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有感（魏晉文章）

讀史有感（魏晉文章）

三國無疑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在中國曆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盡管這樣分裂的情況出現過多次。就在南北朝的時候，也有一個後三國，但很少被人提起。
有人認為這是《三國演義》的功勞，但我認為不全是，因為曆史學家是不會認真看待《三國演義》的。
盡管經過近兩千年的曆史磨洗，但在曆史書中，他們仍然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劉備老練深沉，待人寬厚；孫權少年英雄，知人善用。曹操則是一個最複雜的人物，極不好說清楚。
想來想去，隻能用一句話，曹操在很多方麵恐怕代表了中國人。

做了皇帝而真正有文采的，隻有曹操和李後主，兩人極不相同，一個是事實上的開國皇帝，另一個則是亡國之君，所以寫的東西自然大不一樣。
李後主的詞當然好，但那樣的文章太多了，鼎鼎有名如李清照，曹雪芹。先富後窮的人最喜歡寫，一是鬱悶，有寫的欲望；二是原來讀過書，能寫。如果原來就是個窮人，世界本來就是這樣，沒有什麽不平，也恐怕不識字。
就我來說，覺得李清照更好，牢騷裏有一種慷慨，其中的大度男人也不能過。李後主則是整天愁啊愁，像個小女子。
曹操則有文人所難有的激昂和蒼涼：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裏。
幸甚至哉！歌以詠誌。
隻能是曹操，大氣，好像日月為他而生。 比如蘇東坡就會說：
寄蜉蝣與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
想想原因，恐怕是曹操是一個得意的帝王。所以他的眼裏看到的東西自然跟文人很不一樣。

文人又叫騷人，無疑是從《離騷》而來，也就是發離騷的人。最常見的牢騷就是懷才不遇，得不到重用，受到了委屈。可絕大多數出名的文人其實並無政治才幹。在紙上指點江山是一回事，真的幹又是一回事。
比如李白，運氣著實不錯，他在長安的時候正是唐朝得意的時候，政治氣氛寬鬆，亂說亂來一下不要緊，皇帝隻是笑一下。後來到了“安史之亂”，情況就大變，不僅不能指望李白來平定，他自己都卷到所謂的謀反中，不是碰到了大赦，命都沒有了。
曹操無疑是曆史上頂尖的政治家，真正搞政治的人是不會發牢騷的，那沒有用，隻會幹真的。所以曹操的文章沒有一點牢騷，悲就是悲，喜就是喜，倒黴了是我的運氣不好，成功了那是我的努力。從不怨天尤人，沒有一點點文人的酸味。
我並沒有貶低文人的意思，因為我們也是發牢騷的人，所以那些牢騷我們喜歡，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
比如在某段時間裏，看到了老板，我就想起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真想我是曹操，就一定把那家夥痛扁一頓。
但我不是曹操，我隻不過有點阿Q，隻能老老實實地幹活，人沒有銀子是活不下去的，特別是在美國。
從古到今，能像曹操那樣能有幾人？所以曹操的文章就更是難得。
雖然我們不是曹操那樣的人，但我們還是能從他的文章領會到一些別樣的東西，這難道不是一件幸事嗎？

一些人認為文學家得要是苦兮兮，慘兮兮的，最好是周圍在不停地死人，自己也要給弄得死去活來，起碼要不得誌，這樣才有感受，寫得出好作品，比如像屈原，蘇軾，張岱。
曹操告訴我們這不對。
曹操可是極為成功的政治家，軍事家。可在文學史上，他一樣極為重要，影響深遠，自成大家。
由此看來，文學才能恐怕是有點天生的。有些人困苦才寫得出東西，是因為在富貴中他們忘記了寫，燈紅酒綠，掙錢做官去了，那些東西更吸引人。

曹操還有一點很有意思，他的文章很多是公文，肯定寫了很多，他必須如此。
要是換一個人，這樣寫公文肯定要挨板子，他可不怕，因為他是事實上的皇帝。所以說，魏晉文章是由他興起的，別人隻好跟著他來，不然就會挨板子。
隻可惜流傳下來的太少了。

魏晉文章不管從成就還是影響都是驚人的。
唐宋是公認的中國文學的高峰，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達到過那個高度。但卻是以魏晉為基礎的，各方麵都受到魏晉的深刻影響，沒有魏晉，哪來的唐宋。
從成就來說，兩謝的詩就是拿到盛唐也毫不遜色；短文就更不用說了，像諸葛亮，羊祜，王粲，雖唐宋八大家也不能過。
況且還有曹操。
下麵抄幾段常見的評價：
“在藝術風格上，曹操詩歌樸實無華、不尚藻飾。它們以感情深摯、氣韻沉雄取勝。在詩歌情調上，則以慷慨悲涼為其特色。慷慨悲涼，這本來是建安文學的共同基 調，不過在曹操的詩中，它表現得最為典型，最為突出。”（百度百科）
“曹操詩文辭簡樸，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華美辭藻並不常見，惟形象鮮明，”（維基百科）
我更喜歡魯迅的評價：清峻，通脫，華麗，壯大。
清峻可以理解為簡潔而言之有物，不說廢話。
通脫一詞現已不用，我想是有些瀟灑，真誠坦率，不玩虛的。
如果說華麗，壯大不是魏晉的產物，那麽清峻，通脫則是魏晉文章對後人的影響。

曹操雖然是一個得誌的帝王，但並不像有些帝王那樣，文章得意洋洋，或則是趾高氣揚，他的文章中有一種最深沉的滄桑和悲涼。
感歎命運的不可知，人生的短暫，自然界的無比輝煌，叫人心動不已。
有些宗教的感悟，這個最難，所以後來沒有人能學到家。

魏晉文章有兩個人的影響要比別人更大一些，一個是曹操，很好理解，所謂魏晉文章是從他興起的，別人自然都要受影響。
另一個就是陶淵明。
中國的隱士最早的恐怕是“不食周栗” 伯夷，叔齊，魯迅曾經寫過一篇小說半是嘲諷地調侃了一番。春秋戰國時有介子推，據說寒食節就是這樣來的。西漢隱士不出名，東漢就了不得，開始就有了嚴子陵，他和光武帝劉秀的故事很有意思，值得一讀。
前麵的隱士雖然出名，但好像主要精力都釣魚去了，不寫文章，真是可惜了。
沒聽說陶淵明釣魚，但他的文章確實寫得好，從那以後，田園詩文，隱士文學就大行其道。

隱士好像是中國獨特的一種文化現象，或則是政治現象。
中國傳統文人的理想一般來說是諸葛亮，輔助明君，救國安民。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們不想當皇帝，隻想做丞相。
自古以來，中國人都認為：秀才造反隻是一句笑話。這既有內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原因。
秀才，秀才，總是書讀得不少，於是什麽事都要講個道理，有個曆史根據，可天下成大事的人都要冒險，要有點不擇手段。幹脆地說：得天下的人要有一些流氓氣，敢賭，敢幹，臉皮要厚，劉邦就是典型，讀書人缺的就是這個流氓氣。
外部原因就是正統文化的壓力，不論麵對什麽樣的皇帝，應該去諫，死諫活諫都隨你，被皇帝殺了，那是最好，名垂青史了嗎。不能造反，那是亂臣賊子，大逆不道，要被人唾罵千秋萬代。
這大慨就是“主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或則換一種說法：隻許皇帝殺人，不許臣下反抗。
後來的說法又不同了，叫做：革命總是曲折的，個人受一點委屈算什麽，要相信組織，要經得起考驗。
的確有點流氓。
想一想就知道是哪裏來的了，皇帝自然巴不得人人都學諸葛亮，一心一意輔助他們子孫，不管是愚蠢還是殘暴。
其實這張紙一捅就破，皇帝憑什麽就是你家的，你的位置一樣是搶來的，不然皇帝就永遠應該姓秦。就像魯迅所說，隻要是搶到了，年代久一點，正統文化自然就站過來了。
關鍵是要搶得到，而且子孫要像樣子。
所以說司馬懿沒有什麽可以指責的，況且他還沒有搶，想不想搶都是一句話。

魯迅說過，孔孟之道不過是一個敲門磚，門一旦敲開了，轉頭就扔了。那麽什麽是士大夫真正思想主流呢，隻能是老莊之道。
不要忘記還有那些敲不開的，或則嫌門開的不夠大的，那一定是絕大多數，就會去歌唱隱士，不如歸來歸去兮。
但不要給忽悠了，那未見得是真的。

隱士大致有三種，一種是真隱，像嚴子陵，對做官確實沒有興趣；一種是半真半假，像諸葛亮，碰到好的offer還是要出山的；最多的就是假隱，隱是為了出名，出名就是為了做官。
如果現在還有這一類隱士，奧運會就不要開了，起碼是長跑項目不要搞了，因為冠軍永遠是他們拿。別的項目也危險，想想嗎，隱士，隱士，一定住在深山老林裏，和京城之間一定會有大河，峽穀一類的東西，他們肯定天天在練什麽跳遠，遊泳這一類東西，好等皇帝一聲召喚，盡快地趕到京城。
別人沒有他們這種動力，肯定是比不贏他們的。

就像我們知道的那樣，劉備隻有一個，所以文人想當諸葛亮就注定要失望的。
而且實際上諸葛亮和劉備的關係並不像傳說的那樣，不然劉備就不會有一生中最大的那一次失敗了。
君主和臣子的關係實在是太複雜了，當然，實際上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太複雜了，那不過是在一種極端情況中的折射。
於是隱士們就太鬱悶了，治國大計得不到賞識不說，長跑也是白煉了的，隻好去寫。

過去讀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想當公務員，官做的不如意了，諸葛亮當不成了，寫還是能夠的。
可以想象，這種東西該被人寫了多少。在我的印象裏，那些著名的文人沒有不寫這樣的東西的，特別是在年輕的時候。
而陶淵明可以說是他們的祖宗，你說影響大不大。
隻有曹操是不會這樣寫的，他用不著得到別人欣賞，靠別人提攜，他自己幹。成不成功，那是天意，牢騷是不肖發的。

其實莊子並不是隱士。隱士是不想做官，而莊子則根本質疑官這個東西。莊子理想的國家是小國，不過百裏，是用不著什麽官的。
他大概是早就看出，是官就會生事，貪官腐敗，清官追求名聲，都要折騰老百姓。
但莊子是一回事，他的影響又是一回事。

同樣陶淵明是一回事，他的影響又是一回事。
陶淵明好像的確不喜歡做官，也不見得喜歡寫，最感興趣的卻是喝酒。這點和阮籍一樣，據魯迅說：阮籍是因為時局不得不喝酒。
那麽陶淵明呢？也許是想靠喝酒忘記點什麽？
人恐怕總是要想像曹操，做點事情的吧，所以說隱士恐怕並不像他們自己寫的那樣悠閑，輕鬆。

也許有人認為其它朝代有更傑出的人物，但在文學史上，魏晉是無與倫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