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73年，周恩來當眾拍桌子惹來的滅頂之災
1973年11月，中國政壇上出現了一件大事：從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政治局委員全部出席，會議由周恩來主持。
這次會議的氣氛極為緊張，可以用如臨大敵來形容。令人奇怪的是，這次會議的議題竟是：批判周恩來。也就是說，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批判自己。
會前，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及外交部有關人員講話，為會議定了調子：“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
“講台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是錯的，要打。在陝北時連那個小土圍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當著你們的麵講，政治局開會，你們也可以來，在後麵排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會議一開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和葉劍英在同美國軍方會談時的“右傾軟弱”，合稱“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於是，與會人員按照這個調子火力齊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會說周恩來“左”了，“是霍查主義，主張兩個拳頭打人”，沒有好好執行毛澤東的聯美整蘇方針；一會又逼問周恩來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究竟“幹了什麽見不得人的事”，並指責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
會議之始，周恩來並沒有預料到火力如此猛烈，還做了一些自我批評，期待檢討完事。為了保險，周恩來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承認自己犯了“修正主義”的錯誤，並完全接受對他的批評。然而，會議不但沒有降溫，上綱反而越來越高，江青的指責不斷升級，什麽“喪權辱國”、“蒙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來分辯。在忍無可忍可際，周恩來當場拍了桌子：“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這下惹了大禍。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從11月25日起，會議由原來的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了政治局委員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和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全部參加，再加上中聯部長耿飆和剛剛複出的。會議地點從釣魚台搬到了人民大會堂。會議主持人也由周恩來改為王洪文。毛澤東指定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為聯絡員，隨時向他報告會議情況。
擴大會議一開始，就由唐聞生介紹情況，並原原本本地傳達了毛澤東在最近一個時期對周恩來及外交工作的批評，上綱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 “針插不入，水潑不入”，等於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執行毛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針，因此要對外交部“甩石頭”。這些用語相當多的是毛當年打倒劉少奇、林彪集團時所用過的。更有甚者，毛澤東還說“有人對蘇聯怕得不得了，一旦打進來，他就要當兒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藥味十足的指示足足傳達了八個小時，剛參加會議的許多人都非常震驚，有不寒而栗之感。
然而，在政治高壓下，人人都必須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劃清界限，人人要表示態度，人人要過關。於是，會場上出現了對周恩來圍攻批鬥的場麵。什麽“賣國”、“屈膝投降”、“目無中央”、“蒙騙主席”，一時間拳腳棍棒齊下，牆倒眾人推。江青更是高聲叫罵，稱“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並危言聳聽地說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舉座嘩然。
這次擴大會議的形式也很特別，會議開始就成立了一個對周恩來的“幫助小組”，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六人組成。每次開會前，幫助小組連同王海容、唐聞生一起先在釣魚台開小會，商量如何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批判周恩來。以往政治局開會時周恩來都是提前到場，這次周隻能在家等待會議通知。散會時，周就要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而幫助小組一幹人又要繼續開會，商量如何向毛澤東匯報。
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的處境是極為險惡的，會議氣氛已完全呈現出了要將他徹底打倒的趨勢。因此，周恩來內心的沉重和苦悶是前所未有的。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後來回憶了當時的情況：“。。。。。。我見他整日緊繃著臉，沉默少語，鬱鬱寡歡地思考問題。在那些日子裏，他很少到戶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邊人員常提醒他到戶外呼吸新鮮空氣，活動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飾的周恩來，這期間，不理發，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來起床後必定要正規地穿上中山裝，不單要扣好每一個扣子，連領口也扣緊。即使不外出，在家裏辦公也如此。可是，他在這段日子裏，成天穿著那種淡藍色條子的睡袍坐在辦公室裏，這種不修邊幅的樣子是我來到西花廳後沒有見過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鑠、步履矯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來特有的風範。。。。。。”
這場大批判的起因到底是為什麽呢？說起來並不複雜。1973年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第六次訪華，周恩來和葉劍英受命出麵接待。按照預定日程，基辛格將於 11月4日晨結束訪問，啟程回國。然而，在11月3日的告別晚宴結束時，基辛格突然提議，希望再和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按照以往的貫例，周恩來都會先向毛澤東作請示。可偏巧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覺”。因時間緊急，在思來想去後，周恩來拍板答複基辛格：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應該說，周恩來的話說得很活，並沒有做出什麽具體的承諾。然而，這件事隨後就經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聞生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裏。於是，一場撲天蓋地的風暴呼嘯而來。
毛澤東為什麽對這件事看得如此嚴重？周恩來的錯誤又到底在哪裏呢？一切說來話長。
林彪事件之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實質上已經破產，毛澤東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受到了重創，不得不退居幕後。周恩來基本主持了國家日常事務。他利用批林整風之機，在全國發起了對極左思潮的批判，並積極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各行各業進行了政策調整，同時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幹部。然而，毛澤東可以容忍周恩來對現行政策做一些有限度的調整，也可以為收攏人心而解放一批人，但毛澤東不能容忍對文革本身的質疑和改弦更張。在觀察了一段時間後，毛澤東確信周恩來就是要係統地糾正文革，最後將毛本人架空。於是，毛開始反擊。
1972年12月，毛澤東借批王若水來信之機，發出了批極右的指示，並借助他的權威一舉扭轉了形勢。1973年元旦，中央“兩報一刊”發出社論，強調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此後，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區，而反右則成了宣傳的主流。
與此同時，毛又授命成立了中央宣傳小組，組長是康生，組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主管中共的宣傳、組織、政法大權。這等於是將九大後解散的中央文革小組又立了起來，成為了另一個“政治局”。周恩來的一大部分權力被分走，實際上成為了一個會議召集人。毛又看中了上海的王洪文，調到北京，委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職，當作接班人培養。毛還任命張春橋為中央常委、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從而限製了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屬於周恩來陣營的葉劍英的權力。
1972年對於周恩來是很重要的一年。他不僅在這一年進行了批極左的文革抗爭，成功主持了中美接觸，還在這一年查出了身患癌症。
中美接觸是周恩來晚年的一件大事，周恩來為此撣精竭慮，費盡了心血。而中美的成功和解也使周恩來成為西方各國交口稱讚的人物，中國外交也被說成了“周恩來外交”。然而，在此期間毛澤東對他並不滿意，歸根結底在於認為周恩來始終不是真心擁護文革，而是存有異心。加上毛澤東晚年對於功高震主者極為敏感，無論是劉少奇還是林彪都在這上麵摔了跤，如今輪到了周恩來。
1973 年6月，美國和蘇聯簽訂了關於防止核戰爭和限製進攻性武器等協定，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布魯斯麵見周恩來，向中國通報了有關情況。外交部據此起草了周恩來會見布魯斯的談話要點。報請毛澤東審閱時，毛認為周恩來在會談時口氣太軟，是右傾表現，批示道：“與資產階級聯合常忘掉鬥爭”。這是毛對周的第一次敲打。
不久，外交部在內部刊物《新情況》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蘇之間既勾結又爭奪，但趨勢是聯合起來企圖主宰世界。應該說，這種分析隻是一種內部參考，也不違反外交紀律。然而毛澤東得知後大為光火。他認為該文觀點與他常說的“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論斷，因此是在和他唱對台戲。而外交部的後台就是周恩來，這事絕脫不了幹係。毛當即召王海容、唐聞生來，嚴厲批評了《新情況》的這篇文章，指責為“放屁一通”。隨即，又召見張春橋和王洪文談話，再次嚴厲批評了周恩來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說此文不錯（《新情況》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曆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係。”
“你們年紀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欺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
“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這是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諷刺和挖苦，充分顯示出了毛澤東的極度不滿和不耐煩。
這次對於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燒，認為周已發展到了公然不聽招呼，遂決定新賬老賬一塊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風。政治局擴大會議一直開到12月5號，會議火力空前猛烈，周恩來被燒得焦頭爛額。連剛剛複出的也不得不講了話。鄧的發言較為委婉，指出周的問題的嚴重性，但卻不是江青所說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最後忠告周：“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隻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會上會下，以往誰見了周恩來都會主動熱情的打招呼，而這時人們都盡力回避他，即使迎麵相遇也表現冷淡，以示劃清界限。會議後期，周恩來的膀胱癌已很嚴重，常常在廁所裏半天出不來。會議隻好暫時休會等待。江青和張春橋不但不予以諒解，反而斥責周是故意耽誤時間，對抗會議批判。
按照會上的調子，周恩來已必然要被打倒，隻是時間問題了。然而，毛澤東此舉隻是為了重挫一下周恩來，並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樣的話政治上的代價未免太大，剛剛安定下來的局麵恐怕又要反複。於是，毛又發出指示，提出“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給會議降了溫。他又針對江青的講話，指出：“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麽講，實際也不是。對總理可以批評，林彪就不行。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毛一石二鳥，既給周定了性，又敲打了江青：不要自行其是鏟除異己，隻能在毛劃定的圈子內行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會議最後責成周恩來做檢討。周恩來起初想求見毛澤東，當麵做檢討，被毛一口回絕：要檢討就在會上做。江青更是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要周必須自己動手寫檢討，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周恩來隻好自己關起門來寫檢討，對照著毛澤東定的調子和會上的批判發言往自己身上潑髒水。此時周老病交加，眼睛也花了，寫字手發抖，記不全會上對他的批判發言。他想請唐聞生和王海容幫助一下，卻遭到了訓斥，說他想企圖通過她們摸毛澤東的底。最後，周恩來照單全收，承認了會議強加的所有罪名，總算完成了檢討。毛澤東閱後，覺得差不多了，便批示道：“可以了。”一場滔天風波總算過去了。事後，毛澤東下令在外交部和軍委傳達討論了這次會議的內容，徹底批判了周恩來所謂的“錯誤外交路線。”12月9日，毛澤東在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時，故意用說反話的方式，將這一情況透露給外界。毛談笑風聲地說：“總理啊，你挨整了，聽說他們整得你不亦樂乎啊，說是你愛插我的話，弄得你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12 月9日，毛澤東在討論關於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政治局會議上，仍然旁敲側擊地說：“我還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亂，包括中國嘛！我能吃飯，也能睡覺，所以要打，我最歡迎了。”“一打下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對周恩來的耿耿於懷，由此可見。
周恩來雖然最終逃過了這場劫難，但卻極為嚴重的損害了他的精神和肉體。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周恩來的癌症病情加重，身體迅速垮了下來.ZT
1973年11月，中國政壇上出現了一件大事：從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政治局委員全部出席，會議由周恩來主持。
這次會議的氣氛極為緊張，可以用如臨大敵來形容。令人奇怪的是，這次會議的議題竟是：批判周恩來。也就是說，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批判自己。
會前，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及外交部有關人員講話，為會議定了調子：“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
“講台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是錯的，要打。在陝北時連那個小土圍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當著你們的麵講，政治局開會，你們也可以來，在後麵排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會議一開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和葉劍英在同美國軍方會談時的“右傾軟弱”，合稱“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於是，與會人員按照這個調子火力齊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會說周恩來“左”了，“是霍查主義，主張兩個拳頭打人”，沒有好好執行毛澤東的聯美整蘇方針；一會又逼問周恩來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究竟“幹了什麽見不得人的事”，並指責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
會議之始，周恩來並沒有預料到火力如此猛烈，還做了一些自我批評，期待檢討完事。為了保險，周恩來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承認自己犯了“修正主義”的錯誤，並完全接受對他的批評。然而，會議不但沒有降溫，上綱反而越來越高，江青的指責不斷升級，什麽“喪權辱國”、“蒙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來分辯。在忍無可忍可際，周恩來當場拍了桌子：“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這下惹了大禍。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從11月25日起，會議由原來的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了政治局委員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和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全部參加，再加上中聯部長耿飆和剛剛複出的。會議地點從釣魚台搬到了人民大會堂。會議主持人也由周恩來改為王洪文。毛澤東指定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為聯絡員，隨時向他報告會議情況。
擴大會議一開始，就由唐聞生介紹情況，並原原本本地傳達了毛澤東在最近一個時期對周恩來及外交工作的批評，上綱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 “針插不入，水潑不入”，等於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執行毛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針，因此要對外交部“甩石頭”。這些用語相當多的是毛當年打倒劉少奇、林彪集團時所用過的。更有甚者，毛澤東還說“有人對蘇聯怕得不得了，一旦打進來，他就要當兒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藥味十足的指示足足傳達了八個小時，剛參加會議的許多人都非常震驚，有不寒而栗之感。
然而，在政治高壓下，人人都必須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劃清界限，人人要表示態度，人人要過關。於是，會場上出現了對周恩來圍攻批鬥的場麵。什麽“賣國”、“屈膝投降”、“目無中央”、“蒙騙主席”，一時間拳腳棍棒齊下，牆倒眾人推。江青更是高聲叫罵，稱“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並危言聳聽地說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舉座嘩然。
這次擴大會議的形式也很特別，會議開始就成立了一個對周恩來的“幫助小組”，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六人組成。每次開會前，幫助小組連同王海容、唐聞生一起先在釣魚台開小會，商量如何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批判周恩來。以往政治局開會時周恩來都是提前到場，這次周隻能在家等待會議通知。散會時，周就要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而幫助小組一幹人又要繼續開會，商量如何向毛澤東匯報。
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的處境是極為險惡的，會議氣氛已完全呈現出了要將他徹底打倒的趨勢。因此，周恩來內心的沉重和苦悶是前所未有的。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後來回憶了當時的情況：“。。。。。。我見他整日緊繃著臉，沉默少語，鬱鬱寡歡地思考問題。在那些日子裏，他很少到戶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邊人員常提醒他到戶外呼吸新鮮空氣，活動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飾的周恩來，這期間，不理發，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來起床後必定要正規地穿上中山裝，不單要扣好每一個扣子，連領口也扣緊。即使不外出，在家裏辦公也如此。可是，他在這段日子裏，成天穿著那種淡藍色條子的睡袍坐在辦公室裏，這種不修邊幅的樣子是我來到西花廳後沒有見過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鑠、步履矯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來特有的風範。。。。。。”
這場大批判的起因到底是為什麽呢？說起來並不複雜。1973年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第六次訪華，周恩來和葉劍英受命出麵接待。按照預定日程，基辛格將於 11月4日晨結束訪問，啟程回國。然而，在11月3日的告別晚宴結束時，基辛格突然提議，希望再和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按照以往的貫例，周恩來都會先向毛澤東作請示。可偏巧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覺”。因時間緊急，在思來想去後，周恩來拍板答複基辛格：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應該說，周恩來的話說得很活，並沒有做出什麽具體的承諾。然而，這件事隨後就經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聞生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裏。於是，一場撲天蓋地的風暴呼嘯而來。
毛澤東為什麽對這件事看得如此嚴重？周恩來的錯誤又到底在哪裏呢？一切說來話長。
林彪事件之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實質上已經破產，毛澤東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受到了重創，不得不退居幕後。周恩來基本主持了國家日常事務。他利用批林整風之機，在全國發起了對極左思潮的批判，並積極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各行各業進行了政策調整，同時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幹部。然而，毛澤東可以容忍周恩來對現行政策做一些有限度的調整，也可以為收攏人心而解放一批人，但毛澤東不能容忍對文革本身的質疑和改弦更張。在觀察了一段時間後，毛澤東確信周恩來就是要係統地糾正文革，最後將毛本人架空。於是，毛開始反擊。
1972年12月，毛澤東借批王若水來信之機，發出了批極右的指示，並借助他的權威一舉扭轉了形勢。1973年元旦，中央“兩報一刊”發出社論，強調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此後，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區，而反右則成了宣傳的主流。
與此同時，毛又授命成立了中央宣傳小組，組長是康生，組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主管中共的宣傳、組織、政法大權。這等於是將九大後解散的中央文革小組又立了起來，成為了另一個“政治局”。周恩來的一大部分權力被分走，實際上成為了一個會議召集人。毛又看中了上海的王洪文，調到北京，委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職，當作接班人培養。毛還任命張春橋為中央常委、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從而限製了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屬於周恩來陣營的葉劍英的權力。
1972年對於周恩來是很重要的一年。他不僅在這一年進行了批極左的文革抗爭，成功主持了中美接觸，還在這一年查出了身患癌症。
中美接觸是周恩來晚年的一件大事，周恩來為此撣精竭慮，費盡了心血。而中美的成功和解也使周恩來成為西方各國交口稱讚的人物，中國外交也被說成了“周恩來外交”。然而，在此期間毛澤東對他並不滿意，歸根結底在於認為周恩來始終不是真心擁護文革，而是存有異心。加上毛澤東晚年對於功高震主者極為敏感，無論是劉少奇還是林彪都在這上麵摔了跤，如今輪到了周恩來。
1973 年6月，美國和蘇聯簽訂了關於防止核戰爭和限製進攻性武器等協定，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布魯斯麵見周恩來，向中國通報了有關情況。外交部據此起草了周恩來會見布魯斯的談話要點。報請毛澤東審閱時，毛認為周恩來在會談時口氣太軟，是右傾表現，批示道：“與資產階級聯合常忘掉鬥爭”。這是毛對周的第一次敲打。
不久，外交部在內部刊物《新情況》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蘇之間既勾結又爭奪，但趨勢是聯合起來企圖主宰世界。應該說，這種分析隻是一種內部參考，也不違反外交紀律。然而毛澤東得知後大為光火。他認為該文觀點與他常說的“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論斷，因此是在和他唱對台戲。而外交部的後台就是周恩來，這事絕脫不了幹係。毛當即召王海容、唐聞生來，嚴厲批評了《新情況》的這篇文章，指責為“放屁一通”。隨即，又召見張春橋和王洪文談話，再次嚴厲批評了周恩來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說此文不錯（《新情況》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曆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係。”
“你們年紀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欺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
“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這是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諷刺和挖苦，充分顯示出了毛澤東的極度不滿和不耐煩。
這次對於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燒，認為周已發展到了公然不聽招呼，遂決定新賬老賬一塊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風。政治局擴大會議一直開到12月5號，會議火力空前猛烈，周恩來被燒得焦頭爛額。連剛剛複出的也不得不講了話。鄧的發言較為委婉，指出周的問題的嚴重性，但卻不是江青所說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最後忠告周：“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隻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會上會下，以往誰見了周恩來都會主動熱情的打招呼，而這時人們都盡力回避他，即使迎麵相遇也表現冷淡，以示劃清界限。會議後期，周恩來的膀胱癌已很嚴重，常常在廁所裏半天出不來。會議隻好暫時休會等待。江青和張春橋不但不予以諒解，反而斥責周是故意耽誤時間，對抗會議批判。
按照會上的調子，周恩來已必然要被打倒，隻是時間問題了。然而，毛澤東此舉隻是為了重挫一下周恩來，並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樣的話政治上的代價未免太大，剛剛安定下來的局麵恐怕又要反複。於是，毛又發出指示，提出“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給會議降了溫。他又針對江青的講話，指出：“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麽講，實際也不是。對總理可以批評，林彪就不行。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毛一石二鳥，既給周定了性，又敲打了江青：不要自行其是鏟除異己，隻能在毛劃定的圈子內行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會議最後責成周恩來做檢討。周恩來起初想求見毛澤東，當麵做檢討，被毛一口回絕：要檢討就在會上做。江青更是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要周必須自己動手寫檢討，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周恩來隻好自己關起門來寫檢討，對照著毛澤東定的調子和會上的批判發言往自己身上潑髒水。此時周老病交加，眼睛也花了，寫字手發抖，記不全會上對他的批判發言。他想請唐聞生和王海容幫助一下，卻遭到了訓斥，說他想企圖通過她們摸毛澤東的底。最後，周恩來照單全收，承認了會議強加的所有罪名，總算完成了檢討。毛澤東閱後，覺得差不多了，便批示道：“可以了。”一場滔天風波總算過去了。事後，毛澤東下令在外交部和軍委傳達討論了這次會議的內容，徹底批判了周恩來所謂的“錯誤外交路線。”12月9日，毛澤東在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時，故意用說反話的方式，將這一情況透露給外界。毛談笑風聲地說：“總理啊，你挨整了，聽說他們整得你不亦樂乎啊，說是你愛插我的話，弄得你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12 月9日，毛澤東在討論關於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政治局會議上，仍然旁敲側擊地說：“我還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亂，包括中國嘛！我能吃飯，也能睡覺，所以要打，我最歡迎了。”“一打下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對周恩來的耿耿於懷，由此可見。
周恩來雖然最終逃過了這場劫難，但卻極為嚴重的損害了他的精神和肉體。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周恩來的癌症病情加重，身體迅速垮了下來.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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