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則與變通

常聽一些從東方來的新移民笑北美的人不懂變通，認為東方人在變通這方麵比北美人聰明。其實這裏涉及到一個研究東西方文化對比的人們常忽略了一個東西方文化的深層的哲學差異。人們常說的東方文化主要包括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而我對中國文化更為熟悉一些，所以這裏主要討論中西方文化在原則與變通這點上的哲學根源的不同。我們知道與中國文化相比，西方以古希臘為主要代表的哲學和發源於古希伯來的宗教信仰文化的共同特點是對於超於人類之上的神靈的崇拜，而這樣的崇拜在古希臘及古希伯來以及後來產生的基督文化中的反映是對人們生活中的原則（principle）的要求。而古中國文化中雖然也有一些原始的宗教意識及後來的佛道兩教的影響，卻不具備象西方的古文明中因對神靈的崇拜而帶來的很強的原則性意識。恰恰相反，被認為是古中國文明的根基的《易經》卻是一部強調如何認識及掌控自然和人世間的變化的經典。這種文明起源上的不同決定了在後來的西方文明對於生活中的基本原則的執著及中國人對於細節的靈活變通的特點。從曆史文獻或故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古中國人的原則主要表現在對於君王的忠誠之上。就是在海峽兩岸的政權各自主政的近代曆史中，直到大約三四十年前，對於雙方的人民來說最主要的人生原則就是對於政權的忠誠。即便是今天，政治上的原則在海峽兩岸的文化中也仍然被很多人認為是最根本的原則。但是，政治的原則與對於神靈的敬畏和崇拜在普通人心目中所產生的原則性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盡管中國曆代的統治者們都試圖通過強權的手段及諸如“皇權天授”等社會意識來強化他們的統治的絕對色彩，顯然在人們心目中這樣的做法並不能真正起到對於超自然的神靈的敬畏和崇拜所帶來的那種絕對性以及那種絕對性在普通人心目中所產生的原則性。而中國曆史上的對於皇權的被史書模式化了忠與奸之間的不斷的爭鬥其實也是這種政治上的原則性所具有的不確定性的一個典型的表現，是中國文化中缺乏象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超乎人類（transcendental）的那種絕對性所帶來的原則性的一個表現。西方曆史也同樣是充滿了人與人之間的爭鬥，也有對君王和國家的忠誠與背叛的問題，但是他們並不具備古中國的那種忠與奸的模式。而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原則的概念則在相當的程度上受到宗教意識的影響，當然影響的程度會因為對超自然的主宰者的信仰程度的不同而有差異。其實，因為所謂的中世紀的黑暗而在文藝複興之後興起的一些對於宗教的反叛中人們對於一些原則的放棄本身也表明了人的力量的介入可以是減弱人們原則性重要因素。西方哲學中起源於宗教意識的原則性對於產生現代科學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因為所謂科學的建立其實就是尋找自然中不變的規則（在英語中自然的規則也可與人生的原則一樣叫做principle）。對於中國古人來說，尋找醫藥煉丹或建築的規律是要摸索應對生活的竅門。當然，西方人對於各種秘方（formula）的熱衷也不亞於中國人對配方奧秘的渴望，而中國人探索萬變不離其宗的道的熱情也具有以不變應萬變的思維。隻不過西方人對自然的探索中對於不變的規則的追求更具有他們的哲學上原則性特色，而中國的探索則更加講究靈活變通。人類進入近代以來，由於東西文化的交流的不斷增加，中國人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學會了西方的科學原則，而西方人也早已變得更加靈活變通。盡管如此，中西方哲學在原則與變通這一點上的區別仍然可以從中西方生活文化的對比上反映出來，而且這種對比甚至可以明顯到讓很多新移民一來到西方就能感覺得到。那麽，中國哲學的變通特色與西方哲學的原則特色哪個更好呢？人們很容易用勝敗論英雄的思維來看待這個問題：既然西方的原則性幫助西方建立起了科學及一整套的現代化管理體係，當然是西方的原則更好了。而我個人則認為，西方的原則應該成為一種文化的基礎，但是，當具備了這種原則之後中國哲學中靈活變通的特色就成為了一種優勢，這種優勢並不僅僅是新移民們常引以為自豪的生存技能上的優勢，更是哲學認識上的優勢，一種能夠幫助西方文化，或更確切地應該說是幫助世界文化克服西方哲學中的還原論（reductionism）模式的缺陷的優勢。也就是說人類文明其實既需要原則，也需要靈活變通。如果東方人能夠真正學會西方哲學中的原則性，那麽他們自身的靈活變通就成為了優勢。但是，今天對於很多東方人來說，真正把西方哲學中的那種源自對上帝的崇拜的超然的原則性融入到自己的思維的深層意識中去還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