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晉：對新疆暴亂的再檢討

對新疆暴亂的再檢討
作者: 周晉    2009-08-05


6月26日，廣東韶關旭日玩具廠內一名漢族女工的一聲尖叫，引發了廠內維漢兩族員工的大鬥毆。誰也不會料到，這隻毫不起眼的“蝴蝶”扇動的翅膀，於7月5日在遙遠的新疆烏魯木齊刮起了一場震驚世界的種族暴亂的颶風（最新統計為死亡197人、受傷1680人）。筆者並不將這場暴亂簡單地歸咎於“蝴蝶效應”，因為“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筆者也不認為它隻是中國官方所指控的“境外敵對勢力”所致。在新疆當地政府早已駕輕就熟的嚴密封鎖與監控下，“境外敵對勢力”很難直接策劃、煽動和插手當地的暴亂。中國官方早就忘記了毛太祖的一句名言：“外因是事物變化的條件，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本。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  

東西部發展的巨大差異 東部對新疆資源的掠奪

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敵人是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對地處中國領土最西部的新疆而言，除了這兩大敵人外還有東西部發展的巨大差異，新疆的經濟發展水平大大落後於中國的東部甚至中部地區。新疆本身還有南北疆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新疆政府偏重於發展工業基礎好、漢人集中的北疆，相對忽略了發展穆斯林聚居的貧困的南疆。這次在烏魯木齊鬧事的許多人正是來自外地和南疆的失業維族青年。這三個負麵因素的交織、重疊，是中國其它省市自治區所沒有的。

更令新疆各少數民族普遍不滿的，是其它省市自治區隻關注於新疆的“西氣東輸”、“疆煤東運”這類隻有利於發展東部、中部的議題，而對新疆各少數民族的生存現況漠不關心。這些少數民族認為：其它省市自治區從新疆廉價奪走大批能源，所以新疆至今仍然這麽落後；外族（主要是漢族）人隻是到新疆來掠奪資源、與當地人爭奪生存空間的。如果外族人不來，光靠新疆地下蘊藏的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新疆就可以像沙特阿拉伯等國一樣，將資源開放給外國人開采，新疆人會生活得很富裕、新疆將發展得很繁榮，不會像現在這樣貧窮落後。從另一方的角度看，中央政府一直給新疆這個特殊的“自治區”大筆援助，新疆卻發生大規模的暴亂，從中央決策者到普通漢族民眾都會覺得新疆各少數民族太不知好歹，官民在對新疆暴亂采取強硬對策上取得了少有的共識。

筆者認為：即使新疆各少數民族的上述認知有偏差，也不足為怪。因為他們看到的隻是一條條輸油管道/輸氣管道通向東部、一車皮一車皮的煤運往東部，而中央政府給新疆這個特殊“自治區”的大筆援助，普通的當地少數民族民眾多無從感覺到。不如將大筆援助轉用於明碼實價地補貼眾人都能看得見的從新疆輸出的能源和其它產品的收購價格上。這些價格雖然不能與國際“接軌”，但可以給出比在國內的省市自治區間交易更高的價格。明碼實價的另一個優點，是有利於杜絕當地各級官吏的貪汙腐敗。新疆能獲得更多的錢來發展本地尤其是南疆的經濟建設，新疆各少數民族能從出售的各類產品（比如農產品）中獲取更高的經濟利益，是消除暴亂的最好辦法。

中國民族政策的再檢討

從大陸移居海外的漢族人士，多會非議執政黨的一黨專製、貪汙腐敗、沒有民主自由、缺乏法製等積習已久的種種弊端，卻很少非議中國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反而覺得這些政策太優惠少數民族了，與之相比多數民族反而有被歧視之嫌（故這些人士不會讚同西方媒體對中國政府少數民族政策的批評）。但這些都是我們漢族局外人一廂情願的看法。去年在西藏、今年在新疆相繼發生了大規模的少數民族暴亂，都證明中國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似乎是“熱臉貼了個冷屁股”，不能獲得藏、疆境內各少數民族的普遍接納和認同。其根本原因是：優惠並不等於信任，並不等於放鬆層層限製、種種控製，並不等於放手給少數民族關鍵的權力。如在新疆，自治區政府主席一職可以由少數民族的共產黨員擔任，但擁有最終決定權的自治區黨委書記一職卻一直由漢人擔任。現任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就官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可以直達天庭。

而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實施的許多優惠政策早已名存實亡。由於政治體製本身的弊端，這些信息既沒有及時反饋給最高決策當局，相應的新政策也沒能及時出台。就新疆而言，1970年代後期，政府硬性在新疆實施了“三個60%”的政策，即在當地招生、招工、招兵這“三招”時，少數民族人士都要占60%。但過去二、三十年來， “三個60%”的行政幹預政策，逐漸被市場生存的需要所取代。這二、三十年間新疆有不少發展機會，致使大量的漢族人湧入新疆。新疆的少數民族除了有被同化的危機感，更被這些外來人搶了不少好飯碗。因為新疆本地的少數民族，受語言、經濟條件、家庭環境等的影響與限製，使他們在教育程度、漢語水平、就業技能等方麵普遍不如湧入的漢族人。於是，對“三招”中影響最大的招工而言，隨著當地的國營企業紛紛敗給市場機製，逐漸步入困境，大量因受惠於“三個60%”政策而得以進入企業的少數民族職工下崗；而新的好工作多掌握在漢族人手裏，他們在招收新員工前已有偏向招收漢族人的心態。加上少數民族就業者在素質、技能上的不足，於是大量的好工作被漢族人占據。這種招工方麵的民族“歧視”在短期內難以改變。如何增加少數民族民眾的就業機會，如何輔導少數民族民眾自己創業，是新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點。

另一項廣受各方批評的民族政策，是對少數民族犯罪分子實行的“兩少一寬”：即“少捕少殺，一般從寬”。這一政策沒有體現“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法製精神，漢族人不滿，更助長了少數民族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雖然時代不同了，現在沒有必要再仿效當年王震以鐵腕治疆的“法家路線”，但如果一直對少數民族犯罪分子實行“犯罪坐牢，殺人償命”的政策，他們在犯罪和參與暴亂時必然有所顧忌，不會如此肆無忌憚。

宗教政策

新疆少數民族的另一個很大不滿是中央政府對他們的宗教信仰的種種壓製。中國所有的宗教活動仍然處在國家宗教委員會的嚴密控製和監視下。現在新疆各地的清真寺比1949年前少很多，伊斯蘭學院受到嚴格限製。由於以“基地”為代表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組織在世界範圍不斷實施恐怖活動，致使中國中央政府針對新疆少數民族的宗教活動比其它省份、其它宗教更為嚴厲。長期實施這種嚴厲的控製，會推動立場相對溫和的新疆穆斯林團體與持極端立場的“疆獨”運動的結盟甚至聯合。如何在限製“疆獨”的生存空間和保障新疆少數民族正當的宗教活動之間取得平衡，不比實施“一國兩製”容易。

製定民族政策的弊端

一黨長期執政的中國中央政府，當政府頒布某項關係到無數人生活乃至生存的重大政策法令時，沒有反對黨的製肘，在非常時期更可越級直達基層，行政效率確實是高。但這些政策法令往往沒有經過人大/政協的詳細審議、聽證、辯論、投票等西方國會慣用的繁雜立法過程，沒有認真傾聽從學者專家直到平民百姓各方麵的意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全盤考慮，沒有經過時間的沉澱；事後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也常常被各級執行者有意無意地掩蓋、淡化，以致那些德政常常成了“好心辦壞事”的“毒政”。當民間不滿的火山終於爆發時，政策的製定者才恍然大悟，但木已成舟、為時已晚，重大損失已經造成。

各國都有民族獨立的勢力

中國官方要從這次新疆暴亂中汲取教訓、總結經驗，但也無需全盤背負造成了民族矛盾與民族衝突的“原罪”。民族矛盾與民族衝突錯綜複雜，源於糾纏不清的曆史，很難給出完全公正的裁斷。世界各國包括最“自由民主”的西方各國都有由民族茅盾導致的衝突和爭取民族獨立運動，“藏獨”、“疆獨”並非中國製造的特產。如英國有北愛爾蘭獨立運動；西班牙有巴斯克分離主義勢力；俄國有車臣等地的爭取獨立運動。即使在享有“各民族大熔爐”和“最講民主人權”雙重美譽的美國，也有爭取獨立的“波多黎各民族解放軍”存在，幾年前光在美國的監獄裏就關押了500多名這個組織的成員。這次新疆暴亂中攻擊中國最激烈的土耳其，是“一百步笑五十步”的典範。土耳其軍隊在攻擊其境內甚至境外的“庫爾德分離主義”勢力時從不手軟，其暴行受到世界輿論的一致譴責，比中國軍警鎮壓新疆暴亂暴力多了。然而，當西方的媒體和價值觀念仍然左右著世界的新聞來源和輿論走向時，西方各國本身的民族問題常常被有意無意地掩蓋、轉移、淡化，有意無意地被披上一層“人權”的薄紗；反之，當西方驚恐地看著與西方政體和社會製度完全相異的中國日益崛起，當一黨長期執政下的中國政府實行的民族政策確實存在著種種弊病時，這次新疆暴亂引起西方媒體廣泛的負麵報導和負麵評論並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是必然的。

領土問題不能和其他問題混為一談

海外總有些對共產黨心懷不滿的人士，每當中國有事，就跟在西方輿論的後麵，不是幸災樂禍，就是鸚鵡學舌。這次新疆暴亂，他們也跟著西方媒體說新疆不是中國的，中國是非法的入侵者。中國與新疆的聯係始於漢代張騫出使西域，新疆早就由中國統治過。早在隋代，李白的祖上就因獲罪充軍西域，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李白就誕生在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的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托克馬克市西南八公裏處）。至於指責說中國霸占新疆的土地，這也沒什麽可指責的。當今世界各國哪個不愛土地？與中國曾經統治過新疆的漫長曆史相比，美國通過戰爭從墨西哥手裏奪得加州的曆史隻是個零頭。1982年英國人興師動眾、萬裏迢迢地遠征跟英國本土八百杆子也打不著的小小的福克蘭群島，也沒見西方媒體對英國指手畫腳、說三道四。

筆者始終認為：一個人可以不愛、不維護這個統治中國六十年的黨，但你不可以不愛、不維護生你養你的祖國。

借鑒西方國家，將訊息完全公開

每當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發生重大問題時，如去年在西藏、今年在新疆發生暴亂後，中國受到的批判特別強烈，這也與中國政府沒有將暴亂的訊息及時完全公開有關。

西方國家對自身嚴重的民族/種族問題采取開放的態度。如1992年美國洛杉磯爆發的因黑人羅德尼.金被白人警察暴打事件而引發的黑人暴動中，大規模的搶燒事件無日無之，大洛杉磯地區濃煙四起。韓國超市的屋頂上甚至有渾身掛滿黃澄澄子彈帶、手提輕機槍的韓裔人士在守衛，一時之間仿若回到了“十月革命”、二次大戰時期。但暴亂中政府沒有強力介入鎮壓，各種媒體全程作公開報導，每個人都知道暴亂的最新進展，政府沒有也無法隱藏任何事。政府還與當地社區合作，讓當地民眾參與討論，試著去解決問題。這場大規模暴動很快就虎頭蛇尾、不了了之，與這種信息完全公開有很大的關係。

崛起的中國應該是充滿信心的中國，它應該逐步效法西方政府和媒體對騷亂、暴亂事件及時作公開報導的態度。開頭可能會引發社會的不安和震驚，因為中國社會還不習慣於這種信息完全公開的方式。但這樣做的好處是先堵上了無數的悠悠之嘴，有利於釋放民眾心中的疑惑和心理壓力。如果新疆政府的公信力受到當地少數民族和西方媒體的不信任，也許還需要一個獨立的外部調查組織，如讓來自港澳、新加坡等地的人員進行非常透明公開的實地調查。中國與世界“接軌”，這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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