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894年7月27日，中國外交部（總理衙門）緊急召見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Nicholas R. O’Coner），就運送清軍的英國商船高升號被日本艦隊擊沉之事進行磋商。在兩天前所發生的這場悲劇中，近千名中國精銳部隊和幾十名歐洲船員一同罹難，國際社會被如此慘烈的海難和日軍的不宣而戰深深震撼。
中國“外交部長”奕劻（總理王大臣、慶親王）親自主持了與英國公使的會談。
這對與會雙方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會議。中國在自己的藩屬朝鮮海麵上遭到了突然襲擊，而飄揚著大英帝國國旗、由英國公民駕駛的英國商船，也第一次在東亞遭受到如此悍然的攻擊。
會後，雙方卻出現了兩份不同的會議記錄，焦點集中在：英國下一步對日動武的可能性，以及雙方對中國軍事前景的預測。
根據總理衙門的記錄，奕劻問道：“日本如此無理，西國素講公法，當作何辦法？”歐格訥答說：“此時我不能出斷語，當聽政府之命。既日本將英船擊沉，或竟調水師前往，亦未可知。”這話雖然委婉，卻依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信號。鼓動英國對日報複，正是中國在高升號事件發生後的第一目標。作為老資格的職業外交官，歐格訥在這一問題上的任何預測，都將對中國的士氣民心乃至中日戰爭前景產生巨大的影響。
但在歐格訥當天向倫敦發送的報告中，並非如此：“親王詢問了對於炮擊英國船隻一事，女王陛下的政府將采取什麽措施。我說毫無疑問那是一種非常嚴重的事件，但我掌握的情報很少，不能冒昧發表意見…… 此事在很多方麵都很複雜…..必須由女王陛下的政府遵照前例和國際法作出決定。”歐格訥在報告中強調說：“我個人認為，日本的行為是完全非法、無理的，因為高升號毫無防衛能力，又載有一千一百人，日本將其擊沉，無論怎麽說都是一種蠻橫、殘暴和無恥的行徑。然而，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關於女王陛下的政府在這一事件中可能要做出的決定，我不能冒昧提出初步意見，有必要等待更確切的詳細情報。”
另一個在總理衙門的記錄中被忽視的細節，卻在歐格訥的報告中被重視：“我告訴親王……如果他允許我以個人名義坦率直言，我要問一下，一旦真的爆發戰爭，假使中國決定迅速出擊，他認為是否有對敵手施行沉重打擊的力量。親王猶豫了數分鍾，在環視同僚一周之後，咕噥了一聲，對他們目前是否能同日本進行成功競爭，表示懷疑。雖然那是一個令人痛苦的場麵，但我還是繼續說道：這恰是要害所在……”
從中英兩國談話者的記錄重點，我們能很清晰地看到：在總理衙門呈報給軍機處乃至皇帝的報告中，沒有提及雙方對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均缺乏信心。作為頭號強國的英國，其駐華公使對中國軍事獲勝缺乏信心，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情報，但總理衙門顯然沒有匯報這一點。
同時，總理衙門居然在報告中，無中生有地加上了歐格訥並未言及的英國或許會對日本興兵問罪的說法。作為資深外交官，歐格訥與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那些臨時充任外交官的商人不同，他有自己的職業素養，絕對不可能擅自做出如此關係重大的表態，他也完全能看出中國試圖將英國拉下水的意圖，從而在言語措辭方麵會加倍警惕。總理衙門的報告，在英國可能對日興兵方麵進行了 “創作”, 很可能是為了迎合皇帝為首的主戰派，希望借助英國的虎威為自己壯膽。
這樣關鍵的會議紀要上的“各自表述”，僅僅是中國外交部門在這場改變東亞乃至世界格局的戰爭中的拙劣表演之一。作為中日第一次戰略大對決，中國外交部門在整個甲午戰爭期間的表現，大到外交戰略、小到外交技巧，均無法與日本同行相比。事實上，史料顯示，從李鴻章到軍機處，中國決策層在被高升號事件震撼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欣慰地”相信並坐等英國對日施壓，甚至興兵問罪，為此，已經起草好的對日宣戰詔書又被延宕發布。
同樣被高升號事件所震驚的日本外交機構，在對軍方的鹵莽行動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和憤怒後，卻立即卓有成效地主導了國家危機公關，將軍事侵略行動包裝成“十字軍東征”般的聖戰。
甲午戰爭，中國不僅輸在軍事上，也輸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戰，實際上是“鬼使”與“神差”之間的一場不對等決鬥。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大清國主流社會，外交官是被士林所不恥的“鬼使”。
1876 年，甲午戰爭前十八年，郭嵩燾受命出使英倫，成為中華帝國以平等身份派駐海外的第一個使節。在他的家鄉湖南，“憤青”們認為他無異於漢奸，有一幅痛罵他的對聯也從此成為千古絕唱之一，其聯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鄉親們痛恨他出洋“事鬼”將辱沒鄉梓，要開除他的湖南省籍，甚至揚言要砸了他的房子。親朋好友也多認為他“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使，真為可惜”，“以生平之學行，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基於“民憤”的“打砸搶”事件雖然沒有發生，但郭嵩燾從此成為 “湘奸”，並在他的有生之年聲名狼藉。
在曆史上，“天朝上國”遣使藩屬和四夷，不是宣揚皇恩（最壯觀的是鄭和下西洋）、便是羈縻遠蕃（比如漢唐的和親政策），除非要在邊疆推行所謂的“改土歸流”（實際上將自治半自治的邊民政權納入中央行政體係），從來沒有對外派駐常任使節的規矩，也不接受夷狄們派駐使節，外夷來華朝貢均不許久留。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列強要求向北京派駐外交官，居然比割地賠款還引起更大的輿論反彈，擔心洋人們“不守臣節”，但在列強的槍炮麵前，大清國隻好放棄原則，“洋鬼子們”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腳下駐了下來。
西方使節進來了，中國卻堅持不外派使節。郭嵩燾放洋，也是無奈之舉。此前中英之間發生“馬嘉理案”（又稱“雲南事件”或“滇案”），英國駐華使館翻譯馬嘉理（Margary），擅自帶領一支英軍由緬甸闖入雲南，開槍打死中國居民，當地人憤起反抗將其打死。英國借此事件，強迫清政府簽訂了《煙台條約》。根據該條約，中國應派欽差大臣到英國“道歉”，並任駐英公使。
選派使臣出洋，不僅要懂洋務，而且要願意出洋。這在當時是相當困難的，備選的人並不多。郭嵩燾同意出使，其實也是這位開明的洋務派官員的公忠體國，他自陳“以為時艱方劇,無忍坐視之禮”。即便這樣，朝廷還要“摻沙子”，加派了一個極端保守者劉鴻錫作為他的副使，以收鉗製之功。我們看看這位副使此後對郭嵩燾的指控，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水準：他指控郭參觀炮台時居然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郭在柏金宮殿聽音樂時，屢取閱音樂單，仿效洋人所為；郭在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 ，舉手投足都是罪狀，極盡磨勘刁難。
中國外交官不僅被士林視為“鬼使”，在官僚體係的設計上，也被作為“等外品”處理。根據清廷的相關規製，外交官並非實職，而隻是“出使某國欽差大臣”，臨時差使而已。清承明製，“實職”與“差使”有天壤差別，“實職”乃是經過吏部銓敘的經常性官職，被納入升遷考核的完整體製，而“差使”則是臨時性的差遣，等於是現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職。最典型的“差使”有所謂的“巡按”（清初廢止）以及派赴各地的考官、學政，學政的差使時間很長，三年一任，任滿官複原職。
外交官隻是作為“差使”，而且在製度設計的時候，沒有明確“銷差”回國後的“政治待遇”，這一放洋就是多年，與官場的聯絡自然要稀疏乃至中斷，對官員的升遷有相當不利的影響，出任“鬼使”無疑是自斷前程。
使節之外，隨員更為難得。當時的洋務人才本就不可多得，製度設計上又沒有“給出路”，郭嵩燾以降的各駐外使節，其遴選隨員均十分困難，朝廷便隻好將駐外使館的人事權悉數下放以為彌補，但這又造成各使節自行其政，外交官職銜混亂，發展到後來各使館冗員充斥，外交經費浪費浩大。
這樣的局麵，一直維持到八國聯軍侵華後，在列強逼迫下，總理衙門改組為外務部後，外交官才被納入實職序列，責、權、利才統一起來，並對各使館員數、品秩、等級、月薪及出使各大臣應支經費製訂詳細章程，職業化外交官隊伍的建立才算真正開始，中國外交方告別“鬼使”時代。
“鬼使”時代的中國外交體係，被看作類似前朝“理藩院”的“統戰機構”，地位低下，難有作為，在國家大事上並沒有什麽發言權，在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濫，對於外交事務多奉行鴕鳥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強維持“洋務”，自然難以為國家戰略決策提供重要意見。晚清相當多的涉外事件，尤其是義和團動亂等大事件，雖然本質上是中外、民教之間的利益衝突，但中國外交官的顢頇、因循怕事，未能防患於未然，也是造成衝突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霞關外交，料亭政治”
與中國的“鬼使”不同，外交官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成為“神差”。
日本政界有句俗語：“料亭政治，霞關外交”，意思是說政治多在料亭飯桌上商討，而外交則在霞關決定。霞關位於東京千代田區南部，在江戶時代前是大名屋敷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務省使用，成為“日本外交”的代名詞。
“霞關外交”有一個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務之首，實施政府的整體外交。
與中國心不甘、情不願地設立外交機構，卻又將它作為政府的“盲腸”部門不同，日本在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就將外務省確定為六部之首。1869年明治政府頒布法令，成立外務省，由明治天皇的親信、王政複古政變的首腦岩倉具視（Iwakura Tomomi,1825-1883)親自掌管。岩倉隨後就組織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員一同訪問歐美，探求改革之道，希望與西方修改不平等條約，這就是日本曆史上著名的“岩倉使團”。 岩倉使團出國訪問曆時長達二十二個月，等於現政府高官集體出國留學，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見的。
日本賦予外交以國務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為明治時期的首要國家目標，就是廢除與西方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因此，歐美外交實質上也是頭等內政，外務省則是銜接內政和外交的樞紐。
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外務省比日本其它政府部門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貴族子弟紛紛負芨歐洲，留學歸來後多進入外務省工作，比如後來在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的小村壽太郎（Komura Jutaro）、青木周蔵（Aoki Shuzo）、珍田舍己（Chinda Sutemi）等人。貴族子弟因與朝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通過他們，日本的外交優先理念更深地滲透到各個方麵，重視國際關係成為整個執政階層的自覺意識。
到1890 年代，日本與西方修約的工作進入高潮，外務省更是吸收了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的大量畢生生。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教授鳩山和夫（Kazuo Hatoyama）應外相井上馨（Inoue Kaoru）邀請，出任外務省調查局局長。他親自推薦給外務省的三名學生，後來都成為國際知名的外交家。其中，因提出亡國“二十一條”而為中國人熟悉的加藤高明（Kato Takaaki，1860年－1926年），於1894年出任駐英公使，其後多次出任外相，並在1924年出任日本首相；林權助（Hayashi Gonsuke，1860-1939），後出任駐朝鮮、大清和英國公使，在擔任駐中國公使時，曾深深地卷入戊戌政變，協助康梁等人出逃；內田康哉（Uchida Yasuya，1865年- 1936年），先後出任駐中國、奧匈帝國及美國大使，多次出任日本外相，兩次代理過日本首相職務，還曾被美國《時代》周刊作為封麵人物。
從日本這些年輕學子後來在外交體係、乃至整個官僚體係內的飛黃騰達，反觀中國近現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崗位上獲得重用，惶論出任總理等“國家領導人”職務。甲午戰爭之後，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出任駐英公使，還是托了伊藤博文的福。羅豐祿、伍廷芳等隨李鴻章赴日談判馬關條約，伊藤博文和李談起，此二人是他昔日留學英國時的同學，均為一時俊彥。如今伊藤已貴為內閣總理，而伍、羅兩人還屈居幕僚。李鴻章聞之，頗有感觸，不久後便分別保舉他們出使英國和美國。
日本“神差”與中國“鬼使”的區別，並不僅僅在於造成部分當事者的個人仕途高下，而更造成兩國在整體戰略方麵的根本性分野：一個是外向的、積極的“欲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為此貴為天皇都可以節食籌款；另一個則隻是想為滿清部族保住祖宗留下來的這點基業，既要攘外，更要安內，不僅要挪用海防經費修園林，到了宣統朝，居然借著改革的名義建立了一個純滿人的內閣，自棄於億兆漢民。
大量法律界人士的加入，極大地提升了日本外交界的國際法水準，日本從此不僅開始專家辦外交、也開始以“法”（國際法）辦外交，這令日本外交成為其軍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廢除與西方的不平等條約及侵略朝鮮中國、爭霸東亞大陸等方麵，鋒芒畢露。
高升號事件爆發後，日本外交係統緊急動員，危機公關相當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這些“法學外交官”們在事件調查和處理過程中，緊緊抓住並利用了國際法的灰色地帶，最終令自己一舉扭轉被動的局麵，而不似中國那樣單純地訴諸“正義”等抽象口號。
“霞關外交”的特點，除了國家實行大外交、重視國際法之外，還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慣用模糊詞語，如果不能蒙混過關，則將責任推給中下層的執行者，高層故作無辜，以此贏得回旋餘地；日本外交也十分注重在強者麵前的低姿態，一旦軍方行動引起強者不滿，會毫不吝嗇向強者道歉，以避開強者盛怒的鋒芒，這一特點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強大的宣傳機構，他們大量聘用外國顧問，保持與西方輿論的密切聯係（詳見本刊上期《滿清豈可稱中華》）。
“霞關外交”實質上就是著眼於列強的外交，在盡量減少與列強對抗的前提下，幫助日本政府獲得最大利益。也正因為如此，“霞關外交”成了英美外交，對中國方麵重視不夠。雖然日本外務省擁有不少中國問題專家，但他們並不占據關鍵地位，不能影響決策。美國日裔學者入江昭（Akira Iriye）認為，“霞關外交” 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沒有認識到維護中國主權對日本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國際框架中的應有的定位，這導致了日本今後的失敗和災難。
“鬼使”“神差”大對決
先天的差別，令中國“鬼使”在應對日本“神差”時，處處捉襟見肘。
與留洋多年的日本對手伊藤博文（當時日本首相）和陸奧宗光（當時日本外相）相比，在外交方麵“自學”成才的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之前從來就沒有邁出過國門一步。他的外交思路和技巧，與其說是學自洋務實踐，莫如說是講求權詐的中國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領域的運用。作為李鴻章外交思想根基的“以夷製夷”，一方麵固然是弱國外交的無奈選擇，另一方麵也正是他所擅長的權術實踐，可惜外交畢竟不是內政，在洋人之間玩合縱連橫成效並不好，往往是前門驅虎、後門進狼。
至於在外交第一線的使節們，中日外交戰其實也是他們個人之間的綜合素質之戰。
甲午戰爭中，時任駐英公使龔照瑗是李鴻章的姻親，在1893年出任外交官前，擔任四川布政司，毫無外交經驗，不通英法語言。出使後，因其兼駐法、比等國公使，主要逗留法國，英國事務依賴使館的英籍雇員馬格裏探報來判斷形勢。
客觀地說，龔照瑗在英國任上是盡職的，無論采購軍火還是探聽情報，都還略有建樹，但受製於天資及滿清體製，他隻能算是個平才。他在西方最為出名的，就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倫敦綁架孫中山，結果又沒把人看住，被孫向外通風報信，引起巨大外交風波，旋後被英國要求將其召回，落得灰頭土臉。民國建立後，龔照瑗長期被作為“反動”典型，實則是替滿清背了黑鍋。
龔照瑗的對手、日本駐英公使青木周藏，卻是堪與李鴻章媲美的政治家。與龔照瑗作為“土鱉”不同，青木是典型的“海龜”。這位武士後裔，在24歲那年留學德國學習法律。專業之外，他還涉獵醫藥、政治、軍事、經濟乃至啤酒、紙幣、地毯等的製作，學一行精一行。他甚至還娶了一位德國妻子，這在當時的中國則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駐德國（兼荷蘭、奧地利）使館一秘，隨後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參與主導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訪問日本的俄國皇太子（後來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傷，青木引咎辭職，轉任駐英國公使，正好專心與英談判新的平等條約，成功地解決了日本在東亞動武的後顧之憂。在日英條約締結的次日，日本內閣才確定了對朝鮮和中國動武的決心，英國外交大臣當時就認為，日英條約的簽訂，對日本的意義比戰勝了清國大軍還要重大。
甲午戰爭期間，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駐德公使）長袖善舞，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號事件而被激發的英國民眾反日情緒，破壞了中國在歐洲的軍火采購計劃，同時成功地為日本爭取到了軍火供應。青木英語、德語十分流利，對國際法有著深刻了解並能靈活運用，對駐在國媒體輿論高度重視，自己也能提筆直接為當地媒體寫作，這些都是作為“循吏”的龔照瑗難以匹敵的。
更重要的是，青木與日本外務省、軍方以及戰時大本營都有暢通的信息溝通，不需要揣摩上意、報喜不報憂，這令他與最高決策層之間建立了良好的互動，國家意識能迅速地轉化為外交行動，這不僅是龔照瑗、甚至連李鴻章都是難以乞及的。
日本外交的“町人根性”
如果說阻撓中國近代外交發育的“鬼使”意識，源自於“天朝上國”的自大，則推動日本外交成為“神差”的，是日本民族強烈的危機心理及其引發的自卑心理。狹小的島國，帶給日本人濃厚的危機意識，也培養了他們強烈集團意識。在這種集團意識中，他們需要一個掌握決定權的“禦上”（Okami），這體現在外交方麵，就是要“傍大款”，先依附強國大國，韜光養晦減少阻力，以盡快壯大自己。
甲午戰爭前的日本，生活在強烈的民族危機下，取消與西方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成了國家首要目標，但他們沒有選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義和團式”的抗爭方式，而是以足夠柔韌的身段，與西方依法辦事、據理力爭，反過臉來向東方（朝鮮和中國）橫刀相向、巧取豪奪。日本啟蒙思想家吉田鬆陰就十分坦率地說：“我與俄、美之講和一定，我方斷不可毀約以失信於夷狄；必須嚴章程，厚信義，以此間善養國力，征服易取之朝鮮和中國東北之土地以為補償。”
奉行實力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町人（幕府時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實用性，這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在“町人根性”影響下，日本人不承認唯一正確的價值體係,也不認為有絕對正義。同樣對於萬國公法（國際法），日本人就比中國人有更為清醒的認識，時任日本參謀本部陸軍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寫成的《清國征討方略》中，深刻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義交往。最緊要者，莫過於研究斷然進取方略，謀求國運隆盛。”“兵力不整之時，萬國公法亦決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 ，真是一語中的。
這樣的實用主義，在甲午戰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高升號事件的始作俑者、日本軍艦浪速號艦長東鄉平八郎，在敢於打沉英國商船的同時，卻冷靜地下令打撈那些落水的英國船員，船長、大副等關鍵人物因此獲救，並在此後的國際法爭論中對日本幫助極大。青木周藏在事件發生後，立即對英國政府低三下四地詛咒發誓，表態會追究肇事海軍軍官的責任，向英國賠禮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穩腳跟後，他又跑到英國外交部，義正詞嚴地抗議英國商船不嚴守中立，將自己的角色迅速從加害者調整為受害者。又如在平壤戰役結束後，日本將數百名清軍戰俘押解到日本，極盡優待，給國際上樹立了良好的形象，而這樣的“文明舉動”此後便不再有，原因在於隨著戰線拉長，日軍供給困難，內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虜悉數屠戮，隻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日本的外交與軍事，表麵上看似乎總是不協調，似乎“極右”的軍方總在逾越界限，裹脅著有點“左”的外交進入軍方的軌道。但實際上，在日本這輛武裝到牙齒的戰車上，外交和軍事互為“油門”和“刹車”，並非相互牽製，而是相互配合。穿西裝的依然是武士，著軍服的也照樣有著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國際視野。在疲於應對這樣的敵人之後，晚清官方文獻中大量出現“倭人不可信”的感慨，實在是不足為奇的。
英國有句外交名言：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隻有永恒的利益。李鴻章總結道：“國際上沒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當的資格，我要聯絡他，他也要聯絡我，然後夠得上交字，若自己一無地位，專欲仰仗他人幫忙，即有七口八舌，亦複無濟於事”。
梁啟超則認為：“夫手段狡獪，非外交家之惡德。各國並立；生存競爭，惟利是視。故西哲常言個人有道德，而國家無道德……內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
“內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這或許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分野的深層根源所在？
中國“外交部長”奕劻（總理王大臣、慶親王）親自主持了與英國公使的會談。
這對與會雙方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會議。中國在自己的藩屬朝鮮海麵上遭到了突然襲擊，而飄揚著大英帝國國旗、由英國公民駕駛的英國商船，也第一次在東亞遭受到如此悍然的攻擊。
會後，雙方卻出現了兩份不同的會議記錄，焦點集中在：英國下一步對日動武的可能性，以及雙方對中國軍事前景的預測。
根據總理衙門的記錄，奕劻問道：“日本如此無理，西國素講公法，當作何辦法？”歐格訥答說：“此時我不能出斷語，當聽政府之命。既日本將英船擊沉，或竟調水師前往，亦未可知。”這話雖然委婉，卻依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信號。鼓動英國對日報複，正是中國在高升號事件發生後的第一目標。作為老資格的職業外交官，歐格訥在這一問題上的任何預測，都將對中國的士氣民心乃至中日戰爭前景產生巨大的影響。
但在歐格訥當天向倫敦發送的報告中，並非如此：“親王詢問了對於炮擊英國船隻一事，女王陛下的政府將采取什麽措施。我說毫無疑問那是一種非常嚴重的事件，但我掌握的情報很少，不能冒昧發表意見…… 此事在很多方麵都很複雜…..必須由女王陛下的政府遵照前例和國際法作出決定。”歐格訥在報告中強調說：“我個人認為，日本的行為是完全非法、無理的，因為高升號毫無防衛能力，又載有一千一百人，日本將其擊沉，無論怎麽說都是一種蠻橫、殘暴和無恥的行徑。然而，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關於女王陛下的政府在這一事件中可能要做出的決定，我不能冒昧提出初步意見，有必要等待更確切的詳細情報。”
另一個在總理衙門的記錄中被忽視的細節，卻在歐格訥的報告中被重視：“我告訴親王……如果他允許我以個人名義坦率直言，我要問一下，一旦真的爆發戰爭，假使中國決定迅速出擊，他認為是否有對敵手施行沉重打擊的力量。親王猶豫了數分鍾，在環視同僚一周之後，咕噥了一聲，對他們目前是否能同日本進行成功競爭，表示懷疑。雖然那是一個令人痛苦的場麵，但我還是繼續說道：這恰是要害所在……”
從中英兩國談話者的記錄重點，我們能很清晰地看到：在總理衙門呈報給軍機處乃至皇帝的報告中，沒有提及雙方對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均缺乏信心。作為頭號強國的英國，其駐華公使對中國軍事獲勝缺乏信心，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情報，但總理衙門顯然沒有匯報這一點。
同時，總理衙門居然在報告中，無中生有地加上了歐格訥並未言及的英國或許會對日本興兵問罪的說法。作為資深外交官，歐格訥與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那些臨時充任外交官的商人不同，他有自己的職業素養，絕對不可能擅自做出如此關係重大的表態，他也完全能看出中國試圖將英國拉下水的意圖，從而在言語措辭方麵會加倍警惕。總理衙門的報告，在英國可能對日興兵方麵進行了 “創作”, 很可能是為了迎合皇帝為首的主戰派，希望借助英國的虎威為自己壯膽。
這樣關鍵的會議紀要上的“各自表述”，僅僅是中國外交部門在這場改變東亞乃至世界格局的戰爭中的拙劣表演之一。作為中日第一次戰略大對決，中國外交部門在整個甲午戰爭期間的表現，大到外交戰略、小到外交技巧，均無法與日本同行相比。事實上，史料顯示，從李鴻章到軍機處，中國決策層在被高升號事件震撼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欣慰地”相信並坐等英國對日施壓，甚至興兵問罪，為此，已經起草好的對日宣戰詔書又被延宕發布。
同樣被高升號事件所震驚的日本外交機構，在對軍方的鹵莽行動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和憤怒後，卻立即卓有成效地主導了國家危機公關，將軍事侵略行動包裝成“十字軍東征”般的聖戰。
甲午戰爭，中國不僅輸在軍事上，也輸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戰，實際上是“鬼使”與“神差”之間的一場不對等決鬥。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大清國主流社會，外交官是被士林所不恥的“鬼使”。
1876 年，甲午戰爭前十八年，郭嵩燾受命出使英倫，成為中華帝國以平等身份派駐海外的第一個使節。在他的家鄉湖南，“憤青”們認為他無異於漢奸，有一幅痛罵他的對聯也從此成為千古絕唱之一，其聯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鄉親們痛恨他出洋“事鬼”將辱沒鄉梓，要開除他的湖南省籍，甚至揚言要砸了他的房子。親朋好友也多認為他“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使，真為可惜”，“以生平之學行，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基於“民憤”的“打砸搶”事件雖然沒有發生，但郭嵩燾從此成為 “湘奸”，並在他的有生之年聲名狼藉。
在曆史上，“天朝上國”遣使藩屬和四夷，不是宣揚皇恩（最壯觀的是鄭和下西洋）、便是羈縻遠蕃（比如漢唐的和親政策），除非要在邊疆推行所謂的“改土歸流”（實際上將自治半自治的邊民政權納入中央行政體係），從來沒有對外派駐常任使節的規矩，也不接受夷狄們派駐使節，外夷來華朝貢均不許久留。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列強要求向北京派駐外交官，居然比割地賠款還引起更大的輿論反彈，擔心洋人們“不守臣節”，但在列強的槍炮麵前，大清國隻好放棄原則，“洋鬼子們”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腳下駐了下來。
西方使節進來了，中國卻堅持不外派使節。郭嵩燾放洋，也是無奈之舉。此前中英之間發生“馬嘉理案”（又稱“雲南事件”或“滇案”），英國駐華使館翻譯馬嘉理（Margary），擅自帶領一支英軍由緬甸闖入雲南，開槍打死中國居民，當地人憤起反抗將其打死。英國借此事件，強迫清政府簽訂了《煙台條約》。根據該條約，中國應派欽差大臣到英國“道歉”，並任駐英公使。
選派使臣出洋，不僅要懂洋務，而且要願意出洋。這在當時是相當困難的，備選的人並不多。郭嵩燾同意出使，其實也是這位開明的洋務派官員的公忠體國，他自陳“以為時艱方劇,無忍坐視之禮”。即便這樣，朝廷還要“摻沙子”，加派了一個極端保守者劉鴻錫作為他的副使，以收鉗製之功。我們看看這位副使此後對郭嵩燾的指控，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水準：他指控郭參觀炮台時居然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郭在柏金宮殿聽音樂時，屢取閱音樂單，仿效洋人所為；郭在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 ，舉手投足都是罪狀，極盡磨勘刁難。
中國外交官不僅被士林視為“鬼使”，在官僚體係的設計上，也被作為“等外品”處理。根據清廷的相關規製，外交官並非實職，而隻是“出使某國欽差大臣”，臨時差使而已。清承明製，“實職”與“差使”有天壤差別，“實職”乃是經過吏部銓敘的經常性官職，被納入升遷考核的完整體製，而“差使”則是臨時性的差遣，等於是現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職。最典型的“差使”有所謂的“巡按”（清初廢止）以及派赴各地的考官、學政，學政的差使時間很長，三年一任，任滿官複原職。
外交官隻是作為“差使”，而且在製度設計的時候，沒有明確“銷差”回國後的“政治待遇”，這一放洋就是多年，與官場的聯絡自然要稀疏乃至中斷，對官員的升遷有相當不利的影響，出任“鬼使”無疑是自斷前程。
使節之外，隨員更為難得。當時的洋務人才本就不可多得，製度設計上又沒有“給出路”，郭嵩燾以降的各駐外使節，其遴選隨員均十分困難，朝廷便隻好將駐外使館的人事權悉數下放以為彌補，但這又造成各使節自行其政，外交官職銜混亂，發展到後來各使館冗員充斥，外交經費浪費浩大。
這樣的局麵，一直維持到八國聯軍侵華後，在列強逼迫下，總理衙門改組為外務部後，外交官才被納入實職序列，責、權、利才統一起來，並對各使館員數、品秩、等級、月薪及出使各大臣應支經費製訂詳細章程，職業化外交官隊伍的建立才算真正開始，中國外交方告別“鬼使”時代。
“鬼使”時代的中國外交體係，被看作類似前朝“理藩院”的“統戰機構”，地位低下，難有作為，在國家大事上並沒有什麽發言權，在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濫，對於外交事務多奉行鴕鳥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強維持“洋務”，自然難以為國家戰略決策提供重要意見。晚清相當多的涉外事件，尤其是義和團動亂等大事件，雖然本質上是中外、民教之間的利益衝突，但中國外交官的顢頇、因循怕事，未能防患於未然，也是造成衝突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霞關外交，料亭政治”
與中國的“鬼使”不同，外交官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成為“神差”。
日本政界有句俗語：“料亭政治，霞關外交”，意思是說政治多在料亭飯桌上商討，而外交則在霞關決定。霞關位於東京千代田區南部，在江戶時代前是大名屋敷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務省使用，成為“日本外交”的代名詞。
“霞關外交”有一個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務之首，實施政府的整體外交。
與中國心不甘、情不願地設立外交機構，卻又將它作為政府的“盲腸”部門不同，日本在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就將外務省確定為六部之首。1869年明治政府頒布法令，成立外務省，由明治天皇的親信、王政複古政變的首腦岩倉具視（Iwakura Tomomi,1825-1883)親自掌管。岩倉隨後就組織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員一同訪問歐美，探求改革之道，希望與西方修改不平等條約，這就是日本曆史上著名的“岩倉使團”。 岩倉使團出國訪問曆時長達二十二個月，等於現政府高官集體出國留學，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見的。
日本賦予外交以國務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為明治時期的首要國家目標，就是廢除與西方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因此，歐美外交實質上也是頭等內政，外務省則是銜接內政和外交的樞紐。
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外務省比日本其它政府部門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貴族子弟紛紛負芨歐洲，留學歸來後多進入外務省工作，比如後來在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的小村壽太郎（Komura Jutaro）、青木周蔵（Aoki Shuzo）、珍田舍己（Chinda Sutemi）等人。貴族子弟因與朝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通過他們，日本的外交優先理念更深地滲透到各個方麵，重視國際關係成為整個執政階層的自覺意識。
到1890 年代，日本與西方修約的工作進入高潮，外務省更是吸收了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的大量畢生生。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教授鳩山和夫（Kazuo Hatoyama）應外相井上馨（Inoue Kaoru）邀請，出任外務省調查局局長。他親自推薦給外務省的三名學生，後來都成為國際知名的外交家。其中，因提出亡國“二十一條”而為中國人熟悉的加藤高明（Kato Takaaki，1860年－1926年），於1894年出任駐英公使，其後多次出任外相，並在1924年出任日本首相；林權助（Hayashi Gonsuke，1860-1939），後出任駐朝鮮、大清和英國公使，在擔任駐中國公使時，曾深深地卷入戊戌政變，協助康梁等人出逃；內田康哉（Uchida Yasuya，1865年- 1936年），先後出任駐中國、奧匈帝國及美國大使，多次出任日本外相，兩次代理過日本首相職務，還曾被美國《時代》周刊作為封麵人物。
從日本這些年輕學子後來在外交體係、乃至整個官僚體係內的飛黃騰達，反觀中國近現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崗位上獲得重用，惶論出任總理等“國家領導人”職務。甲午戰爭之後，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出任駐英公使，還是托了伊藤博文的福。羅豐祿、伍廷芳等隨李鴻章赴日談判馬關條約，伊藤博文和李談起，此二人是他昔日留學英國時的同學，均為一時俊彥。如今伊藤已貴為內閣總理，而伍、羅兩人還屈居幕僚。李鴻章聞之，頗有感觸，不久後便分別保舉他們出使英國和美國。
日本“神差”與中國“鬼使”的區別，並不僅僅在於造成部分當事者的個人仕途高下，而更造成兩國在整體戰略方麵的根本性分野：一個是外向的、積極的“欲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為此貴為天皇都可以節食籌款；另一個則隻是想為滿清部族保住祖宗留下來的這點基業，既要攘外，更要安內，不僅要挪用海防經費修園林，到了宣統朝，居然借著改革的名義建立了一個純滿人的內閣，自棄於億兆漢民。
大量法律界人士的加入，極大地提升了日本外交界的國際法水準，日本從此不僅開始專家辦外交、也開始以“法”（國際法）辦外交，這令日本外交成為其軍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廢除與西方的不平等條約及侵略朝鮮中國、爭霸東亞大陸等方麵，鋒芒畢露。
高升號事件爆發後，日本外交係統緊急動員，危機公關相當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這些“法學外交官”們在事件調查和處理過程中，緊緊抓住並利用了國際法的灰色地帶，最終令自己一舉扭轉被動的局麵，而不似中國那樣單純地訴諸“正義”等抽象口號。
“霞關外交”的特點，除了國家實行大外交、重視國際法之外，還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慣用模糊詞語，如果不能蒙混過關，則將責任推給中下層的執行者，高層故作無辜，以此贏得回旋餘地；日本外交也十分注重在強者麵前的低姿態，一旦軍方行動引起強者不滿，會毫不吝嗇向強者道歉，以避開強者盛怒的鋒芒，這一特點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強大的宣傳機構，他們大量聘用外國顧問，保持與西方輿論的密切聯係（詳見本刊上期《滿清豈可稱中華》）。
“霞關外交”實質上就是著眼於列強的外交，在盡量減少與列強對抗的前提下，幫助日本政府獲得最大利益。也正因為如此，“霞關外交”成了英美外交，對中國方麵重視不夠。雖然日本外務省擁有不少中國問題專家，但他們並不占據關鍵地位，不能影響決策。美國日裔學者入江昭（Akira Iriye）認為，“霞關外交” 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沒有認識到維護中國主權對日本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國際框架中的應有的定位，這導致了日本今後的失敗和災難。
“鬼使”“神差”大對決
先天的差別，令中國“鬼使”在應對日本“神差”時，處處捉襟見肘。
與留洋多年的日本對手伊藤博文（當時日本首相）和陸奧宗光（當時日本外相）相比，在外交方麵“自學”成才的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之前從來就沒有邁出過國門一步。他的外交思路和技巧，與其說是學自洋務實踐，莫如說是講求權詐的中國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領域的運用。作為李鴻章外交思想根基的“以夷製夷”，一方麵固然是弱國外交的無奈選擇，另一方麵也正是他所擅長的權術實踐，可惜外交畢竟不是內政，在洋人之間玩合縱連橫成效並不好，往往是前門驅虎、後門進狼。
至於在外交第一線的使節們，中日外交戰其實也是他們個人之間的綜合素質之戰。
甲午戰爭中，時任駐英公使龔照瑗是李鴻章的姻親，在1893年出任外交官前，擔任四川布政司，毫無外交經驗，不通英法語言。出使後，因其兼駐法、比等國公使，主要逗留法國，英國事務依賴使館的英籍雇員馬格裏探報來判斷形勢。
客觀地說，龔照瑗在英國任上是盡職的，無論采購軍火還是探聽情報，都還略有建樹，但受製於天資及滿清體製，他隻能算是個平才。他在西方最為出名的，就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倫敦綁架孫中山，結果又沒把人看住，被孫向外通風報信，引起巨大外交風波，旋後被英國要求將其召回，落得灰頭土臉。民國建立後，龔照瑗長期被作為“反動”典型，實則是替滿清背了黑鍋。
龔照瑗的對手、日本駐英公使青木周藏，卻是堪與李鴻章媲美的政治家。與龔照瑗作為“土鱉”不同，青木是典型的“海龜”。這位武士後裔，在24歲那年留學德國學習法律。專業之外，他還涉獵醫藥、政治、軍事、經濟乃至啤酒、紙幣、地毯等的製作，學一行精一行。他甚至還娶了一位德國妻子，這在當時的中國則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駐德國（兼荷蘭、奧地利）使館一秘，隨後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參與主導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訪問日本的俄國皇太子（後來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傷，青木引咎辭職，轉任駐英國公使，正好專心與英談判新的平等條約，成功地解決了日本在東亞動武的後顧之憂。在日英條約締結的次日，日本內閣才確定了對朝鮮和中國動武的決心，英國外交大臣當時就認為，日英條約的簽訂，對日本的意義比戰勝了清國大軍還要重大。
甲午戰爭期間，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駐德公使）長袖善舞，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號事件而被激發的英國民眾反日情緒，破壞了中國在歐洲的軍火采購計劃，同時成功地為日本爭取到了軍火供應。青木英語、德語十分流利，對國際法有著深刻了解並能靈活運用，對駐在國媒體輿論高度重視，自己也能提筆直接為當地媒體寫作，這些都是作為“循吏”的龔照瑗難以匹敵的。
更重要的是，青木與日本外務省、軍方以及戰時大本營都有暢通的信息溝通，不需要揣摩上意、報喜不報憂，這令他與最高決策層之間建立了良好的互動，國家意識能迅速地轉化為外交行動，這不僅是龔照瑗、甚至連李鴻章都是難以乞及的。
日本外交的“町人根性”
如果說阻撓中國近代外交發育的“鬼使”意識，源自於“天朝上國”的自大，則推動日本外交成為“神差”的，是日本民族強烈的危機心理及其引發的自卑心理。狹小的島國，帶給日本人濃厚的危機意識，也培養了他們強烈集團意識。在這種集團意識中，他們需要一個掌握決定權的“禦上”（Okami），這體現在外交方麵，就是要“傍大款”，先依附強國大國，韜光養晦減少阻力，以盡快壯大自己。
甲午戰爭前的日本，生活在強烈的民族危機下，取消與西方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成了國家首要目標，但他們沒有選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義和團式”的抗爭方式，而是以足夠柔韌的身段，與西方依法辦事、據理力爭，反過臉來向東方（朝鮮和中國）橫刀相向、巧取豪奪。日本啟蒙思想家吉田鬆陰就十分坦率地說：“我與俄、美之講和一定，我方斷不可毀約以失信於夷狄；必須嚴章程，厚信義，以此間善養國力，征服易取之朝鮮和中國東北之土地以為補償。”
奉行實力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町人（幕府時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實用性，這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在“町人根性”影響下，日本人不承認唯一正確的價值體係,也不認為有絕對正義。同樣對於萬國公法（國際法），日本人就比中國人有更為清醒的認識，時任日本參謀本部陸軍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寫成的《清國征討方略》中，深刻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義交往。最緊要者，莫過於研究斷然進取方略，謀求國運隆盛。”“兵力不整之時，萬國公法亦決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 ，真是一語中的。
這樣的實用主義，在甲午戰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高升號事件的始作俑者、日本軍艦浪速號艦長東鄉平八郎，在敢於打沉英國商船的同時，卻冷靜地下令打撈那些落水的英國船員，船長、大副等關鍵人物因此獲救，並在此後的國際法爭論中對日本幫助極大。青木周藏在事件發生後，立即對英國政府低三下四地詛咒發誓，表態會追究肇事海軍軍官的責任，向英國賠禮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穩腳跟後，他又跑到英國外交部，義正詞嚴地抗議英國商船不嚴守中立，將自己的角色迅速從加害者調整為受害者。又如在平壤戰役結束後，日本將數百名清軍戰俘押解到日本，極盡優待，給國際上樹立了良好的形象，而這樣的“文明舉動”此後便不再有，原因在於隨著戰線拉長，日軍供給困難，內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虜悉數屠戮，隻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日本的外交與軍事，表麵上看似乎總是不協調，似乎“極右”的軍方總在逾越界限，裹脅著有點“左”的外交進入軍方的軌道。但實際上，在日本這輛武裝到牙齒的戰車上，外交和軍事互為“油門”和“刹車”，並非相互牽製，而是相互配合。穿西裝的依然是武士，著軍服的也照樣有著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國際視野。在疲於應對這樣的敵人之後，晚清官方文獻中大量出現“倭人不可信”的感慨，實在是不足為奇的。
英國有句外交名言：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隻有永恒的利益。李鴻章總結道：“國際上沒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當的資格，我要聯絡他，他也要聯絡我，然後夠得上交字，若自己一無地位，專欲仰仗他人幫忙，即有七口八舌，亦複無濟於事”。
梁啟超則認為：“夫手段狡獪，非外交家之惡德。各國並立；生存競爭，惟利是視。故西哲常言個人有道德，而國家無道德……內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
“內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這或許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分野的深層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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