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疫情,加拿大政府的疫苗強製令,一直在民間備受爭議,抗議活動不斷。在加拿大各大高校以及社會精英們是什麽立場。他們堅持了思想、言論自由、倡導個人獨立思考的精神了嗎?
在疫苗強製令推出後,這些高校都在推疫苗強製的同時,拒絕對於不打疫苗的師生提供測試選項,並規定了打疫苗的最後期限,也不提供網課選項。這樣的硬性導致不打疫苗的學生被停課,老師被停薪留職甚至被開除。更有甚者,由於政府對於這些被停薪留職者不予發放失業保險(EI),導致這一群體麵臨經濟困境。麵對高校老師斯文掃地的處境、學生學業擱置的現實,沒有任何高校質疑這樣違反人權以及個人權益的做法。2022年3月,當加拿大各省都取消了疫苗令的情況下,這些省屬院校並沒有及時跟進,反而把取消強製的時間延遲設置到5月1日,有些高校甚至聲稱是暫停(pause),隨時可以回到強製狀態。
疫情以來,即使很多民間的公司企業,有些還有獨立與彈性的政策,但是作為社會精英的搖籃,民主思想的大本營,他們並沒有交上可以自傲的答卷。他們人文學科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樣樣俱全,理科專業中的生命科學係列更有責任守護生命與醫學倫理的道德底線。對於明顯擯棄個人醫學選擇權、不予人道主義豁免的強製令,隻有不成比例的極少數教師勇敢地站出來抵製與抗爭,這不能不說是精英教育機構的自欺與墮落,也是號稱民主社會、公民政治的悲哀!
在人類民主政治的曆史成長中,社會精英一直以來都是倡導和維護者。即使在中國,陳寅恪先生“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概括的就是社會精英們精神領袖責任與擔當。在人類物質文明可以發達到有想要征服宇宙外空間的成績單,在人類精神文明方麵,人類是否突破了比起前代更多的個人自由創造、言論和思想的桎梏了呢?是否愈加尊重個體差別性、獲得更多彼此和諧共處的進展了呢?最重要的,個人是否可以保有對社會不公正拒絕、發聲和抗議的勇氣呢?在當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1898年1月13日,法國作家左拉發表《我控訴…!》 (J'accuse...! )控訴了政府的反猶歧視施權,導致德雷福斯案判決的不公。左拉本人因此被控誹謗,流亡英國。他的勇敢之舉,使得“我控訴...!”(J'accuse! )成為了表達憤慨譴責、對抗某些權貴的共同通用語。(請自行搜索此案的詳情以及曆史影響力)撫今追昔,在大疫情的曆史時刻,麵對政府打著為人民的借口,公然越權侵害個人自由與權益,有多少社會精英們在堅持這種擔當和勇氣?作為社會精英思想搖籃的高校沒有質疑、沒有發聲,他們是缺乏勇氣而放棄批判思考的擔當了嗎?還是他們讚同政府的措施,甚至自覺地在維護呢?
對於個人,在職位、房貸等生活焦慮中,選擇視而不見地服從以保住個人平安,於情於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高校作為人類思想的大本營,基於立足於國家利益、維護人權社會的法則,質疑社會不公、甚至為因疫情造成的社會分裂找到修補的辦法,不是他們應該做的嗎?遺憾的是,這次加拿大的高校沒有做到這些,盡管在女性、同性、非裔、原住民等少數人群的權利保障上伸張平等,卻在疫苗強製問題上甚至沒有向社會示範一下平等、尊重各類人群的校園寬容。他們對於不打疫苗的師生進行強製,是出於缺乏勇氣嗎?每一所高校都擁有多達幾萬師生的校園社會,具有強大的社會示範的實力。如果他們采取一視同仁、無歧視的解決方案,足以影響社會,並且不會被剿滅。因此缺乏勇氣,不足以解釋這些機構的選擇。
是不是他們讚同政府的措施,甚至自覺地在維護呢?如果這個答案是“是”,那不是全人類社會的悲哀嗎?不是人類最不願展望到文明的墮落嗎?不難想象,當下政府決策機構的人力資源,有多少是由洗腦中的高校提供的。所以高校與政府的關係,是同謀關係?或已經是權力機構一體化上鏈條上的一環?這些猜測都不應該是空穴來風,而唯一缺乏或者已經丟失的,就是高校作為批判性思想大本營的獨立性。
2022年2月,加拿大卡車司機揭竿而起反抗強製令,到2月18日被政府鎮壓,加拿大高校在強製令的執行中;3月各省政府停止強製令,加拿大高校在延緩執行中。在加拿大社會危機時刻,加拿大高校以及社會精英的噤聲,是加拿大社會文明精神的棄權甚至是中止。挽救加拿大社會危機的責任由卡車司機擔當,打了誰的臉?
同理你是不是認為現在限製室內吸煙剝奪了吸煙者的自由,應予以取締?
有意思的是小土豆說卡車司機是動亂,是極少數; 這話是1989年6月中國總理李鵬說學運的中文。 被小土豆翻譯成英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