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老舍經曆的那場風暴背後的故事

1966年老舍經曆的那場風暴背後的故事

老舍是一位蜚聲文壇的現代小說家和戲劇家。他191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曾在北京的中小學任教；1924年赴英國，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1930年回國，先後任齊魯大學和山東大學教授；抗戰時期，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抗戰勝利後，又到美國講學並進行創作。老舍是北京人，經曆了北京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時代變遷，創作了《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等大量反映北京社會生活的作品。他的語言通俗、幽默、醇厚有力，被譽為“語言大師”。他的作品膾炙人口，生活氣息濃厚，深受人民群眾的喜愛，《駱駝祥子》、《茶館》等至今仍在話劇舞台和影視屏幕上久演不衰。

提起老舍，人們就會想起他的經典作品，殊不知，老舍是在周恩來的關心和影響下，從一名進步的愛國作家成長為革命的人民藝術家的。他與周恩來之間結下的深情厚誼，更是在文藝界被廣為傳誦。

走到抗日旗幟下

周恩來是老舍接觸最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七七”事變之後，隨著日軍的步步推進，滬寧等地相繼失守。一時間，有七八百名文化界人士從各地撤退到了武漢。當時，周恩來正在武漢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具體實施國共第二次合作。

為了使雲集武漢的文化界人士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以更強大的力量抗日，周恩來指示共產黨員陽翰笙等人籌備組織一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7年底，陽翰笙首先以個人名義倡議成立一個“文協”組織，立即得到各方麵的熱烈響應。正在這個時候，老舍也來到了武漢。經過周恩來、王明和馮玉祥將軍共同商議，準備邀請老舍出麵主持“文協”工作。雖然之前老舍與中國共產黨沒有什麽聯係，然而，他是一位極具正義感和愛國心的著名作家。抗戰爆發後，他曾宣稱：“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誰真正抗戰我就跟誰走，我就是一個抗戰派。”

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籌備，1938年3月27日，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老舍當選為“文協”的常務理事和總務部主任（因“文協”不設主席和會長，所以總務部主任實際上負有總責，對外代表“文協”，對內總理會務），周恩來當選為“文協”的名譽理事。從此，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周恩來與老舍的交往逐漸多了起來，兩人精誠合作，彼此尊重，把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著許多方麵的工作，肩負重任，工作繁忙，但他仍然經常抽出時間來到“文協”同大家見麵談心，了解情況，給“文協”的工作以具體的指導和幫助。他每次到來，都會“使人感到溫暖，也從中汲取奮鬥的力量”（老舍語）。

1938年5月，“文協”召開第二次理事會，周恩來應邀參加。會議開得熱烈而富有成效。老舍在他的會務報告中，對當時的現場情況作了精彩記述，他寫道：“……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高興能與這麽些文人坐在一起吃飯，不隻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麽親密、這麽協力同心地在一塊工作。他說，必須設法給文協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寫文章，使會務有更大發展。最後（他眼中含著淚）他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十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於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卻增強了我們的團結。”

周恩來真摯的情緒感染了到會的每一個人。老舍更進一步了解到周恩來不僅是一位才能卓越、愛國心強烈而極具號召力的中共領導人，還是一位有血有肉、感情充沛而極具感染力的熱血男兒。

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後來回憶說：“這個時期，雖然老舍還在迷霧中徘徊，但他憑著一顆愛國的赤誠之心深深地為結識了這樣一位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指周恩來——作者注）而自喜。”

通過與周恩來的多次親切接觸，老舍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逐漸加深，最終義無反顧、心悅誠服地“成為共產黨的一位忠實可靠的朋友”。他曾感慨地說：“這就是共產黨，沒有別的。就是大公無私，為國，為民！對每個人都熱情關注，目光四射！”

在周恩來的影響下，老舍把“文協”的工作做得卓有成效。後來，“文協”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全國各地設有分會，搞了許多活動，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成為全國文聯、全國作協的前身。它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兩大曆史貢獻：一是團結了一大批有愛國心的文化界人士。抗戰時期是中國文人在曆史上團結得最好的時期之一；二是使文學走向民間，走向普及。“文協”舉行成立大會時，掛在武漢街頭的口號就是“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應該說，這兩個口號極大地影響了此後的中國文學走向。這裏麵不能不說凝聚著周恩來與老舍的心血。

召回效力祖國

抗戰勝利後，老舍與曹禺接受美國官方的邀請赴美講學，從事兩國的文化交流工作，並且筆耕不輟，繼續進行創作。一年期滿後中國內戰爆發，老舍滯留美國。期間，周恩來一直在為實現國內和平殫精竭慮、奔走交涉，之後又為打垮國民黨反動派運籌帷幄、調兵遣將。

盡管如此，周恩來一直沒有忘記老舍這位為抗戰出過大力的文壇巨匠。1949年，當北平和平解放、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周恩來首先想到了旅居海外的老舍。他非常了解老舍對新中國的思念與向往，了解他在異國他鄉的痛苦與鬱悶。

1949年7月6日，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周恩來對濟濟一堂的作家們深有感慨地說：“現在就差老舍先生一個人了，無論如何要請他回國。”

時隔3個月，身在紐約的老舍輾轉收到周恩來誠邀他回國的親筆信，這令老舍喜出望外。他不顧手術後病體虛弱，悄悄地做好回國的準備。1949年12月12日，老舍排除重重困難，終於回到了闊別已久、日夜思念的祖國，開始了他人生嶄新的一頁。

到達北京的翌日，老舍就不顧旅途勞頓，在陽翰笙陪同下，前往拜見周恩來。數年未見，兩位重逢的老朋友一見麵就緊緊握手，久久不肯鬆開。

回到北京後，麵對一個全新的天地，老舍心中充滿喜悅，激情澎湃。他遵照周恩來的囑咐，除了拜訪過去的老朋友之外，就是埋頭讀書和寫作。在拜讀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他有所感悟，要做一個藝術家，就必須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服務。周恩來與自己談話的那天也同樣提到了這一點。可作為舊時代的作家，要寫新時代、新生活，又沒有足夠的思想改造和新社會生活的體驗，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寫，必然會出錯。老舍後來在談到這時期的感受時說：“以前，我可以憑‘靈感’，信筆一揮，隻求自己快意一時，對讀者卻不負責任。現在，我要對政治思想負責，對讀者負責，急於成功會使我由失望而自棄。”

關切中新作倍出

周恩來熱愛文藝事業，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老舍寫的戲，周恩來幾乎全看過，不僅看，還幫著出主意，幫著修改，有的甚至從頭至尾直接參與創作。老舍對周恩來的崇高品德、高尚情操、傑出的才華和非凡的能力敬佩不已，他從這位良師益友身上汲取到無窮的力量。

1950年5月，周恩來出席了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成立大會。會上，老舍被選為北京市文聯主席。老舍很熟悉北京社會各方麵的情況。凡是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聽到的，鼻子能聞到的，特別是老北京的陰暗麵，他都了如指掌。

7月24日中午，周恩來宴請老舍，鼓勵他多為人民創作，多寫自己熟悉的北京，寫北京的變化。周恩來十分關心老舍的創作計劃。老舍告訴周恩來，他打算寫一部以龍須溝的變遷為題材的話劇，通過新舊社會對比，歌頌毛主席、共產黨和新政府。周恩來聽了很高興。當老舍說他已約好在第二天就去龍須溝實地采訪時，周恩來連聲說：“對，對，一定要去，等著看你的新戲。”

老舍創作的話劇《龍須溝》，反映了北京南郊一個貧民區的變化，是對舊社會的控訴和對新社會的歌頌。《龍須溝》劇本寫出之後，正準備上演時，有人有顧慮，認為一是當時演外國戲比較時髦，演《龍須溝》怕不合人們興趣；二是正值抗美援朝，演《龍須溝》怕脫離現實。周恩來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龍須溝》很有現實意義，對確立新政權的威望大有好處。不出周恩來所料，《龍須溝》上演之後，大受觀眾歡迎，一時間風靡全國。老舍也因此獲得了“人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周恩來不僅自己很喜歡《龍須溝》這部戲，而且還向毛澤東推薦了這部優秀作品。1951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在中南海懷仁堂一同觀看了《龍須溝》的演出。

在新中國清新溫暖的氛圍中，老舍靈感如潮，佳作頻出，他的藝術才華得到了充分發揮。在他的創作過程中，周恩來始終給予了他熱情的關注。他鼓勵老舍多寫自己熟悉的事物，從創作計劃到創作內容都給予具體指導。每當老舍的一部新劇上演，周恩來總會在百忙中抽空去觀賞，而且從劇本到演出，都會提出許多中肯的意見。

老舍不斷得到周恩來的指導，在創作他不很熟悉的政治題材作品時，尤其如此。老舍在創作《春華秋實》這部劇本時，由於對所描述的社會階層不熟悉，感覺寫作難度很大，無法輕鬆自如地把握。為此，周恩來就幫助他一個人物一個人物地進行分析，找出問題，兩人經常討論至深夜。

《春華秋實》反映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的兩重性。周恩來向老舍詳盡地解釋了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指出不能因為強調對資本家的鬥爭和限製的一麵，而忽略了在社會主義製度下資本家經過鬥爭還有願意接受改造的一麵。他還提醒老舍，切不可把這出戲變成政治宣傳。他希望老舍放手按照自己的風格寫作，用自己所擅長的幽默語言把戲寫出來。他說，群眾需要的是一出有血有肉的戲，一部真正的藝術品。

周恩來還經常提醒和鼓勵老舍製訂新的寫作計劃。常常可以聽到老舍對劇院的同誌這樣說：“總理又給我出新題目了。”往往這就又將引出一部新話劇來。可以說，老舍每一部作品的誕生都滲透著周恩來的心血。

在老舍的後期劇作中，周恩來最推崇《茶館》。他特別讚賞第一幕，認為情節動人，表演精彩，藝術感染力強。他說，應該讓年輕一代人看看《茶館》，讓他們知道在舊中國世道的黑暗。他認為，年輕人都應該對舊社會有形象的了解，光靠講道理是不夠的。幾年以後，周恩來又看了一次《茶館》。散場後，他把老舍和演員請到一起，重提教育青年人的問題。他說，這部戲應該給青年人一個啟示：要他們想一想，到底什麽是曆史前進的動力，誰是曆史的主人公。雖然劇本後來作了修改，增加了學生運動的場麵，但周恩來覺得還不夠理想。他說，從近代曆史上選擇什麽事件作為典型搬上舞台，還值得好好研究，並特別希望老舍仔細推敲斟酌一下。可惜，後來他們兩人誰也沒有顧得上這件事。

周恩來不但對老舍的內心世界十分了解，就連他的個性特點也非常清楚。

有一次，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文化工作座談會。會上，老舍談到自己想去新疆石河子軍墾農場住些日子，體驗生活。周恩來出於對他身體的關心，馬上插話說：“你年紀大了，腿腳又不方便，邊疆地區條件又比較艱苦，怕不適應。也不一定跑那麽遠去體驗生活，可以選近一點兒的地方，也可以不蹲下來，走馬觀花也是一種方式。”話說出口，周恩來立即感覺自己打斷了老舍的話，馬上表示歉意：“噢，我打斷了你的發言，對不起，請接著談。”老舍看了周恩來一眼，提高了聲音，笑著說：“話都給你說完了，我還說什麽！”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

周恩來與老舍之間總是坦誠相見。一次宴請朝鮮朋友時，老舍酒興大發，喝得不省人事。周恩來知道後，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他。老舍一回家就對妻子說：“今天我挨了好一頓批評。”從此，老舍再也沒喝醉過酒。當然，也有老舍“將”周恩來的時候。在一次人大會議上，老舍登台直言不諱地發言說，會議太多，簡直成了災，擠了寫作時間，請求免去他的社會兼職，好空出時間靜下來多寫幾個劇本。周恩來後來在政協的一次會議上說：“老舍同誌有一次在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上‘將’了我一‘軍’，要求給他安排些時間搞業務。對這部分同誌要加以照顧，不要搞得太緊張。”

周恩來與老舍交往，還表現在生活中無微不至的關懷。周恩來經常光顧老舍的住處“丹柿小院”，同他談創作，聊生活。1959年的一天下午，周恩來剛到老舍的小院，關切地問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老舍先生近來身體可好?”當胡絜青告訴周恩來前些日子老舍得了一場嚴重的氣管炎時，周恩來馬上要她詳細談談情況，並問：“老舍住過醫院嗎?現在痊愈了嗎?……”聽完胡絜青的回答後，周恩來說：“我現在要批評你啦，發生了這樣的事為什麽不向我報告?”胡絜青不好意思地承認沒有想到這一點。周恩來於是很嚴肅地說：“以後，不管老舍得了什麽病，你都要馬上向我匯報。”隨後，周恩來走進屋子和老舍暢談起來。兩人都是健談的人，老舍還有一肚子掌故，說起來俏皮逗人。那一天，他們似乎有說不完的話，到了晚飯時分還興猶未盡。

過了一會兒，周恩來喊胡絜青的名字，嚷著餓了，說著親自下廚房找飯吃。老舍夫婦早就想請周恩來吃飯，可是他們一時沒有準備，拿不出什麽東西來款待，現在看到周恩來找飯吃，感到很尷尬。周恩來看到這種情形連忙說：“你們不要專門準備，你們吃什麽，我就吃什麽。”說完，他繼續和老舍談話。沒過多久，胡絜青匆忙端上了一盤炒雞蛋和一盤幹魚。周恩來一見就樂了，笑著對胡絜青說：“你和小超一樣，知識分子出身的，不太會炒菜。”

周恩來無微不至的關懷與幫助使老舍深受感動，並化為前進的動力。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老舍在創作上碩果累累，取得了發表劇本21部的可喜成就。其中，《駱駝祥子》、《茶館》、《龍須溝》以其獨有的特色、極高的藝術價值而享譽中國近現代文壇。

痛心紀念，友誼天長

正當老舍盡情地謳歌中國共產黨，謳歌人民的新生活，準備為人民貢獻更多精神食糧的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席卷而來，將他拋入萬丈深淵。

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幾個月，老舍被紅衛兵拉去參加了一場又一場批鬥會，他的罪名是“反動”，宣揚資本主義複辟……

大約是1966年8月24日，老舍不堪忍受非人的侮辱折磨，憤而投湖，以死抗爭。當老舍受盡人格的侮辱、心情極度悲憤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周恩來，他留下的惟一一句話就是“總理最了解我，總理最了解我……”

遺憾的是，此時的周恩來正忙於應對和處理連他都始料不及的這場“狂風驟雨”所帶來的種種棘手問題，分身乏術，沒能阻止住悲劇的發生。

當周恩來得知老舍失蹤的消息之後，心急如焚，忙派人四處尋找。當得知老舍去世的噩耗時，周恩來感到震驚和悲憤，曾當著身邊工作人員的麵跺著腳說:“把老舍先生弄到這步田地,叫我怎麽向社會交代啊!”他立即指示有關部門進行調查。但是，周恩來所做的一切畢竟為時已晚，老舍已經帶著滿腹的疑問和憤怒投入了北郊的太平湖。周恩來錐心而泣，震驚、內疚、痛惜、悲憤……統統向他襲來，他不能不深思：為什麽？為什麽？

老舍出事後，周恩來立即牽掛起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的情緒和安危來。他請北京市副市長王昆侖代表自己前去看望慰問胡絜青，並約王昆侖詳細了解胡絜青的情況。

在以後的日子裏，每隔一段時間，胡絜青周圍的禁錮便被去掉一層。首先解凍的是老舍的稿費存款。銀行奉命通知胡絜青說，這筆款子可以由她和子女自由支配了。胡絜青知道，是周恩來那隻巨手在悄悄地撥動著這一切，做得既巧妙又不露聲色。她不由得感動得熱淚盈眶。

在以後的幾年中，局勢更加難以控製，周恩來一直身陷困境，根本來不及為老舍平反昭雪。但是，他還是竭盡所能地衝破種種阻力，保護了一大批文藝戰線上的優秀人才。

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當周恩來身患重病住進醫院治療的時候，對故友念念不忘的他，曾選擇老舍的忌日，即8月24日這一天，心情沉重地前來北海湖畔，鄭重地祭悼老舍的英魂。

周恩來神色凝重地望著眼前的一泓清水出神，低頭沉思許久。突然，他向陪同在湖邊散步的醫護人員發問道：“你知道今天是什麽日子嗎？”醫護人員回答說不知道。

周恩來一臉嚴肅，半天才低聲哀歎說：“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稍作沉吟，周恩來又問：“你知道他是怎麽死的嗎？”醫護人員回答說：“有所耳聞，但不詳知……”

“我知道！”周恩來口氣堅定地說，“我詳詳細細地講給你聽。”……

周恩來在長時間的靜默中，是在為新中國失去了一位優秀的人民藝術家而痛惜，還是為自己沒有盡到保護責任而深深地痛心疾首？這些成分似乎都有，但是，“有一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他的思想又飛回到他的老朋友老舍身旁了（老舍之子舒乙語）。”

周恩來病逝兩年半之後的1978年6月3日，北京市和全國的文藝界朋友們為老舍舉行了隆重的象征性的骨灰安放儀式。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在悼詞中說：“老舍先生是著名的愛國作家……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和喜愛，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著名小說家巴金在報上發表文章，把老舍譽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巴金說：“沒有能挽救他，我的確感到慚愧，也替我們那一代人感到慚愧。”

那天，鄧穎超來得特別早，她握住胡絜青的手，說的第一句話便是：“假如恩來還活著，他今天會第一個來！”鄧穎超還說：“總理生前經常提到老舍的名字，他十分想念老舍。……我今天也是特意提前來的，為的是也代表恩來出席老舍的追悼會，是替他來行禮的。”（安玉英 孟 紅 《黨史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