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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對於人類的思維的影響之深刻恐怕超出了絕大多數人的想象。當我們用似乎是生來就會的語言(當然做父母的知道教小孩學說話是一項挑戰,隻不過每個人恐怕都已記不住自己是怎麽學說話的了)來進行交流的時候,我們通常是把語言作為一種工具,而很少意識到我們自己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會受到語言的影響。我這裏所指的還不是語言所表達的意思的影響,而是語言的形式本身的影響。
前兩天教會裏的一位非華人弟兄借給我由基督徒哲學家Francis A. Schaeffer寫的一本書。當我讀了其中的一些章節之後,我對這位弟兄表達了我長期以來對於中西方哲學思維的對比的一個看法。我說,西方的主流哲學思維就像是代數演繹,先要有一個基本前提A,然後運用邏輯得出B,然後C,然後D,…。為了做到這一點,西方的哲學家(除了象亞裏士多德,康德這樣的超級人物之外。其實即便是他們也不能完全擺脫這種模式,隻不過因為他們思維比較細致而使得他們所用的模型比較完整)往往先要構造一個模型(model),然後從這個模型出發一步步地推出各種抽象的結論來。而我們中國人的傳統哲學思維卻不在乎這樣的模型構造和相應的邏輯推導,我們的思維更象是幾何的觀察和構造。他問我,怎麽能用幾何的思維來思考哲學問題,我就指著屋頂的兩個點對他說,假設這兩個點一個是A點一個是B點,根據代數的思維,我需要先從A點出發,然後運用邏輯推導出B點的存在,而在實際生活中我根本不需要這樣做,我直接就可以在整體的幾何構型中同時看到A點與B點的存在。
我接著對他說,西方的代數式思維有一個很大的弱點,那就是為了要構造那個作為出發點的模型,西方的哲人們常需要對問題進行大大的簡化,這樣簡化的結果往往造成模型中的片麵性,這就是為什麽過去幾個世紀裏,很多西方哲學家猛批形而上學(當然我沒有提到其實中國的哲學界跟在西方人後麵比西方人對形而上學批得還要狠得多,形而上學一詞甚至成為了政治上的負麵詞語)而且喊出哲學已經死了的口號。然後,我多少帶有些得意地說,我本人的優勢就是既掌握了你們西方人的代數思維,也熟悉中國傳統的幾何思維,所以我可以運用中國人的幾何式思維來幫助西方人克服他們在哲學上的代數式思維特征(我之所以這麽說也是因為這位弟兄知道而且支持我寫哲學書)。
其實,中西方在哲學思維上的這兩個不同點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們各自所用的文字的不同。西方人用的是不同部位可以彼此替換的字母語言,而中國人用的是具有局部整體特性的象形字語言。對於西方人來說,雖然不同的詞根具有不同的意思,但是每個字母在單詞中的主要作用是占地方(place holder),而中文從其根源上來說就是從幾何外形上來描寫世界。所以,中西方在哲學思維上就相應地形成了幾何式思維與代數式思維的不同。
從曆史上來說,西方的代數式哲學思維使得他們很容易形成抽象的數理邏輯體係,這對於現代科學體係的形成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而中國在曆史上沒能出現以抽象符號為基本的代數運算,也決定了中國不可能獨自產生現代科學。
可是,存在是完整的,不可割裂的。代數也罷,幾何也罷,都是存在的不同的特性而已,因此兩種思維方式對於人類的發展都是必要的。盡管在曆史上西方人的代數式哲學思維幫助人類產生了現代科學,但是他們目前在哲學發展上所麵臨的停滯本身也正表明了他們的哲學思維上所存在的缺陷。
不過,雖然不同的語言文字特征在彼此不相往來的曆史上曾影響了中西方人在哲學思維上的不同,在世界文化交流越來越密切的今天,人類的思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原始的文字特征的束縛,今天的中國除了國學以外的哲學界恐怕已經沒有什麽人還在用傳統的幾何式的思維來進行他們的本職工作了,當然西方人也還沒有學會中國人的幾何式思維。所以,人們在拯救大熊貓的同時,也別忘了關心一下正在瀕臨滅絕的古中國的幾何式的哲學思維----因為人類需要這樣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