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革的故事（大鍾）
我下農村兩年多以後，母親越來越不安了，從很多跡象來看，我在非常明顯地變壞。喝酒，抽煙，滿嘴髒話，架也打得凶。而且還賭博，我估計她不知道，隻是有點奇怪為什麽我有時候突然會沒有錢，有時候又很長的時間不跟她談錢的事情。
有一次她看到了我手上的一道傷疤，著急地問是怎麽一回事，我告訴她是割稻子不小心弄的。但我在她麵前從來就不善於撒謊，她猜到了真相，那是打架造成的，別人一刀砍過來，我用手一擋。
我估計那時她就下了決心。
大約三，四個月以後，我突然接到了一封電報，說她病了，要我趕快回家。我拿著電報請了假，匆匆趕回家，母親的確沒有上班，但看不到和平常有什麽不一樣。
她隻是說：她已經好了。讓我做那些每回都做的事情，洗澡，換衣服，吃飯，睡覺。
第二天早上，她把我叫到身邊，簡單明了地交代我應該怎麽做。
她拿出一封信，是她的一個學生寫給我們農場總場的一個醫生的，他們是極好的朋友。都已經安排好了，那個醫生看到了這封信，就會給我開兩個月的病假條，原因是腰受了傷，我再去的時候，他就會給我出一個證明，說我喪失了體力勞動的能力，就能病退回家。
我估計這肯定叫她十分為難，她是一個十分老式的人，從來不會弄虛作假。看她怎麽教訓我，就可以知道她會是怎麽跟學生講大道理。這件事一旦給弄穿了，不僅要毀掉她極為看重的為人師表的名聲，連累別人，更嚴重的是，破壞上山下鄉這一頂大帽子對她不知會有什麽後果。
她為我肯定是豁出去了。
她告訴我：我在家呆三天就得回去，過一個月就去找那個醫生。等我再回家時，她就到幹校去了，按照規定，教師應該到幹校鍛煉半年。
她會跟我找車，我馬上也去，她猜到了我的心思，異常嚴肅地對我說：
“你必須來，我不在家，沒人管得住你，一個人瘋玩，弄不好要惹出麻煩。”
我當然不願意去，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大人了，沒有聽說誰帶一個大人到幹校去的，連孩子都很少，但我從來就拎不過她。
就這樣我也去了幹校。
那時已是文革的後期，人們對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已經厭倦了，很多事情隻是走走過場。母親年紀大了，50多歲了，就照顧安排她養豬。
她在幹校倒是身體心情都很不錯，我想：一個原因是有我在她身邊，就會安心，從來都是這樣；另外經過了文革疾風暴雨的洗禮，她可能感到和豬相處更為自在，它們至少不會去告密，不會來審查她。
那些豬都認識她了，一看見她就會地圍過來，高興地亂擠亂叫，她還把它們一個個介紹給我。最後她提前半個月離開了幹校，借口是要帶我看病，其實是要過年了，不忍心看到把一隻隻她已經取了名字它們給殺掉。
我就這樣和母親一起過了一段相當平靜時光，以後就再也沒有那樣天天和她在一起了。
母親在那裏住集體宿舍，四個人一間房，我自然不能和她住一起。她對我說：
“你得跟大鍾擠一間屋。”
“誰是大鍾，我從來沒有聽你說過。”
“他原來在係裏的實驗室打雜，不在我辦公室那邊，你沒有見過他。”
“他也是來輪換鍛煉的嗎？”
“不是，幹校一開始他就在這裏。”
等了一會，估計是在考慮怎麽跟我說，
“他是一個右派。”
“右派？不是大部分都給開除，回原籍了嗎？”
“他的姐夫是一個級別不低的幹部，就想辦法把他安排到了我們學校。”
“他說了什麽，就成了右派？”
“你要知道這幹什麽？要跟著學？”
接著又囑咐我：
“他長期一個過，恐怕有些自己的習慣，要記住，你去是打攪了他。你平常和我在一起，隻過去睡個覺。”
“怎麽是一個人，他沒有家嗎？”
“他沒有結婚，父母親都不在了，就隻有一個姐姐，聽說他姐夫安排的條件就是他姐姐不要跟他有什麽往來，不知是真是假。”
“他父母親是怎麽就死了呢？”
母親有些不高興了，說：
“不關你的事，你問這麽多幹嘛。”
那就是她知道，不想告訴我，恐怕不是什麽正常死亡。
這是母親從來的一個特點，不好的事就不願意跟我說，就好像她能為我擋住一樣，她總是願意這個世界對我像天堂一樣，但這個世界卻好像並不跟她爭氣。
“大鍾是一個實在人，跟我在一起工作，什麽髒活重話都是他搶著幹。我提出你要來跟他擠一段時間，他不猶豫就答應了，隻是要我跟工宣隊說。”
她說他是一個實在人，卻不敢說他是一個好人。
她接著歎了一口氣，緩緩地說：
“他是個神童，十六歲就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那個時候叫跟領導提意見，就被打成了右派，才剛剛十八歲，不過是一個孩子。”
我一見大鍾，就知道為什麽別人這樣稱呼他，姓鍾，個子又大。
不過他是很有一點怪，第一，他的話極少，或則說幾乎沒有。母親帶我去見他的時候，不知為什麽話特別多，她平時並不這樣，可能是有點高興，可他卻一句話都沒有。我問他什麽，永遠就隻有兩三個字的回答，再問，就一個字都沒有了。
第二，他不喜歡開燈，永遠在黑暗中。他會跟我留門，一旦我上了床，他就會說：關燈。記得我有一回說：這是集體宿舍，又不要你的電費，為什麽要慌著關燈。得到的回答還是：關燈。想到母親的話，我隻能閉嘴關燈。
我們兩個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就是抽煙。兩個人就這樣一聲不作，躺在自己的床上，就隻看見煙頭在黑暗中一閃一閃的發亮。
我從來不敢在母親麵前抽煙，一天她還是不滿意地說：
“你離開了那個環境，就應該把煙戒掉，身上難聞死了。要是你父親這樣，我就根本不讓進門，我拿你真是沒有辦法。”
我趕緊說：
“不是我，大鍾煙抽得厲害。”
“大鍾抽煙？我怎麽不知道。不過你還是應該把煙戒掉，就當是為我。”
我那時候在家裏人的要求下，正在學小提琴，母親還為我找了老師。
可我一直拉得不好，我從來認為錯不在我，而是開始的時候聽眾不對。我就在母親工作那間小屋裏練琴，外麵就是豬圈，聽眾老是有低沉呼嚕聲，當然有時也不缺乏高音，但永遠不會和我合拍。
有一天我回到大鍾的房間，不知什麽原因他還沒有睡，就跟我點了一個頭，算是招呼。當我把把琴放在椅子上時，非常意外聽到：
“你正在學小提琴？”
這遠遠不止三個字，我自然有點受寵若驚，點頭說是。
“那你拉給我聽一聽。”
我咯呀格呀的拉了一小段，就聽到：
“你拉得可不怎麽樣。”
這就有點太不友好了吧，自然希望那個字多一點，但也不應該這樣嘛。
“那你一定拉得不錯。”
他一句話不說，拿出琴，校了一下音，拉了一段練習曲，我立刻就驚呆了，他肯定有專業水平。
我的老師是母親一個同事的丈夫，他是音樂學院教這個的。照他的說法，拉琴最重要的是兩點，一是要音準，二是要拉得響，其它花裏胡哨都無所謂。
我雖然琴拉得不好，聽還是會一點的。
拉完練習曲以後，接下來的樂曲悠長緩慢，沉鬱而傷感，隻撲著我的心而來，我忽然聽著眼淚就下來了。
我記不得有多長的時間沒有流過淚了，恐怕是內心已經幹涸。人們總說不笑的人可怕，可要是人不哭了，那恐怕是徹底完蛋了。
我想到了自己，父親那個時候還在被監督改造，一個反革命的兒子談前途有點好笑，招工招生我都不可能通過政審，要是就在農村一輩子，那人生可真是沒有什麽值得留戀。
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是多麽依賴母親，要是哪一天她離開了我，我就會跟大鍾一樣，處在無窮的黑暗裏了。
當人流了淚以後，自然會感到輕鬆。當他拉完以後看著我，我有點得意地說：
“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如歌的行板》 的主題，是1869年夏，柴科夫斯基在烏克蘭卡蒙卡村他妹妹家的莊園旅居時，從一個當地的泥水匠處聽來的，這是一首小亞細亞的民謠。柴科夫斯基最終根據這寫成《D大調弦樂四重奏》。
柴可夫斯基被稱為旋律大師，的確是以旋律見長。他的很多音樂那怕隻聽了一遍，那旋律你就終身難忘。旋律美的音樂就適合獨奏，所以這個曲子有很多獨奏的版本，長短都有。我比較喜歡長的，因為那裏麵往往包含的有一段快板。
那緩慢的旋律就像有人用手在揉你的心，你還可以強忍住眼淚，一旦那快板一來，就再也忍不住了，奪目而出。等到那慢板再回來時，就用不著忍眼淚了，這樣你才真正知道這音樂有多美，多動人，從你的心裏走過一遍後，會跟你留下什麽……。
《如歌的行板》被認為是柴可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因為很多人認為它表現了俄羅斯人所經曆的深重苦難。後來當我聽到《辛德勒的名單》最後那一段著名的音樂時，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跟《如歌的行板》有些相似。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看我說的對不對。
我家那時有電唱機，就有這個唱片，所以我很小就知道這段音樂。但聽唱片和聽現場是完全不同的，特別是在那個特定的環境下。
他又拉了第二首，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是什麽曲子。這跟前一個完全不同，明快而動人，像美好的夢幻，我就在這音樂裏看到了自己兒時母親的笑臉，我心儀的姑娘；看到了明月清風下的婆娑樹影，晨霧中緩緩隨著流水而來的漫漫江花。
突然間，音樂沒了，他慌亂地把琴還給了我，還是：關燈。
我還沒有醒過神來，他又匆匆忙忙一陣亂翻，遞給我一盒煙。好家夥，是一盒大中華，我原來隻見過這種煙盒紙，那還是我小時候用一大堆煙盒紙跟朋友換了的，像寶貝一樣。
“你能不能不跟任何人說我拉琴的事，跟你媽媽也不說！”
我還是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他急切地又說：
“我求求你了。”
見我點了點頭，他把煙塞到我的口袋裏。翻身上床，還是背對著我，一動也不動了。
就是他不給我這一盒煙，他眼裏的那種無名恐懼，就會把我嚇得不敢作聲，雖然我並不是一個膽小的人。
我關了燈，拿出一枝，抽了一口，就扔掉了，完全變了味，不知已經放了多久。
也就隻有這一次例外，大鍾就又退縮到他那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
文革結束後，絕大部分右派都平了反，我一天忽然想起了大鍾，就問母親：
“大鍾這下好了，一定回北京了吧？”
母親本來跟我正在笑著說什麽，就立刻沉下臉，說：
“他已經死了。”
“什麽？”我惋惜地說，“他要是能熬到現在就好了。”
“他熬到了，平反半個月後自殺的，聽說回北京的手續都辦好了。”
“那為什麽？”
母親沒有回答，隻是轉身走了。
前兩年有一部電影《偽鈔製造者》得了奧斯卡，一個在集中營的猶太人被解放後卻自殺了，太太認為這根本不可能，我沒有吱聲，但這確實是可能的，因為我知道大鍾。
我從來認為自己不能理解大鍾，雖然心理學家可以找到解釋，他們總是能，無非就是感到什麽都沒有了，不能適應自由了這一類套話。
但我看來，除非把一個人像大鍾那樣扔進看不到任何光亮，深深的黑洞裏二十年，誰也理解不了。
到了美國以後，有一回我跟太太到新奧爾良玩，晚上我們去坐密西西比河上的遊覽船。船上有一個小樂隊，演奏那些著名的爵士樂。
突然一變，鼓聲沒有了，我聽到了那熟悉的旋律：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不過不是小提琴，而是薩克斯獨奏，合著低音提琴的撥弦，仍然是那樣如泣如訴，直撲著我的心而來。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間低矮的小屋，又看到了大鍾在窗外透進的淡淡月光下，隨著音樂忘我晃動的身影。
不知為了什麽，那一下我又是淚流滿麵。
太太不知出了什麽事，我隻是簡單地告訴她不過是風吹迷了眼。
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談過那天晚上的事情，總覺得隻是我和大鍾擁有一刻，不願和別人分享。心裏更深處可能是，不認為別人能理解，如果說了什麽不恰當的話，那更是一種褻瀆。
當年白起坑殺四十餘萬趙俘，史書上不過幾十個字。現在的有些人談到抗擊匈奴，就熱血沸騰，可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將來的人讀這一段曆史，也隻會知道那時有幾十萬人被打成了右派，恐怕也隻會有短短的一段，有誰能知道有大鍾這樣一個人呢。
我隻是站在船舷，聽著那熟悉的旋律，低頭看著那表麵被燦爛燈光弄得五顏六色的江水緩緩地流淌，心想，這黑漆漆的江水不知就這樣流了多少萬年，其中包含了多少眼淚和苦難，隻有它自己能夠知道。
又不知為了什麽，我在這真摯，憂傷的音樂中慢慢地悟到了一種解脫，重新抬起頭來，看著色彩斑斕的廣告牌，像珍珠一樣串起來的車燈，更有那岸邊花叢中相擁的情侶。
這一回真正的有點迷了眼。
我下農村兩年多以後，母親越來越不安了，從很多跡象來看，我在非常明顯地變壞。喝酒，抽煙，滿嘴髒話，架也打得凶。而且還賭博，我估計她不知道，隻是有點奇怪為什麽我有時候突然會沒有錢，有時候又很長的時間不跟她談錢的事情。
有一次她看到了我手上的一道傷疤，著急地問是怎麽一回事，我告訴她是割稻子不小心弄的。但我在她麵前從來就不善於撒謊，她猜到了真相，那是打架造成的，別人一刀砍過來，我用手一擋。
我估計那時她就下了決心。
大約三，四個月以後，我突然接到了一封電報，說她病了，要我趕快回家。我拿著電報請了假，匆匆趕回家，母親的確沒有上班，但看不到和平常有什麽不一樣。
她隻是說：她已經好了。讓我做那些每回都做的事情，洗澡，換衣服，吃飯，睡覺。
第二天早上，她把我叫到身邊，簡單明了地交代我應該怎麽做。
她拿出一封信，是她的一個學生寫給我們農場總場的一個醫生的，他們是極好的朋友。都已經安排好了，那個醫生看到了這封信，就會給我開兩個月的病假條，原因是腰受了傷，我再去的時候，他就會給我出一個證明，說我喪失了體力勞動的能力，就能病退回家。
我估計這肯定叫她十分為難，她是一個十分老式的人，從來不會弄虛作假。看她怎麽教訓我，就可以知道她會是怎麽跟學生講大道理。這件事一旦給弄穿了，不僅要毀掉她極為看重的為人師表的名聲，連累別人，更嚴重的是，破壞上山下鄉這一頂大帽子對她不知會有什麽後果。
她為我肯定是豁出去了。
她告訴我：我在家呆三天就得回去，過一個月就去找那個醫生。等我再回家時，她就到幹校去了，按照規定，教師應該到幹校鍛煉半年。
她會跟我找車，我馬上也去，她猜到了我的心思，異常嚴肅地對我說：
“你必須來，我不在家，沒人管得住你，一個人瘋玩，弄不好要惹出麻煩。”
我當然不願意去，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大人了，沒有聽說誰帶一個大人到幹校去的，連孩子都很少，但我從來就拎不過她。
就這樣我也去了幹校。
那時已是文革的後期，人們對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已經厭倦了，很多事情隻是走走過場。母親年紀大了，50多歲了，就照顧安排她養豬。
她在幹校倒是身體心情都很不錯，我想：一個原因是有我在她身邊，就會安心，從來都是這樣；另外經過了文革疾風暴雨的洗禮，她可能感到和豬相處更為自在，它們至少不會去告密，不會來審查她。
那些豬都認識她了，一看見她就會地圍過來，高興地亂擠亂叫，她還把它們一個個介紹給我。最後她提前半個月離開了幹校，借口是要帶我看病，其實是要過年了，不忍心看到把一隻隻她已經取了名字它們給殺掉。
我就這樣和母親一起過了一段相當平靜時光，以後就再也沒有那樣天天和她在一起了。
母親在那裏住集體宿舍，四個人一間房，我自然不能和她住一起。她對我說：
“你得跟大鍾擠一間屋。”
“誰是大鍾，我從來沒有聽你說過。”
“他原來在係裏的實驗室打雜，不在我辦公室那邊，你沒有見過他。”
“他也是來輪換鍛煉的嗎？”
“不是，幹校一開始他就在這裏。”
等了一會，估計是在考慮怎麽跟我說，
“他是一個右派。”
“右派？不是大部分都給開除，回原籍了嗎？”
“他的姐夫是一個級別不低的幹部，就想辦法把他安排到了我們學校。”
“他說了什麽，就成了右派？”
“你要知道這幹什麽？要跟著學？”
接著又囑咐我：
“他長期一個過，恐怕有些自己的習慣，要記住，你去是打攪了他。你平常和我在一起，隻過去睡個覺。”
“怎麽是一個人，他沒有家嗎？”
“他沒有結婚，父母親都不在了，就隻有一個姐姐，聽說他姐夫安排的條件就是他姐姐不要跟他有什麽往來，不知是真是假。”
“他父母親是怎麽就死了呢？”
母親有些不高興了，說：
“不關你的事，你問這麽多幹嘛。”
那就是她知道，不想告訴我，恐怕不是什麽正常死亡。
這是母親從來的一個特點，不好的事就不願意跟我說，就好像她能為我擋住一樣，她總是願意這個世界對我像天堂一樣，但這個世界卻好像並不跟她爭氣。
“大鍾是一個實在人，跟我在一起工作，什麽髒活重話都是他搶著幹。我提出你要來跟他擠一段時間，他不猶豫就答應了，隻是要我跟工宣隊說。”
她說他是一個實在人，卻不敢說他是一個好人。
她接著歎了一口氣，緩緩地說：
“他是個神童，十六歲就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那個時候叫跟領導提意見，就被打成了右派，才剛剛十八歲，不過是一個孩子。”
我一見大鍾，就知道為什麽別人這樣稱呼他，姓鍾，個子又大。
不過他是很有一點怪，第一，他的話極少，或則說幾乎沒有。母親帶我去見他的時候，不知為什麽話特別多，她平時並不這樣，可能是有點高興，可他卻一句話都沒有。我問他什麽，永遠就隻有兩三個字的回答，再問，就一個字都沒有了。
第二，他不喜歡開燈，永遠在黑暗中。他會跟我留門，一旦我上了床，他就會說：關燈。記得我有一回說：這是集體宿舍，又不要你的電費，為什麽要慌著關燈。得到的回答還是：關燈。想到母親的話，我隻能閉嘴關燈。
我們兩個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就是抽煙。兩個人就這樣一聲不作，躺在自己的床上，就隻看見煙頭在黑暗中一閃一閃的發亮。
我從來不敢在母親麵前抽煙，一天她還是不滿意地說：
“你離開了那個環境，就應該把煙戒掉，身上難聞死了。要是你父親這樣，我就根本不讓進門，我拿你真是沒有辦法。”
我趕緊說：
“不是我，大鍾煙抽得厲害。”
“大鍾抽煙？我怎麽不知道。不過你還是應該把煙戒掉，就當是為我。”
我那時候在家裏人的要求下，正在學小提琴，母親還為我找了老師。
可我一直拉得不好，我從來認為錯不在我，而是開始的時候聽眾不對。我就在母親工作那間小屋裏練琴，外麵就是豬圈，聽眾老是有低沉呼嚕聲，當然有時也不缺乏高音，但永遠不會和我合拍。
有一天我回到大鍾的房間，不知什麽原因他還沒有睡，就跟我點了一個頭，算是招呼。當我把把琴放在椅子上時，非常意外聽到：
“你正在學小提琴？”
這遠遠不止三個字，我自然有點受寵若驚，點頭說是。
“那你拉給我聽一聽。”
我咯呀格呀的拉了一小段，就聽到：
“你拉得可不怎麽樣。”
這就有點太不友好了吧，自然希望那個字多一點，但也不應該這樣嘛。
“那你一定拉得不錯。”
他一句話不說，拿出琴，校了一下音，拉了一段練習曲，我立刻就驚呆了，他肯定有專業水平。
我的老師是母親一個同事的丈夫，他是音樂學院教這個的。照他的說法，拉琴最重要的是兩點，一是要音準，二是要拉得響，其它花裏胡哨都無所謂。
我雖然琴拉得不好，聽還是會一點的。
拉完練習曲以後，接下來的樂曲悠長緩慢，沉鬱而傷感，隻撲著我的心而來，我忽然聽著眼淚就下來了。
我記不得有多長的時間沒有流過淚了，恐怕是內心已經幹涸。人們總說不笑的人可怕，可要是人不哭了，那恐怕是徹底完蛋了。
我想到了自己，父親那個時候還在被監督改造，一個反革命的兒子談前途有點好笑，招工招生我都不可能通過政審，要是就在農村一輩子，那人生可真是沒有什麽值得留戀。
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是多麽依賴母親，要是哪一天她離開了我，我就會跟大鍾一樣，處在無窮的黑暗裏了。
當人流了淚以後，自然會感到輕鬆。當他拉完以後看著我，我有點得意地說：
“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如歌的行板》 的主題，是1869年夏，柴科夫斯基在烏克蘭卡蒙卡村他妹妹家的莊園旅居時，從一個當地的泥水匠處聽來的，這是一首小亞細亞的民謠。柴科夫斯基最終根據這寫成《D大調弦樂四重奏》。
柴可夫斯基被稱為旋律大師，的確是以旋律見長。他的很多音樂那怕隻聽了一遍，那旋律你就終身難忘。旋律美的音樂就適合獨奏，所以這個曲子有很多獨奏的版本，長短都有。我比較喜歡長的，因為那裏麵往往包含的有一段快板。
那緩慢的旋律就像有人用手在揉你的心，你還可以強忍住眼淚，一旦那快板一來，就再也忍不住了，奪目而出。等到那慢板再回來時，就用不著忍眼淚了，這樣你才真正知道這音樂有多美，多動人，從你的心裏走過一遍後，會跟你留下什麽……。
《如歌的行板》被認為是柴可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因為很多人認為它表現了俄羅斯人所經曆的深重苦難。後來當我聽到《辛德勒的名單》最後那一段著名的音樂時，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跟《如歌的行板》有些相似。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看我說的對不對。
我家那時有電唱機，就有這個唱片，所以我很小就知道這段音樂。但聽唱片和聽現場是完全不同的，特別是在那個特定的環境下。
他又拉了第二首，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是什麽曲子。這跟前一個完全不同，明快而動人，像美好的夢幻，我就在這音樂裏看到了自己兒時母親的笑臉，我心儀的姑娘；看到了明月清風下的婆娑樹影，晨霧中緩緩隨著流水而來的漫漫江花。
突然間，音樂沒了，他慌亂地把琴還給了我，還是：關燈。
我還沒有醒過神來，他又匆匆忙忙一陣亂翻，遞給我一盒煙。好家夥，是一盒大中華，我原來隻見過這種煙盒紙，那還是我小時候用一大堆煙盒紙跟朋友換了的，像寶貝一樣。
“你能不能不跟任何人說我拉琴的事，跟你媽媽也不說！”
我還是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他急切地又說：
“我求求你了。”
見我點了點頭，他把煙塞到我的口袋裏。翻身上床，還是背對著我，一動也不動了。
就是他不給我這一盒煙，他眼裏的那種無名恐懼，就會把我嚇得不敢作聲，雖然我並不是一個膽小的人。
我關了燈，拿出一枝，抽了一口，就扔掉了，完全變了味，不知已經放了多久。
也就隻有這一次例外，大鍾就又退縮到他那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
文革結束後，絕大部分右派都平了反，我一天忽然想起了大鍾，就問母親：
“大鍾這下好了，一定回北京了吧？”
母親本來跟我正在笑著說什麽，就立刻沉下臉，說：
“他已經死了。”
“什麽？”我惋惜地說，“他要是能熬到現在就好了。”
“他熬到了，平反半個月後自殺的，聽說回北京的手續都辦好了。”
“那為什麽？”
母親沒有回答，隻是轉身走了。
前兩年有一部電影《偽鈔製造者》得了奧斯卡，一個在集中營的猶太人被解放後卻自殺了，太太認為這根本不可能，我沒有吱聲，但這確實是可能的，因為我知道大鍾。
我從來認為自己不能理解大鍾，雖然心理學家可以找到解釋，他們總是能，無非就是感到什麽都沒有了，不能適應自由了這一類套話。
但我看來，除非把一個人像大鍾那樣扔進看不到任何光亮，深深的黑洞裏二十年，誰也理解不了。
到了美國以後，有一回我跟太太到新奧爾良玩，晚上我們去坐密西西比河上的遊覽船。船上有一個小樂隊，演奏那些著名的爵士樂。
突然一變，鼓聲沒有了，我聽到了那熟悉的旋律：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不過不是小提琴，而是薩克斯獨奏，合著低音提琴的撥弦，仍然是那樣如泣如訴，直撲著我的心而來。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間低矮的小屋，又看到了大鍾在窗外透進的淡淡月光下，隨著音樂忘我晃動的身影。
不知為了什麽，那一下我又是淚流滿麵。
太太不知出了什麽事，我隻是簡單地告訴她不過是風吹迷了眼。
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談過那天晚上的事情，總覺得隻是我和大鍾擁有一刻，不願和別人分享。心裏更深處可能是，不認為別人能理解，如果說了什麽不恰當的話，那更是一種褻瀆。
當年白起坑殺四十餘萬趙俘，史書上不過幾十個字。現在的有些人談到抗擊匈奴，就熱血沸騰，可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將來的人讀這一段曆史，也隻會知道那時有幾十萬人被打成了右派，恐怕也隻會有短短的一段，有誰能知道有大鍾這樣一個人呢。
我隻是站在船舷，聽著那熟悉的旋律，低頭看著那表麵被燦爛燈光弄得五顏六色的江水緩緩地流淌，心想，這黑漆漆的江水不知就這樣流了多少萬年，其中包含了多少眼淚和苦難，隻有它自己能夠知道。
又不知為了什麽，我在這真摯，憂傷的音樂中慢慢地悟到了一種解脫，重新抬起頭來，看著色彩斑斕的廣告牌，像珍珠一樣串起來的車燈，更有那岸邊花叢中相擁的情侶。
這一回真正的有點迷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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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地上霜
2015-09-04 16: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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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20: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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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淡水清
2010-02-26 21: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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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花雨
2010-01-22 09: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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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n2005
2009-12-25 07: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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