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真是偉大的“教育家”嗎？

孔夫子真是偉大的“教育家”嗎？　　　　　　　　　　 黎 鳴
孔夫子真是偉大的“教育家”嗎？不，他不是，他是造成中國人長期以來處於愚昧狀態的空前巨大而曆史深遠的反教育家、反教育思想家，他是造成中國人將永遠愚昧下去的“祖師”，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在前麵的文章中，我已經論證了，孔夫子在涉及教育的許多最關鍵問題上的言論，實際上都是極其錯誤的。例如什麽是教育？什麽是人類教育的本質？什麽是教育的出發點？什麽是教育的必經之途？什麽是教育的終極目標？等等。孔夫子關於所有這些問題的回答為什麽都是“極其錯誤”的呢？我在前麵的文章《兩千多年的中國，教育的巨大敗局》中已經作出了回答。
既然如此，又為什麽長期以來孔夫子始終都被中國人視為偉大的教育家和偉大的教育思想家呢？
最關鍵而且也最明明白白的一點，即孔夫子的“聖名”是由曆代帝王和禦用的儒生們在漫長的日月中不斷地哄抬和吹噓起來的（又例如今天的中央電視當局，於丹、康曉光、蔣慶、陳明等等自稱“新儒家”的儒生們的極其無知的胡吹邪捧）。關於這點，本文不想多講，因為大家都很清楚，帝王以及所有的極權專製統治者永遠都不可能改變他們想要“愚民”的本性，他們自然最歡迎孔夫子這樣“偉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這是因為，中國長期以來的曆史，事實上已經充分地證明，隻有孔夫子的“教育思想”最具有“愚民”的效果，中國人在他的愚弄之下，已經愚蠢得不可能再愚蠢了。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未來，除了“算命”，就隻有“求神拜佛”，基本上已經完全喪失了任何一點作為“人”的“自主”（更不要說“自由”）的精神追求。
問題還在於，僅僅這樣解釋，並不能夠真正說服大多數的普通人。大多數的普通人在孔夫子“兩千多年神聖”耀眼的“光環”之下，早就已經崇敬得連自己的腦袋是否還能有任何一點懷疑的權利乃至功能，都遠不知道了；孔夫子簡直就已經成了某些人心中永遠的“尊神”，成了他們身上永遠都不允許被任何人妄自觸動的最敏感的“神經”，一旦被觸動，就將引起他們的“暴跳如雷”，甚至大發神經。
不管怎麽說，曆史上流傳下來的許多關於傳頌孔夫子的故事，以及他在《論語》中的許多言論，的的確確是很能蠱惑人心的。正是因此，中央電視台僅僅利用一個原本很不夠格的於丹講講《論語》“心得”的節目，就在中國一下子便煽起了“尊孔”、“拜孔”以及恢複“儒學”、“儒教”的狂風巨浪，甚至都可能進一步再掀起一股向封建帝國舊傳統複辟的大潮了。這一點決不難理解。不要忘記，崇拜孔夫子的“情結”在中國曾長期延續了兩千多年，它埋在中國人心靈中的（令人愚昧、令人盲目的）“根”深邃得簡直無法想象。也正是因此，凡是涉及到“人事”變化、社會改革的問題，在中國，總會比別的國家困難上數倍，甚至數十倍、數百倍。這事實上就是長期崇拜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曆史情結所形成的（中國人愚昧和盲目的）民族情感乃至精神的巨大的“惰性”所致。從牛頓力學的角度看，中國人的社會“質量”，也即它的運動“惰性”，無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正是因此，中國人將隻能是世界上最後一個進入“憲政”、“民主”和“自由”的大民族國家。在我看來，其根本的原因，恰恰正在孔夫子及其儒家對於中國人精神的長期以來的全麵的壟斷。打破這種上千年精神“壟斷”的巨大的慣性，正是可能推動中國社會真實前進的最關鍵的一舉。所以，我的對孔夫子及其儒家的真實內涵的揭露和批判，希望能夠得到更多同胞們，尤其青年同胞們的支持。
經過多年對《論語》的研究，我發現，孔夫子關於“教育”，乃至關於“人生”，的確說了許多讓人深感推心置腹的“蜜語”，更甚至說了不少讓人心悅誠服的“讜言”。
所謂“蜜語”，是指很能讓人會心之語，它們往往是很能讓人首肯的（人情世故的）常識或願望。例如：“仁者愛人”，“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溫故而知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恥下問”，“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當仁不讓於師”，“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循循善誘”，“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德不孤，必有鄰”，“禮之用，和為貴”……等等等等。
所謂“讜言”，是指高調的宣言，常常擲地有聲，可以立即引起人們的崇敬之情，然而說的卻幾乎永遠都是人們（包括言者本人）實際上難以做到的“悅耳的大話”。例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朝聞道，夕死可也”，……等等等等。
仔細分析孔夫子充塞《論語》的所有“蜜語”和“讜言”，絕大部分所指，其實均屬於具有非常強烈的（時空）相對性的人事關係或社會現象，正是因為其中強烈的（時空）相對性，使得孔夫子所言，既非真理，更非真實，幾乎全都隻涉及“真誠”地“表情”，或一廂情願的自說自話。雖然說起來可以唾沫橫飛，甚至道貌岸然，然而事實上卻遠不是那麽一回事。這就好比孔夫子在給人們描繪一座具有三層的（人生或教育的）寶塔。他把最高的第三層（真誠的表情、願望）描繪得金碧輝煌，然而寶塔的第一層的基礎（自然而客觀的真理）和第二層的砥柱（相對而經驗的真實）卻完全處於他的視野之外；之所以如此，雖然更多的是由於無知，但也不乏蓄意隱瞞，甚至存心欺騙的可能。這正是《論語》之所以能夠蠱惑人（讓人感到高尚、崇敬），然而實際上卻真正是在不折不扣地愚弄人的根本原因。而那座（關於人生或教育的）寶塔，實際上比海市蜃樓還要更虛無縹緲，因而也愈可以讓今天的人們真正發現孔夫子及其儒家之徒的欺世盜名。孔夫子及其儒家就是利用這種“真誠”地“表情”的“教育”，整整愚弄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製造了數十乃至上百億的“尊孔”、“拜孔”以及“崇儒”、“尊儒”的“愚民”。弄到後來，世世代代，中國人事實上已經變成了一個最容易被甜言蜜語所感動，最容易被威逼利誘所擒獲，卻永遠都隻能在實際的生活中忍辱負重，甚或慘遭殺戮的民族。可悲的是，中國人悲慘的曆史雖然重重複複，中國人卻永遠都不長記性，永遠都學不乖，永遠都不思進取，即使受到其他人類羞辱的恥笑，卻根本就沒有感覺，還能繼續保持自己古老傳統中的自滿、自足，甚至還能繼續盲目地自戀、自豪。這種世界上最愚昧、最無知、最麻木、最悲慘的人類現象，在中國的這塊土地上，由於孔夫子及其儒家的長期“教導”，實在是延續得太漫長了。難道到了２１世紀的今天，我們還要讓這種醜陋的人類現象繼續延長下去嗎？
說得更明白一些，孔夫子無論談論人生還是談論教育，他都是在完全肯定“周禮”的絕對神聖的存在性的情況之下而言的，也即，“周禮”（到了後來，其實就是封建人治的專製體製）既是“真理”又是“真實”，而且也隻能在它永遠不變的前提之下，才能談到所有人們都應具有的教育和人生的“真誠”。正是因此，孔夫子所談論的人生以及教育，根本就不涉及人類生命本真的自然性，根本就不涉及人類社會生活中個人真實的自主性，當然更不可能涉及人類精神（智慧）成長和追求的終極的自由性。最糟糕的是，孔夫子談教育，根本就無視了與人類生命之“樹”同時並生的人類智慧之“樹”的更關鍵性的存在。孔夫子的所謂“教育”，惟一隻教人學禮、知禮、習禮，除了僅僅與禮樂相關的（純粹屬於記憶性的）知識之外，孔夫子心中根本就沒有任何其他一切涉及實際生活和生產的（理解性的和創造性的）知識的智慧。孔夫子的所謂“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後麵的四藝全都隻是為統治者的禮樂服務的能力。射是射箭，禦是駕車，書是認字、書寫，數，既是算數，也是算命。說白了，孔夫子的所謂“教育”，惟一隻為封建的禮樂（政治）服務，惟一隻為永遠地鞏固封建禮樂的人治專製的政治體製服務，而絲毫不涉及其他，當然也就更不可能關心人類智慧本身的核心——真理的觀念。
最能讓人感到孔夫子是“偉大的教育家”和“偉大的教育思想家”的事例，莫過於有關他的有口皆碑的“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的傳說。“有教無類”，似乎孔夫子真待學生一律平等；“因材施教”，似乎孔夫子真具有非凡的知人善任的能力。其實，這全都是後來儒生們的盲目誇大的宣傳。
孔夫子教書是因為他當不了官，為了生存，退而求其次。學生的來源，無論貴族還是平民，隻要送上“束修”，他都可以接收，這樣的“有教無類”與現代的民辦學校沒有什麽區別，根本就談不上他有什麽“一律平等待人”的高尚情操。作為教師，關鍵在他“教”什麽？怎麽“教”？為什麽“教”？而恰恰在這三個問題上，孔夫子他全都錯了。從他把“道”曲解成為“忠恕”之“道”，“仁義”之“道”，“克己複禮”之“道”（而不是自然真理之常道）之始，他就已經徹底喪失了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教師”（教育家）的資格了。他可以是封建專製統治者的偉大的衛道士，但決不是中華民族智慧精神的偉大的“導師”（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他之所以也願意接受一些“小人”（平民）作學生，那是因為他認為：“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論語》〖陽貨〗）。說白了，小人學道，平民接受他的“教育”，將使他們更容易被統治，更容易被統治者所使喚。難道這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所應該說的話嗎？何為“君子”？何為“小人”？這惟一隻由禮樂加以規定，如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樂永遠不變，從而“君子”和“小人”也永遠不變。即使“小人”接受了“教育”，他還依然是“小人”，永遠成不了“君子”。正如文化大革命時期流傳的順口溜：“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以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才是孔夫子教育的生動的現代反映。這樣的教育，這樣的教育思想，能是民族偉大的“教育家”的“教育”，能是民族偉大的“教育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嗎？
再來說孔夫子的“因材施教”。對於相同的問題，往往因問者的不同而可能會有不同的回答。這被認為是孔夫子的“循循善誘”和“因材施教”。例如學生的問“仁”，對於子路的回答是：“剛毅木訥，近仁”；對於顏淵的回答是：“克己複禮為仁”；對於仲弓的回答是：“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對於司馬牛的回答是：“仁者，其言也仞”（仞，說話遲鈍）；對於樊遲的回答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等等等等。孔夫子的教人是在教人如何做人，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個性而相應矯正之，這的確顯示出了“因材施教”的特點。但這樣的教育，事實上也是在無視人們的個性，甚至蓄意消滅人們的個性，這是問題之一；之二，如此的教育如果用之於知識教育，則顯然會有造成概念混亂，乃至思維（邏輯）混亂的惡果，根本就不可能培養學生的勇於獨立思考的精神；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孔夫子及其儒家獨霸盛行的中國，中國人簡直就已經永遠地喪失了創造自己的邏輯理論係統的任何一點可能性，因為這一點，可以說，如果不遇上西方人的入侵，從而帶來西方人（古希臘人）的邏輯理論，恐怕中國人將會永遠愚昧下去，將會永遠都不知道人類真正的智慧——邏輯、哲學、科學、民主、自由為何物！！！
孔夫子的偉大的“教育家”和偉大的“教育思想家”的精神究竟表現在哪兒呢？他有這樣的精神嗎？沒有，絕對沒有，他隻能是使中華民族永遠愚昧下去的“祖師”，他是造成中華民族永遠愚昧下去的“千古罪人”。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的口號：“打倒孔家店”，真是太正確，太偉大了！讓我們繼承“五四”的這種精神，不僅在情感上，更應該在理性上，在人類整體智慧的意義上，把這項批判、審視孔夫子及其儒家“五毒”傳統的偉大的事業，勇敢地推向前進，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因為這個事業實質上關係到中華民族在新的世紀中的能否真正徹底“翻身”的命脈，因此，這實際上更是一場與舊的中國傳統的命運在思想領域中的（幾乎是最後的一次機會的）決戰。（２００７，７，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