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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文革的故事（《 象棋的故事》）
《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的一篇著名小說。
斯蒂芬8226;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奧地利猶太裔作家。他主要寫中短篇小說，特別擅長人物的心理分析。他不能算那種影響深遠的大家，是那種極有特點的作家。所以讀他書的人不會多，但他從不缺乏粉絲，特別在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中。盡管許多大作家和文學評論家都給他很高的評價，但他肯定不是那種流行作家。
他出身富裕，家庭開明，並不信猶太教。可以想象得到，他過著知識分子夢想一般的生活：不缺錢，到處遊曆，寫作，然後就是成名，許多當時的大作家都是他的朋友。
但這一切都被希特勒打斷了，他隻能逃跑。1942年，正是納粹德國最得勢的時候，他跑到裏約熱內盧，那時的歐洲已經到處是戰火，沒有地方好呆了。盡管南美對他非常友好，茨威格和妻子雙雙服用鎮靜劑自殺。——“出於自願和理智的思考”，出於對他的“精神家園歐洲”的毀滅的痛心。
我對茨威格感覺一般，他不算是我特別喜歡的那一類作家。那個時代的德語作家，我最喜歡的是雷馬克的《凱旋門》，其中那種孤獨和絕望的調調很對我的胃口。《鐵皮鼓》也非常好，前提是要能接受卡夫卡那種象征，寓言的風格。
其實雷馬克的書也被納粹燒了，他雖然不是猶太人，但其的反戰傾向不能為那時的德國所容，人們正熱衷於複仇和征服呢，他也隻能逃跑，不過他正是在流亡的時候，寫成了《凱旋門》。
到了戰後，人們開始又喜歡他的書了，那是當然，喜歡戰爭的人不是死了就是終於明白了戰爭並不可愛，這使他成為名氣更大的作家。不過他好像並不領情，依然習慣隱居，而且也不願意回到德國，恐怕是對那裏已經絕望。
雷馬克出身貧寒，經曆過非常艱苦的奮鬥，耐受力自然強。茨威格則是那種出身就帶著寶玉的，一直順順當當，一遇挫折，就不知道怎麽辦了。
希特勒的海軍差勁，怎麽也不可能到南美的，真是可惜了。
《鐵皮鼓》作者格拉斯的故事就更叫人深思了。
《鐵皮鼓》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德語小說之一，具有極強的政治，社會的批判性，矛頭直指二戰時的納粹德國，用一種魔幻的手法描寫二戰時普通德國人的瘋狂，荒誕，精神分裂。
中國就沒有這樣認真反思的東西，文革裏中國人的瘋狂並不亞於德國人，那些不睹的事情不是那一個人幹的，就像幾百萬猶太人也不是希特勒一個人殺的一樣。
但格拉斯在三年前承認，他曾經參加過納粹和黨衛隊，但沒有參與迫害猶太人或則有過什麽暴力。這引起了軒然大波，很多人都感到不能原諒。
其實原來就一直有人對他的這一段經曆提出疑問，他不願回答。到底是什麽原因使他在這個時候說出實話呢？
可能的答案是：他想臨死前說出真相，得到解脫。
就像馬克.吐溫所說：良心真不是一個好東西，在心裏占了那麽大的一塊地方，卻毫無用處。
我經曆過文革時中國的瘋狂，能夠理解。他在1945年戰爭結束時才18歲，不過是一個孩子。18歲是一個充滿欲望的年紀，根本就不懂思考。
“1966年8月5日，原師大女附中（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裏，在光天化日之下將卞仲耘同誌活活打死。凶手慘無人道，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 皮帶毆打，用軍靴踐踏，折磨達數小時，其過程令人發指！文革中，卞仲耘同誌是北京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王晶垚: 致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長袁愛俊的公開信）
叫人吃驚的是40年後的今天，當有人想弄清楚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麽，而想去采訪他們時，沒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接受采訪。
當然，他們有很多說的過去的理由：不願讓孩子們知道，現在他們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讓人知道這些事太丟臉麵，等等。
所以說，格拉斯還是值得佩服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
像我們這些經曆過文革的人，很多對人性都有了些相當悲觀的看法，所謂善良，單純的人，如果沒有了約束，受到了慫恿，有了一個所謂正大光明的理由，一樣可以做出非常殘忍的事情。
人都有原罪並不是那麽毫無來由。
茨威格最擅長的是女性的心理描寫，但《象棋的故事》卻沒有一行是在講愛情，倒有點像那種懸念故事，情節精彩。
講的是“我”在一艘橫跨歐美的客船上的經曆。主要是三個人：靠石油發財的美國富翁，象棋冠軍，一個不知來曆的怪客。
美國人有的是錢，隻想跟冠軍下棋，冠軍則想掙錢，說好一盤一千美元，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冠軍走一步就離開房間，富翁可以和任何人商討下一步，確定走了以後就叫冠軍進來。
在船上大家都沒有事，那時候沒有電視，更沒有網絡，這就成為了熱門話題，大家都去湊熱鬧。人人都認為自己走棋還可以，可想而知，熱鬧非凡，吵得是一塌糊塗。但一點用都沒有，富翁還是一次次掏錢。
而且形成了惡性循環，冠軍不肖神色激怒了富翁，富翁就越走越臭，冠軍就越來越不肖，錢就越來越快地流出富翁的口袋。
直到那個怪客出現改變了這一切。
開始誰都沒有注意到這個人，但是，有幾次他說：不能這樣走，那他就會走這一步，你就基本沒救了，果然如此。
就這樣，富翁開始聽這人的，冠軍表情越來越嚴肅，開始打量這些人，想知道是誰，後來冠軍居然坐了下來，長考，此前從來沒有過，這一次破天荒下成平局，要知道這是跟冠軍。
最後，怪客突然精神崩潰，結束富翁的送錢遊戲。
“我”找到了這個怪客，才知道背後有一個叫人心碎的故事。
怪客的職業不是棋手，甚至在此以前根本就沒有見過真正的象棋。他的工作是替有錢的猶太人打理財產，但他並不是猶太人。蓋世太保抓了他，因為隻有他知道那些錢存在哪個外國銀行，也隻有他能夠取錢。
原因自然是蓋世太保想要猶太人的錢。但他的看法跟他們有差異，認為錢是人最大的隱私，不能告訴不相幹的人，這是他祖傳的職業道德。
蓋世太保就想了一個陰招，把他單獨關進一間小牢房，斷絕他和所有人的交流，連片紙都不給他。
我記得有人做過一些實驗，獨處一段時間，但那是在有書或者與外界有一定的聯係的條件下；有人不喜歡人，就跑到大自然中去。
但這種事從沒有聽說過，太殘酷了，沒有人能願意忍受，去做這種實驗。
到了後來，怪客居然希望蓋世太保提審他，因為那能見到人，能跟人說話。在一次提審中，他偷了一本書，對，是一本棋譜，在此之前，他從不下棋。
在那以後，他就開始看棋譜，背棋譜，最後，開始自己跟自己下棋，直到精神崩潰。
這小說很有名氣，那主要是因為反納粹，本身談不上是傑作。這個故事並不真實，首先蓋世太保是一幫喜歡暴力的家夥，不會這樣有耐心；其次，靠一本棋譜根本沒有可能成為下棋的高手，那要棋隊，棋院幹什麽，人對人的交流永遠最重要。
不過我喜歡這個故事，原因是我知道一個真實版的《象棋的故事》。
我有一個朋友的父親是一個大學物理係的教授。在文革中被抓了起來，關了八年。最叫人受不了的就是從來就不知道真正的原因，關是莫名其妙關，放也就是那一句套話，林彪四人幫的迫害。
她的家人也就是猜，估計是她父親三十年代在上海讀書時，無意跟那幾個文革紅人有了交集，但他的父親根本就記不起來了，認為是抓錯了人。
她的父親也跟那個怪客一樣，被關在一個沒有窗子單間，裏麵除了床和一個裝大小便的桶以外，什麽都沒有。
一開始就叫他寫49年以前的經曆，要徹底交代。等到他再也寫不出什麽新東西的時候，就沒有人管他了，好像把他忘記了。
但那些人還算知道這個人識字，於是每當有了新的最高指示，就給他一張號外。
可以想得到，她的父親是一個看了幾十年書的人，一天都離不開，現在倒好，隻有最高指示了。
他也跟那個怪客一樣，把這僅有字看了一遍又一遍，背了一遍又一遍。這兩個人不知哪一個更幸運一些，棋譜和最高指示哪一個更能消磨時間？
那個七八年，在他的記憶裏，就隻是那幾段最高指示。
她父親剛從監獄裏放出來說，跟人交流有明顯的困難，經常找不到合適的詞語，太丟生了，那些最高提示倒是能倒背如流，家人就開玩笑地說，他說話往往帶有最高指示的味道。
就這樣，一直到死，都沒有完全恢複過來。
我講這的目的隻有一個，如果忘記了曆史，就可能重來。
恐怕現在已經在重來，現在的中國人對待錢的態度跟文革時對待革命的態度幾乎一模一樣，骨子裏其實是一個東西。
《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的一篇著名小說。
斯蒂芬8226;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奧地利猶太裔作家。他主要寫中短篇小說，特別擅長人物的心理分析。他不能算那種影響深遠的大家，是那種極有特點的作家。所以讀他書的人不會多，但他從不缺乏粉絲，特別在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中。盡管許多大作家和文學評論家都給他很高的評價，但他肯定不是那種流行作家。
他出身富裕，家庭開明，並不信猶太教。可以想象得到，他過著知識分子夢想一般的生活：不缺錢，到處遊曆，寫作，然後就是成名，許多當時的大作家都是他的朋友。
但這一切都被希特勒打斷了，他隻能逃跑。1942年，正是納粹德國最得勢的時候，他跑到裏約熱內盧，那時的歐洲已經到處是戰火，沒有地方好呆了。盡管南美對他非常友好，茨威格和妻子雙雙服用鎮靜劑自殺。——“出於自願和理智的思考”，出於對他的“精神家園歐洲”的毀滅的痛心。
我對茨威格感覺一般，他不算是我特別喜歡的那一類作家。那個時代的德語作家，我最喜歡的是雷馬克的《凱旋門》，其中那種孤獨和絕望的調調很對我的胃口。《鐵皮鼓》也非常好，前提是要能接受卡夫卡那種象征，寓言的風格。
其實雷馬克的書也被納粹燒了，他雖然不是猶太人，但其的反戰傾向不能為那時的德國所容，人們正熱衷於複仇和征服呢，他也隻能逃跑，不過他正是在流亡的時候，寫成了《凱旋門》。
到了戰後，人們開始又喜歡他的書了，那是當然，喜歡戰爭的人不是死了就是終於明白了戰爭並不可愛，這使他成為名氣更大的作家。不過他好像並不領情，依然習慣隱居，而且也不願意回到德國，恐怕是對那裏已經絕望。
雷馬克出身貧寒，經曆過非常艱苦的奮鬥，耐受力自然強。茨威格則是那種出身就帶著寶玉的，一直順順當當，一遇挫折，就不知道怎麽辦了。
希特勒的海軍差勁，怎麽也不可能到南美的，真是可惜了。
《鐵皮鼓》作者格拉斯的故事就更叫人深思了。
《鐵皮鼓》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德語小說之一，具有極強的政治，社會的批判性，矛頭直指二戰時的納粹德國，用一種魔幻的手法描寫二戰時普通德國人的瘋狂，荒誕，精神分裂。
中國就沒有這樣認真反思的東西，文革裏中國人的瘋狂並不亞於德國人，那些不睹的事情不是那一個人幹的，就像幾百萬猶太人也不是希特勒一個人殺的一樣。
但格拉斯在三年前承認，他曾經參加過納粹和黨衛隊，但沒有參與迫害猶太人或則有過什麽暴力。這引起了軒然大波，很多人都感到不能原諒。
其實原來就一直有人對他的這一段經曆提出疑問，他不願回答。到底是什麽原因使他在這個時候說出實話呢？
可能的答案是：他想臨死前說出真相，得到解脫。
就像馬克.吐溫所說：良心真不是一個好東西，在心裏占了那麽大的一塊地方，卻毫無用處。
我經曆過文革時中國的瘋狂，能夠理解。他在1945年戰爭結束時才18歲，不過是一個孩子。18歲是一個充滿欲望的年紀，根本就不懂思考。
“1966年8月5日，原師大女附中（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裏，在光天化日之下將卞仲耘同誌活活打死。凶手慘無人道，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 皮帶毆打，用軍靴踐踏，折磨達數小時，其過程令人發指！文革中，卞仲耘同誌是北京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王晶垚: 致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長袁愛俊的公開信）
叫人吃驚的是40年後的今天，當有人想弄清楚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麽，而想去采訪他們時，沒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接受采訪。
當然，他們有很多說的過去的理由：不願讓孩子們知道，現在他們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讓人知道這些事太丟臉麵，等等。
所以說，格拉斯還是值得佩服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
像我們這些經曆過文革的人，很多對人性都有了些相當悲觀的看法，所謂善良，單純的人，如果沒有了約束，受到了慫恿，有了一個所謂正大光明的理由，一樣可以做出非常殘忍的事情。
人都有原罪並不是那麽毫無來由。
茨威格最擅長的是女性的心理描寫，但《象棋的故事》卻沒有一行是在講愛情，倒有點像那種懸念故事，情節精彩。
講的是“我”在一艘橫跨歐美的客船上的經曆。主要是三個人：靠石油發財的美國富翁，象棋冠軍，一個不知來曆的怪客。
美國人有的是錢，隻想跟冠軍下棋，冠軍則想掙錢，說好一盤一千美元，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冠軍走一步就離開房間，富翁可以和任何人商討下一步，確定走了以後就叫冠軍進來。
在船上大家都沒有事，那時候沒有電視，更沒有網絡，這就成為了熱門話題，大家都去湊熱鬧。人人都認為自己走棋還可以，可想而知，熱鬧非凡，吵得是一塌糊塗。但一點用都沒有，富翁還是一次次掏錢。
而且形成了惡性循環，冠軍不肖神色激怒了富翁，富翁就越走越臭，冠軍就越來越不肖，錢就越來越快地流出富翁的口袋。
直到那個怪客出現改變了這一切。
開始誰都沒有注意到這個人，但是，有幾次他說：不能這樣走，那他就會走這一步，你就基本沒救了，果然如此。
就這樣，富翁開始聽這人的，冠軍表情越來越嚴肅，開始打量這些人，想知道是誰，後來冠軍居然坐了下來，長考，此前從來沒有過，這一次破天荒下成平局，要知道這是跟冠軍。
最後，怪客突然精神崩潰，結束富翁的送錢遊戲。
“我”找到了這個怪客，才知道背後有一個叫人心碎的故事。
怪客的職業不是棋手，甚至在此以前根本就沒有見過真正的象棋。他的工作是替有錢的猶太人打理財產，但他並不是猶太人。蓋世太保抓了他，因為隻有他知道那些錢存在哪個外國銀行，也隻有他能夠取錢。
原因自然是蓋世太保想要猶太人的錢。但他的看法跟他們有差異，認為錢是人最大的隱私，不能告訴不相幹的人，這是他祖傳的職業道德。
蓋世太保就想了一個陰招，把他單獨關進一間小牢房，斷絕他和所有人的交流，連片紙都不給他。
我記得有人做過一些實驗，獨處一段時間，但那是在有書或者與外界有一定的聯係的條件下；有人不喜歡人，就跑到大自然中去。
但這種事從沒有聽說過，太殘酷了，沒有人能願意忍受，去做這種實驗。
到了後來，怪客居然希望蓋世太保提審他，因為那能見到人，能跟人說話。在一次提審中，他偷了一本書，對，是一本棋譜，在此之前，他從不下棋。
在那以後，他就開始看棋譜，背棋譜，最後，開始自己跟自己下棋，直到精神崩潰。
這小說很有名氣，那主要是因為反納粹，本身談不上是傑作。這個故事並不真實，首先蓋世太保是一幫喜歡暴力的家夥，不會這樣有耐心；其次，靠一本棋譜根本沒有可能成為下棋的高手，那要棋隊，棋院幹什麽，人對人的交流永遠最重要。
不過我喜歡這個故事，原因是我知道一個真實版的《象棋的故事》。
我有一個朋友的父親是一個大學物理係的教授。在文革中被抓了起來，關了八年。最叫人受不了的就是從來就不知道真正的原因，關是莫名其妙關，放也就是那一句套話，林彪四人幫的迫害。
她的家人也就是猜，估計是她父親三十年代在上海讀書時，無意跟那幾個文革紅人有了交集，但他的父親根本就記不起來了，認為是抓錯了人。
她的父親也跟那個怪客一樣，被關在一個沒有窗子單間，裏麵除了床和一個裝大小便的桶以外，什麽都沒有。
一開始就叫他寫49年以前的經曆，要徹底交代。等到他再也寫不出什麽新東西的時候，就沒有人管他了，好像把他忘記了。
但那些人還算知道這個人識字，於是每當有了新的最高指示，就給他一張號外。
可以想得到，她的父親是一個看了幾十年書的人，一天都離不開，現在倒好，隻有最高指示了。
他也跟那個怪客一樣，把這僅有字看了一遍又一遍，背了一遍又一遍。這兩個人不知哪一個更幸運一些，棋譜和最高指示哪一個更能消磨時間？
那個七八年，在他的記憶裏，就隻是那幾段最高指示。
她父親剛從監獄裏放出來說，跟人交流有明顯的困難，經常找不到合適的詞語，太丟生了，那些最高提示倒是能倒背如流，家人就開玩笑地說，他說話往往帶有最高指示的味道。
就這樣，一直到死，都沒有完全恢複過來。
我講這的目的隻有一個，如果忘記了曆史，就可能重來。
恐怕現在已經在重來，現在的中國人對待錢的態度跟文革時對待革命的態度幾乎一模一樣，骨子裏其實是一個東西。
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好的一麵鏡子。我們可以看到自己，並在鏡子中調整自己，但是如果我們不敢看這麵鏡子，我們永遠不知道我們自己是多麽的醜惡。
國際象棋和中國象棋比較起來，更容易受到定式的約束。大約近一百年來，開局和定式都沒有突破性的重新。熟讀一部棋譜，能夠把對手引入自己有把握的定式，就容易取勝。（大概計算機在國際象棋上能夠最先戰勝人腦，也是有這個原因的吧）。一般棋手，不這麽封閉，但是對幾個固定定式的掌握也就那不麽嫻熟了。
以上都是閑話，說正經的：中國人骨子裏要沒點獨特的東西，那為什麽凡事總強調個中國特色呢？
其實哪兒的人都有特點，但這個文明的進程，就是要人們不斷反省、自檢，使自我人性中的優點能夠得到發揚光大，而對缺憾之處加以彌補更正。
他小說和人物傳記的中的心理剖析堪稱一絕，深受Freud(弗羅伊德)的影響。可惜時不逢生，61歲時在異鄉巴西自殺。
謝謝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