒是在情理之中的（以上內容參見《陳昌浩傳》）。
但這一事關重大的“密電”，在事件發生後竟不翼而飛，而與此案有關的當事人，亦都先後作古，使之變得疑竇叢生。陳昌浩本人生前則曾私下對兒子陳祖莫滿含冤屈地表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份“密電”。近年以來，一些當時的“四方麵軍”將士和黨史研究者亦發表公開談話和文章，斷然否認“密電”的存在。隨著目前“紅四方麵軍”人馬執掌大權，為“密電事件”翻案的呼聲正日趨高漲。
另一方麵，密電的主要見證人葉劍英元帥，生前一直堅持密電事件的真實性。毛澤東曾在“文革”中稱讚葉大事不糊塗，指的就是這件“命案”（由於葉救毛有功，毛畢生都對他寬大為懷，未加懲處）。而當年的西路軍電報室主任、毛澤東派在陳昌浩軍隊中的另一枚“釘子”，至今仍撰寫回憶錄，堅稱他當年曾親手譯出電文並將它交給了葉氏。正反雙方均言之鑿鑿，令事件真相撲溯迷離。
行文至此再簡述兩點。一是陳昌浩率部再過草地南下與朱、張會合，對中共與紅軍並非隻有“分裂”的罪過而無功勞。誠如朱德所說，南下的軍事行動，吸引了蔣軍與胡宗南部隊，對陝北紅一方麵軍的戰略展開有策應作用；接應紅二方麵軍匯合北上；在川、康、甘、青四省邊境殲敵數萬，播下革命種子，擴大了共產黨與紅軍的影響等等。幾萬紅軍將士流血犧牲英勇奮鬥的功績，豈可因黨內高層的紛爭而一筆抹煞？
二是，陳昌浩之所以沒有隨毛澤東北上，而率原四方麵軍人馬南下，正是因為這個人紀律性太強、原則性太強而缺少機動性、靈活性、主動性的性格悲劇所致。他的一生吃了這個性格的大虧，包括後麵的西路軍慘敗。
7．兵敗河西走廊——紅軍史上最大的創傷
陳昌浩案，一直是中共黨史中的禁區，直至1980年代以後，原紅四方麵軍人員，在鄧小平提攜下成為中國軍方的主要指揮力量，在這些“老軍頭”的大力倡導和支持下，紅軍的這一段神秘而撲朔迷離的曆史才逐漸得到曝光。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方麵軍會師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占領寧夏、甘西，打通與蘇聯的聯絡，隨即頒布《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該綱領規定，以紅四方麵軍主力約四萬人（也包括部分中央紅軍）南進西蘭通道地區，以5個軍的兵力西渡黃河，進入甘肅河西走廊，旨在奪取寧夏、新疆等地區，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建立紅軍與蘇聯的戰略通道。但由於敵情變化，軍委命令屢有變更，致使四方麵軍主力未能全部渡過黃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電令渡過黃河的紅軍組成“西路軍”， 政委陳昌浩，總指揮徐向前，副總指揮王樹生，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陳昌浩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副之。下轄三個軍：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參謀長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楊克明，轄2師4個團，3000餘人，槍10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5發；九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鬆，參謀長陳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叁，轄2師6個團，6500餘人，槍25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15發；叁十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參謀長黃鵠顯，政治部主任李天煥，轄2師6個團，7000餘人，槍32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25發；另有騎兵師，200人馬，200支槍，平均每槍子彈25發。全軍計21800人，機關、醫院、傷病員及勤雜人員占40%左右。
西路軍原為實現《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單獨西進，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損失慘重，傷亡2000餘人，參謀長陳伯稚、一個師長、一個師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幹部犧牲。軍長孫玉清被撤職，由一方麵軍將領李聚奎接任。但卻在此時，中央軍委要求西路軍停止西進，就地在永昌、涼州一帶建立根據地。中央原計劃以此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調動蔣軍，以便河東紅軍主力轉移，但此意圖中央卻不明告西路軍，隻是命其不進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於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險境地。而西路軍的領導人陳昌浩由於在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及紅四方麵軍長征時，忠實執行過“左”傾錯誤，並形成與張國燾的特殊關係，他懼怕不能緊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評，於是對中央的各種命令一味強調服從。由此，西路軍就在該地點進行大規模的慘烈戰鬥，部隊嚴重損耗，由21000餘人銳減至15000餘人，漸漸陷入絕境。
1937年1月，蔣介石背信棄義，派遣主力國民黨軍圍剿“張楊叛軍”，一時烏雲密布。中央軍委見此，再一次改變計劃，又令西路軍東進，占領永昌、涼州，策應河東紅軍戰略退卻，退守陝甘寧邊區，同時積極與蔣介石談判，爭取紅軍在陝北、甘南建立更有利的根據地。如此，中央軍委數次改變西路軍的作戰計劃，而不明告理由，隻是一味強調服從，並以“舊帳”作為指責，嚴厲警告西路軍領導人，給陳昌浩等以極大的心理壓力。張國燾也於1月中旬電告西路軍領導，強調中央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
1937年2月上旬，西路軍在倪家營子與馬家軍發生血戰，幾乎全軍覆沒，而當戰鬥正酣時，中央軍委對西路軍要求東進作戰的計劃表示否定，要求就地建立根據地，並非常嚴厲地指出：“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呢？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今後的勝利是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在這種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陳昌浩再次無條件地服從中央的指示，壓製軍內徐向前等的正確意見，徹底把西路軍推上死路。
1937年3月中旬，西路軍僅剩殘部，也被敵人衝散。14日，陳昌浩召開師團以上幹部會議，決定現有部隊分散遊擊，並決定陳昌浩、徐向前離隊回陝北，向中央匯報。西路軍部分殘部在王樹聲的帶領下到達烏魯木齊後，鄧發問:你們願意去哪裏？李先念程世才說願意回延安，結果活了下來，後來真回到了延安。李特黃超說想去莫斯科，結果當場被槍斃。李特是四方麵軍軍委秘書長，黃超是四方麵軍參謀長，他們的地位當時還在李先念之上，這兩位曾經風光無限的張國燾的哼哈二將，就因為說錯一句話被槍殺。小個子李特曾用槍在毛主席麵前瞎比劃，幸好當時被他的德國哥哥大個子李德抱住，才未釀成大錯。黃超死的有點冤，他後來已經認清了張國燾的錯誤，並公開和張頂撞過，可惜他畢竟走錯過很長一端彎路。董振堂也很冤，他即使算不上毛的嫡係和親信，至少也是紅一方麵軍的人，可惜在草地分裂時占到了張的一邊，公開發表過支持張的講話，即使不死，也難以見容，五軍團的政委李卓然就是個活例子。
作為西路軍政治委員兼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在脫離部隊將要返回陝北時，當著總指揮徐向前的麵激動地說：“我們回去要和中央鬥爭去!”說這話時，他憋著一股子不肯服輸認錯的“剛勁”，要說明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此後，陳昌浩、徐向前獨自東返，在茫茫戈壁中日夜兼程。徐向前於4月下旬到達援西軍指揮部，6月中旬抵達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歡迎。
西路軍全軍覆沒，成為紅軍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慘敗。２萬多長征幸存的紅軍精華，紅軍最大和最精銳善戰的部隊，在短短四個月間被消滅殆盡，絕大部分壯烈犧牲於馬鴻逵、馬步青的騎兵和民團的刀槍之下，隻有數千幸存者僥幸逃脫。他們以後成為新組建的由鄧小平劉伯承指揮的野戰軍的骨幹，而陳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裝行乞才脫離危難。
8、誰之錯？
關於紅軍西征的慘敗，有人曾研究過馬步芳騎兵團的戰鬥力，就算不計算指揮失誤也比紅軍強。當時的西征實在違背了天時地利人和。首先，紅軍剛剛完成長征人馬疲乏，武器短缺；其次，當地的地形根本不能用紅軍擅長的遊擊伏擊奔襲等戰術，實在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長；最最重要的是，當地大部分是回民，根本沒有可發動和提供幫助的老百姓，紅軍陷進絕地。應該說，紅西路軍西征是一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發生的一次錯誤的軍事行動，雖然一開始提出了不切實際的口號，但整個軍事行動過程是相當盲目的，中央的軍事指揮也是如此。
西路軍慘敗，陳昌浩自然是敗軍之將。考諸西路軍慘敗，不能不提到當時中央給西路軍的命令。這種命令是非常混亂和不近情理的，在大大小小描繪西路軍慘敗的文章（包括董振堂的傳記）裏也可以看到。關於中央軍委是如何遙控指揮三反四覆貽誤時機造成西路軍被動挨打局麵的，感興趣的人可以參看徐向前著《曆史的回顧》和範青著《陳昌浩傳》的有關章節。
客觀地說，雖然陳昌浩要對西路軍慘敗負相當責任，但是主要責任不應該由他負。陳昌浩最大的責任恐怕就在於他太聽從中央軍委遙控指揮。自古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明知“君命”不妥，卻違心地機械地執行上級的指令。究其原因，在西路軍中，雖然陳的地位在徐之上，按慣例軍事首長和政委發生爭議時，政委有決定權，但是陳當時的思想包袱太重，為表明和張劃清界限，對中央很多不合時宜的命令毫無疑義的接受執行，徐向前一點辦法沒有，如果讓徐來指揮，肯定不會敗的那麽慘。
陳所說“要和中央鬥爭”的應該是西路軍戰敗的責任問題。他當時的想法和認識，就是西路軍的失敗責任在中央，“軍委分散四方麵軍全力”，所賦予的“任務不定”，變來變去，而又不派四軍、三十一軍過河增援，等等。但是，他的這些看法和意見，在當時的往來電報之中，就曾受到過批評、指責。中央書記處、軍委主席團在1937年2月17日的來電中指出：“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後的勝利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陳昌浩對此遲遲沒表態。長征時期，他曾支持過張國燾反對中央分裂紅軍的行為，思想包袱沉重，中央一抓這個“政治錯誤”，陳昌浩更是膽顫心怯。西路軍慘遭失敗，再加上所犯的“政治錯誤”，他還敢於和中央鬥爭嗎?
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裏寫到在延安檢討西路軍失敗之由時，說“甚至有些同誌指責毛澤東壟斷軍委會的一切，不供給西路軍所渴望的情報，實在應援不力。還有少數人指責毛陰險，幸災樂禍，對四方麵軍毫無手足之情”，即指毛澤東樂於見到張國燾在黨內軍內討價還價的“資本”虧蝕精光。就當張國燾這番話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他張國燾當時也曾出麵拍電報強調：“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如果還有因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留著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在幹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張國燾又在3月4日的來電中指出：“你們上次來電談到你們所受的損失，應有軍委負責，那是錯誤的”；“要求四軍、三十一軍歸還建製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就這兩點“錯誤”，陳昌浩吃不了也得兜著!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暗示，陳昌浩的責任隻是在於，由於擔心再犯所謂“路線錯誤”，未能及時反抗中央軍委的“瞎指揮”，而是逆來順受、惟命令是聽，從而遭到以驃悍的回民為主體的“馬家軍”的圍殲。當時有四萬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殺和淪為乞丐。著名導演吳怡弓的前衛影片《姐姐》，敘述的就是這段悲情故事。
離開西路軍奔赴陝北途中，陳、徐二人曾經歇腳在一個叫大馬營的村子中，一個叫但複三的百姓讓他們留宿。正巧，但複三是陳昌浩的湖北老鄉，高燒不退的陳昌浩住下來養病，徐向前一個人沿著祁連山的戈壁灘晝夜兼程。在平涼，徐向前遇到了由劉伯承、張浩率領的援西軍的前哨——耿飆的部隊，順利地回到了延安。在保存下來的紅四方麵軍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後，徐向前擔任了副師長，成為八路軍中的一員重要將領，建國後成為共和國的元帥。而陳昌浩則沒有報告組織，擅自回了老家。1937年6月的一天輾轉來到武漢。此後，陳昌浩人生的軌跡與自己的老搭檔徐向前迥然相異，這恐怕是兩人分手時所無法料到的。
來漢的第二天，陳昌浩來到革命老區湖北英山縣，打算在這兒重舉義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裝。但當地的反動武裝非常囂張，陳昌浩感到自己的願望難以實現。此時的陳昌浩思念親人的心情更加強烈，於是給他在漢陽老家的親友寫了一封信，約他們見麵。在漢口，與闊別10年的老母和妻子、兒子見過麵後，陳昌浩了卻了一樁心事，然後趕赴陝北。
回歸延安途中，陳昌浩在洛川與徐向前不期而遇。他們在山丹大馬營分手後，徐向前經由隴東、西安先期回到延安，近日才來到洛川，等待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陳昌浩聽說中央在此召開重要會議，便跟“負總責”張聞天匆匆見了一麵，即等於向中央報了到。張聞天與毛澤東等人商量後，告訴他：“你到延安去吧!有關西路軍的問題，你要向中央全麵匯報情況，應當寫出書麵報告!”
“是、是的，我寫、寫……”陳昌浩連聲應承，露出一抹痛苦的笑容。
陳昌浩回到延安時，自上而下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已經過去5個多月了。他已被列入“極少數國燾路線的堅決支持者”。陳昌浩於9月30日寫成《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共9章六七萬字。因篇幅太長，中央秘書處於10月5日“將重要的第一章大部分及第九章全部抄出，供大家研究”。研究結果是，陳昌浩於10月15日又寫出了《第二次報告書》。對於西路軍的失敗，陳昌浩的確十分痛心，有機會就作自我批評，大大小小的檢討多不勝數。是年11月間，黨中央在抗日軍政大學召開黨的活動分子大會，由陳昌浩檢討西路軍嚴重失敗的錯誤及其個人應負的責任，同時對部分學員進行反“國燾路線”教育的“補課”。為期一周的大會，由“負總責”張聞天和抗大副校長羅瑞卿共同主持。張國燾、陳昌浩也參加了會議。陳昌浩作過檢討之後，張聞天極其嚴厲地批判了他一通。隨後，與會者毫不留情地揭發批鬥，火力之凶猛如雷霆萬鈞：“陳昌浩!——你脫離部隊後為什麽好長時間不肯歸隊?你路過西安為什麽不找黨的辦事處?你轉回湖北老家去幹什麽?……”
陳昌浩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交待、檢查和說明。
毛澤東親自出席了會議，並做了一次長篇發言。他著重講了三點：一是張國燾在川西反對中央關於北上陝甘的正確決定；二是張國燾在草地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三是張國燾另立“中央”，與抵達陝北的黨中央進行對抗的問題。會場上，廖承誌發了言，他憤怒地控訴了張國燾在川陝蘇區誣陷他為反革命，把他關押了好久，企圖置他於死地的經過。他說：“若不是黨中央到達川西，及時營救了我，我一定會死在你張國燾的屠刀之下!”這樣一來，與會者的矛頭，就指向了默不作聲的張國燾。張國燾回憶說： “在張聞天直接領導之下，原係要批評陳昌浩的，但重點卻逐漸轉到我身上……”
西路軍全軍覆滅，幾乎所有過去出版的“黨史”都異口同聲稱，是由於該軍領導人錯誤地執行了張國濤的“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的結果。但在近兩年出版的一些黨史研究專著和文章紛紛指出，根據中共中央檔案館的資料和徐向前元帥臨終前所撰回憶錄來看，當時的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和徐向前是嚴格按中央軍委的電報指示指揮軍隊行動的。而當時的中央軍委核心成員，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因此，造成是次西路軍全軍覆滅的原因已不言自明。中央軍委應對此當承擔主要責任，這已經成為黨史界的共識。
但盡管如此，在探究毛澤東為何要這樣“瞎指揮”方麵，卻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分歧。 一些學者堅持認為，毛澤東是“有意”讓西路軍覆滅的。這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央軍委的“指揮”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謬的程度。在短短幾個月中，軍委一會兒要求西路軍“東進”，一會兒要求其“西進”，一會兒又要求其 “原地待命”。更為不可思議的是，當西路軍損兵折將，好不容易殺出重圍之後，毛澤東竟不顧嚴峻情勢，再次下令“原地堅持”，致使該軍失去最後的生機，被緊追而來的敵軍團團包圍，數萬紅軍精英被屠殺殆盡。對於像毛澤東這樣的“遊擊戰”策略高手來說，這樣的“指揮”，完全違背了他親手製訂的“敵進我退”的戰略戰術原則。 一種更令人震驚的說法是，當“西路軍”還在西北浴血奮戰之際，也即距它“覆滅”時刻（1937年3月12日）尚有數月之遙，毛澤東已在延安發表了他的著名講演 “論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其中出現了“西路軍的失敗，證明了......”字樣。毛澤東如此斬釘截鐵地“預言”西路軍的失敗，在今人看來，恐怕是“早有預謀”。
但也有反駁者撰文認為，像毛澤東這樣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軍，恐怕也不會這樣堂而皇之，授人以柄。這豈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舉嗎？這段有關西路軍失敗的文字，怕是以後補加進去的。
是耶，非耶，曆史之謎，悠悠難解。但無論曆史怎樣書寫，幾萬紅軍將士的鮮血早已流盡。
兵敗河西走廊，是陳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個轉折點。此後的陳昌浩在中國革命的舞台上銷聲匿跡，漸漸為曆史所湮沒。
9．在蘇聯的艱難歲月
在延安，對陳昌浩也隻有批判鬥爭，而沒有給予處分，當然也不曾重用。1939年8月，他因患有嚴重的胃潰瘍，經中共中央同意，陳昌浩領著他的小兒子陳祖濤(係原配妻子劉秀珍所生，由陳昌浩之弟陳昌浚1938年帶到延安)，跟隨周恩來、鄧穎超和孫維世等人一起去了蘇聯。從此，開始了他長達10多年漂泊異國的生涯。
1941年，德國法西斯突襲蘇聯，陳昌浩被緊急疏散到中亞共和國一個名叫科坎加的小鎮。在這裏，沒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和紅軍最大的一個方麵軍的總政委。陳昌浩沒有什麽生產技能，隻有到采石場去做苦力。沒有醫生和藥物，糧食緊張，陳昌浩的胃潰瘍越來越嚴重。在那個艱難歲月裏，“養病”成了空談。
日本侵華期間，陳昌浩曾給中共中央、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寫信要求回國參戰，但都沒有回音。
1942年冬天，陳昌浩接到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聘他為翻譯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線，盡了一名國際主義戰士的責任。
1943年，共產國際宣告解散。經季米特洛夫提議，蘇共中央把陳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來，先後安排他們到蘇聯外國文學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陳昌浩從此開始從事翻譯工作。
陳昌浩的譯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政黨論》《列寧文集》（兩卷集）等先後在蘇聯出版。除了翻譯馬列著作之外，蘇聯方麵又請陳昌浩主編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華辭典》。舊版是十月革命前編纂的，已經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此後，陳昌浩把時間幾乎都用在了這項工作之中。
10。回國後的歲月
抗日戰爭結束後，遠在蘇聯的陳昌浩又多次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回國參加工作。不知由於什麽原因，他始終沒有收到回信。不久，蔡暢途徑莫斯科，專門看望了陳昌浩。通過蔡暢，陳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表達了回國服務的請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留學蘇聯的兒子陳洋生大學畢業了，回國參加工作。陳洋生回國前，陳昌浩再次囑咐兒子替他代辦申請回國的手續。
經過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批準，離開祖國10多年之久的陳昌浩攜蘇聯妻子格蘭娜和幼子陳祖莫回到了祖國。劉少奇和朱德等領導同誌代表黨中央，親自來到北京站迎接他。
出於戰友情誼，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徐向前邀請陳昌浩夫婦和在紅四方麵軍工作過的一些老同誌，在徐向前的寓所裏聚會。陳昌浩生平的是非功過、浮沉榮辱，集中表現在紅四方麵軍這一曆史時期，這是他人生的巔峰。這巔峰上下染著煙火和血色，也是他難以洗雪的恥辱之柱。此時在昔日的老戰友徐向前家裏，陳昌浩像一個落魄之人，低著頭，彎著腰，與他昔日之部屬，如今共和國的將軍們、部長們一一拱手，表示歉意。當他和前妻、時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的張琴秋緊緊握手時，非常愧疚，連聲說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對不起你呀！”
回國之初，由於工作崗位遲遲未定，閑來無事，陳昌浩便去張琴秋家串門。張琴秋夫妻以禮相待，並將陳昌浩對未來工作的想法轉告黨中央負責同誌。後陳昌浩被任命為馬列學院副教育長，後又調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專門從事馬恩列斯著作的編譯工作。
回國後的陳昌浩曾在許多場合懺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已出版發行，陳昌浩獲得一次較長的離職休養假期，包括張聞天在內的不少同誌，都勸他去湖北老家走走：人嘛，總不能斷了故鄉故土的根!陳昌浩從1927年離別故居，至今已35個年頭，都不曾回過湖北漢陽縣永安堡戴家莊。1937年他從河西走廊死裏逃生後，曾千裏輾轉到了鄂豫皖根據地，因為國難當頭，來去都很緊迫，根本就顧不上回鄉探望。那時候，他曾動過思鄉之情，但卻沒能如願以償。5月，陳昌浩終於圓了回鄉探望之夢。在武漢與幾百名原紅四方麵軍的老戰士聚會時，聲音嘶啞，熱淚長流。他與昔日的老戰友老部下、當今的軍旅將星和省市領導握手敘舊，並一再表示歉意。
中共武漢市委書記、原西路軍總部第三局局長宋侃夫，特意派車把陳昌浩的結發夫人劉秀珍接到翠柳賓館，讓這一對離散多年的夫妻見了一麵。
11。紅色風暴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像陳昌浩這樣的在曆史上犯過嚴重錯誤的人在劫難逃。
回國後一直踏踏實實埋頭著述的陳昌浩被“紅衛兵”、“造反派”們無休止地揪鬥和毒打。妻子格蘭娜被迫與陳昌浩離了婚，但還是被投進了監獄。格蘭娜生的兒子陳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處奔逃。 1967年7月30晚，陳昌浩親眼目擊彭德懷、徐向前等元帥被戴高帽掛牌遊街的景象，又風聞李立三“自殺”及其他的俄國夫人格蘭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惡極”，厄運難逃，絕望之極的陳昌浩在寓所“紅霞公寓”裏吞了大把的安眠藥後永久地睡去，離開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這年，他61歲。
“畏罪自殺”後，他的屍體被秘密火化後拋棄於荒野。帶著“密謀殺害毛主席”的罪名飲恨自盡的陳昌浩，從此化作一縷輕煙。直到今天，北京八寶山公墓的墓穴裏，還隻有一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昔日統帥，竟死無葬身之地！
12．蓋棺論定
陳昌浩自殺13年後，他的名譽得以恢複。1980年8月21日，黨中央為陳昌浩舉行了追悼會。中共中央為陳昌浩平反的悼詞，對這位莫斯科中山大學出身的紅軍重要將領的蓋棺論定是：陳昌浩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曆史恢複了它本來的麵目，它為陳昌浩革命的一生劃上了一個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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