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族恥辱！抗戰最後一次會戰竟然放走了日軍
45年湘西會戰，國軍優勢占盡,當5月12日楊伯濤師奪取山門以西隘路後，被吸引在雪峰山下的日軍116師團，已被斷絕退路。
抗戰十四年，中國軍隊還從沒有完整殲滅日軍的師團。這一次，國軍卻還是放走了日軍，中國軍隊失去了最後一次完整殲滅日軍師團的機會。
“國軍放走日軍”的醜聞，見於國軍當時參戰部隊主力第四方麵軍參謀長邱維達、18軍11師師長楊伯濤、副師長王元直的回憶文章。
國民黨第四方麵軍的參謀長，戰役計劃起草人邱維達中將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漵浦指揮所接得王耀武電話說：前方戰事仍未結束，何應欽總司令很著急。……委座電催何回重慶，親自向大會報告湘西大捷經過。何總說，戰鬥仍在繼續，他去報告大捷，前方後方豈不矛盾。何總要我同你研究一下，如何早日結束這場戰爭，要你考慮一下。我說讓我考慮幾分鍾再回答你吧。”
乍聽王耀武提到“早日結束這場戰爭”這句話，邱維達心裏已經有了底，統而言之，不外乎草草收兵。
抗戰八年，打的敗仗多，勝仗少，這次將士們流血犧牲，眼看隻要堅持一周最多也不過十天，就能取得一次完勝。想到這裏，邱維達說：
“我已經考慮過，為了善始善終結束這場會戰，最快也得５天左右。如果你們真要這樣幹，我作為幕僚長，利害得失我不能隱瞞，我不能執行，請你直接打電話告訴部隊行動。”
王耀武回複說，就在洞口公路附近放開個口子就行了。
不久，何應欽也給邱打來電話。
邱維達在回憶錄中寫道：“他說我後天清早要回重慶，王佐民同你談的問題，希望你全麵考慮。”
最重要的一句，我至今仍未忘懷，他說：‘軍事要配合政治吧。’”
事後邱維達了解到，洞口公路方麵的口子開放了，敵軍逃走一部分，是王秉承何的意圖直接向軍師長打的電話。
據說，五十年代，當王耀武（參加湘西戰役時任國民黨第四方麵軍司令）、楊伯濤（參加湘西戰役時任十八軍十一師師長）還同是俘虜接受改造的時候，曾談及此事，當時楊將軍仍然怒不可遏的對王說：
“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你是中國人的罪人！”
王說：“我是奉蔣介石的命令，你是奉了我的命令，所以蔣介石要負責任，我也要負責任……”
楊伯濤想了一下，終於低下了頭：“最後的口子還是我開的。我們都是罪人！”
直到八十年代，時任政協委員的邱維達還曾有信給楊伯濤憶及此事：
“未知你還記得否？王耀武、何應欽有沒有用電話通知你部，在右下江放開一個口子，把被圍的日軍放走一部，以便早日結束戰役。此中情況我是知道很詳細的。我在電話裏不知打了多少官司。當時我是絕對反對的。何說：蔣要開三中全會（注：因事隔數十年，邱此處記憶有誤，這次會議應為1945年5月5日至21日於重慶召開的國民黨六大。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是 1947年3月召開的），要讓他飛赴重慶向大會報告湘西大捷的好消息。如戰局不結束，報告出去，報上一登，戰爭還在那裏打，豈不是一場滑稽戲嗎。王耀武在電話裏也提了蔣、何的意圖，我說甕中之鱉，為什麽要放走它呢？犧牲人力物力那麽大，不是全功盡棄嗎？聽說結果還是王耀武向胡璉通了電話，放開二百米的口子，讓敵人逃走一大部……”
以下種種跡象表明會戰後期半個月的國軍卻有“草草收場”的依據：
1、上報戰績與會戰結束的時間間隔。
該會戰以1945年4月9日進攻的日軍開始調離駐地，至6月7日戰線全部恢複到原來態勢為止，為期近2個月。然何應欽早於6月1日遞呈蔣介石的電報中就以王耀武於5月26日上報的電報公布了會戰的戰績，而該戰績由各部逐漸上報上繳戰績及匯總當在更早的23—24日左右，然因時間倉促，卻並未全部清查上繳完畢。可見至少在會戰正式結束的1天前，大的殲滅戰，尤其圍殲戰已不複存在。
2、雙方戰史為證。
因我軍在會戰後期主要是追擊敵出境，且敵在後續部隊10個大隊的接應下，作有次序的撤退，故人員、武器的損失不大，遂在日軍戰史中有如下表述“到5月下旬，敵人對第20軍行動消極，對後退妨害不大，對寶慶、衡陽的危險性也減弱。”同時，依據台灣國防部史政局的《抗日戰史——湘西會戰》所述的陸、空軍作戰也可見一斑：陸軍方麵，除芙蓉山在戰前就配置的100 軍19師57團的孫廷簡第1營對敵撤退有所截擊外，其餘部隊僅作“禮送”般的追擊，幾乎沒有大規模的激戰；空軍則在5月23日協助陸軍收複芙蓉山、桃花坪之後，僅在27、28日對戰場外的武昌、嶽陽給予襲擊，尤其5月28日一次性以12架P-51戰鬥機對武昌發動會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轟炸，此後的10天就毫無動作了。
3、個人的推測。
國軍不可能將“放口子”的醜聞記錄於戰史，但僅從《抗日戰史——湘西會戰》關於11師如何與當麵116師團殘部交戰及該敵撤退敘述得模糊不清，似乎有意避諱，主要表現為：
（1）戰史所述對原始電報有所篡改。
王耀武在5月21日的電報為“巧午（指18日），暫6師收複土橋，與11師取得聯絡。”然在P138卻稱“5月19日，11師向土橋之敵攻擊，激戰至12時，將該地完全攻克……”以國軍慣例而言，嫡係吞並雜牌的戰功本不足為怪，然畢竟編撰戰史初稿時，胡璉在台灣軍界還是位高權重的，故此時為彌補將“放口子”一事的責任推卸給11師，遂將戰功加在11師的頭上，並進而將5月21日“放口子”一事隻字不提了。當天，何應欽即回重慶，在六大閉幕上宣布會戰勝利。
（2）戰史對116師團殘部突圍之事僅以寥寥數語概括，甚至以該敵“東潰”來混淆視聽。
19日16時，18軍就奉方麵軍於當日9時的電令，對日軍向東北突圍企圖作相應的布防，攻擊其側背，粉碎敵企圖。然當日，116師團3000殘敵仍攻11師的南嶽老高地達4次，以策應其突圍企圖，如此詭秘行動與5月30 日晚的鄂西會戰之石牌保衛戰幾乎如出一轍。20時，敵主力東移，11師一部追擊至牛欄老附近，遇敵400餘，當予猛烈側擊，至15時（咋從20時直接到了 15時，難道已是20日？），敵我仍在對峙中。其後對於20日的敵情未做敘述，僅有11師將白眉山以西地區之敵完全肅清後，即集結於水東橋附近。接著在 21日，18軍當麵之敵大部東潰，而11師又集結到水西橋，僅派出118師分2路縱隊跟蹤追擊到侯家嶺後龍山附近，與2000餘敵激戰交縣、山陡老上至 362高地之線，戰至22時。
45年湘西會戰，國軍優勢占盡,當5月12日楊伯濤師奪取山門以西隘路後，被吸引在雪峰山下的日軍116師團，已被斷絕退路。
抗戰十四年，中國軍隊還從沒有完整殲滅日軍的師團。這一次，國軍卻還是放走了日軍，中國軍隊失去了最後一次完整殲滅日軍師團的機會。
“國軍放走日軍”的醜聞，見於國軍當時參戰部隊主力第四方麵軍參謀長邱維達、18軍11師師長楊伯濤、副師長王元直的回憶文章。
國民黨第四方麵軍的參謀長，戰役計劃起草人邱維達中將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漵浦指揮所接得王耀武電話說：前方戰事仍未結束，何應欽總司令很著急。……委座電催何回重慶，親自向大會報告湘西大捷經過。何總說，戰鬥仍在繼續，他去報告大捷，前方後方豈不矛盾。何總要我同你研究一下，如何早日結束這場戰爭，要你考慮一下。我說讓我考慮幾分鍾再回答你吧。”
乍聽王耀武提到“早日結束這場戰爭”這句話，邱維達心裏已經有了底，統而言之，不外乎草草收兵。
抗戰八年，打的敗仗多，勝仗少，這次將士們流血犧牲，眼看隻要堅持一周最多也不過十天，就能取得一次完勝。想到這裏，邱維達說：
“我已經考慮過，為了善始善終結束這場會戰，最快也得５天左右。如果你們真要這樣幹，我作為幕僚長，利害得失我不能隱瞞，我不能執行，請你直接打電話告訴部隊行動。”
王耀武回複說，就在洞口公路附近放開個口子就行了。
不久，何應欽也給邱打來電話。
邱維達在回憶錄中寫道：“他說我後天清早要回重慶，王佐民同你談的問題，希望你全麵考慮。”
最重要的一句，我至今仍未忘懷，他說：‘軍事要配合政治吧。’”
事後邱維達了解到，洞口公路方麵的口子開放了，敵軍逃走一部分，是王秉承何的意圖直接向軍師長打的電話。
據說，五十年代，當王耀武（參加湘西戰役時任國民黨第四方麵軍司令）、楊伯濤（參加湘西戰役時任十八軍十一師師長）還同是俘虜接受改造的時候，曾談及此事，當時楊將軍仍然怒不可遏的對王說：
“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你是中國人的罪人！”
王說：“我是奉蔣介石的命令，你是奉了我的命令，所以蔣介石要負責任，我也要負責任……”
楊伯濤想了一下，終於低下了頭：“最後的口子還是我開的。我們都是罪人！”
直到八十年代，時任政協委員的邱維達還曾有信給楊伯濤憶及此事：
“未知你還記得否？王耀武、何應欽有沒有用電話通知你部，在右下江放開一個口子，把被圍的日軍放走一部，以便早日結束戰役。此中情況我是知道很詳細的。我在電話裏不知打了多少官司。當時我是絕對反對的。何說：蔣要開三中全會（注：因事隔數十年，邱此處記憶有誤，這次會議應為1945年5月5日至21日於重慶召開的國民黨六大。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是 1947年3月召開的），要讓他飛赴重慶向大會報告湘西大捷的好消息。如戰局不結束，報告出去，報上一登，戰爭還在那裏打，豈不是一場滑稽戲嗎。王耀武在電話裏也提了蔣、何的意圖，我說甕中之鱉，為什麽要放走它呢？犧牲人力物力那麽大，不是全功盡棄嗎？聽說結果還是王耀武向胡璉通了電話，放開二百米的口子，讓敵人逃走一大部……”
以下種種跡象表明會戰後期半個月的國軍卻有“草草收場”的依據：
1、上報戰績與會戰結束的時間間隔。
該會戰以1945年4月9日進攻的日軍開始調離駐地，至6月7日戰線全部恢複到原來態勢為止，為期近2個月。然何應欽早於6月1日遞呈蔣介石的電報中就以王耀武於5月26日上報的電報公布了會戰的戰績，而該戰績由各部逐漸上報上繳戰績及匯總當在更早的23—24日左右，然因時間倉促，卻並未全部清查上繳完畢。可見至少在會戰正式結束的1天前，大的殲滅戰，尤其圍殲戰已不複存在。
2、雙方戰史為證。
因我軍在會戰後期主要是追擊敵出境，且敵在後續部隊10個大隊的接應下，作有次序的撤退，故人員、武器的損失不大，遂在日軍戰史中有如下表述“到5月下旬，敵人對第20軍行動消極，對後退妨害不大，對寶慶、衡陽的危險性也減弱。”同時，依據台灣國防部史政局的《抗日戰史——湘西會戰》所述的陸、空軍作戰也可見一斑：陸軍方麵，除芙蓉山在戰前就配置的100 軍19師57團的孫廷簡第1營對敵撤退有所截擊外，其餘部隊僅作“禮送”般的追擊，幾乎沒有大規模的激戰；空軍則在5月23日協助陸軍收複芙蓉山、桃花坪之後，僅在27、28日對戰場外的武昌、嶽陽給予襲擊，尤其5月28日一次性以12架P-51戰鬥機對武昌發動會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轟炸，此後的10天就毫無動作了。
3、個人的推測。
國軍不可能將“放口子”的醜聞記錄於戰史，但僅從《抗日戰史——湘西會戰》關於11師如何與當麵116師團殘部交戰及該敵撤退敘述得模糊不清，似乎有意避諱，主要表現為：
（1）戰史所述對原始電報有所篡改。
王耀武在5月21日的電報為“巧午（指18日），暫6師收複土橋，與11師取得聯絡。”然在P138卻稱“5月19日，11師向土橋之敵攻擊，激戰至12時，將該地完全攻克……”以國軍慣例而言，嫡係吞並雜牌的戰功本不足為怪，然畢竟編撰戰史初稿時，胡璉在台灣軍界還是位高權重的，故此時為彌補將“放口子”一事的責任推卸給11師，遂將戰功加在11師的頭上，並進而將5月21日“放口子”一事隻字不提了。當天，何應欽即回重慶，在六大閉幕上宣布會戰勝利。
（2）戰史對116師團殘部突圍之事僅以寥寥數語概括，甚至以該敵“東潰”來混淆視聽。
19日16時，18軍就奉方麵軍於當日9時的電令，對日軍向東北突圍企圖作相應的布防，攻擊其側背，粉碎敵企圖。然當日，116師團3000殘敵仍攻11師的南嶽老高地達4次，以策應其突圍企圖，如此詭秘行動與5月30 日晚的鄂西會戰之石牌保衛戰幾乎如出一轍。20時，敵主力東移，11師一部追擊至牛欄老附近，遇敵400餘，當予猛烈側擊，至15時（咋從20時直接到了 15時，難道已是20日？），敵我仍在對峙中。其後對於20日的敵情未做敘述，僅有11師將白眉山以西地區之敵完全肅清後，即集結於水東橋附近。接著在 21日，18軍當麵之敵大部東潰，而11師又集結到水西橋，僅派出118師分2路縱隊跟蹤追擊到侯家嶺後龍山附近，與2000餘敵激戰交縣、山陡老上至 362高地之線，戰至2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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