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

人類社會進行交往的最基本的工具應該說是語言，離開了語言，人類不但無法維持今天世界上的一切社會結構，連日常生活中最簡單的彼此交往也無法進行。憑借著語言人類構造了幾千年的輝煌文明，而西方的結構主義者們憑著對語言的重新認識便引發了一場人類文化的深刻變革。

但即便是在被認為是文明高度發達的後現代的今天，包括哲學界的人士在內，我們甚至可以說人們對語言的認識通常是非常原始的。隨著學科分類越來越細及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人們越來越依賴於各學科的專家們來解決具體專業的問題。相應地，大家也傾向於把語言的問題留給語言學家，哲學家，或心理學家來認識。但是由於語言是人類文明的最基本的元素，因此，對語言的錯誤或模糊的認識不但影響到語言專家或語言疾病患者，而且影響到包括社會各階層人士在內的普通人。

今天如果我們問大家語言是做什麽用的，多數人都回答說語言是“人們交流的工具”。如果你再問除此之外語言又是幹什麽用，回答恐怕還是“人們交流的工具”，因為這個答案似乎概括了大家通常所能想到的語言的各種功能。2002年底至2003年我失業在家，所以我主要負責接送我的兒子去Day Care（托兒所），當時一歲多的兒子正值學說話的年齡，帶他的老師根據某兒童心理學的教材建議我在家裏隻和兒子講英文不講中文。她的建議可能從兒童語言心理學上來說是有道理的，不過我當時想的卻是另一回事。我回答她說，我認為會多種語言比隻會一種語言的能使人更聰明，因為語言不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維的工具。我說一個人可能可以有各種感覺或靈感，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不借助語言來進行複雜的較長時間的思維；而每一種語言都有它自身的缺陷，所以掌握多種語言可以彌補由於一種語言體係的缺陷而造成的思維的缺陷。那位老師聽後頻頻點頭，顯然是被我說服了（不過我後來想想她說的也有道理）。我當時的回答既不是意氣用事更絕非一時的靈機一動，而是我在那之前思考了相當一段時間的結果。最早引起我這方麵注意的是中國人在算術上的優勢，我發現由於中文在乘法口訣上的音節較短，中國人算算術通常比講英語的人要快些，由此引起我對語言本身對思維的影響的注意；隨後又發現不同語言中的詞匯和概念的不同對講英語的人與講中文的人的思維方式會產生一些直接的影響。有了這些思考的基礎，當那位Day Care的老師和我談論幼兒語言學習的時候，我就脫口把我思考的結果和她講了。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怎麽接觸過後現代的理論，和大多數人一樣，認為後現代的文化就是讓人看了莫名其妙的藝術品，所以我自然不會把我對語言的認識與後現代文化聯係起來。幾年後才知道，現在的後現代的文化的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語言不但是傳統文化中認為的人們交流的工具，也是思維的工具。在這一點上我與後現代是不謀而合了。

在認識了語言的基本功能之後，如果我們再細想一下人們是如何運用語言來進行交流的，就會發現傳統的關於語言交流過程的認識中也存在著很多誤解。當兩個人交談，其中一個人向另一個人介紹外麵發生的一件事的時候，傳統的看法是語言被進行介紹的那個人用來對事件進行（準確的）描述，而且，雙方都用語言來對自己的思想進行（準確的）表達，每個人聽了對方的話之後便知道對方所講的事情和表達的意思。在這種傳統的認識背後人們其實假定了語言的兩個基本功能：1）描述客觀；2）表達思想。

上世紀初開始，語言學的結構主義對上述假設提出了質疑，認為語言並不是象人們以前認為的那樣是對客觀的描述，語言通過其自身的結構在創造著意義，而語言的結構是長時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我們知道一個語言是由其中的基本字符組成的，但是這些基本字符通常無法單獨或通過任意的組合給出有意義的意思。對於拚音語言的係統來說，這些基本字符是它們的字母，而對於中文來說，這裏的基本字符應該是指中文字的偏旁，這是因為中文單字可以表示很多意思，但是單字之所以能表達意思是因為各偏旁組分賦予了每個字豐富的含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中文的語言結構更為複雜，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拿中文的一些名詞來認識語言結構主義。比如，當我們聽到“鴨梨”這個詞的時候，我們會想到對應的那種水果，如果我們聽到“梨鴨”這兩個字的時候，我們恐怕就不知道在說什麽了，所以說語言通過其自身的結構產生了意思，而這個意思是長期實踐中形成的，並不是說那種水果與“鴨梨”這兩個字的這種特殊的排序之間有著什麽必然的聯係，甚至中國有的地方的人可能根本不把它叫做鴨梨而叫做另外的名字。

除了簡單的字詞之外，由複雜的詞句組成的文章更是如此，其實，自古以來的文章都不是對現實的簡單描述，人們通過對文字的合乎語法的組合創造了文明的豐富成果，當然在這過程中也不斷產生出新的詞匯從而不斷地豐富著語言的庫藏。

可以說語言的結構主義指出了傳統上人們忽略了的語言結構本身在語言交流中產生的非描述性和表達性的作用，由於這種作用的存在，語言本身能夠在沒有客觀基礎的情況下使人們產生新的思想和看法，並通過這些思想和看法來改變世界。當然，我這裏不是也沒打算說結構主義是完美的，我承認語言結構是可以產生意義，並認為結構主義指出這一點是有功的，但我也認為結構主義在語言產生意義這一點上有點極端。我認為語言確實是在產生意義，但是語言作為整體同時也與客觀存在著一種對應關係。如果強調語言產生意義的同時不指出這種對應將會對人們產生誤導。

西方的後結構主義也認為結構主義是不完美的，隻不過他們在結構產生意義這一點上走得更遠。結構主義雖然認為結構產生意義，但是他們仍然認為語言結構的意義還是有著客觀的基礎，比如一個科學的理論反映了某種客觀的實在。而後結構主義則認為談論語言結構的客觀基礎是毫無意義的，一來因為語言本身是在不斷變化的，因而語言與客觀之間的對應也是不穩定的；二來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為了要定義一個語言概念往往要用到很多其它的概念，而那些基本概念本身又要涉及到更多的其它概念，接受一個概念並不是簡單地認識那個概念所對應的現實，而是同時接受了建立起那個概念的很多假設，一旦對那些假設進行解構，人們對原來的概念的認識可能就會發生變化，因此後結構主義認為一切認識都是對不同層麵上的表象的認識，根本不存在對所謂真實的存在的認識。

另外，早期結構主義所處的時代的科學發展使得他們認為至少從科學的意義上說，一個科學理論還是對應著一個實實在在的客觀存在的。但是，後現代的科學發展告訴人們科學並不能為人類提供對什麽實實在在的客觀存在的認識。我們現在知道任何現有的科學理論都將在未來的某一天被新的理論替換，所有被認為是精確的結果都是更精確的結果的近似。昨天小學生在課堂學習太陽係有九顆行星，今天老師就不得不告訴大家其實隻有八顆。最前緣的被一些科學家稱為是媽媽理論的理論物理的發展甚至告訴我們過去幾千年裏在人類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空間的最小基本是點的概念也是一種不存在的想象而已，因為時空的最小單元是不可分割的有長度的弦，沒有人能夠實際測量出一個點來，因此點的概念隻是不具備客觀基礎的數學抽象而已。科學上的這些後現代的發展為後結構主義提供了基本理論上的依據，使他們更相信語言是自在的沒有任何客觀基礎的獨立實體。對他們來說，語言隻是人們在長期實踐中建立起來的一種可以用來創造意思的獨立體係，現實世界中不存在所謂語言所依據的根本實在，所以在對語言的理解這一點上，後結構主義強調讀者都是根據自身的知識與經曆來理解作品而不是站在作者的立場上來理解作品，而作品的意義蘊含在作品的結構之中（這一點我在了解後結構主義之前又與他們不謀而合），因此強調作者對作品的絕對解釋權是錯誤的。既然作者都不是作品的絕對權威（世界上的一切政文法規俗成等都可以被認為是作品），那麽對任何東西去尋找普世的標準就失去了意義，所以後現代主義強調政治和文化上的多元論。

雖然我認為結構主義在結構產生意義這一點上有點極端，而後結構主義在這一點上比結構主義更為極端，但是我與後結構主義之間存在著很多共同的語言或者說我本人的思維在了解後結構主義之前就與他們在很多方麵是一樣的。我認為後結構主義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的，他們對於語言特征的宣傳努力在幫助更多的人認識關於語言概念的又一些結構主義沒能指出的非常重要的特征。

在我了解後結構主義之前，我在我的《公平人生》一書中曾寫過這樣一段話：“公平是每個人都在還沒會說話前就已經意識到的，但很多人到老也沒仔細琢磨過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非常容易理解卻很難解釋得清楚。在生活中我們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一個問題看來極其簡單，誰都能想得通，似乎不用費思就能把它說得一清二楚的，但當我們真的試圖去解釋它的時候，卻發現我們對它的理解是建立在我們日常所熟悉的其它一些概念基礎之上的，為了把原始的問題說清楚，我們就需要把所涉及到的其它概念說清楚，而為了把那些其它的概念說清楚，我們又會發現還要再引入更多的概念。這就好像我們在一隻絲襪上看到一個小線頭，我們以為輕輕地一揪就能把它揪斷了，可當我們抓住那個線頭往外扯的時候才發現那個線頭是越扯越長， 就好像要直到把整隻襪子拉完了才算為止似的。如果在一件事發生之後，為了給當事者們一個公平，我們決定先把什麽是公平給搞清楚了再說，我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就好像是從一個大網上往外拉一根越扯越長的線頭，不知什麽時候才算個了結，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趁還沒有扯得太遠的時候，把那個線頭給剪斷掉，回到原來的事件上來就事論事，達成一定範圍內一致的公議。但我們也經常會發現，哪怕是就事論事地討論公平有時也是眾口難平；尤其是當涉及到諸如國際糾紛之類的大範圍的複雜利害關係時，什麽是公平什麽是不公平的界限更是常會變得模糊不清。”

 

其實，當我們來認識兩個人用語言來交談的過程的時候，我們麵對的是一個包含了四個基本組成部分的係統：交談中所涉及的客觀存在，講話的人，聽話的人，以及語言。

首先，語言與客觀存在之間有著對應的關係，可是不但這種對應關係不是一對一的關係因為語言的結構本身構造著意思，而且已有的對應可以發生變化。但是從整體來看，一個語係與客觀存在之間是有著有意義的對應關係的，而且這種對應關係在一定的時間範圍內是有一定的穩定性的。認為並強調語言與客觀之間存在著對應關係是我與結構主義及後結構主義的看法不同之處。 

第二，講話的人所用的語言與他心裏的想法之間有個對應關係。根據傳統的語言僅是交流的工具的看法，語言就好像是人們的思想之間的媒介，思想在語言這個媒介中的傳播就象光在透明介質中傳播一樣：雖然由於說話的人的表達能力的局限，說出來的話會對說話的人的意思打個折扣，但那不是語言的問題，這就好比雖然光在運行中會與介質發生作用而損失能量，但是光是穿行於介質中的獨立實體。而根據我們現在的認識，語言不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維的工具，不存在著完全獨立於語言的思考。說出來的話是隻是沒有說出來的思維的延續，更確切地說，說出來的與沒說出來的話都是整體思維的一部分，隻是形式不同而已（一個人完全可以在思維時大聲地自言自語---隻要不打擾他人且不怕泄漏隱私就行），因此思想就不是象光在透明介質中那樣地在語言裏自由穿行了，而是更象聲音在介質中的傳播一樣，是依附於介質的一種運動形式。而每個具體的語言都有它具體的存在形式的，這個形式就是各個具體的語言係統，其中包括它的基本元素和它的結構，而語言的意思由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語言結構來決定。

如果象以前那樣假設思想是在語言中自由穿行的光，那麽我們就可以去尋找最理想的透明介質，也就是最準確地表達思想的語言，即便是找不到，也可以把這種理想的語言假設為終極的語言，這就好像在自然科學與工程中我們經常用一些理想的狀態作為實際狀態的比較或衡量標準一樣。如果存在著這種理想的語言，那麽生活中的語言就是對這種語言的近似，而文字更是對生活語言，也就是日常語言的一種記錄，是從屬於日常語言的。

但是根據我們現在對語言的認識，既然思想與語言是耦合在一起的，那麽追求或假設那種理想的超脫具體形式的語言就失去了任何意義，而一切有意義的語言就是各種我們日常所用的具有實際結構也同時具有了各種缺陷的語言。另外，如前所述，通過按照語言的語法結構來進行的組合可以產生不具備客觀存在基礎的意思來，所以語言就不僅是思想這種波動傳播的媒介，也是思想這種波動產生的源泉，那麽語言就再也不是從屬於思想或什麽假設的理想語言的體係了。不同的語言體係之間或許可以根據運作效率來進行比較，但是每個語言體係都是獨立的不需要依附於理想語言的實體。根據這種認識，文字係統也就不再是依附於日常語言的記載工具而是與日常語言對等的獨立實體了。

第三，聽話的人從話中理解到的意思與語言本身所能傳遞的意思之間也有個不完全的對應。聽眾或讀者對聽到的或讀到的話的理解並不是根據表達者的思維來進行的，而是根據他本人的知識及經曆來理解的。而且，同一句話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候的理解也會不同。

 

對於語言的不同認識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可能比很多人意識到的要大得多。可以說，世界上現行的各種地方的國家的或國際的律法政文及民間約定俗成的規矩等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對語言的傳統認識上的，一旦對語言的後現代的認識象那些如今已經成為時髦的後現代繪畫一樣被世人所接受，這個世界的政治及文化將會發生很大的變化。當然，語言的後現代認識比起繪畫的後現代風格更難以理解從而它被普遍接受的日子的到來將經曆更長的時間。但是，作為人類的整體，已經具備或存在了這方麵的認識，而且我們也看到這些認識確實是反映了語言的一些真實特性的，那麽已經具備或接受了這種新認識的人們在生活中就具有了力爭的依據，剩下的任務就是宣傳與推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