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朝鮮戰爭時中朝的矛盾分歧
東北新聞網
作為20世紀國際關係中對峙和衝突的一種特定形式，“冷戰”至少具有兩個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特征：其一是具備濃厚的意識形態背景，即對立雙方都把自身的製度和價值取向作為一麵旗幟，強調對方存在的非正義性，盡管意識形態本身未必就是他們各自對外政策的終極目標；其二是表現為明顯的全麵同盟形式，即對立雙方都是以形成某種政治、軍事的國際集團方式參與冷戰的，而美國和蘇聯則分別成為這兩大陣營的首領。亞洲的冷戰同樣具有這兩個特征，這在朝鮮戰爭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關於意識形態在冷戰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國際曆史學界長期討論的題目之一 ，至於對冷戰（特別是亞洲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的研究，學者們討論較多的是大國之間的關係，如中蘇關係 ，而對於大國與小國之間關係的發展變化，則相對較少專門的研究 。本文選擇的研究對象是朝鮮戰爭期間中國與朝鮮的關係，作為亞洲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大國與小國的關係，這一案例無疑具有典型意義。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過去人們隻知道中朝兩國唇齒相依，患難與共，在戰爭中培養起鮮血凝成的友誼，卻不了解中朝高層之間也存在著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決方式，與冷戰在亞洲的格局有著密切關係。
本文擬依據檔案文獻和當事人的回憶，披露戰爭期間中朝高層關係的緊張狀態，及其得以緩解的途徑，以便使人們對此期中朝關係有一個比較全麵的認識。限於篇幅，這裏無法分析這種緊張狀態的文化背景和曆史原因，以及對亞洲冷戰格局未來發展的影響，但希望本文的論述將為進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一、關於中國出兵朝鮮問題
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過程，通過近幾年來學者們對中俄雙方檔案材料的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國領導人（至少是毛澤東本人）早在戰爭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鮮 。而人們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之前，北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方麵提供援助的願望始終拒之門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態，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來商談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問題。 在4月10-25日蘇朝領導人舉行的三次會談中，斯大林強調，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美國不進行幹預，其次是獲得中國領導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證，由於有蘇聯和中國作後盾，美國不會冒險發動一場大的戰爭。而毛澤東一向支持朝鮮解放全國的想法，並多次表示，中國革命成功之後將幫助朝鮮，如果需要還可以提供部隊。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夠依靠自己的軍隊統一朝鮮。斯大林反複強調，蘇聯不準備直接卷入朝鮮事件，特別是如果美國冒險把部隊派到朝鮮，金必須同毛澤東進行商議並獲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通報了他準備進攻南方的計劃。盡管毛澤東對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電報後，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在15日與金日成的會談中，毛澤東建議朝鮮人民軍要速戰速決，對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戀戰，要集中力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毛澤東解釋說，他曾設想朝鮮在中國攻占了台灣以後再開始進攻南方，那時中國就可以給予朝鮮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鮮決定現在就打，而這又是我們共同的事業，那麽他表示同意並準備給予必要的協助。
毛澤東指出，如果美國人親自參戰，中國將派出部隊幫助北朝鮮，還問，是否需要向中朝邊境調一些中國軍隊，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彈藥。金日成對這些建議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 在金日成看來，既然莫斯科已經答應給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來中國，隻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澤東對發動戰爭的認可。因此，會談剛剛結束，金日成即當著毛澤東的麵向蘇聯大使羅申宣稱，在會談的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見。 在躊躇滿誌的金日成麵前，毛澤東的尷尬處境是可以想見的。
戰爭果然在沒有事先通知中國的情況下爆發了，毛澤東甚至是從外國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盡管中國領導人對此頗有不滿，但在美國直接參與戰爭的情況下，還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鮮。7月初，中國政府同意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200名朝鮮籍幹部送回朝鮮，以便加強人民軍的幹部素質。同時，周恩來還向羅申表示，中國同意蘇聯政府提出的請求允許經長春鐵路和中國領空向朝鮮運送軍用物資的要求。中國領導人特別向蘇聯提出了為朝鮮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7月2日，周恩來會見羅申時通報了中國對朝鮮戰局的估計：美國可能向朝鮮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陸，並沿鐵路線北進。建議人民軍加速南進，占領這些港口，尤其是應在仁川地區組織強大的防禦，保衛漢城，並防止美軍陸戰隊在此登陸。
周恩來一方麵抱怨朝鮮領導人無視毛澤東屢次提出的美國將進行軍事幹涉的警告，一方麵又強調，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組成穿著人民軍製服的誌願軍對抗美軍。周還說，目前在東北已集中了3個軍12萬人的兵力，希望蘇聯能夠提供空軍掩護。 7月4日，中國情報總署署長鄒大鵬甚至向羅申講述了如何通過山東半島的港口將北朝鮮軍隊運往南朝鮮，以及如何將中國的軍事專家送到南朝鮮戰場幫助朝鮮人民軍的具體設想。
對於中國的建議，斯大林馬上表態支持：“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到中朝邊界是正確的，以便當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在朝鮮開展誌願軍的行動。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 斯大林還催促中國盡快派代表到朝鮮，以便加強聯係和解決問題。
此時中國駐朝鮮大使倪誌亮尚在國內養病，為了保持與朝鮮方麵的聯係，周恩來早在6月30日就臨時改派原定去東德工作的柴軍武(後改名柴成文)以政務參讚名義去朝鮮。臨行前，周恩來指出：“現在朝鮮人民處在鬥爭的第一線，要向朝鮮同誌表示支持，看有什麽事需要我們做，請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定盡力去做。保持兩黨兩軍之間的聯係並及時了解戰場的變化，是當前使館的主要任務。”
然而，朝鮮領導人卻對中國使館采取了封鎖消息的作法。據柴成文回憶，當他7月10日到達平壤後，金日成給予了很高的禮遇：“今後有什麽事，可以隨時找我”，還指定人民軍總政治局副局長徐輝每天向中國武官介紹一次戰場情況。但不久中國使館便發現，徐輝所談的情況，絕大多數都是朝鮮當晚對外廣播的戰報，而柴也不可能經常見到朝鮮最高領導人。
對於中國使館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軍部隊參觀學習的請求，朝鮮方麵則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員的接觸中，柴感到軍事情報對於中國人基本上是個禁區。盡管朝鮮政府內務相樸一禹曾在中國工作過，此時常到使館吃中國飯，但顯然是受到紀律的嚴格約束，他也從不談及內部的軍事情況。 與此同時，中國軍隊擬派往朝鮮了解情況的參謀團，也遭到拒絕。
然而，戰事的拖延使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感到必須做好出兵援朝的準備。8月11日，已經集中在東北的第13兵團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了所屬各軍、師幹部會議。高崗在會上充分闡述了準備出國作戰的目的和意義，提出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援助朝鮮人民，幫助朝鮮人民解放，使朝鮮成為獨立、民主、統一的國家；“到朝鮮去是以誌願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幹部改用朝鮮名字”；各項準備均應專人負責，嚴格檢查，限期完成。
8月19和28日，毛澤東兩次與來華幫助修訂和出版《毛澤東選集》的尤金院士長談，其中特別談到，如果美軍繼續增兵，僅靠北朝鮮是對付不了的，他們需要中國的直接援助。隻有這樣才能打敗美軍，推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最新情報表明，美國決心大規模增加在朝鮮的兵力。中國領導人也直接提醒朝鮮方麵對戰爭要做好最壞的準備，盡管沒有明確提出中國出兵的問題，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領會的。
毛澤東在8月和9月初兩次接見朝鮮代表李相朝討論戰爭形勢，指出人民軍的錯誤在於沒有建立足夠的預備隊而是全線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殲滅敵人而隻想擊退敵人奪取領土。毛澤東還特別指出，仁川-漢城和南浦-平壤這樣的主要樞紐地區可能遭到敵人襲擊，應考慮到將來退卻和重新部署兵力的問題。劉少奇也指出應當讓人民作好戰爭可能曠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準備。
對於中國方麵的建議，甚至包括蘇聯軍事顧問的警告，朝鮮領導人置若罔聞。究其原因，第一，對戰局的估計過於樂觀。當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戰爭正處於膠著狀態時，他很有信心地說，釜山戰役已經開始，當精幹的突擊部隊上去後，就會打破僵局；當問道美軍有無可能在後方登陸時，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們估計美軍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沒有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後方港口登陸是困難的。”第二，普遍存在著速勝論和冒險主義傾向。柴成文報告說，朝鮮領導人開始沒有考慮到美國出兵，預計一個月結束戰爭。
及至美軍參戰後，又提出“八·一五前解決問題、8月要成為勝利月”等口號。從動員大批技術工人和學生入伍，以及人力、財力嚴重浪費等情況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擲的拚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國匯報後再次返回平壤，並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緊急向金日成報告，希望朝鮮軍隊考慮戰略退卻的問題。金日成的回答是：“我從未考慮過後退。”
在當時的種情況下，如果中國軍隊及時出動，無論是在後方防禦美軍登陸，還是在釜山前線協助進攻，都會明顯地影響戰局發展。然而，由於中朝雙方對戰爭局勢的判斷和戰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沒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對中國出兵心存顧忌），朝鮮方麵也不會考慮請中國出兵援助的問題。
麥克阿瑟的仁川登陸成功以後，局勢立即發生了嚴重變化，中國領導人感到派兵赴朝參戰已經不可避免。 9月18日，周恩來會見了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周恩來首先詢問了朝鮮戰局的情況，並抱怨說，中國領導人除了報紙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電台的報道外，不掌握任何情況，甚至駐平壤的中國大使也收不到關於軍事形勢的作戰通報。周恩來還指出，在軍事問題上同北朝鮮領導人的接觸很少，中國方麵根本不了解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計劃。中國曾試圖派一些高級軍事幹部去北朝鮮觀察戰場形勢，可是至今沒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複。
周恩來建議，如果人民軍沒有足夠的預備隊，就應將主力北撤，並建立突擊部隊以備萬一；應當利用西方對中國和蘇聯參戰的恐懼心理，“采取能證明我們意圖的步驟”。羅申答應立即報告莫斯科，還建議派一位負責幹部去朝鮮弄清情況，消除誤會。20日莫斯科答複，朝鮮方麵沒有向北京提供軍事情報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們沒有經驗。至於目前的軍事部署，同意中國提出的朝鮮人民軍主力北撤的建議。
9月21日劉少奇進一步向羅申表示，中國軍隊士氣高昂，如果需要，他們願意，也有信心打敗美軍。中國領導人認為，如果美國威脅到北朝鮮的生存，中國必須幫助朝鮮同誌。同日，周恩來告訴羅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準備長期作戰”的講話外，北京還沒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盡管斯大林派往朝鮮的私人代表紮哈羅夫大將也曾勸說金日成向中國求援 ，但朝鮮方麵對此始終毫無反應。直到9月28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才做出請求蘇聯和中國出兵的決定。
經過激烈的爭論，政治局一致認為，漢城陷落後已無法阻止聯合國部隊越過三八線；如果他們越過三八線，朝鮮人民軍殘餘部隊也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戰爭將在很短時間內結束。北朝鮮領導人一致同意要求蘇聯和中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並通過了遞交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兩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鮮領導人也是先試探莫斯科的態度。
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征求蘇聯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見，在什特科夫對此采取回避態度後，感到“混亂、失落和絕望”的金日成和樸憲永不得不硬著頭皮給斯大林發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電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誌願軍，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國商量。萬般無奈的金日成於當天深夜緊急召見中國大使，要求中國盡快派已集結在鴨綠江邊的第13兵團過江，支援朝鮮作戰。
根據上述情況分析，朝鮮領導人從內心是拒絕中國直接提供軍事援助的,分析個中原因，大概有兩個方麵,其一是金日成過於自信，對局勢的估計也過於樂觀；其二是中朝兩國曆史上存在的特殊關係使得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出兵有某種擔心和憂慮，所以金日成寧可依賴蘇聯也不願中國插手朝鮮事務。這兩個問題在中國出兵朝鮮以後仍然困擾著中朝關係。
二、關於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
雖然由於中國領導層內部的意見分歧和蘇聯在出動空軍的問題上猶豫不決，10月1日至18日期間，中國派兵赴朝作戰的行動一再受阻和出現反複，但毛澤東本人的決心從來沒有改變。 在周恩來赴蘇與斯大林討論武器裝備和空軍援助的問題時，中朝已經開始商談中國出兵的具體事宜了。不過，因情況緊急，雙方並未就出兵後的指揮、通信、補給、運輸等一係列問題進行討論，更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10月8日毛澤東即致電金日成，通知中國已決定出兵，並要樸一禹到沈陽與彭德懷和高崗商議誌願軍入朝諸項事宜。當日黃昏樸趕到沈陽，但並未談及誌願軍入朝的具體事項，隻是根據金日成的要求，稱美國正在朝鮮繼續增兵，催促中國部隊立即出動，控製鹹興和新安州。
至於後勤問題，僅提出誌願軍入朝後一律使用朝幣，以後再按比值償還，所用柴草一律由當地政府采購，按市價提供。樸一禹還說，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見是誌願軍的指揮所也設在那裏。這就涉及到了對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據柴成文觀察，金日成開始的想法比較簡單，即在敵情緊迫的情況下，請求中國出動軍隊幫助朝鮮頂一陣，這樣，軍隊的指揮權自然要由朝鮮領導人掌握。當他得知中國準備派幾十萬部隊分批入朝作戰後，才感到事情重大。顯然，由朝鮮人來指揮中國軍隊是不現實的。因此，金日成隻是提出雙方指揮所合在一起。
彭德懷當然另有一番考慮。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議中國出兵的電報中明確表示，誌願軍“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 。其次，在朝鮮的所見所聞，實在令人對朝鮮人的軍事指揮能力擔憂。彭德懷在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反映，“朝鮮黨征兵問題異常嚴重，16-45歲男子全部征調入伍。入伍工人家屬無人過問，一般群眾沒飯吃。一切無長期打算，孤注一擲的冒險主義從任何方麵都可以看到”；“軍事指揮異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結果3萬人未退出多少”；朝方“雖同意在人民軍中開展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員製度”等等。
後來彭曾對柴成文講：“我要對中朝人民，對幾十萬士兵負責啊！” 因此，在彭德懷看來，根本不存在將中國軍隊交給朝鮮指揮的問題。至於對朝鮮軍隊的指揮，一則不了解朝鮮方麵的主張，二則人民軍主力部隊已經潰散，新兵正在中國境內整訓，尚無法直接參與軍事行動 ，此時還不宜提出。於是，當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會麵時，雙方均未提出統一指揮問題，隻是在談到兩軍如何配合時，金日成同意派樸一禹駐彭處保持聯絡。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樸一禹為誌願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黨委副書記。
隨著戰事發展，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漸漸提到議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戰役期間，彭德懷屢次報告，因中朝之間缺乏協調——語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鮮黨政軍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誌願軍行軍作戰受阻”。 特別是還多次發生人民軍誤擊誌願軍的事件。如11月4日誌願軍第39軍在博川東南圍攻美第24師時，遭到奉命向順川挺進的人民軍坦克師的誤擊，致使被圍之敵逃脫。在物資供給、交通運輸等方麵，由於沒有統一的協調指揮，也出現了混亂的局麵。 為此，彭德懷通過北京委托中國使館人員向金日成提出作戰中的協調統一問題，希望人民軍總部能夠靠近誌願軍總部。11月7日彭又請樸一禹麵見金日成，反映幾個問題。
但商談3天的結果令人失望：1、開辟敵後戰場問題，由於什特科夫堅決支持中國方麵的主張，決定派方虎山和崔仁兩個軍團深入敵後，金日成對此勉強同意。2、兩軍配合問題，金日成堅持隻派參謀擔任通信聯絡，交換情報，既不同意兩軍總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聯合的形式。3、朝鮮嚴重虐待俘虜，甚至殃及英、美使館人員的問題，彭德壞對此婉轉地提出了意見，金日成收下彭介紹中國戰俘政策的親筆信後，未置可否。4、對待逃避兵役的朝鮮平民問題，金日成同意誌願軍幫助召回逃跑者，但實際上準備以反叛罪名對這些人進行武裝圍剿。
在此期間，彭請求中央軍委轉告金日成，人民軍第6師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誌願軍125師會合，希望讓該師留在當地協同誌願軍作戰。但金堅持將該師調走了。後第7師5000餘人又與125師會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該師，金日成則不予答複。此外，朝方和駐朝蘇聯軍事顧問還反對彭德懷提出的後撤幾十公裏設伏的第二次戰役作戰方針，主張誌願軍應繼續向清川江以南追擊敵人。
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是軍隊指揮權的歸屬。為了解決問題，毛澤東決定一方麵請中朝兩軍最高指揮官直接麵談，協調雙方立場，一方麵向莫斯科反映意見，以求得到支持。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應邀來到誌願軍總部，高崗也專程從沈陽趕到。會談一開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懷便提出了兩軍必須統一指揮的問題。高崗也解釋說，朝鮮半島地域狹窄，戰役上沒有統一指揮不行。什特科夫明確表示應該由中方統一指揮，並批評人民軍以最好的蘇聯裝備打了敗仗，而讚揚誌願軍以劣勢裝備消滅了大量敵軍，認為對中方指揮的正確性不應存在任何懷疑。
但金日成在發言中隻介紹了人民軍的情況，而對指揮權和有關政策問題卻閉口不談。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設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組成一個三人小組，負責對軍事問題進行協商和統一指揮。對此建議，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請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態。最後決定，待第二次戰役結束後召開會議再行討論。
毛澤東在11月13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轉述了彭的建議：“希望金日成同誌和什特科夫同誌能常駐前方，並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懷組織三人小組，負責決定軍事政策，包括建軍、作戰、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以及與作戰有關的許多現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見一致，以利戰爭進行。我們同意這個提議，現特電告，請求您的指示。如您認為可行，即請由您處向什特科夫同誌和金日成同誌提出為妥”。
毛澤東特別指出：“現在的重要問題是朝、蘇、中三國在那裏的領導同誌們能很好的團結，對各項軍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見，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誌願軍在作戰上能有較好地配合，並能依照您的提議有相當數量的朝鮮軍隊和中國誌願軍混合編製在一起（保存朝鮮軍隊的建製單位），倘能如此，勝利是有把握的。” 17日，毛澤東致電彭、高說，斯大林已回電，完全讚成由中國同誌來統一指揮，並將電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蘇聯駐中國軍事總顧問紮哈羅夫也讚成統一指揮。毛澤東要彭觀察金日成的反應。
鑒於莫斯科已表明態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與毛澤東商談。在12月3日的會談中金說，斯大林有電報指示中朝軍隊應統一指揮，因中國誌願軍有經驗，應由中國同誌為正職，朝鮮同誌為副職，朝鮮勞動黨政治局會議對此已同意。隨即，毛澤東告以中國方麵推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為副司令員，樸一禹為副政委，並確定以後聯合命令即由彭、金、樸三人署名，對誌願軍的單獨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變。聯合司令部成立以後，凡屬作戰問題及前線一切活動均歸其指揮，後方動員、訓練、軍政、警備等事則由朝鮮政府直接管轄，但聯司得向後方提出要求和建議。聯司下仍分為兩個機構：誌願軍司令部和人民軍參謀部，合駐一處辦公。聯司的建立對外不公開，僅對內行文用之。鐵道運輸、修理亦劃歸聯司指揮。
會談後周恩來起草了《中朝兩方關於成立中朝聯合指揮部的協議》。 金日成返回朝鮮後，7日同彭德懷再行商議具體事宜，所談甚為融洽。雙方商定數日內組成聯合司令部，金保證今後不再直接幹預軍事指揮，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議，取消此前對人民軍第3軍團的部署，令其就近聽從誌願軍9兵團宋時輪指揮。 彭德懷對此表示滿意，並反複指出，“人民軍勇敢、頑強的精神和一套嚴格的蘇軍軍事管理製度，是值得學習的”；指令9兵團幹部，應以學習的態度去了解第3軍團的情況，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相機介紹中國建軍中的各項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經驗”，但如與對方的原有製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運”。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於在中國受訓的部隊回國，朝鮮人民軍共有7個軍團。其中4個軍團在聯合司令部領導下行動，3個軍團直接隸屬於朝鮮人民軍總司令。 除了地麵部隊，空中作戰也需要聯合行動。1951年1月初，紮哈羅夫通告，蘇聯空軍兩個師將於近日入朝掩護輯安至江界、安東至安州兩線。此外，4月初中方空軍將有5個師、朝方空軍將有3個師參戰。因此，在蘇聯顧問的讚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統一的空軍指揮部。後經中朝協商，於3月參照聯司的組織原則成立了中朝空軍聯合集團軍司令部。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及雙方語言不同的原因，蘇聯空軍未加入聯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幹預下，中朝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從組織機構的角度得到了解決。如果說聯合國部隊由美國統一指揮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那麽中朝兩國軍隊聯合作戰和統一指揮的問題則處於兩難的矛盾境地。
對於朝方，存在一個國家主權問題，加上長期以來朝鮮對中國依附和朝貢的曆史因素，要他們交出自己軍隊的指揮權，的確在民族感情上難以接受。而中國主要考慮的是戰爭勝負問題，無論從軍事實力還是作戰經驗上講，中方顯然具有絕對優勢。權衡利弊，從戰場形勢和現實利益出發，把軍事指揮權集中在誌願軍手裏是勢在必行的結果。
三、關於越過三八線後是否南進的問題
當誌願軍勝利地結束了兩次戰役，將戰線推至三八線附近後，作為戰地指揮官，彭德懷考慮到戰場的實際情況，要求部隊進行休整。彭報告說，由於勝利，朝鮮黨政軍民情緒高漲起來，但速勝和盲目樂觀的情緒也在各方麵有所滋長。“蘇聯大使說：美軍將速逃，要我軍速進。這不僅是蘇聯大使的意見，而且是朝鮮黨中央多數同誌的要求。”彭認為，“朝鮮戰爭仍是相當長期的，艱苦的。敵人由進攻轉入防禦，戰線縮短，兵力集中，正麵狹小，自然加強了縱深，對聯合兵種作戰有利。”敵軍士氣雖較前低落，但現在還有26萬左右兵力，不會馬上全部撤出朝鮮。所以，“我軍應采取穩進方針”。 但毛澤東出於政治方麵的原因，強令誌願軍立即發動第三次戰役，越過三八線。
不過在軍事策略上，毛澤東還是讚成彭德懷提出的長期打算、穩步前進的戰役部署，同意越過三八線打一仗後就收兵，全軍主力（包括人民軍）退後幾十公裏進行休整。 戰局發展正如彭德懷所料，第三次戰役雖然突破三八線並攻占了漢城，但聯合國軍是有計劃撤退的，中朝聯軍除占領了一些地盤外，沒有對敵人有生力量造成什麽創傷。
1951年1月3日彭德懷電告金日成：敵人在防線被突破後迅速逃跑，故戰果不大，隻俘虜3000餘人。如敵繼續南逃，即跟蹤追擊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領漢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後即停止前進，準備休整補充。如敵以重兵防守漢城，則我暫不強攻，因各種條件均不成熟。 毛澤東也把這一決定轉告了斯大林。 鑒於誌願軍在戰場上已成強弩之末， 且“敵陰謀誘我深入到洛東江的早已設好的堅固陣地，並誘我攻堅”， 彭德懷於1月8日命令部隊停止進攻，全軍休整。此舉引起朝鮮方麵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由於前期作戰失敗的教訓和壓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過三八線後休整兩個月的部署，但他內心實際上主張速勝，隻是發表意見時比較策略，總把新任蘇聯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樸憲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進攻的當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隊休整不宜過長，有一個月足矣；若時間過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後，將增加部隊運動困難，且敵人企圖拖長時間，以利補充裝備和部隊喘息。金還擬赴彭處麵談。彭即將金的意見電告毛澤東，但堅持部隊必需休整補充的決定。
1月9日上午，紮哈羅夫得知在朝部隊已經停止前進後也表示反對。他不滿地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擊敵人、不發展勝利成果的呢？這將給敵人以喘息機會，犯下喪失戰機的錯誤。雖經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耐心解釋，紮哈羅夫仍然堅持己見。恰在此時，斯大林來電稱，為避免國際上對中國的責難，建議由誌願軍控製三八線以北及其兩側海岸，而令人民軍繼續南進追擊。毛澤東隨即將此電轉發彭德懷。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來到彭德懷的指揮部。會談中，彭在分析了敵我實際情況後強調，我軍必須休整，經過充分準備以求在下一戰役消滅更多敵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時間要盡量縮短，可先出動3個軍南進，其餘休整一個月。彭認為，現在出動可能壓迫敵人再放棄幾個地方，但過早將敵主力壓縮到釜山狹小地區，不利於分割圍殲。
金爭辯說，不能消滅敵人，擴大領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說，擴大領土不如首先消滅敵人。消滅了敵軍，自然就得到了領土。金堅持認為，目前多占領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決後的選舉。彭認為不必多考慮這些，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多打勝仗，消滅敵人。由於雙方爭執不下，彭這時拿出毛澤東9日電交金日成。金則稱，他談的不是個人意見，而是勞動黨政治局的集體意見，於是打電話叫樸憲永星夜趕來。
1月11日彭德懷收到毛澤東急電。針對金日成主張縮短休整時間的主張，毛依據斯大林來電提出：人民軍一、二、三、五軍團均可置於漢江以南之第一線，誌願軍撤至仁川及漢江以北休整兩個月至三個月，仁川及漢城之守備由誌願軍擔任。人民軍應將現在東北訓練的新兵加以補充，如金日成認為不必補充休整就可前進，亦可同意人民軍前進擊敵，並可由朝鮮政府自己直接指揮。誌願軍擔任仁川、漢城及三八線以北之守備。
當日黃昏，彭、金、樸進行了更加激烈的爭論。金日成和樸憲永認為，斯大林所說讓人民軍單獨前進，是指目前形勢有利，美軍要退出朝鮮。樸憲永列舉最近一些新聞和蘇方提供的情報，得出結論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但我軍不追擊就不會退出，因為美國要找借口。彭德懷反駁說，我不追擊，美國可以自動退出，這是很好的借口。樸回答，不追擊就不會退出，應該利用美國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彭說，隻有再美軍消滅幾個師才會加深這種矛盾，這一因素才會成為有利條件，而誌願軍隻有休整後才能再戰。這時金日成插話，重提在半個月內誌願軍應有3個軍繼續南進，其他部隊休整一個月後再進攻的主張。
彭德懷有些不耐煩了，提高嗓門激動地說：你們的看法是錯誤的，都是從願望出發。你們過去說美國一定不會出兵，從不設想如果美國出兵怎麽辦，現在又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再不考慮如果美軍不退出怎麽辦。你們指望速勝而又不作具體準備，結果隻會延長戰爭。你們把戰爭勝利寄托於僥幸，把人民的事業拿來賭博，隻會把戰爭再次引向失敗。誌願軍休整補充需要兩個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還要三個月，沒有相當的準備，一個師也不能南進。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輕敵的錯誤意見。你們認為我彭德懷不稱職，可以撤職審判，可以殺頭。
彭德懷接著根據毛澤東來電的意見指出：由仁川至襄陽線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後方維持交通，由誌願軍負責。人民軍4個軍團約12萬人已有兩個月休息，歸你們自己指揮，照你們的願望繼續向南前進。美軍果如你們想象的那樣退出朝鮮，我當慶祝朝鮮解放萬歲，如美軍不退走，誌願軍按預定計劃南進作戰。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隻得表示，人民軍還沒有準備好，元氣也未恢複，不能單獨前進，承認確有速勝情緒，並勉強同意誌願軍休整兩個月。最後，雙方決定召開兩軍高級幹部聯席會議，交流經驗，統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間在軍事指揮上的爭論後，曾在一封電報中說，“中國誌願軍的領導是正確的”，“毫無疑義，真理在彭德懷同誌手裏”，稱讚彭以那樣劣勢的裝備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是當代天才的軍事家。斯大林還批評蘇聯大使不懂軍事，不準他再幹擾彭德懷的指揮。
此時，毛澤東也進一步施加壓力，於1月14日致電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個月內，中國誌願軍和朝鮮軍隊要克服嚴重困難，並完成繁重而艱巨的工作，具體包括：用經過訓練的新兵補充部隊，使經過訓練的新兵學會老兵的經驗；加強部隊的武器裝備；恢複鐵路；準備好給養和彈藥；改善運輸和後勤工作。隻有做好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後勝利。”毛澤東認為，在敵人準備繼續抵抗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進行充分的準備，才能繼續作戰。不然，我們就會重犯朝鮮軍隊1950年6月至9月所犯過的錯誤”。“中朝兩國同誌必須耐下心來，進行必要的準備”。第二天毛又將此電轉發斯大林。
這樣，在1月16-18日再次與彭德懷會晤時，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軍單獨南進是帶有冒險性的，朝鮮勞動黨政治局經過討論，認為中方提出的為了今後更好地實施進攻，而必須利用兩個月時間進行休整的建議是正確的。 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滿是可以想見的。蘇聯駐朝鮮大使後來報告說：“當美國人已經準備從朝鮮撤出的時候，中國人卻離開水原回到三八線地區，他們放棄了大規模的進攻行動，經常派出一些沒有準備的軍隊去參加進攻行動，明顯地追求在三八線地區停止戰爭——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在朝鮮領導人心目中的威信，盡管朝鮮人也清楚，中國遇到了什麽樣的困難。”
從軍事角度講，彭德懷的主張當然是實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據的，而朝鮮領導人一廂情願、一味蠻幹的情緒，顯然是受到其政治考慮和其他因素影響的。不過，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中朝之間的這種分歧，隻是在軍事策略方麵持有不同主張，而從總的戰略方針來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張通過軍事手段或軍事壓力把聯合國軍趕出朝鮮半島，以徹底解決朝鮮問題。在這種情緒下，毛澤東和金日成都沒有認真考慮此時聯合國提出的停戰談判的決議案，從而失去了一次盡早結束戰爭的有利時機。
四、關於鐵路運輸的管理體製問題
隨著誌願軍連續三次戰役的勝利和戰線的向南推移，中朝軍隊的後方補給線越拉越長。這時，保障軍隊後勤供應問題的重要性就突出地顯露出來。與此同時，由於戰爭，到1950年底，朝鮮的“工業生產已完全停頓”。為了恢複和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中朝聯軍打過三八線以後，朝鮮政府便做出了“關於1951年第一季度恢複及發展國民經濟計劃”等一係列決定。特別是1951年2月22日“關於改進戰爭時期鐵路工作”的決定，提出了鐵路“為恢複工農業生產而保證國民經濟運輸的任務”。 於是，中朝雙方在如何保證鐵路運輸及鐵路管理體製方麵的矛盾隨之爆發。
誌願軍出國作戰，由於朝鮮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資源不足，致使部隊供應不能取之於當地，而美軍裝備精良，機動性強，亦無法取之於敵人。因此，物資和裝備基本上要靠國內運來。但朝鮮山地多，運途遠，且路況十分惡劣，而誌願軍汽車數量本來就不足，加上敵機日夜轟炸，損失極大，公路運輸力量更顯緊張。 於是，鐵路運輸的重要性就顯得特別突出。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懷即向東北局提出應加強鐵路運輸和建立統一指揮機構的要求，還請求中央派鐵道兵到朝鮮加強修路力量。11月6日鐵道兵團和鐵路員工誌願援朝大隊相繼入朝，與朝鮮人民軍鐵道搶修部隊、朝鮮鐵路員工並肩作戰。
為了改善鐵路運輸的管理，協調中朝雙方的運輸任務，確保前線的供給和傷員及時轉運，彭德懷在11月16日與高崗會見時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鐵路聯合指揮機構的設想。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方先後派人來朝，經使館安排多次同朝方有關人員商談，但均未有結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親自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洽談後，才取得了原則上的一致意見。
到12月底，中國方麵成立了以劉居英為司令員、餘光生為政委、葉林為副司令員的東北軍區鐵道運輸司令部(後改為東北軍區軍事運輸司令部)，負責組織支前運輸，並指揮搶修鐵路；同時，在球場臨時設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局，由中朝雙方共管，並充實了力量。 1951年1月22日至30日，東北軍區在沈陽召開後勤會議，專門研究誌願軍後勤工作問題。參加會議的有誌願軍各軍後勤部、各分部以及東北軍區後勤部、東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周恩來率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空軍司令劉亞樓、炮兵司令陳錫聯、軍委運輸司令呂正操等領導人，專程來沈陽參加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明確提出了建立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的任務。
經過這些努力，使中斷的鐵路運輸，在球場、定州以北（共延長384公裏）恢複了通車，1951年1月即接運2944列車，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軍管局管轄範圍內的1391公裏線路中，通車線路已發展到1321公裏（東達釋王寺，南到南川）。
盡管鐵路線大體通車了，但後勤供應的根本矛盾並未緩解，除了敵機轟炸造成的損失外，最嚴重的問題是鐵路運輸內部管理混亂，缺乏統一調度。由於各部門、各單位之間互不了解，強調各自的重要性，爭車、爭路、爭時間，矛盾和衝突時有發生。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搶運上來的不是急需物資而無人卸車，急需的物資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積壓在後方，由此造成列車運行時間普遍延長，熙川以北山洞嚴重堵塞（如1950年12月底積壓重車竟達329輛）。
鐵路軍管局雖然成立，也由雙方共管，但中朝之間仍然存在著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針上，究竟應該采取軍管方式，還是僅僅實行軍事代表製，尚未確定；在運力分配原則上，究竟是首先搶運軍需物資，還是以民用和經濟建設物資為主，也有爭論。再加上組織機構極不健全，人員思想情緒不夠穩定，鐵路運輸的處境仍然十分困難。為此，彭德懷向毛澤東抱怨：對運輸問題“若無速效解決辦法，勢必延長戰爭”。 如何協調好各方麵的關係，建立統一調度、統一指揮的鐵路運輸機製，從而保障鐵路運輸的安全、暢通，已經迫在眉睫。
關於建立中朝聯合鐵路運輸司令部的問題，早在12月金日成訪問北京時就確定了基本原則。金回到朝鮮後對柴成文說：“前些時候關於鐵路運輸的軍事管製問題，中國同誌多次與我們的同誌商談，我們總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沒有軍事上的勝利什麽也談不上的道理”。並說，“這件事在北京已經商妥，請你轉告高崗同誌，就由他委任鐵路人員去辦吧”。 但實際上在具體談判中卻困難重重，阻力甚大。
1951年2月19日，負責談判的中方代表葉林（東北交通部部長）、張明遠（東後司副司令員）、彭敏（鐵道兵）報告：在談判中，朝方往往對問題考慮不周，提出的意見前後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確的。第一，在中朝雙方的運輸量超過朝鮮鐵路運輸能力的情況下，反對中方提出的“應首先滿足軍需運輸”的原則，而對朝鮮經濟恢複的考慮較多。按照樸憲永的話說，經濟就是政治，這個問題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崗出麵解決。第二，要求朝鮮交通省參與對鐵路的管理。雖同意成立聯合軍運司令部，中方為正，朝方為副，受中朝聯合司令部領導，但須與交通省合署辦公，並建議中國也成立類似朝鮮軍事交通局的機構。第三，在鐵路管理機構問題上，反對實行軍管製。樸憲永提出恢複朝鮮原各鐵路管理局，而將已經成立的臨時鐵路軍管局改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雙方在鐵路管理的基本原則方麵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軍管與鐵路行政合而為一是戰時提高鐵路運輸效率的有效辦法，而鐵路軍管局則是中朝聯合實行軍管的具體組織形式。對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對，而是自行成立了軍事交通局，對鐵路進行控製，還恢複了原管理局機構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號令），實際上削弱和限製了軍管局，使其無法完全行使職權。
為了盡快達成協議，周恩來做了妥協，除堅持“在聯司指揮下設雙方統一的軍管司令部，統一進行搶修護路及調度車運”外，同意“在目前作戰時期，朝鮮鐵路行政仍需朝鮮交通相管轄”。對於中方的這個讓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
然而，在中方代表與朝鮮交通相樸義完逐項談判時，朝方又提出了進一步要求：除鐵路行政係統仍歸交通省領導外，一、軍管局僅負責製定計劃，其作用隻是對鐵路運輸進行檢查和監督；二、鐵路搶修工作另成立聯合機構，委托交通省領導。這實際上等於取消了已經建立的中朝聯合軍管機構。鑒於朝方在談判中反複不定，雙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問題複雜，關係重大，即使形成紙上協議，也難以改變實際狀況，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幹部來此慢慢談判”。
彭德懷亦無可奈何，提出將交通省的意見呈金日成，由雙方政府出麵解決，隻求朝方能“確保軍運如數完成，確定鐵路管理和運輸的具體辦法”。 隨後，針對朝方的三項原則，即鐵路行政隸屬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聯合軍運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統一鐵道兵團司令部（即中方所說搶修司令部），高崗提出五點商榷意見：一、堅持對朝鮮鐵路的軍管製度，但可實行軍事代表製，在聯運司下設各級軍事代表，中正朝副，軍事代表對一切軍運有最後決定權。二、聯運司設沈陽，派總代表駐朝交通省，監督軍運計劃執行。三、要求朝方保證聯運司與其總代表及各級軍事代表間電話暢通。四、成立統一搶修司令部，受聯運司領導，同時受朝交通相及聯運司指導。五、在朝中國員工受朝鐵路局領導，其政治工作則受中國軍事代表直接領導。
葉、張、彭據此與朝交通相再次談判。除對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歸屬問題尚未明確表態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崗的五點意見，但要求確定朝交通省對其所屬各鐵路管理局行使管轄權。關於運輸問題，朝方同意原則上全部通車，由聯運司審核批準軍用物資和國民經濟所需物資的運輸比例。至於交通省及其所屬各管理局，朝方請中國派人任副職。雙方商定，將談判記錄整理簽字後，呈報各自政府批準。得此情況後，周恩來一方麵要求中方代表最好爭取能在記錄中列入有關聯合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內容，一方麵也隻得同意葉、張、彭在記錄上簽字，並將全文帶回北京。 恰在此時，莫斯科的意見到來，扭轉了局麵。
據當事人張明遠觀察，中朝會談之所以爭執不下，其實質是聯運司領導權的歸誰所有的問題。中方代表認為，當時朝鮮的鐵路和機車大部被毀，鐵路運行的車輛主要是中國開來的，而搶修線路、運送物資的部隊和司乘人員都以中方為主，甚至維修線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鮮鐵路員工的供應也都是由中方負責。從這些實際情況看，朝鮮方麵難以協調指揮鐵路運輸的正常運行。所以，戰爭期間的中朝鐵路聯運應由中方牽頭。但朝方以及蘇聯駐朝鮮顧問堅持認為，對鐵路運輸的管理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必須由朝鮮領導。對此，周恩來曾指出，問題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並表示要同蘇方協商，以求妥善解決。
就在周恩來電告中方代表準備在談判記錄上簽字的當天，斯大林來電表示了蘇聯的立場，全文如下：“我駐沈陽領事列多夫斯基剛剛向我們報告了高崗同誌的意見，即為正確組織部隊和作戰物資向前線的運輸工作，朝鮮鐵路必須交由在朝鮮的中國司令部管理。從領事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這個意見的，但朝鮮的部長們卻似乎反對這個意見，他們認為這個辦法將損害朝鮮的主權。假如需要我的意見和聯共（布）中央的意見的話，那麽我們認為必須告知您，我們完全支持高崗同誌的意見。為了順利地進行解放戰爭，這個辦法是必須采取的。總的來說我們認為，為朝鮮本身的利益著想，中國和朝鮮之間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國家關係。”
周恩來當即將這一電文轉給高崗和彭德懷，並表示可以繼續“力爭聯合鐵路修複司令部歸聯司或運司指揮或仍進一步提議將朝鮮鐵路管理局置於軍事管製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暫緩簽字，而由政府出麵邀請朝交通相到沈陽再談。
在此後的談判中，中方的態度開始強硬起來。4月16日，周恩來致電倪誌亮即轉金日成：“提議為適應戰爭需要，朝鮮鐵路必須立即置於統一的軍事管製之下”，“即在聯司領導下，設立中朝聯合的軍運司令部，統一朝鮮鐵路的管理、運輸、修複與保護事宜”。5月4日，中朝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關於朝鮮鐵路戰時軍事管製的協議》，對管理體製、組織機構、運力分配等重大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根據協議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總局，劉居英為局長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朝方)、黃鐸為副局長，統一負責朝鮮戰區鐵路運輸的管理、組織與實施。軍管總局下設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個分局，共有援朝員工1.2萬餘人。
8月1日，在沈陽成立了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聯運司)，受中朝聯合司令部直接領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兼司令員，張明遠兼政治委員，南學龍（朝鮮鐵道副相）、劉居英、李壽軒、葉林為副司令員，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聯運司的前方派出機構——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劉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李壽軒為副司令員，負責指揮和協調軍管總局、搶修指揮部和鐵道高炮指揮部的工作。鐵道兵團增加為4 個師又3個團，還有援朝工程總隊，總人數達5.2萬餘人。從此，在統一的領導和組織下，鐵道運輸部隊、搶修部隊及高炮部隊密切配合，協同行動，采取“以集中對集中，以機動對機動”的作戰方針，大大提高了鐵路運輸效率。
鐵路管轄權是中朝爭論中唯一涉及朝鮮內政和主權的問題，彭德懷在1959年受到批判時對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強調的，對鐵路實行軍事管製是在戰爭條件下不可避免的處理辦法，並在停戰協定簽字後立即將鐵路交還朝方管理。 不過，在莫斯科幹預下強加於人的做法，畢竟給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陰影。
五、關於停戰談判簽字的時機問題
第五次戰役以後，中國方麵也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會議，並決定了“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的方針。毛澤東隨後請金日成於6月3日抵達北京進行商議，接著又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 他們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於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斯大林也來電表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
據蘇聯大使觀察，“朝鮮領導人對於停戰談判有些戒心，盡管他們沒有公開和直接地表達出來”。金日成從北京回來以後，心情十分沮喪，認為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6月23日呼籲停戰談判的發言“是中國力圖達到停戰和擺脫援助朝鮮這一負擔的最明顯的表示”，甚至在馬立克發表聲明之後的幾天時間裏，北朝鮮的報界以及其他宣傳機關，對此都“沒有進行詳細的解釋，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文章”。
雖然朝鮮領導人後來也“認識到了締結停戰協定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們認為中國代表團（主要是其負責人李克農）為能達成停戰協定而對美國人過分寬容和讓步，同時也抱怨中國人在談判過程中沒有及時地、充分地聽取朝鮮代表的意見。特別是當7月27日毛澤東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國人堅持將現有的前線作為分界線的話，那麽中國人認為可以向美國人做出讓步時，金日成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立即答複說，“這種讓步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意味著對朝鮮的“嚴重的政治打擊”。
金日成甚至對樸憲永說：“我寧願在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下繼續進行戰爭，也不願意做這種讓步”。後來因美國代表在分界線問題上提出了過分，並在談判區的進行挑釁，中方表現出強硬立場，才使朝鮮人的情緒有所好轉。不過，蘇聯大使注意到，“最近數月來，朝鮮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明顯地冷淡了，朝鮮人更加堅定了依靠蘇聯的方針”。
然而，中朝雙方對談判的態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麵。1952年下半年，在朝鮮戰場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時，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陷入了僵局，問題竟膠著在毛澤東起初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問題上。此時，毛澤東主張把戰爭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但朝鮮方麵卻希望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盡快在停戰談判協定上簽字。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再次支持了毛澤東。
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協議：在簽訂停戰協定後90天內召開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解決朝鮮問題，但在其他議程，特別戰俘問題上還有爭議。這時，朝方主張盡快結束談判，金日成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在與南日討論談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時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應該建議簽訂停戰協定，而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移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金日成認為拖延談判是不利的，因為美國的空軍正在繼續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造成慘重的損失。他看不到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麽合理性，因為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
金日成還認為，中國誌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拉祖瓦耶夫還反映，中國領導人“擔心大量的蘇聯軍備的供給會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而減少或中斷”，並認為匆忙地解決問題，“隻能相反地導致削弱中朝方麵的力量。
李克農認為，如果不發動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如果不作長期鬥爭的準備，那麽美國人是不會做出讓步的。毛澤東同誌也是這樣判斷談判前景的，毛澤東給李克農下達了這樣的指示：隻有堅持鍥而不舍、堅定不移的立場，你們才能贏得主動權並迫使敵人做出讓步。為了在談判中實現這一目標，你們應該準備與敵人再作幾個月的較量”。
5月2日，朝鮮停戰談判五項議程中的四項已經全部達成協議，但在第四項議程，即關於戰俘安排問題上，美國方麵提出了自願遣返的原則，而中國方麵堅持應全部遣返，雙方的談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鮮領導人原指望不晚於5月份與美國人簽訂停戰協定，並依此來計劃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沒想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而拖延下來，“這使朝鮮領導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議中國同誌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並爭取簽訂停戰協定”。
或許是考慮了朝方的意見，7月3日，中朝代表團提出了新建議，除非朝鮮籍戰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鮮籍戰俘無須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敵對方的朝鮮籍戰俘應返回敵對方領土；在應召入伍前居住於俘獲方領土上的朝鮮籍戰俘，應全部留在原處並應被釋放遣送回家”。 但是美國方麵不顧中朝方麵的一再退讓（包括已不再堅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員），於7月13日提出了總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軍被俘人員的80%和誌願軍被俘人員的32%）的概數，並聲稱這是最後的、堅定的、不可改變的方案。 中朝方麵被迫做出最後選擇。
對此，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十分堅決。毛澤東在7月15日給金日成的電報中說，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麵前，接受其挑撥性和引誘性而並非真正讓步的方案，對中朝方麵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誌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愈戰愈強，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了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使美國的主要力量陷在東方繼續遭受損失，而蘇聯的建設得到了加強並影響著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因而也就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
毛澤東保證，中國人民願盡一切可能幫助朝鮮人民解決困難。總之，“在現時形勢下，接受敵人這一方案必然要長他人誌氣來滅自己威風”。最後，毛澤東不無用意地告訴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針，“當轉報菲利波夫同誌征求他的意見，得複再告”。 同日，毛澤東也致電斯大林，“主張堅決拒絕”“敵人這種挑撥性和引誘性方案”，並表示準備戰爭擴大。毛澤東還通報說，“金日成同誌對此有不同看法”。
盡管金日成在回電中表示讚同毛澤東對當前局勢的分析，並感謝中國將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諾。 但在同一天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金日成抱怨說，由於消極防禦的方針，敵方轟炸給朝鮮的城市和平民帶來了極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拒絕接受敵方的條件。雖然他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還是希望盡快停戰：“我們必須堅決力爭盡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被動的局麵中擺脫出來。”
中朝之間在談判中的戰俘問題上持有不同立場，除了政治上的考慮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實際的原因，即雙方的戰俘政策完全不同。由於受國內戰爭傳統作法的影響和缺乏國際鬥爭經驗，中方從一開始就未曾想過扣留戰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懷致電軍委，擬在戰役發起前釋放100名戰俘。18日毛澤東複電，“釋放一批戰俘很對。今後對戰俘應隨時分批放走，不要請示。” 這樣，中方掌握的戰俘即相應減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為便於釋放戰俘工作，以後南朝鮮戰俘交由人民軍管理，而誌願軍隻管理其他國家的戰俘。這樣，中方實際看管的戰俘人員十分有限，沒有多少談判的本錢，這大概也是中國主張“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
而朝方出於戰後經濟建設需要勞動力的考慮，則暗地裏扣留了大量戰俘。據蘇聯大使蘇茲達列夫的報告：“朝鮮同誌認為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願望”。因此，他們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軍中服兵役，其餘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戰爭前期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42262人。在這種情況下，朝鮮領導人問題最後還是在莫斯科得到解決的。7月15日毛澤東電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兩者比例極不相稱，敵人企圖以此來挑撥朝中人民的戰鬥團結”。“在敵人的壓力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並表示即使談判破裂，也絕不讓步，“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 第二天斯大林即複電：“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周恩來隨後於8月訪蘇，並與斯大林舉行了多次會談。中途趕來的金日成、樸憲永和彭德懷參加了後期會談。除了討論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外，會談的重點在於確定以後戰爭的方針。周恩來介紹了戰場上中朝力量的情況，認為“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並且因為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也經得住轟炸”。
關於戰俘問題，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國人想按自己的主張解決戰俘問題，而根據國際法，交戰各方必須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戰俘。斯大林問，毛澤東對戰俘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是讓步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周恩來簡要地介紹了在這個問題上中朝之間存在的分歧，並表達了毛澤東“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看法。
周恩來說：“朝鮮人以為，繼續打下去不利，因為每天的損失要超過在遣返上有爭議的戰俘人數，而停戰對美國不利。毛澤東則認為，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斯大林當即肯定說：“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美國意識到，這場戰爭對他們是不利的，必須結束它，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仍有我軍駐在中國以後。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
斯大林還提出了一個更能觸動中國領導人神經的問題，他提醒周恩來說：“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誌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麽中國永遠也收複不了台灣。”關於解決戰俘問題的具體方法，周恩來談到，如果美國人做出某些讓步，那麽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繼續談判，第一，在美國仍然堅持遣返部分戰俘的情況下，宣布扣留同樣比例的美韓戰俘；第二，戰俘問題交給中立國（如印度）進行調解；第三，先簽訂停戰協定，戰俘問題留待以後解決。在交談中，斯大林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來重點談的是第二方案。不過，他們一致讚同的前提是首先堅持全部遣返戰俘，並要美國先行表示讓步，而不能在美國的恐嚇麵前退縮。
對於平壤的說服工作，自然還要莫斯科出麵。在9月4日與金日成會談時，斯大林問到，朝中之間在談判問題上是否存在某種分歧。金日成回答：“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上的分歧。我們同意中國同誌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於朝鮮人民目前處於的嚴重狀況，我們更願意盡快締結停戰協定。”斯大林立即說：“我們在此已經與中國代表團討論了這一問題，並表達了這樣的建議：不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條件而堅持自己的條件”。“如果美國人不願意遣返20%的中朝戰俘，……那麽他們的那20%的戰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們不再扣押中朝戰俘為止”。斯大林最後以肯定的語氣結束了這一話題：“這就是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
此後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沒有再提立即停戰的主張，而是關注於如何更多地取得蘇聯援助物資的問題。不過，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中朝之間在是否立即簽署停戰協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論，這是戰爭期間的最後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戰爭方針發生改變，從而促進了朝鮮停戰談判的進程。 但李承晚不想停戰，並以擅自釋放戰俘的做法破壞協定的簽字。為此，中方主張再發動一次戰役，借以爭取更好的停戰條件。而朝方則要求馬上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對李承晚釋放戰俘的行為不必追究。彭德懷沒有理會金日成的主張，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願發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陣地突破戰，並取得成功。
顯然，在停戰問題上，金日成考慮的是朝鮮的實際利益，既然無望在戰爭中取勝，那麽最好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盡早結束戰爭，轉而進行經濟建設，鞏固對北朝鮮的統治。而毛澤東因其對亞洲革命負有的領導責任，則必須著眼於兩個陣營之間對抗的總體形勢，著眼於在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間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才屢屢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總之，上述中朝領導人之間矛盾和分歧發展及其解決的過程，除了曆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陣營內部國家關係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即當國家主權利益與整個陣營的共同利益發生衝突時，必然是前者服從後者。總體說來，中朝之間的問題，並不單純是各自利益的對立，而是陣營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與當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鮮提出）之間存在著差異。所以，蘇聯立場的偏向，也並非僅僅是考慮到照顧中國的意見——盡管相對來說莫斯科處理同毛澤東的關係時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為中國的主張比較符合斯大林認定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冷戰中的總體利益。
但這裏的問題在於，所謂共同利益或總體利益，一般是依據在陣營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領導人的認識和理解確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權國家不再認同這種共同利益，或陣營中的主導地位發生了變化，這種局部服從全局的邏輯就不再發生作用，他們之間的同盟關係也就麵臨著終結。中朝關係是如此，中蘇關係也是如此。
東北新聞網
作為20世紀國際關係中對峙和衝突的一種特定形式，“冷戰”至少具有兩個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特征：其一是具備濃厚的意識形態背景，即對立雙方都把自身的製度和價值取向作為一麵旗幟，強調對方存在的非正義性，盡管意識形態本身未必就是他們各自對外政策的終極目標；其二是表現為明顯的全麵同盟形式，即對立雙方都是以形成某種政治、軍事的國際集團方式參與冷戰的，而美國和蘇聯則分別成為這兩大陣營的首領。亞洲的冷戰同樣具有這兩個特征，這在朝鮮戰爭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關於意識形態在冷戰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國際曆史學界長期討論的題目之一 ，至於對冷戰（特別是亞洲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的研究，學者們討論較多的是大國之間的關係，如中蘇關係 ，而對於大國與小國之間關係的發展變化，則相對較少專門的研究 。本文選擇的研究對象是朝鮮戰爭期間中國與朝鮮的關係，作為亞洲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大國與小國的關係，這一案例無疑具有典型意義。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過去人們隻知道中朝兩國唇齒相依，患難與共，在戰爭中培養起鮮血凝成的友誼，卻不了解中朝高層之間也存在著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決方式，與冷戰在亞洲的格局有著密切關係。
本文擬依據檔案文獻和當事人的回憶，披露戰爭期間中朝高層關係的緊張狀態，及其得以緩解的途徑，以便使人們對此期中朝關係有一個比較全麵的認識。限於篇幅，這裏無法分析這種緊張狀態的文化背景和曆史原因，以及對亞洲冷戰格局未來發展的影響，但希望本文的論述將為進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一、關於中國出兵朝鮮問題
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過程，通過近幾年來學者們對中俄雙方檔案材料的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國領導人（至少是毛澤東本人）早在戰爭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鮮 。而人們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之前，北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方麵提供援助的願望始終拒之門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態，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來商談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問題。 在4月10-25日蘇朝領導人舉行的三次會談中，斯大林強調，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美國不進行幹預，其次是獲得中國領導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證，由於有蘇聯和中國作後盾，美國不會冒險發動一場大的戰爭。而毛澤東一向支持朝鮮解放全國的想法，並多次表示，中國革命成功之後將幫助朝鮮，如果需要還可以提供部隊。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夠依靠自己的軍隊統一朝鮮。斯大林反複強調，蘇聯不準備直接卷入朝鮮事件，特別是如果美國冒險把部隊派到朝鮮，金必須同毛澤東進行商議並獲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通報了他準備進攻南方的計劃。盡管毛澤東對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電報後，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在15日與金日成的會談中，毛澤東建議朝鮮人民軍要速戰速決，對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戀戰，要集中力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毛澤東解釋說，他曾設想朝鮮在中國攻占了台灣以後再開始進攻南方，那時中國就可以給予朝鮮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鮮決定現在就打，而這又是我們共同的事業，那麽他表示同意並準備給予必要的協助。
毛澤東指出，如果美國人親自參戰，中國將派出部隊幫助北朝鮮，還問，是否需要向中朝邊境調一些中國軍隊，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彈藥。金日成對這些建議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 在金日成看來，既然莫斯科已經答應給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來中國，隻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澤東對發動戰爭的認可。因此，會談剛剛結束，金日成即當著毛澤東的麵向蘇聯大使羅申宣稱，在會談的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見。 在躊躇滿誌的金日成麵前，毛澤東的尷尬處境是可以想見的。
戰爭果然在沒有事先通知中國的情況下爆發了，毛澤東甚至是從外國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盡管中國領導人對此頗有不滿，但在美國直接參與戰爭的情況下，還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鮮。7月初，中國政府同意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200名朝鮮籍幹部送回朝鮮，以便加強人民軍的幹部素質。同時，周恩來還向羅申表示，中國同意蘇聯政府提出的請求允許經長春鐵路和中國領空向朝鮮運送軍用物資的要求。中國領導人特別向蘇聯提出了為朝鮮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7月2日，周恩來會見羅申時通報了中國對朝鮮戰局的估計：美國可能向朝鮮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陸，並沿鐵路線北進。建議人民軍加速南進，占領這些港口，尤其是應在仁川地區組織強大的防禦，保衛漢城，並防止美軍陸戰隊在此登陸。
周恩來一方麵抱怨朝鮮領導人無視毛澤東屢次提出的美國將進行軍事幹涉的警告，一方麵又強調，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組成穿著人民軍製服的誌願軍對抗美軍。周還說，目前在東北已集中了3個軍12萬人的兵力，希望蘇聯能夠提供空軍掩護。 7月4日，中國情報總署署長鄒大鵬甚至向羅申講述了如何通過山東半島的港口將北朝鮮軍隊運往南朝鮮，以及如何將中國的軍事專家送到南朝鮮戰場幫助朝鮮人民軍的具體設想。
對於中國的建議，斯大林馬上表態支持：“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到中朝邊界是正確的，以便當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在朝鮮開展誌願軍的行動。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 斯大林還催促中國盡快派代表到朝鮮，以便加強聯係和解決問題。
此時中國駐朝鮮大使倪誌亮尚在國內養病，為了保持與朝鮮方麵的聯係，周恩來早在6月30日就臨時改派原定去東德工作的柴軍武(後改名柴成文)以政務參讚名義去朝鮮。臨行前，周恩來指出：“現在朝鮮人民處在鬥爭的第一線，要向朝鮮同誌表示支持，看有什麽事需要我們做，請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定盡力去做。保持兩黨兩軍之間的聯係並及時了解戰場的變化，是當前使館的主要任務。”
然而，朝鮮領導人卻對中國使館采取了封鎖消息的作法。據柴成文回憶，當他7月10日到達平壤後，金日成給予了很高的禮遇：“今後有什麽事，可以隨時找我”，還指定人民軍總政治局副局長徐輝每天向中國武官介紹一次戰場情況。但不久中國使館便發現，徐輝所談的情況，絕大多數都是朝鮮當晚對外廣播的戰報，而柴也不可能經常見到朝鮮最高領導人。
對於中國使館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軍部隊參觀學習的請求，朝鮮方麵則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員的接觸中，柴感到軍事情報對於中國人基本上是個禁區。盡管朝鮮政府內務相樸一禹曾在中國工作過，此時常到使館吃中國飯，但顯然是受到紀律的嚴格約束，他也從不談及內部的軍事情況。 與此同時，中國軍隊擬派往朝鮮了解情況的參謀團，也遭到拒絕。
然而，戰事的拖延使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感到必須做好出兵援朝的準備。8月11日，已經集中在東北的第13兵團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了所屬各軍、師幹部會議。高崗在會上充分闡述了準備出國作戰的目的和意義，提出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援助朝鮮人民，幫助朝鮮人民解放，使朝鮮成為獨立、民主、統一的國家；“到朝鮮去是以誌願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幹部改用朝鮮名字”；各項準備均應專人負責，嚴格檢查，限期完成。
8月19和28日，毛澤東兩次與來華幫助修訂和出版《毛澤東選集》的尤金院士長談，其中特別談到，如果美軍繼續增兵，僅靠北朝鮮是對付不了的，他們需要中國的直接援助。隻有這樣才能打敗美軍，推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最新情報表明，美國決心大規模增加在朝鮮的兵力。中國領導人也直接提醒朝鮮方麵對戰爭要做好最壞的準備，盡管沒有明確提出中國出兵的問題，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領會的。
毛澤東在8月和9月初兩次接見朝鮮代表李相朝討論戰爭形勢，指出人民軍的錯誤在於沒有建立足夠的預備隊而是全線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殲滅敵人而隻想擊退敵人奪取領土。毛澤東還特別指出，仁川-漢城和南浦-平壤這樣的主要樞紐地區可能遭到敵人襲擊，應考慮到將來退卻和重新部署兵力的問題。劉少奇也指出應當讓人民作好戰爭可能曠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準備。
對於中國方麵的建議，甚至包括蘇聯軍事顧問的警告，朝鮮領導人置若罔聞。究其原因，第一，對戰局的估計過於樂觀。當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戰爭正處於膠著狀態時，他很有信心地說，釜山戰役已經開始，當精幹的突擊部隊上去後，就會打破僵局；當問道美軍有無可能在後方登陸時，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們估計美軍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沒有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後方港口登陸是困難的。”第二，普遍存在著速勝論和冒險主義傾向。柴成文報告說，朝鮮領導人開始沒有考慮到美國出兵，預計一個月結束戰爭。
及至美軍參戰後，又提出“八·一五前解決問題、8月要成為勝利月”等口號。從動員大批技術工人和學生入伍，以及人力、財力嚴重浪費等情況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擲的拚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國匯報後再次返回平壤，並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緊急向金日成報告，希望朝鮮軍隊考慮戰略退卻的問題。金日成的回答是：“我從未考慮過後退。”
在當時的種情況下，如果中國軍隊及時出動，無論是在後方防禦美軍登陸，還是在釜山前線協助進攻，都會明顯地影響戰局發展。然而，由於中朝雙方對戰爭局勢的判斷和戰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沒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對中國出兵心存顧忌），朝鮮方麵也不會考慮請中國出兵援助的問題。
麥克阿瑟的仁川登陸成功以後，局勢立即發生了嚴重變化，中國領導人感到派兵赴朝參戰已經不可避免。 9月18日，周恩來會見了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周恩來首先詢問了朝鮮戰局的情況，並抱怨說，中國領導人除了報紙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電台的報道外，不掌握任何情況，甚至駐平壤的中國大使也收不到關於軍事形勢的作戰通報。周恩來還指出，在軍事問題上同北朝鮮領導人的接觸很少，中國方麵根本不了解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計劃。中國曾試圖派一些高級軍事幹部去北朝鮮觀察戰場形勢，可是至今沒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複。
周恩來建議，如果人民軍沒有足夠的預備隊，就應將主力北撤，並建立突擊部隊以備萬一；應當利用西方對中國和蘇聯參戰的恐懼心理，“采取能證明我們意圖的步驟”。羅申答應立即報告莫斯科，還建議派一位負責幹部去朝鮮弄清情況，消除誤會。20日莫斯科答複，朝鮮方麵沒有向北京提供軍事情報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們沒有經驗。至於目前的軍事部署，同意中國提出的朝鮮人民軍主力北撤的建議。
9月21日劉少奇進一步向羅申表示，中國軍隊士氣高昂，如果需要，他們願意，也有信心打敗美軍。中國領導人認為，如果美國威脅到北朝鮮的生存，中國必須幫助朝鮮同誌。同日，周恩來告訴羅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準備長期作戰”的講話外，北京還沒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盡管斯大林派往朝鮮的私人代表紮哈羅夫大將也曾勸說金日成向中國求援 ，但朝鮮方麵對此始終毫無反應。直到9月28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才做出請求蘇聯和中國出兵的決定。
經過激烈的爭論，政治局一致認為，漢城陷落後已無法阻止聯合國部隊越過三八線；如果他們越過三八線，朝鮮人民軍殘餘部隊也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戰爭將在很短時間內結束。北朝鮮領導人一致同意要求蘇聯和中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並通過了遞交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兩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鮮領導人也是先試探莫斯科的態度。
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征求蘇聯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見，在什特科夫對此采取回避態度後，感到“混亂、失落和絕望”的金日成和樸憲永不得不硬著頭皮給斯大林發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電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誌願軍，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國商量。萬般無奈的金日成於當天深夜緊急召見中國大使，要求中國盡快派已集結在鴨綠江邊的第13兵團過江，支援朝鮮作戰。
根據上述情況分析，朝鮮領導人從內心是拒絕中國直接提供軍事援助的,分析個中原因，大概有兩個方麵,其一是金日成過於自信，對局勢的估計也過於樂觀；其二是中朝兩國曆史上存在的特殊關係使得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出兵有某種擔心和憂慮，所以金日成寧可依賴蘇聯也不願中國插手朝鮮事務。這兩個問題在中國出兵朝鮮以後仍然困擾著中朝關係。
二、關於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
雖然由於中國領導層內部的意見分歧和蘇聯在出動空軍的問題上猶豫不決，10月1日至18日期間，中國派兵赴朝作戰的行動一再受阻和出現反複，但毛澤東本人的決心從來沒有改變。 在周恩來赴蘇與斯大林討論武器裝備和空軍援助的問題時，中朝已經開始商談中國出兵的具體事宜了。不過，因情況緊急，雙方並未就出兵後的指揮、通信、補給、運輸等一係列問題進行討論，更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10月8日毛澤東即致電金日成，通知中國已決定出兵，並要樸一禹到沈陽與彭德懷和高崗商議誌願軍入朝諸項事宜。當日黃昏樸趕到沈陽，但並未談及誌願軍入朝的具體事項，隻是根據金日成的要求，稱美國正在朝鮮繼續增兵，催促中國部隊立即出動，控製鹹興和新安州。
至於後勤問題，僅提出誌願軍入朝後一律使用朝幣，以後再按比值償還，所用柴草一律由當地政府采購，按市價提供。樸一禹還說，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見是誌願軍的指揮所也設在那裏。這就涉及到了對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據柴成文觀察，金日成開始的想法比較簡單，即在敵情緊迫的情況下，請求中國出動軍隊幫助朝鮮頂一陣，這樣，軍隊的指揮權自然要由朝鮮領導人掌握。當他得知中國準備派幾十萬部隊分批入朝作戰後，才感到事情重大。顯然，由朝鮮人來指揮中國軍隊是不現實的。因此，金日成隻是提出雙方指揮所合在一起。
彭德懷當然另有一番考慮。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議中國出兵的電報中明確表示，誌願軍“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 。其次，在朝鮮的所見所聞，實在令人對朝鮮人的軍事指揮能力擔憂。彭德懷在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反映，“朝鮮黨征兵問題異常嚴重，16-45歲男子全部征調入伍。入伍工人家屬無人過問，一般群眾沒飯吃。一切無長期打算，孤注一擲的冒險主義從任何方麵都可以看到”；“軍事指揮異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結果3萬人未退出多少”；朝方“雖同意在人民軍中開展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員製度”等等。
後來彭曾對柴成文講：“我要對中朝人民，對幾十萬士兵負責啊！” 因此，在彭德懷看來，根本不存在將中國軍隊交給朝鮮指揮的問題。至於對朝鮮軍隊的指揮，一則不了解朝鮮方麵的主張，二則人民軍主力部隊已經潰散，新兵正在中國境內整訓，尚無法直接參與軍事行動 ，此時還不宜提出。於是，當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會麵時，雙方均未提出統一指揮問題，隻是在談到兩軍如何配合時，金日成同意派樸一禹駐彭處保持聯絡。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樸一禹為誌願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黨委副書記。
隨著戰事發展，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漸漸提到議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戰役期間，彭德懷屢次報告，因中朝之間缺乏協調——語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鮮黨政軍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誌願軍行軍作戰受阻”。 特別是還多次發生人民軍誤擊誌願軍的事件。如11月4日誌願軍第39軍在博川東南圍攻美第24師時，遭到奉命向順川挺進的人民軍坦克師的誤擊，致使被圍之敵逃脫。在物資供給、交通運輸等方麵，由於沒有統一的協調指揮，也出現了混亂的局麵。 為此，彭德懷通過北京委托中國使館人員向金日成提出作戰中的協調統一問題，希望人民軍總部能夠靠近誌願軍總部。11月7日彭又請樸一禹麵見金日成，反映幾個問題。
但商談3天的結果令人失望：1、開辟敵後戰場問題，由於什特科夫堅決支持中國方麵的主張，決定派方虎山和崔仁兩個軍團深入敵後，金日成對此勉強同意。2、兩軍配合問題，金日成堅持隻派參謀擔任通信聯絡，交換情報，既不同意兩軍總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聯合的形式。3、朝鮮嚴重虐待俘虜，甚至殃及英、美使館人員的問題，彭德壞對此婉轉地提出了意見，金日成收下彭介紹中國戰俘政策的親筆信後，未置可否。4、對待逃避兵役的朝鮮平民問題，金日成同意誌願軍幫助召回逃跑者，但實際上準備以反叛罪名對這些人進行武裝圍剿。
在此期間，彭請求中央軍委轉告金日成，人民軍第6師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誌願軍125師會合，希望讓該師留在當地協同誌願軍作戰。但金堅持將該師調走了。後第7師5000餘人又與125師會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該師，金日成則不予答複。此外，朝方和駐朝蘇聯軍事顧問還反對彭德懷提出的後撤幾十公裏設伏的第二次戰役作戰方針，主張誌願軍應繼續向清川江以南追擊敵人。
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是軍隊指揮權的歸屬。為了解決問題，毛澤東決定一方麵請中朝兩軍最高指揮官直接麵談，協調雙方立場，一方麵向莫斯科反映意見，以求得到支持。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應邀來到誌願軍總部，高崗也專程從沈陽趕到。會談一開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懷便提出了兩軍必須統一指揮的問題。高崗也解釋說，朝鮮半島地域狹窄，戰役上沒有統一指揮不行。什特科夫明確表示應該由中方統一指揮，並批評人民軍以最好的蘇聯裝備打了敗仗，而讚揚誌願軍以劣勢裝備消滅了大量敵軍，認為對中方指揮的正確性不應存在任何懷疑。
但金日成在發言中隻介紹了人民軍的情況，而對指揮權和有關政策問題卻閉口不談。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設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組成一個三人小組，負責對軍事問題進行協商和統一指揮。對此建議，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請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態。最後決定，待第二次戰役結束後召開會議再行討論。
毛澤東在11月13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轉述了彭的建議：“希望金日成同誌和什特科夫同誌能常駐前方，並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懷組織三人小組，負責決定軍事政策，包括建軍、作戰、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以及與作戰有關的許多現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見一致，以利戰爭進行。我們同意這個提議，現特電告，請求您的指示。如您認為可行，即請由您處向什特科夫同誌和金日成同誌提出為妥”。
毛澤東特別指出：“現在的重要問題是朝、蘇、中三國在那裏的領導同誌們能很好的團結，對各項軍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見，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誌願軍在作戰上能有較好地配合，並能依照您的提議有相當數量的朝鮮軍隊和中國誌願軍混合編製在一起（保存朝鮮軍隊的建製單位），倘能如此，勝利是有把握的。” 17日，毛澤東致電彭、高說，斯大林已回電，完全讚成由中國同誌來統一指揮，並將電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蘇聯駐中國軍事總顧問紮哈羅夫也讚成統一指揮。毛澤東要彭觀察金日成的反應。
鑒於莫斯科已表明態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與毛澤東商談。在12月3日的會談中金說，斯大林有電報指示中朝軍隊應統一指揮，因中國誌願軍有經驗，應由中國同誌為正職，朝鮮同誌為副職，朝鮮勞動黨政治局會議對此已同意。隨即，毛澤東告以中國方麵推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為副司令員，樸一禹為副政委，並確定以後聯合命令即由彭、金、樸三人署名，對誌願軍的單獨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變。聯合司令部成立以後，凡屬作戰問題及前線一切活動均歸其指揮，後方動員、訓練、軍政、警備等事則由朝鮮政府直接管轄，但聯司得向後方提出要求和建議。聯司下仍分為兩個機構：誌願軍司令部和人民軍參謀部，合駐一處辦公。聯司的建立對外不公開，僅對內行文用之。鐵道運輸、修理亦劃歸聯司指揮。
會談後周恩來起草了《中朝兩方關於成立中朝聯合指揮部的協議》。 金日成返回朝鮮後，7日同彭德懷再行商議具體事宜，所談甚為融洽。雙方商定數日內組成聯合司令部，金保證今後不再直接幹預軍事指揮，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議，取消此前對人民軍第3軍團的部署，令其就近聽從誌願軍9兵團宋時輪指揮。 彭德懷對此表示滿意，並反複指出，“人民軍勇敢、頑強的精神和一套嚴格的蘇軍軍事管理製度，是值得學習的”；指令9兵團幹部，應以學習的態度去了解第3軍團的情況，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相機介紹中國建軍中的各項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經驗”，但如與對方的原有製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運”。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於在中國受訓的部隊回國，朝鮮人民軍共有7個軍團。其中4個軍團在聯合司令部領導下行動，3個軍團直接隸屬於朝鮮人民軍總司令。 除了地麵部隊，空中作戰也需要聯合行動。1951年1月初，紮哈羅夫通告，蘇聯空軍兩個師將於近日入朝掩護輯安至江界、安東至安州兩線。此外，4月初中方空軍將有5個師、朝方空軍將有3個師參戰。因此，在蘇聯顧問的讚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統一的空軍指揮部。後經中朝協商，於3月參照聯司的組織原則成立了中朝空軍聯合集團軍司令部。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及雙方語言不同的原因，蘇聯空軍未加入聯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幹預下，中朝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從組織機構的角度得到了解決。如果說聯合國部隊由美國統一指揮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那麽中朝兩國軍隊聯合作戰和統一指揮的問題則處於兩難的矛盾境地。
對於朝方，存在一個國家主權問題，加上長期以來朝鮮對中國依附和朝貢的曆史因素，要他們交出自己軍隊的指揮權，的確在民族感情上難以接受。而中國主要考慮的是戰爭勝負問題，無論從軍事實力還是作戰經驗上講，中方顯然具有絕對優勢。權衡利弊，從戰場形勢和現實利益出發，把軍事指揮權集中在誌願軍手裏是勢在必行的結果。
三、關於越過三八線後是否南進的問題
當誌願軍勝利地結束了兩次戰役，將戰線推至三八線附近後，作為戰地指揮官，彭德懷考慮到戰場的實際情況，要求部隊進行休整。彭報告說，由於勝利，朝鮮黨政軍民情緒高漲起來，但速勝和盲目樂觀的情緒也在各方麵有所滋長。“蘇聯大使說：美軍將速逃，要我軍速進。這不僅是蘇聯大使的意見，而且是朝鮮黨中央多數同誌的要求。”彭認為，“朝鮮戰爭仍是相當長期的，艱苦的。敵人由進攻轉入防禦，戰線縮短，兵力集中，正麵狹小，自然加強了縱深，對聯合兵種作戰有利。”敵軍士氣雖較前低落，但現在還有26萬左右兵力，不會馬上全部撤出朝鮮。所以，“我軍應采取穩進方針”。 但毛澤東出於政治方麵的原因，強令誌願軍立即發動第三次戰役，越過三八線。
不過在軍事策略上，毛澤東還是讚成彭德懷提出的長期打算、穩步前進的戰役部署，同意越過三八線打一仗後就收兵，全軍主力（包括人民軍）退後幾十公裏進行休整。 戰局發展正如彭德懷所料，第三次戰役雖然突破三八線並攻占了漢城，但聯合國軍是有計劃撤退的，中朝聯軍除占領了一些地盤外，沒有對敵人有生力量造成什麽創傷。
1951年1月3日彭德懷電告金日成：敵人在防線被突破後迅速逃跑，故戰果不大，隻俘虜3000餘人。如敵繼續南逃，即跟蹤追擊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領漢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後即停止前進，準備休整補充。如敵以重兵防守漢城，則我暫不強攻，因各種條件均不成熟。 毛澤東也把這一決定轉告了斯大林。 鑒於誌願軍在戰場上已成強弩之末， 且“敵陰謀誘我深入到洛東江的早已設好的堅固陣地，並誘我攻堅”， 彭德懷於1月8日命令部隊停止進攻，全軍休整。此舉引起朝鮮方麵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由於前期作戰失敗的教訓和壓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過三八線後休整兩個月的部署，但他內心實際上主張速勝，隻是發表意見時比較策略，總把新任蘇聯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樸憲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進攻的當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隊休整不宜過長，有一個月足矣；若時間過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後，將增加部隊運動困難，且敵人企圖拖長時間，以利補充裝備和部隊喘息。金還擬赴彭處麵談。彭即將金的意見電告毛澤東，但堅持部隊必需休整補充的決定。
1月9日上午，紮哈羅夫得知在朝部隊已經停止前進後也表示反對。他不滿地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擊敵人、不發展勝利成果的呢？這將給敵人以喘息機會，犯下喪失戰機的錯誤。雖經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耐心解釋，紮哈羅夫仍然堅持己見。恰在此時，斯大林來電稱，為避免國際上對中國的責難，建議由誌願軍控製三八線以北及其兩側海岸，而令人民軍繼續南進追擊。毛澤東隨即將此電轉發彭德懷。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來到彭德懷的指揮部。會談中，彭在分析了敵我實際情況後強調，我軍必須休整，經過充分準備以求在下一戰役消滅更多敵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時間要盡量縮短，可先出動3個軍南進，其餘休整一個月。彭認為，現在出動可能壓迫敵人再放棄幾個地方，但過早將敵主力壓縮到釜山狹小地區，不利於分割圍殲。
金爭辯說，不能消滅敵人，擴大領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說，擴大領土不如首先消滅敵人。消滅了敵軍，自然就得到了領土。金堅持認為，目前多占領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決後的選舉。彭認為不必多考慮這些，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多打勝仗，消滅敵人。由於雙方爭執不下，彭這時拿出毛澤東9日電交金日成。金則稱，他談的不是個人意見，而是勞動黨政治局的集體意見，於是打電話叫樸憲永星夜趕來。
1月11日彭德懷收到毛澤東急電。針對金日成主張縮短休整時間的主張，毛依據斯大林來電提出：人民軍一、二、三、五軍團均可置於漢江以南之第一線，誌願軍撤至仁川及漢江以北休整兩個月至三個月，仁川及漢城之守備由誌願軍擔任。人民軍應將現在東北訓練的新兵加以補充，如金日成認為不必補充休整就可前進，亦可同意人民軍前進擊敵，並可由朝鮮政府自己直接指揮。誌願軍擔任仁川、漢城及三八線以北之守備。
當日黃昏，彭、金、樸進行了更加激烈的爭論。金日成和樸憲永認為，斯大林所說讓人民軍單獨前進，是指目前形勢有利，美軍要退出朝鮮。樸憲永列舉最近一些新聞和蘇方提供的情報，得出結論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但我軍不追擊就不會退出，因為美國要找借口。彭德懷反駁說，我不追擊，美國可以自動退出，這是很好的借口。樸回答，不追擊就不會退出，應該利用美國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彭說，隻有再美軍消滅幾個師才會加深這種矛盾，這一因素才會成為有利條件，而誌願軍隻有休整後才能再戰。這時金日成插話，重提在半個月內誌願軍應有3個軍繼續南進，其他部隊休整一個月後再進攻的主張。
彭德懷有些不耐煩了，提高嗓門激動地說：你們的看法是錯誤的，都是從願望出發。你們過去說美國一定不會出兵，從不設想如果美國出兵怎麽辦，現在又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再不考慮如果美軍不退出怎麽辦。你們指望速勝而又不作具體準備，結果隻會延長戰爭。你們把戰爭勝利寄托於僥幸，把人民的事業拿來賭博，隻會把戰爭再次引向失敗。誌願軍休整補充需要兩個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還要三個月，沒有相當的準備，一個師也不能南進。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輕敵的錯誤意見。你們認為我彭德懷不稱職，可以撤職審判，可以殺頭。
彭德懷接著根據毛澤東來電的意見指出：由仁川至襄陽線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後方維持交通，由誌願軍負責。人民軍4個軍團約12萬人已有兩個月休息，歸你們自己指揮，照你們的願望繼續向南前進。美軍果如你們想象的那樣退出朝鮮，我當慶祝朝鮮解放萬歲，如美軍不退走，誌願軍按預定計劃南進作戰。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隻得表示，人民軍還沒有準備好，元氣也未恢複，不能單獨前進，承認確有速勝情緒，並勉強同意誌願軍休整兩個月。最後，雙方決定召開兩軍高級幹部聯席會議，交流經驗，統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間在軍事指揮上的爭論後，曾在一封電報中說，“中國誌願軍的領導是正確的”，“毫無疑義，真理在彭德懷同誌手裏”，稱讚彭以那樣劣勢的裝備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是當代天才的軍事家。斯大林還批評蘇聯大使不懂軍事，不準他再幹擾彭德懷的指揮。
此時，毛澤東也進一步施加壓力，於1月14日致電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個月內，中國誌願軍和朝鮮軍隊要克服嚴重困難，並完成繁重而艱巨的工作，具體包括：用經過訓練的新兵補充部隊，使經過訓練的新兵學會老兵的經驗；加強部隊的武器裝備；恢複鐵路；準備好給養和彈藥；改善運輸和後勤工作。隻有做好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後勝利。”毛澤東認為，在敵人準備繼續抵抗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進行充分的準備，才能繼續作戰。不然，我們就會重犯朝鮮軍隊1950年6月至9月所犯過的錯誤”。“中朝兩國同誌必須耐下心來，進行必要的準備”。第二天毛又將此電轉發斯大林。
這樣，在1月16-18日再次與彭德懷會晤時，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軍單獨南進是帶有冒險性的，朝鮮勞動黨政治局經過討論，認為中方提出的為了今後更好地實施進攻，而必須利用兩個月時間進行休整的建議是正確的。 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滿是可以想見的。蘇聯駐朝鮮大使後來報告說：“當美國人已經準備從朝鮮撤出的時候，中國人卻離開水原回到三八線地區，他們放棄了大規模的進攻行動，經常派出一些沒有準備的軍隊去參加進攻行動，明顯地追求在三八線地區停止戰爭——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在朝鮮領導人心目中的威信，盡管朝鮮人也清楚，中國遇到了什麽樣的困難。”
從軍事角度講，彭德懷的主張當然是實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據的，而朝鮮領導人一廂情願、一味蠻幹的情緒，顯然是受到其政治考慮和其他因素影響的。不過，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中朝之間的這種分歧，隻是在軍事策略方麵持有不同主張，而從總的戰略方針來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張通過軍事手段或軍事壓力把聯合國軍趕出朝鮮半島，以徹底解決朝鮮問題。在這種情緒下，毛澤東和金日成都沒有認真考慮此時聯合國提出的停戰談判的決議案，從而失去了一次盡早結束戰爭的有利時機。
四、關於鐵路運輸的管理體製問題
隨著誌願軍連續三次戰役的勝利和戰線的向南推移，中朝軍隊的後方補給線越拉越長。這時，保障軍隊後勤供應問題的重要性就突出地顯露出來。與此同時，由於戰爭，到1950年底，朝鮮的“工業生產已完全停頓”。為了恢複和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中朝聯軍打過三八線以後，朝鮮政府便做出了“關於1951年第一季度恢複及發展國民經濟計劃”等一係列決定。特別是1951年2月22日“關於改進戰爭時期鐵路工作”的決定，提出了鐵路“為恢複工農業生產而保證國民經濟運輸的任務”。 於是，中朝雙方在如何保證鐵路運輸及鐵路管理體製方麵的矛盾隨之爆發。
誌願軍出國作戰，由於朝鮮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資源不足，致使部隊供應不能取之於當地，而美軍裝備精良，機動性強，亦無法取之於敵人。因此，物資和裝備基本上要靠國內運來。但朝鮮山地多，運途遠，且路況十分惡劣，而誌願軍汽車數量本來就不足，加上敵機日夜轟炸，損失極大，公路運輸力量更顯緊張。 於是，鐵路運輸的重要性就顯得特別突出。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懷即向東北局提出應加強鐵路運輸和建立統一指揮機構的要求，還請求中央派鐵道兵到朝鮮加強修路力量。11月6日鐵道兵團和鐵路員工誌願援朝大隊相繼入朝，與朝鮮人民軍鐵道搶修部隊、朝鮮鐵路員工並肩作戰。
為了改善鐵路運輸的管理，協調中朝雙方的運輸任務，確保前線的供給和傷員及時轉運，彭德懷在11月16日與高崗會見時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鐵路聯合指揮機構的設想。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方先後派人來朝，經使館安排多次同朝方有關人員商談，但均未有結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親自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洽談後，才取得了原則上的一致意見。
到12月底，中國方麵成立了以劉居英為司令員、餘光生為政委、葉林為副司令員的東北軍區鐵道運輸司令部(後改為東北軍區軍事運輸司令部)，負責組織支前運輸，並指揮搶修鐵路；同時，在球場臨時設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局，由中朝雙方共管，並充實了力量。 1951年1月22日至30日，東北軍區在沈陽召開後勤會議，專門研究誌願軍後勤工作問題。參加會議的有誌願軍各軍後勤部、各分部以及東北軍區後勤部、東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周恩來率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空軍司令劉亞樓、炮兵司令陳錫聯、軍委運輸司令呂正操等領導人，專程來沈陽參加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明確提出了建立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的任務。
經過這些努力，使中斷的鐵路運輸，在球場、定州以北（共延長384公裏）恢複了通車，1951年1月即接運2944列車，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軍管局管轄範圍內的1391公裏線路中，通車線路已發展到1321公裏（東達釋王寺，南到南川）。
盡管鐵路線大體通車了，但後勤供應的根本矛盾並未緩解，除了敵機轟炸造成的損失外，最嚴重的問題是鐵路運輸內部管理混亂，缺乏統一調度。由於各部門、各單位之間互不了解，強調各自的重要性，爭車、爭路、爭時間，矛盾和衝突時有發生。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搶運上來的不是急需物資而無人卸車，急需的物資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積壓在後方，由此造成列車運行時間普遍延長，熙川以北山洞嚴重堵塞（如1950年12月底積壓重車竟達329輛）。
鐵路軍管局雖然成立，也由雙方共管，但中朝之間仍然存在著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針上，究竟應該采取軍管方式，還是僅僅實行軍事代表製，尚未確定；在運力分配原則上，究竟是首先搶運軍需物資，還是以民用和經濟建設物資為主，也有爭論。再加上組織機構極不健全，人員思想情緒不夠穩定，鐵路運輸的處境仍然十分困難。為此，彭德懷向毛澤東抱怨：對運輸問題“若無速效解決辦法，勢必延長戰爭”。 如何協調好各方麵的關係，建立統一調度、統一指揮的鐵路運輸機製，從而保障鐵路運輸的安全、暢通，已經迫在眉睫。
關於建立中朝聯合鐵路運輸司令部的問題，早在12月金日成訪問北京時就確定了基本原則。金回到朝鮮後對柴成文說：“前些時候關於鐵路運輸的軍事管製問題，中國同誌多次與我們的同誌商談，我們總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沒有軍事上的勝利什麽也談不上的道理”。並說，“這件事在北京已經商妥，請你轉告高崗同誌，就由他委任鐵路人員去辦吧”。 但實際上在具體談判中卻困難重重，阻力甚大。
1951年2月19日，負責談判的中方代表葉林（東北交通部部長）、張明遠（東後司副司令員）、彭敏（鐵道兵）報告：在談判中，朝方往往對問題考慮不周，提出的意見前後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確的。第一，在中朝雙方的運輸量超過朝鮮鐵路運輸能力的情況下，反對中方提出的“應首先滿足軍需運輸”的原則，而對朝鮮經濟恢複的考慮較多。按照樸憲永的話說，經濟就是政治，這個問題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崗出麵解決。第二，要求朝鮮交通省參與對鐵路的管理。雖同意成立聯合軍運司令部，中方為正，朝方為副，受中朝聯合司令部領導，但須與交通省合署辦公，並建議中國也成立類似朝鮮軍事交通局的機構。第三，在鐵路管理機構問題上，反對實行軍管製。樸憲永提出恢複朝鮮原各鐵路管理局，而將已經成立的臨時鐵路軍管局改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雙方在鐵路管理的基本原則方麵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軍管與鐵路行政合而為一是戰時提高鐵路運輸效率的有效辦法，而鐵路軍管局則是中朝聯合實行軍管的具體組織形式。對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對，而是自行成立了軍事交通局，對鐵路進行控製，還恢複了原管理局機構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號令），實際上削弱和限製了軍管局，使其無法完全行使職權。
為了盡快達成協議，周恩來做了妥協，除堅持“在聯司指揮下設雙方統一的軍管司令部，統一進行搶修護路及調度車運”外，同意“在目前作戰時期，朝鮮鐵路行政仍需朝鮮交通相管轄”。對於中方的這個讓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
然而，在中方代表與朝鮮交通相樸義完逐項談判時，朝方又提出了進一步要求：除鐵路行政係統仍歸交通省領導外，一、軍管局僅負責製定計劃，其作用隻是對鐵路運輸進行檢查和監督；二、鐵路搶修工作另成立聯合機構，委托交通省領導。這實際上等於取消了已經建立的中朝聯合軍管機構。鑒於朝方在談判中反複不定，雙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問題複雜，關係重大，即使形成紙上協議，也難以改變實際狀況，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幹部來此慢慢談判”。
彭德懷亦無可奈何，提出將交通省的意見呈金日成，由雙方政府出麵解決，隻求朝方能“確保軍運如數完成，確定鐵路管理和運輸的具體辦法”。 隨後，針對朝方的三項原則，即鐵路行政隸屬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聯合軍運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統一鐵道兵團司令部（即中方所說搶修司令部），高崗提出五點商榷意見：一、堅持對朝鮮鐵路的軍管製度，但可實行軍事代表製，在聯運司下設各級軍事代表，中正朝副，軍事代表對一切軍運有最後決定權。二、聯運司設沈陽，派總代表駐朝交通省，監督軍運計劃執行。三、要求朝方保證聯運司與其總代表及各級軍事代表間電話暢通。四、成立統一搶修司令部，受聯運司領導，同時受朝交通相及聯運司指導。五、在朝中國員工受朝鐵路局領導，其政治工作則受中國軍事代表直接領導。
葉、張、彭據此與朝交通相再次談判。除對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歸屬問題尚未明確表態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崗的五點意見，但要求確定朝交通省對其所屬各鐵路管理局行使管轄權。關於運輸問題，朝方同意原則上全部通車，由聯運司審核批準軍用物資和國民經濟所需物資的運輸比例。至於交通省及其所屬各管理局，朝方請中國派人任副職。雙方商定，將談判記錄整理簽字後，呈報各自政府批準。得此情況後，周恩來一方麵要求中方代表最好爭取能在記錄中列入有關聯合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內容，一方麵也隻得同意葉、張、彭在記錄上簽字，並將全文帶回北京。 恰在此時，莫斯科的意見到來，扭轉了局麵。
據當事人張明遠觀察，中朝會談之所以爭執不下，其實質是聯運司領導權的歸誰所有的問題。中方代表認為，當時朝鮮的鐵路和機車大部被毀，鐵路運行的車輛主要是中國開來的，而搶修線路、運送物資的部隊和司乘人員都以中方為主，甚至維修線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鮮鐵路員工的供應也都是由中方負責。從這些實際情況看，朝鮮方麵難以協調指揮鐵路運輸的正常運行。所以，戰爭期間的中朝鐵路聯運應由中方牽頭。但朝方以及蘇聯駐朝鮮顧問堅持認為，對鐵路運輸的管理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必須由朝鮮領導。對此，周恩來曾指出，問題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並表示要同蘇方協商，以求妥善解決。
就在周恩來電告中方代表準備在談判記錄上簽字的當天，斯大林來電表示了蘇聯的立場，全文如下：“我駐沈陽領事列多夫斯基剛剛向我們報告了高崗同誌的意見，即為正確組織部隊和作戰物資向前線的運輸工作，朝鮮鐵路必須交由在朝鮮的中國司令部管理。從領事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這個意見的，但朝鮮的部長們卻似乎反對這個意見，他們認為這個辦法將損害朝鮮的主權。假如需要我的意見和聯共（布）中央的意見的話，那麽我們認為必須告知您，我們完全支持高崗同誌的意見。為了順利地進行解放戰爭，這個辦法是必須采取的。總的來說我們認為，為朝鮮本身的利益著想，中國和朝鮮之間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國家關係。”
周恩來當即將這一電文轉給高崗和彭德懷，並表示可以繼續“力爭聯合鐵路修複司令部歸聯司或運司指揮或仍進一步提議將朝鮮鐵路管理局置於軍事管製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暫緩簽字，而由政府出麵邀請朝交通相到沈陽再談。
在此後的談判中，中方的態度開始強硬起來。4月16日，周恩來致電倪誌亮即轉金日成：“提議為適應戰爭需要，朝鮮鐵路必須立即置於統一的軍事管製之下”，“即在聯司領導下，設立中朝聯合的軍運司令部，統一朝鮮鐵路的管理、運輸、修複與保護事宜”。5月4日，中朝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關於朝鮮鐵路戰時軍事管製的協議》，對管理體製、組織機構、運力分配等重大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根據協議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總局，劉居英為局長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朝方)、黃鐸為副局長，統一負責朝鮮戰區鐵路運輸的管理、組織與實施。軍管總局下設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個分局，共有援朝員工1.2萬餘人。
8月1日，在沈陽成立了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聯運司)，受中朝聯合司令部直接領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兼司令員，張明遠兼政治委員，南學龍（朝鮮鐵道副相）、劉居英、李壽軒、葉林為副司令員，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聯運司的前方派出機構——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劉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李壽軒為副司令員，負責指揮和協調軍管總局、搶修指揮部和鐵道高炮指揮部的工作。鐵道兵團增加為4 個師又3個團，還有援朝工程總隊，總人數達5.2萬餘人。從此，在統一的領導和組織下，鐵道運輸部隊、搶修部隊及高炮部隊密切配合，協同行動，采取“以集中對集中，以機動對機動”的作戰方針，大大提高了鐵路運輸效率。
鐵路管轄權是中朝爭論中唯一涉及朝鮮內政和主權的問題，彭德懷在1959年受到批判時對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強調的，對鐵路實行軍事管製是在戰爭條件下不可避免的處理辦法，並在停戰協定簽字後立即將鐵路交還朝方管理。 不過，在莫斯科幹預下強加於人的做法，畢竟給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陰影。
五、關於停戰談判簽字的時機問題
第五次戰役以後，中國方麵也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會議，並決定了“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的方針。毛澤東隨後請金日成於6月3日抵達北京進行商議，接著又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 他們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於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斯大林也來電表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
據蘇聯大使觀察，“朝鮮領導人對於停戰談判有些戒心，盡管他們沒有公開和直接地表達出來”。金日成從北京回來以後，心情十分沮喪，認為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6月23日呼籲停戰談判的發言“是中國力圖達到停戰和擺脫援助朝鮮這一負擔的最明顯的表示”，甚至在馬立克發表聲明之後的幾天時間裏，北朝鮮的報界以及其他宣傳機關，對此都“沒有進行詳細的解釋，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文章”。
雖然朝鮮領導人後來也“認識到了締結停戰協定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們認為中國代表團（主要是其負責人李克農）為能達成停戰協定而對美國人過分寬容和讓步，同時也抱怨中國人在談判過程中沒有及時地、充分地聽取朝鮮代表的意見。特別是當7月27日毛澤東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國人堅持將現有的前線作為分界線的話，那麽中國人認為可以向美國人做出讓步時，金日成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立即答複說，“這種讓步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意味著對朝鮮的“嚴重的政治打擊”。
金日成甚至對樸憲永說：“我寧願在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下繼續進行戰爭，也不願意做這種讓步”。後來因美國代表在分界線問題上提出了過分，並在談判區的進行挑釁，中方表現出強硬立場，才使朝鮮人的情緒有所好轉。不過，蘇聯大使注意到，“最近數月來，朝鮮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明顯地冷淡了，朝鮮人更加堅定了依靠蘇聯的方針”。
然而，中朝雙方對談判的態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麵。1952年下半年，在朝鮮戰場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時，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陷入了僵局，問題竟膠著在毛澤東起初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問題上。此時，毛澤東主張把戰爭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但朝鮮方麵卻希望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盡快在停戰談判協定上簽字。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再次支持了毛澤東。
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協議：在簽訂停戰協定後90天內召開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解決朝鮮問題，但在其他議程，特別戰俘問題上還有爭議。這時，朝方主張盡快結束談判，金日成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在與南日討論談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時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應該建議簽訂停戰協定，而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移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金日成認為拖延談判是不利的，因為美國的空軍正在繼續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造成慘重的損失。他看不到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麽合理性，因為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
金日成還認為，中國誌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拉祖瓦耶夫還反映，中國領導人“擔心大量的蘇聯軍備的供給會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而減少或中斷”，並認為匆忙地解決問題，“隻能相反地導致削弱中朝方麵的力量。
李克農認為，如果不發動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如果不作長期鬥爭的準備，那麽美國人是不會做出讓步的。毛澤東同誌也是這樣判斷談判前景的，毛澤東給李克農下達了這樣的指示：隻有堅持鍥而不舍、堅定不移的立場，你們才能贏得主動權並迫使敵人做出讓步。為了在談判中實現這一目標，你們應該準備與敵人再作幾個月的較量”。
5月2日，朝鮮停戰談判五項議程中的四項已經全部達成協議，但在第四項議程，即關於戰俘安排問題上，美國方麵提出了自願遣返的原則，而中國方麵堅持應全部遣返，雙方的談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鮮領導人原指望不晚於5月份與美國人簽訂停戰協定，並依此來計劃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沒想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而拖延下來，“這使朝鮮領導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議中國同誌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並爭取簽訂停戰協定”。
或許是考慮了朝方的意見，7月3日，中朝代表團提出了新建議，除非朝鮮籍戰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鮮籍戰俘無須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敵對方的朝鮮籍戰俘應返回敵對方領土；在應召入伍前居住於俘獲方領土上的朝鮮籍戰俘，應全部留在原處並應被釋放遣送回家”。 但是美國方麵不顧中朝方麵的一再退讓（包括已不再堅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員），於7月13日提出了總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軍被俘人員的80%和誌願軍被俘人員的32%）的概數，並聲稱這是最後的、堅定的、不可改變的方案。 中朝方麵被迫做出最後選擇。
對此，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十分堅決。毛澤東在7月15日給金日成的電報中說，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麵前，接受其挑撥性和引誘性而並非真正讓步的方案，對中朝方麵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誌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愈戰愈強，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了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使美國的主要力量陷在東方繼續遭受損失，而蘇聯的建設得到了加強並影響著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因而也就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
毛澤東保證，中國人民願盡一切可能幫助朝鮮人民解決困難。總之，“在現時形勢下，接受敵人這一方案必然要長他人誌氣來滅自己威風”。最後，毛澤東不無用意地告訴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針，“當轉報菲利波夫同誌征求他的意見，得複再告”。 同日，毛澤東也致電斯大林，“主張堅決拒絕”“敵人這種挑撥性和引誘性方案”，並表示準備戰爭擴大。毛澤東還通報說，“金日成同誌對此有不同看法”。
盡管金日成在回電中表示讚同毛澤東對當前局勢的分析，並感謝中國將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諾。 但在同一天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金日成抱怨說，由於消極防禦的方針，敵方轟炸給朝鮮的城市和平民帶來了極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拒絕接受敵方的條件。雖然他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還是希望盡快停戰：“我們必須堅決力爭盡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被動的局麵中擺脫出來。”
中朝之間在談判中的戰俘問題上持有不同立場，除了政治上的考慮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實際的原因，即雙方的戰俘政策完全不同。由於受國內戰爭傳統作法的影響和缺乏國際鬥爭經驗，中方從一開始就未曾想過扣留戰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懷致電軍委，擬在戰役發起前釋放100名戰俘。18日毛澤東複電，“釋放一批戰俘很對。今後對戰俘應隨時分批放走，不要請示。” 這樣，中方掌握的戰俘即相應減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為便於釋放戰俘工作，以後南朝鮮戰俘交由人民軍管理，而誌願軍隻管理其他國家的戰俘。這樣，中方實際看管的戰俘人員十分有限，沒有多少談判的本錢，這大概也是中國主張“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
而朝方出於戰後經濟建設需要勞動力的考慮，則暗地裏扣留了大量戰俘。據蘇聯大使蘇茲達列夫的報告：“朝鮮同誌認為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願望”。因此，他們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軍中服兵役，其餘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戰爭前期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42262人。在這種情況下，朝鮮領導人問題最後還是在莫斯科得到解決的。7月15日毛澤東電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兩者比例極不相稱，敵人企圖以此來挑撥朝中人民的戰鬥團結”。“在敵人的壓力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並表示即使談判破裂，也絕不讓步，“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 第二天斯大林即複電：“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周恩來隨後於8月訪蘇，並與斯大林舉行了多次會談。中途趕來的金日成、樸憲永和彭德懷參加了後期會談。除了討論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外，會談的重點在於確定以後戰爭的方針。周恩來介紹了戰場上中朝力量的情況，認為“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並且因為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也經得住轟炸”。
關於戰俘問題，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國人想按自己的主張解決戰俘問題，而根據國際法，交戰各方必須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戰俘。斯大林問，毛澤東對戰俘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是讓步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周恩來簡要地介紹了在這個問題上中朝之間存在的分歧，並表達了毛澤東“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看法。
周恩來說：“朝鮮人以為，繼續打下去不利，因為每天的損失要超過在遣返上有爭議的戰俘人數，而停戰對美國不利。毛澤東則認為，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斯大林當即肯定說：“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美國意識到，這場戰爭對他們是不利的，必須結束它，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仍有我軍駐在中國以後。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
斯大林還提出了一個更能觸動中國領導人神經的問題，他提醒周恩來說：“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誌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麽中國永遠也收複不了台灣。”關於解決戰俘問題的具體方法，周恩來談到，如果美國人做出某些讓步，那麽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繼續談判，第一，在美國仍然堅持遣返部分戰俘的情況下，宣布扣留同樣比例的美韓戰俘；第二，戰俘問題交給中立國（如印度）進行調解；第三，先簽訂停戰協定，戰俘問題留待以後解決。在交談中，斯大林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來重點談的是第二方案。不過，他們一致讚同的前提是首先堅持全部遣返戰俘，並要美國先行表示讓步，而不能在美國的恐嚇麵前退縮。
對於平壤的說服工作，自然還要莫斯科出麵。在9月4日與金日成會談時，斯大林問到，朝中之間在談判問題上是否存在某種分歧。金日成回答：“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上的分歧。我們同意中國同誌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於朝鮮人民目前處於的嚴重狀況，我們更願意盡快締結停戰協定。”斯大林立即說：“我們在此已經與中國代表團討論了這一問題，並表達了這樣的建議：不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條件而堅持自己的條件”。“如果美國人不願意遣返20%的中朝戰俘，……那麽他們的那20%的戰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們不再扣押中朝戰俘為止”。斯大林最後以肯定的語氣結束了這一話題：“這就是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
此後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沒有再提立即停戰的主張，而是關注於如何更多地取得蘇聯援助物資的問題。不過，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中朝之間在是否立即簽署停戰協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論，這是戰爭期間的最後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戰爭方針發生改變，從而促進了朝鮮停戰談判的進程。 但李承晚不想停戰，並以擅自釋放戰俘的做法破壞協定的簽字。為此，中方主張再發動一次戰役，借以爭取更好的停戰條件。而朝方則要求馬上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對李承晚釋放戰俘的行為不必追究。彭德懷沒有理會金日成的主張，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願發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陣地突破戰，並取得成功。
顯然，在停戰問題上，金日成考慮的是朝鮮的實際利益，既然無望在戰爭中取勝，那麽最好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盡早結束戰爭，轉而進行經濟建設，鞏固對北朝鮮的統治。而毛澤東因其對亞洲革命負有的領導責任，則必須著眼於兩個陣營之間對抗的總體形勢，著眼於在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間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才屢屢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總之，上述中朝領導人之間矛盾和分歧發展及其解決的過程，除了曆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陣營內部國家關係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即當國家主權利益與整個陣營的共同利益發生衝突時，必然是前者服從後者。總體說來，中朝之間的問題，並不單純是各自利益的對立，而是陣營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與當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鮮提出）之間存在著差異。所以，蘇聯立場的偏向，也並非僅僅是考慮到照顧中國的意見——盡管相對來說莫斯科處理同毛澤東的關係時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為中國的主張比較符合斯大林認定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冷戰中的總體利益。
但這裏的問題在於，所謂共同利益或總體利益，一般是依據在陣營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領導人的認識和理解確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權國家不再認同這種共同利益，或陣營中的主導地位發生了變化，這種局部服從全局的邏輯就不再發生作用，他們之間的同盟關係也就麵臨著終結。中朝關係是如此，中蘇關係也是如此。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