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的國力對比和蜀攻魏守的形成

諸葛亮以一州之地，與曹魏九州相抗，看起來實在是眾寡懸殊。然而蜀軍在祁山上自來自去，始終采取戰鬥攻勢。對此現象，曆來爭論很多，本文將闡述曹魏和蜀漢的國力對比，並就此對蜀攻魏守的現象作出解釋。




曹魏的國力，並沒有一眼看去那麽強大。漢末戰亂頻繁，人口銳減，甚至百不餘一，大部分地區都出現了地廣民稀的情況。比較而言，中國北方戰亂最為頻繁，人口死亡也最為嚴重；而南部（吳國），西南部（蜀漢），東北部（公孫淵）受戰亂之害較輕。同時，大量逃避戰亂的人口自北方南遷或者避入遼東，也加劇了三國人口分布密度的不均衡。北方地廣民稀的恐慌，到三國結束也沒有緩解，司馬懿平遼東，“中國人欲還舊鄉恣聽之”；司馬昭滅蜀，“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複除二十歲”，司馬炎滅吳，“將吏渡江複十年，百姓及百工複二十年”都是很好的證據。而孫權屢次出兵，都以擄掠人口為重要目標；諸葛亮從祁山撤退，也拔西縣千家以實漢中。足證在人口耗減相對較輕的蜀和吳，同樣存在地廣民稀，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以致於要通過強行遷徙來掠奪敵國勞動力。




因此，漢末至於三國的割據勢力真正缺乏的，不是土地，而是人口。國力的大小，既不在割據了幾州，也不在占領的土地廣狹。關鍵在於各自占有多少勞動力。曹操初得冀州，即翻錄戶口簿查人口數量，正是為此。




蜀漢景耀六年（263年），有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同年，曹魏有戶六十六萬，口四百四十萬。以戶計，曹魏戶數僅為蜀漢兩點三倍。鑒於諸葛亮死後蜀漢政治不如前時清明，而曹魏則在司馬父子當政後節用興利，民眾負擔較前代為輕，因此推定諸葛亮當政期間魏蜀的戶比例不會高於這裏的二點三倍。（取戶數而不取口數對比的原因：蜀漢263年上交的戶口簿，平均每戶隻有三點三人，律以東漢以來的大家族很不合理，隻能解釋為農民隱瞞人口，逃避賦役。諸葛亮執政時，事必躬親，脫漏戶籍尚不容易，後期宦官弄權，這種現象就嚴重了。但隱瞞人丁容易，隱瞞戶口難。所以取戶數對比更能得其真實）如果認為蜀漢百姓的平均生產能力與曹魏相若，則曹魏總國力當在蜀漢二點三倍左右。更何況蜀漢民眾本比中原富庶，益州本天府之國，所經戰亂，又遠較北方為輕，劉璋時，益州豐實，時俗奢侈，富戶至侯服玉食。劉備取蜀，還能取民間金銀財物賞賜功臣，足見其富實。諸葛亮將蜀錦收歸國家經營，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曹魏以蜀漢兩倍多的國力，要守衛數倍於蜀漢的邊境線。要在襄陽，合肥和吳對峙，此外還得防衛烏桓，鮮卑，匈奴等少數民族和遼東的公孫淵，這都要求有數量龐大的軍隊。曹魏全國的兵力，較曹操時期大大增加了，極盛時不下六十餘萬（司馬昭上書：“今諸軍可五十萬，以眾擊寡，蔑不克矣”，合內外居留，不下六十萬）




為了保證國防，這支數量強大的軍隊不能不維持下去，但國力不夠，全國勞動力太少，隻有蜀漢兩倍多（軍隊卻接近四倍）軍費就成了問題，怎麽解決？一個辦法是開源，大興軍屯，讓這支軍隊自己解決部分糧食問題，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兵戶負擔加重，經濟地位日益低於郡縣編戶民，戰鬥力隨之下降，這也導致了從曹魏到東晉世兵製度的逐漸瓦解。







另一個辦法是節流，從各方麵削減財政的支出，曹魏的大臣除了極力諫阻皇帝奢侈浪費外，在對外政策上也一再強調慎重用兵。曹魏幾乎每次主動出擊，都遭到多人反對。這種景象，在蜀漢和吳國是見不到的。他們要求偃武務農，要求削減軍隊數量，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種說法，看起來迂腐得可笑，實際上是與曹魏在國力上的困境是相適應的。杜恕在明帝太和年間的上言反對使用掌管軍事，因此無法專心農事的鎮北將軍呂昭領冀州，對曹魏現狀的議論頗具代表性，錄在後麵：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124;紳之儒，橫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鹹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幹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製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匝；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裏，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荊、揚、青、徐、幽、並、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製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複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辟，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複任以兵事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遊魂於疆埸，飛芻輓粟，千裏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強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




曹魏的兵民比例最高的時候，接近蜀漢的兩倍，雖然采取了開源節流的手段，如此高的兵民比例還是不可避免的給民眾帶來沉重的負擔。所以盡管統治者一再通過巡行各地，問民疾苦，賑濟貧民來收買民心，各地的農民起義還是先後發生了十多次。而鎮壓起義，又構成了新的軍費開支。




不難理解，為何司馬懿伐遼東，發卒四萬人，而大臣卻以“役費難供”不讚同；為何稍後的曹爽伐蜀，也僅僅調發了六七萬軍隊。一言以弊之，窮！可以相互對比的，諸葛亮北伐，卻往往能出動十餘萬。




經過司馬父子修養生息，節用興利數十年，然後興伐蜀之役，可謂誌在必得，然而軍隊總數，還是隻有二十萬。據此推究，終曹魏一代，用於西線的兵力最高也不可能超過二十萬了。




為何諸葛亮能以一州之眾以抗曹魏九州，而屢次出師不已。為何諸葛亮屢出漢中，都盡力尋找和魏軍主力的決戰。並非諸葛亮窮兵黷武，也並非是以攻為守。隻是因為此時曹魏國力非但沒有很多人認為的那麽強大，反而因為戰線過長顯得國力不足。諸葛亮之意，不過也是因其困弊而伐之。而曹魏君臣堅壁避戰，以致於演出千裏請戰，執節入營把戲也不過是出於同樣的原因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