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一點
有一天無聊,就在網上看了兩個國內的大教授評說時政,感歎中國的教育現在是崇拜權力而不是崇拜知識,教授都想要行政級別,學生都要做公務員,當然他們不會忘記提醒人這是製度的問題。到現在都還不錯,我同意崇拜權力是一個壞東西,必然會造就一大堆跟屁蟲和無恥小人。
接下來其中一個就說了個例子,有一個著名大學的校長帶著一個70多歲的老教授到北京開會,在自己的軟臥包廂裏安頓好了以後,突然乘務員要他們換到一號去,校長就不願意,接下來就讓人瞠目結舌了,來了乘警直接把他們的東西扔到了過道上。原來是省長大人帶來幾個人突然要上車,而一號包廂靠著廁所。
接下來發的議論就有意思了,認為這就是不尊重知識,然後說中國幾千年都是尊重知識,高看讀書人的,就是民國也比現在強。
看到這裏,我就笑了,心想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在我看來,這應該是人的權利的問題,看高成人權也沒有什麽不妥。我的票是幾號就應該在幾號,難道我不是教授,沒有讀什麽書就應該坐到廁所邊上去嗎?這個例子可不怎麽妥當。
那些人不能說是不尊重知識,而壓根是不尊重人,隻尊重權利,這是他們的一貫作為。說到底,是講故事的教授的精英意識又冒出來了,認為自己是大教授,就是知識的化身,怎麽能得不到尊重。
這裏麵有一個簡單的邏輯,當人人都得到了尊重的時候,你自然就有了;當你想要得比別人多的時候,就同樣有可能掉到少的那一堆人裏麵去。中國翻來覆去的曆史說得一清二楚。
中國的精英和我這樣的普通人就是不同,同樣的書,我就讀不到他們的結果,不服不行。在我看來,中國人從來就是崇拜權力的,權力從來都是一切,現在不過是在重演以前發生過的故事。
閑時胡亂翻書,才知道明代居然給魏忠賢立生祠,人還未死就立祠,來進行跪拜是很有些奇談,那是因為有人上書說他“堯天地德,至聖至神”,比孔子還要偉大,但魏忠賢卻是一個自宮的太監,是一個不怎麽讀書的小混混,不過是中國曆史上權利最大的太監。
據《明史》記載,魏忠賢的生祠“幾遍天下”,中國做官的,那基本上是讀書人,拍馬屁,討好權勢的功夫也可以說是“至聖至神”。而且明朝後來有個特點,帶兵的統帥都是讀書人,從王陽明,到後來的熊廷弼,袁崇煥,洪承疇。
這是有原因的,先把人用儒家那一套徹底地熏陶,不能造反,不能做貳臣。就像女人要講貞操,寧可去死也得要從一而終(這個聯係是我從魯迅那裏看到的),再去帶兵才能放心一點。
我還有一點有趣的心得,古書中罵貳臣似乎比造反還要厲害一些,在道德上更不能容忍,這好像不對頭。想了半天才悟出來道理,皇帝或者他們的先輩都是造反而得到皇位的,那罵就得要小心一點,萬一惹得聖上不高興可不是好玩的。而沒有貳臣就沒有人能造反成功,聖上當然讚賞這種幫忙,文人都是聰明人,知道這個關節。
其實如果認為天下不是哪一個人的,那麽大家都有權利坐一坐;同理,人要是屬於自己的,換一個老板也是無可非議。原來並不是這樣,在春秋戰國時,名士經常換來換去,後來三國,也差不多。一個人如果覺得自己老板不好,或者自己的想法發生了變化,跳槽有何不可,為什麽就是叛徒呢?
順便說一句,袁崇煥也給魏忠賢立過生祠,熊廷弼卻是被魏忠賢陷害致死。看起來不好理解,一個上億人口的龐大帝國怎麽被不過百萬級人口的滿清給滅了,不過想想那些魏忠賢的生祠也就知道並不冤枉。要說中國曆史上的黑暗,讀書人是脫不了幹係的,不讀書,是想不出來“堯天地德,至聖至神”。
有些人總認為當朝最不好,這是不讀曆史的結果。中國人,特別是當官的,現在也是讀書人,對權力的崇拜是在骨子裏,不知有多深。
我不是為誰在辯解,隻是在說曆史的強大,比你我想象的要強大得多。
所以說,把文革前17年想得太好都有邏輯上的問題,因為曆史不能間斷,因為不能解釋為什麽中國人突然一下就變好,又接著都變壞了,一定是在哪裏有些問題。
至於文革,那就比立生祠不知又要過分多少倍,這個我就知道了,有親身經曆。
據現在很多人說,宋是中國最好的朝代,因為不殺文人。但是,蘇軾恐怕是當時最有名的文人之一,我想沒有人會認為他沒有知識,而他卻因為烏台詩案被下了大牢,差一點腦袋都沒有了。據說當時的皇帝並不想殺他,而是同僚之間的階級鬥爭,於是給他安排了一個對皇帝不敬的罪名。
這似乎有點搞笑,皇帝並不在乎蘇大文人的不敬,反而是那些文人不依不饒,原因何在,我想大家都知道。於是到了今天,一個中國極有名的精英文人就說,蘇軾的才能害了他,因為惹人妒忌,這真是罕見的幽默。
辦公室從來都是有鬥爭的,越往高走越激烈,因為厲害關係越大,古今中外無不如此,但是弄得要掉腦袋,卻與製度有關。因為言辭而獲罪蹲大獄,就是文字獄,《維基百科》說得不錯,怎麽掩蓋都不行。
人的妒忌心該有多麽強啊,要是因為這而造成能掉腦袋,天底下能幸免的丈夫沒有幾個,現實是他們還活得好好的,因為隻有妒忌而沒有什麽獄。
多麽聰明文人才能想出此等黑色幽默。
再來說柳永的故事,我想讀宋詞的人都會知道他。他的家裏有很多,很多進士,於是他也去考,結果第一次不中,受到了一點打擊。用現在的話來說,他不總結經驗再戰,反而遷怪考官沒水平,不懂他的“雨霖鈴”,說“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大概後來的考官大概是一個風月老手,讀懂了,卻不料到了皇帝那裏,批了個“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還是不中。據說他就更放肆了,流連於煙花巷中,叫做:奉旨填詞柳三變(三變是他的原名)。
但是,到末了他還是放不下功名,想做官,最後還是那個皇帝賜了一個進士,官卻還是做不上。不過我倒是十分欣賞那個皇帝的幽默感,做得不錯,柳永能寫出“念去去,千裏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是個才子,但是說“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這就不行,當官要是不追求名利,就是沒有上進心,肯定不是一個好官。
況且那皇帝說實話也是寬容,並沒有發動群眾來批判,也沒有把他設為敏感詞,況且最後還是給了他一個進士,還是識貨,愛才之人。要是在文革的時代,要是有人說:共產主義有什麽意思,我不如找女人去,那就不是進不進士的問題,而是叫做敵我矛盾了。
總的說來,柳永的故事告訴我們中國過去的文人都是想做官的,不然讀書是為了幹什麽?從最根本的一點說來,中國過去的知識分子不能在政治,經濟上獨立,必須得成為權力者,或者往權力者身邊靠,不然就無法生存。特別是經濟,肚子怎麽都是第一的大問題,那時候可沒有版稅這一說。
如果肯翻一番《全唐詩》,就會知道幾乎全部著名詩人都對權貴拍過馬屁,不過這種詩的藝術價值不高而今人不讀了,我直接懷疑所有人都這樣做過,由於同樣的原因而沒有流傳下來。那不是一種流行文化,而是生存的一種必須。
我是在那種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長大的,有一段時間非常之叛逆,對文人,或者知識分子的評價不怎麽好,後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變成了知識分子,不過沒關係,我對自己的評價也不高。
也許我們應該把矛頭對準權力者,但是,今天的權力者不都是知識分子嗎?就像當年整蘇軾那些人還不都是進士嗎?人就是人,沒有辦法,對權力的欲望是從猴子就開始有了。
其實我在文革中看得最明白,整知識分子最賣力,知道怎麽做最有效果的仍然是知識分子,同根似乎才會相煎,煎得最急,所以中國曆來的文字獄,都有文人的身影在其中,用哲學家的話來說,人都是自建牢籠。
你用萬歲來整別人,那麽你自己也難逃厄運,從中國的革命曆史中看得是再明白沒有了。
我有點極端的想法,人最好什麽都不要崇拜,實在非要有一個的話,就崇拜自己好了;再退一步,崇拜神比崇拜人要好得多,因為神是可以有不同的解釋的,而且你還可以選一下該崇拜哪個神(現在大多數國家);而崇拜人那不是可以選擇的,就像北朝鮮那樣是被崇拜,叫做完全喪失了自我,你就失去了任何價值。
崇拜知識是一句沒有多大意思的話,因為什麽是知識可是眾說紛紜;就算要崇拜知識,也與人無關,因為曆史一再告訴我們,那些所謂有知識的人做的事多得很不怎麽的,根本不值得崇拜。
在這裏我得要強調一下,我不是要人不去讀書,不成為知識分子。在今天這個世界,人必須讀書,不然就沒有好工作,征婚還要有一個大專學曆以上,現實是人不得不考慮的;另一方麵,書是人類文明的載體,不文明還是不對的。
讀書也許會使人變得所謂好一點,但是,讀書絕對不能使人一定就變好。實際上,那些曆史上公認的壞人,大都是讀書的,不讀書做不了奸臣。就像羅素所說,曆史上最壞的事和最好的事,都是有思想的人做的。不讀書怎麽能有所謂思想,所以說,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是無疑的。
關鍵在於怎麽讀,或者說是所謂好人讀還是所謂壞人讀,那問題似乎變成了怎麽樣才能成為好人,可以說是早期中外哲學家討論的核心。柏拉圖認為讀書而有知識是做好人的根本條件,而後來的基督教則更看重信仰;在中國,莊子認為聖人的書不過是扯淡(當然,所謂讀書自然是指讀聖人的書),孔子的看法相反。
二千多年爭來爭去,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了,後來的哲學家發現沒有類似宗教的觀念,根本就不能判斷什麽是好是壞,於是羅素就說,倫理學的問題不過是一個個人的喜愛;維特根斯坦更幹脆,認為這些問題隻能以沉默相對,在哲學上不是一個可以說的東西。
後來讀到吉朋在描述古羅馬後期的一段話,大意是:那是一個卑鄙的時代,人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卑鄙。
我想用這去形容文革中的知識分子是再恰當沒有了,一個時代不好,就是所謂壞人多,被逼得成為了壞人。人就是人,知識分子不比其他人壞,當然也談不上更好。
這樣一想心裏就舒坦多了,書還是可以讀的,知識分子也還是可以當的。就是不能讀了一點書,立即認為自己是精英,別人怎麽能不尊重,那就是叫做不知把書讀到哪裏去了,不如不讀。
就我來說,很有些不敬的想法,中國那幫精英,除了少數幾個,大多數都不怎麽講人話,即真心話。就像那個說蘇東坡倒黴是因為別人嫉妒的那個精英,不可能不知道中國曆史上的文字獄,就是不說,怕現在的當權者不高興。
幹脆什麽都不說,倒也是一種骨氣,但那就成不了精英。於是就偷換概念,還巧妙得很,有沒有妒忌的成分在裏麵,恐怕是有,此等高明的幫閑魯迅早就說過:
“不過我的所以覺得有趣的,並不專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幫閑們的伎倆。幫閑,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
·倘·若·主·子·忙·於·行·凶·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凶。·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 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的。譬如罷,有一件事,是要緊的,大家原也覺得要緊,他就以醜角身份而出現了,將這件事變為滑稽,或 者特別張揚了不關緊要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
此人一定是讀魯迅的,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不可能不讀,不知讀時是何感受。也許就是讀懂了古書,而根本認為這就是文人的職責所在,而魯迅不過是不懂政治的蠢人一個。
如此魯迅,不服不行。
現在經常有人說魯迅尖刻,不寬容,我不得不承認恐怕這是事實。但是,他的尖刻是對著那些精英,權貴的,我在阿Q,祥林嫂,孔乙己身上,卻看到了恨其不爭的同情。
不管怎麽說,魯迅所說的是他自己認為的實話,不有意來騙人,盡管他的看法隻是自己的一種視角,誰都隻能這樣。但是,由此我們就能看到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的一個側影,而像現在中國一些精英的有意粉飾太平,但那是現在的中國嗎?
如果承認這個世界不可完全理解,那麽人人所說的都不過是私貨,關鍵在於是不是真心話。那麽怎麽來判斷真心話呢,遺憾的是沒有絕對的辦法,隻能是讓人不喜歡的,特別讓權貴討厭的話,極有可能是真話,因為那不能帶來利益,這大概就是哲學家所說的批判精神。
說真話總是惹人不高興的,特別是權貴,因此說出世間的不平,表達那些不幸人們的所遭受的殘酷是需要一些勇氣和同情心的,盡管這是在任何時代和社會都是經常見到的,所謂的盛世也不能例外,不過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罷了。
說自己的真心話加上才華,這就是不朽的標誌。
才華是不可求的,但真話和利益之間作選擇,卻是人人都要碰到難事,特別是那些有話語權的精英,至於我們這些小民,在網絡上發發牢騷,都是馬甲,根本就沒有利益的幹係,再不說真話就有點無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