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醫結合的一個慘痛事件 zt

　中西醫結合的一個慘痛事件

　　祖述憲

　　我批評中醫說理充分，文字不算激烈。年輕些的人的批評可就不同了，他們
據理力爭，敢於“刺刀見紅”。我經曆過文化專製年代，那時中醫也是政治，關
乎“政策”，對它隻能說好，連問題也提不得。不過在不同的時候、不同需要時，
同一事件對不同的人的命運影響也可能不同。

　　1958年大躍進時代，號召“隻要敢想敢說敢幹，什麽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
來”。這時解放軍一所醫院傳染病科的黎磊石醫師，把他響應“中西醫結合”的
號召，查閱了《外台秘要》等多種中醫古籍，經過多年努力找到的中藥“藜蘆”
治療血吸蟲病方法貢獻了出來。由於那時治療血吸蟲病的藥物是酒石酸銻鉀靜脈
注射，有嚴重的毒性，因此這一中西醫結合的“喜訊”令人十分歡欣鼓舞。在中
共中央血防領導小組的指揮下，臨床應用迅速鋪開。

　　當時我在上海第一醫學院讀書。蘇德隆教授（後來是我研究生時期的導師）
是全國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對這個發現持審慎的態度。可是就在
那年還有個“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他的“審慎態度”竟成為“白旗”的罪狀
之一。我們班上一位好事的同學用輕薄挖苦的口吻寫了一篇批判文章，刊登在
《校報》上，題目是“何必殺頭”。文章大意是，蘇某人曾經說過，中醫治好血
吸蟲病殺他的頭（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說過），如今已經確鑿證明中藥“藜蘆”
能治好血吸蟲病，那就該殺頭了。但又何必殺頭呢，還是好好地改造思想換個頭
腦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差不多與這篇文章發表的同時，臨床應用發現“藜蘆”
具有嚴重毒性，引起視神經萎縮，許多病人的眼睛瞎了，還造成一些死亡。於是
臨床治療立即停了下來。這時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李承祜教授的生藥鑒定證明，
所謂的“藜蘆”其實是百合科萱草屬的萱草根或野金針菜根，而這個植物是有劇
毒的。因此，上級指示以上海第一醫學院藥學係為首的一些藥物研究機構進行毒
性成分的分離研究，但是最終證明對蟲子的抑製作用和毒性是同一個成分，無法
分開的。那個年代浮誇成風，“藜蘆”對血吸蟲成蟲的生殖係統的抑製作用其實
也不強，而且複發。“藜蘆”治療血吸蟲病也就不了了之，留下幾篇慘痛的臨床
報告而已。而真正有效的治療血吸蟲病的藥物——吡喹酮，不久卻在根本沒有血
吸蟲病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因為當時還有一個社會主義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
故不能簡稱德國）的拜爾實驗室問世，解決了血吸蟲病治療的大難題。吡喹酮雖
不能說十全十美，但與我在用酒石酸銻鉀治療血吸蟲病時腦子裏經常想的理想藥
物相比，可以說是已經實現了。

　　“藜蘆”這件事過去了整整10年，在我的腦海裏已經逐漸淡忘時，卻又出現
相關的另一件事情。1968年“文革”期間，我在安徽醫學院（即現在的安徽醫科
大學），全校師生在“工宣隊”領導下，開赴鳳台縣鄉下搞“鬥批改”。寒冬一
天的下午，我們連隊的頭頭集合全連師生，帶著學校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
權威”到附近的一個生產隊，與貧下中農一起對他們進行批鬥。這當中有一位是
病理生理學教授兼科研處長，也就是當年安徽醫學院“藜蘆”研究組的負責人。
批判會的控訴者是一個教研室的技術員，連隊的頭頭之一，他言語誇張，極富煽
動性，說某教授是殘酷迫害貧下中農，把貧下中農當作小白鼠進行毒藥試驗、造
成多少人瞎眼和死亡的罪魁禍首，現場農民都義憤填膺，摩拳擦掌，個別人還向
他們砸石頭子。幸虧一些教師看到形勢嚴重，做了預防工作，否則很有可能出人
命的。

　　今天我寫下的這段文字，實際上在那次批鬥會上就在我腦子裏醞釀了。那時
學識豐富、具有獨立見解的資深知識分子左右為難，進退維穀，動輒得咎。對這
個悲慘事件曾經做出預警的蘇德隆教授，遭到了粗暴的批判，而響應上級號召，
積極進行“藜蘆”療法研究的某教授，幾年後也落得一個更嚴重的罪名，招來更
多的批鬥。

　　我不知道發明“藜蘆”療法的黎磊石醫師在“文革”期間的遭遇如何？他在
軍隊的醫院，境遇可能好得多。他承認“有過慘痛的教訓”，仍然堅持中西醫結
合，隨後發明了中藥雷公藤治療各種慢性腎炎，成為解放軍腎病研究所所長、醫
界名人和中國工程院院士。不過雷公藤的療效、毒副作用究竟怎樣？與其它療法
相比究竟有沒有優點，還是根本不及國際通用的療法？從許多中醫仍然將雷公藤
或其主要成分與皮質激素聯用來看，至少可以說“不理想”。無論如何，認為雷
公藤是中藥，就無需進行嚴格的臨床試驗評價，得到醫界（不是“中醫界”）的
公認，就貿然推廣，是非常不適當的。

相關文章： 《醫學是最年輕的科學》

[郝大夫]

謝謝toobusy百忙之中圈閱批示。

[toobusy]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